1. 引言
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之于中国文化、价值观以及道德观念等起着颇为深远的影响。《鹿鼎记》是中国武侠泰斗金庸先生自1969年开始创作的一部长篇武侠小说。时值明末清初，扬州丽春院妓女之子韦小宝以汉人身份游走混迹于满人居多的朝堂、欲反清复明的汉人江湖势力之间，虽出身卑微却机变狡猾，最终立下不世之功，与家人一道隐居在外，从此不问江湖朝堂之事。《鹿鼎记》是金庸先生笔下武侠小说代表之一，融历史、风俗等中国文化知识于一炉，研究价值可见一斑。由英国汉学家闵福德翻译的《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自问世便收获了广大英语受众的好评，深受中西方读者喜爱，金庸先生本人对此也颇为满意。闵版英译本之所以能获得不错的反响，究其原因在于译者采取了合适的翻译策略，并辅之以各自适合原文的翻译技巧，使得这一既有着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武侠小说不因翻译而“失真”，亦可尽量打破文化壁障，满足英语读者的阅读需求。本文欲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依托，使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探寻译者在“求真”与“务实”这两个翻译中的关注点的侧重程度，并从“译内”与“译外”两个视角出发进行具体探究：从“翻译内”视角出发探寻译者采取的具体翻译策略与技巧，从“翻译外”视角出发考察译者行为背后的社会制因。
2. 《鹿鼎记》文本特色及其早期英译研究
韦小宝出身卑微，其独特的生长环境决定了他本人的言语特点——一个生在妓院长在妓院的妓女之子，言辞之间满是扬州城的市井之气，乃至不乏地痞流氓派头。其次，依照金庸先生一如既往的写作风格，《鹿鼎记》一书文辞文白参半，不时出现几句诗词、有典籍出处的文言文、扬州土话俗语，字里行间透露着浓厚的地方、中国文化色彩，融历史朝代、地理风情、诗歌雅言、土话俗语等于一体。正是由于该书文体风格独特，文化负载词含量极高而加重了译者工作难度，故此早期对《鹿鼎记》的英译研究重点放在了翻译活动中最经典的争论问题上：对原文的翻译处理，到底选择归化还是异化之法？中国知网数据库可查关于《鹿鼎记》英译研究的相关文章最早可追溯到2006年：对《鹿鼎记》英译本的样本研究表明：“归化”翻译还将是一种主要趋势和整体策略 [1] 。英国汉学家闵福德于1997~2002年完成《鹿鼎记》的三卷本翻译工作，本身具有深厚汉学功底的他对于在《鹿鼎记》英译本中传承中国文化要素、传播汉语语言、背后文化之美有着巨大的优势——“闵福德继承了先师霍克斯注重译作中文底本文学性和学术性有机结合的传统，每部译作都力图准确传播中华文化 [2] 。”早期对于《鹿鼎记》的英译研究主要集中于翻译策略与方法的探讨，以及汉语文化专有词项的翻译 [3] 。
3.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和“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
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出现之前，以往的翻译研究多将重点放在“如何提高译文与原文相似度，使得目的语受众读起来亦有如源语读者那般无二的阅读感受与体会”上，将翻译活动的发起者译者排除开外，而欲对原文与译文这两者本身为“客观实体”的存在进行“对等对接”。把翻译作为社会活动来看待，就要复杂得多，所谓“忠实”曾“一统天下”但难以“包打天下”等等的说法就源于此 [4] 。周领顺教授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译者及翻译学、语言学研究学者提供了新思路：该理论进一步提高了对译者的重视程度，根本研究方针由过去的“以文为本”进化为现在的“以人为本”，并根据译者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延伸得出译者的“语言性”与“社会性”，进而将译者行为区分为“翻译内”和“翻译外”两种形式，补齐了原本将译者这一行为发出主体忽视而造成的研究短板。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将研究的矛头由单一指向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转换、研究语言文字间以及其背后所属的文化差异，转而再起一路，将译者因自身“社会属性”而所导致的社会性非翻译行为也纳入研究之中。该理论将“翻译行为”划分为“翻译内”行为与“翻译外”行为——前者与译者的“语言性”有关，研究的是两种语言内部的解码与转码活动，本质在于意义在线；而后者与其“社会性”紧密相连，主要关涉的是社会活动之于翻译行为发起者的影响，进而研究其之于翻译活动的影响。根据译者行为批评的原理，翻译之道是“求真”和“务实”间的平衡 [5] ，故此便衍生出“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在该连续统评价模式中，“求真”与“务实”分居左右两侧，以译者具体操作情况、翻译活动进行情况、译文在语言层面的满足度与在交际层面与读者的契合度为演变依据。该连续统中心为“翻译零状态”，即既不存在语言目的、服务于语码转换的“求真”，亦无社会交际目的、服务于读者等社会受众的“务实”；左侧为“求真”之要求，而右侧为“务实”之要求。若两侧处均衡状态则译文达到理想状态——即既完成了语言层面的意义对等传输，又实现了发起者与接收者间的达到最佳交际效果的目的；若求真侧之于连续统一端距离大于务实侧之于连续统一端距离，则译文过分关注两种语言间的转换与意义再现，忽视其本身作为交际目的的产物所被赋予的交际目的，失去或削弱交际性继而无法完成交际目的；若务实侧之于连续统一端距离大于求真侧之于连续统一端距离，则凡是含有译者入世目的的译文(即译文产出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交流、面向社会，而非译者自娱自乐产物)将一味“讨好”另一交际方，进而导致翻译活动产品一味强调交际价值，致使译文可能出现语言意义及文化层面的信息丢失。译者在面对原文和读者、社会时，其行为总是在求真和务实间平衡 [5] 。翻译是平衡之学，维持平衡，便是维持了翻译生态 [9] 。
4. 《鹿鼎记》中译者的“翻译内”行为
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小说工笔考究，又因小说所属时代背景、情景设置不同而有各不相同的语言特色。《鹿鼎记》一书写作背景落在了明末清初时期，小说言辞基本以白话为主，不时穿插一些成语、诗句以及半文言式表达等，其间语言多含中国文化所独有之知识，对译者本身的文化素养要求颇高。闵福德在对上述提及的文化内涵词进行翻译处理时，充分考虑到了国外英语受众对此的理解能力，在翻译策略上极尽可能往异化上靠拢，以求提高译文在外国读者中的接受度。
小说类文本其间语言情感丰厚，且因出现众多人物角色而有其人语言风格各异：如主角韦小宝出身低微且长于丽春院，文化水平低下故而平素口中所言难登大雅之堂，颇有当时扬州平民乃至小流氓的言语特色。闵福德在对《鹿鼎记》这部颇具中国文化底蕴的武侠小说进行英译时，一方面注重将原语囊括的中国文化知识以目的语形式传递，以求达到“达意”与再现原文意义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借助诸多方法技巧，试图尽量保留汉语原文的写作风格。
4.1. 成语
考虑到英语受众本身的汉语理解能力，闵福德在对原文包含的成语、文言文英译时，极大程度向“逐字对应”靠拢，不对原语进行“改写”、“解释”，不改变原文句子结构。基本保留原文结构以求目的语读者能理解。此外，闵福德对书中涉及成语、文言文基本采取“异化”策略处理，并未强求此类文本的译本一定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一定读来满足英语受众群体的口味，保证了汉语原文原本的风味。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鼎镬，我为麋鹿。 [6] ”
译文：They are the cleaver and we are the meat. They are the cauldron and we are the deer [7] .
本成语前半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与后半句“人为鼎镬，我为麋鹿”实质上意思一致，核心思想都是“比喻生杀大权掌握在别人手里，自己处在被宰割的地位”。闵福德并未将句意相同的两部分合译，而是分别译出以保留原句结构，但不符合英语中尽量避免重复部分的表达习惯，说明译者对该句的翻译处理偏向于“求真”，力求不对汉语原句形式做出改变，保留源语语言特色。此外，“刀俎”、“鱼肉”、“鼎镬”、“麋鹿”这四个汉语词汇有着共同的特点，即组成词语的两个字实质上是两个物品(刀和俎、鱼与肉等)，但在自身特质与实际效用上有着极高契合度。从语言“求真”层面考量，英语要求尽量避免或减少重复或相似度极高的句中成分，故此“刀俎”合译为“cleaver”、“鱼肉”为“meat”、“鼎镬”为“cauldron”、“麋鹿”为“deer”；从社会“务实”层面出发，“俎”、“镬”、“麋”这三个字中包含多义字、不常用字，理解难度偏大，即使全盘译出也很难实现目的语受众与译者之间的成功交际。闵版译文将这八个字两两合译，迎合目的语受众的理解水平，他的行为更偏向连续统评价模式中的“务实”一端。整句译文求真与务实二者兼备，译者的两种意向在译文中呈现为平衡状态，求真中有务实成分，务实中亦有求真存在。
4.2. 诗句
“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曾不照人。 [6] ”
译文：The cool wind sways not me, howe’er it blow; For me the bright moon still shines everywhere [7] .
原文出自吕留良之笔，其中暗含影射清廷之意，“清”“明”是作者埋下的隐喻。“清风虽细难吹我”中“清”指清朝，该句意思是，清人纵然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我也绝不会屈服于他们！“明月何尝不照人”中“明”指明朝，意为“明朝志士及其斗志还时刻伴随着我，激励着我。”基于诗句背景复杂性与浓重历史文化性的考量，闵福德并未在译文中对诗句暗含的隐喻意象作出详细解释，将“清风虽细难吹我”这句诗的成分调整位置，“虽细”调整至句尾作条件状语，其他部分基本依照原文顺序，译作“The cool wind sways not me, howe’er it blow”，即“无论怎样吹，清风都吹不动我”；“明月何曾不照人”原句以反问 + 否定语气表肯定含义，以肯定语气译作“For me the bright moon still shines everywhere”，即“不管在什么地方，明月都在照耀着我”，原句中“清”指代的“清廷”与“明”指代的“明廷”这两个隐喻意象均未于译文中体现，而是直接译作“wind”和“moon”，减少英语读者的理解障碍，迎合其阅读需求，此处体现译者行为更偏向于“务实”一端。
“尝谓生逢洪武初，如瞽忽瞳跛可履。 [6] ”
译文：The blind would see, the lame would walk again, Could we but bring, back Hong Wu’s glorious days [7] .
该诗句略有特殊之处，出现了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活用现象。“瞽”本意指瞎眼，诗句中代指瞎眼的人；“瞳”本指眼睛，活用为动词“(能)看见”。“跛”本意为瘸，诗句中代指瘸腿的人；“履”本指鞋，活用为动词“走路”。诗句整体采取语序调整的翻译技巧。将第二句“如瞽忽瞳跛可履”调整语序至译文句首，译为“The blind would see, the lame would walk again”，第一句和第二句各自的句中内容及成分顺序没有作出更改，基本按照原句格式顺译。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对于出现词类活用现象的四个字：瞽、瞳、跛、履，均在译文中有所展现，这不仅是语言层面的信息传递，更是交际层面的助推满足，足见闵福德于此处体现的译者行为平衡了语言层面的“求真”与社会交际层面的“务实”，将二者均衡在“翻译零状态”的两端，产出的是理想状态下的译文：既满足翻译活动的初衷，即信息传递，又创造了译者与目的语受众间的最佳交际状态。第一句中的“洪武”，译者并未对此添加注释性译文，对其仅音译为“Hong Wu”。“洪武”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考虑到目的语读者对中国历史知识的掌握情况可能有所欠缺，闵福德便未对此进行过多解释，既未添加注释，亦未采取解释性翻译技巧以免读者对此产生误解，可见此处体现出来闵福德的译者行为是偏向“务实”的。
4.3. 俚语
“辣块妈妈 [6] ”
译文：不译/Hot-piece momma/Hot-piece tamardy
“辣块妈妈”是扬州方言，首次出现于书中盐帮成员找寻茅十八而对其出言挑衅，之后基本均出自韦小宝之口：
例1：“辣块妈妈，你们到底是天地会，还是缩头会呐？ [6] ”
译文：“Is it a Triad we’ve got here, or a ‘try-hard’? Looks more like a headless turtle to me? [7] ” (此处“辣块妈妈”不译)
例2：韦小宝骂道：“辣块妈妈，臭小娘皮，你还倔强！睁开眼睛来，瞧着我！ [6] ”(此处译作“Hot-piece momma”)
译文：“Hot-piece momma!” said Trinket exasperatedly, “Being stubborn, are we? Open your eyes and look at me, you smelly little tart! [7] ”
例3：“辣块妈妈不开花，开花养了小娃娃！他奶奶的，皇帝屋里摆了这许多书，整天见的都是书，朝也书(输)，晚也书(输)，还能赌钱么？海老公要的这几本书，我可到哪里找去？ [6] ”(此处译作“Hot-piece tamardy”)
译文：“Hot-piece tamardy! Where on earth am I going to find the Old Turtle’s Sutra in amongst this lot? [8] ”
“辣块妈妈”在文中多以语气助词的形式出现。据其出现的上下语境判断，“辣块妈妈”大抵有骂人与感叹两种语言效用——前者大抵可理解为“他妈的”，有da**/sh**/f***等译法，但考虑到在书中出现的此类骂人脏话往往和别的脏话连在一起出现(见《鹿鼎记》第二回：“辣块妈妈，你们到底是天地会，还是缩头会呐？”)，若再又对此特别做一番翻译难免有重复之嫌；且闵福德作为西方学者，从小在英语文化环境中接受教育，“f***”一词词义粗鄙，在英语文化里令人反感，稍显正式的场合人们都会避免该词语出现。基于这两点考虑，闵福德便隐去了在粗口语境下“辣块妈妈”作骂人效用时的翻译。而对于其作感叹之用时，等同于汉语中的各类等感叹表达(如“天呐”、“哎呀”)，“holy shit”是英语中对应最准确的表达。不管是作骂人粗口还是感叹表达，无论是将其直译为“Hot-piece momma”或是“Hot-piece tamardy”，亦或是不作处理，读者均无法理解这句扬州土话代表什么意思，考虑到这一点现实原因，译者便只从语言层面出发处理原文，至于读者的阅读体验和理解程度便只能暂且搁置一旁了。“辣块妈妈”在英译本中的表达都传递出了一个信号：闵福德对该扬州俚语的英译处理，其译者行为明显是偏向求真一侧的。
5. 闵福德译内行为分析
除去自娱自乐的译者，凡是含有入世目的的译文，且最终进入流通领域，那么其译者除却其生物性质带来的语言人身份外，多了一层社会人的身份。面对原文，译者所采取的任何翻译策略实质都是社会性的 [9] 。在过去，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忽视了译者作为入世的人必然有着社会交集这一社会性质，忽视了译者因其主体性所具备的独立意志、不同身份及行为等因素可能对翻译活动造成的影响。在认识到译者本身便是不可忽略的翻译研究因素后，学者们将译者行为纳入研究范围内。对于译文的质量追求，本质上就是译者对于实现翻译活动中“求真”与“务实”的理想平衡状态的追求。“求真”是从语言层面出发的，要求译者尽可能将原文蕴含信息、格式、体裁等通通顺承到译文中；“务实”从社会交际层面出发，重视译文与其受众产生的交际效果。
为完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使其更好对翻译活动提供方向性指导，周领顺教授提出了三个有关“度”的参数：文本求真度、效果务实度和译者行为合理度，三者相互制约。译者行为合理度是建立在前两者的基础之上的，文本求真度、效果务实度高，自然体现出译者行为合理度高 [10] 。从上述译例看，闵福德版本的《鹿鼎记》既有他自身的意志掺和其中，也有对于尽可能提高英语受众对译本接受度的考虑，而对蕴含中国历史朝代年号的“洪武”只进行音译而不对其详解；以及从语言层面出发，充分考虑到英语使用中应尽量避免重复成分出现这一现实要求，对怀有重复之嫌的“刀俎”、“鼎镬”等词进行合译以满足“求真”的要求。整体而言，闵福德的译者行为在“求真–务实”译者连续统上有时偏向求真一侧，有时偏向务实一侧，由此可证明，在《鹿鼎记》一书的翻译活动中，闵福德既是考虑到了翻译内语言因素的语言人，同时还是考虑到了翻译外各种交际因素的社会人。
6. 《鹿鼎记》中译者的“翻译外”行为致因
译者的译外行为由许多因素导致，如读者因素、译者自身因素、社会因素等，对该行为的研究主要落在译者的务实程度，译者需保证译文满足其“入世”初衷，尽可能多地满足社会交际中的“甲方”。
6.1. 读者因素
读者因素即最大程度满足读者阅读需求而对译文进行实操以使其靠近“务实”，该因素堪称译者翻译外因素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成分。怀有“入世”目的的译者所进行的一切翻译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与读者的互动、成功交际，读者作为最直接接触译作一方，其反馈好坏、接受度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者的翻译活动，译者诸多翻译方法的选择、技巧的运用都是为提高读者对译作的接受度所服务的。
例1：沿途得讯，吴三桂起兵后，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巡抚曹申吉、提督李本深等归降，云南巡抚朱国治遭杀、云贵总督甘文煜自杀 [6] 。
译文：En route they had the latest news of the Satrap’s rebellion. The Military Commander of Yunnan Province, Zhang Guogui, and the Governor of Guizhou, Cao Shenji, along with his military counterpart, General Li Benshen, had all of them surrendered to the Satrap’s advancing forces. The Governor of Yunnan had committed suicide, as had the Viceroy of the Twin Provinces of Yunnan and Guizhou, Gan Wenkun [8] .
“提督”、“巡抚”以及“总督”均为中国古代官职名称，具有较强的文化色彩。为实现交际目的，尽可能满足“甲方”的阅读及理解要求，闵福德并未对其进行音译，而是按照英语文化里的表达习惯，将“提督”译为“Military Commander”、“巡抚”译为“Governor”、“提督”译为“Governor’s military counterpart, General”，以及“总督”译为“Viceroy”。译文从务实角度出发作此处理，弱化了译著与英语读者之间的距离。
例2：“平西王说道，鞑子皇帝是个大大的坏蛋，霸占……霸占我们……我们大明江山，求我去……去杀了鞑子皇帝…… [6] ”
译文：“It was the Prince. He said the Emperor was a bad, bad man, he took away our land. I ought to kill him! [8] ”
“霸占大明江山”指清兵入山海关，取代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进而入主中原，成为当时天下共主，可理解为“取代明朝皇帝，进而成为中国实际统治者”。“大明”之“大”乃是仍心系明朝的人士对其尊称，对英语读者来说将其译出只会增加理解负担，故而闵福德将其省略；“江山”也并非字面意思上的“江”(rivers)与“山”(mountains)，“霸占江山”即为“take away the land”。为避免引起英语读者对“大明”与“江山”这两个历史文化词汇的误解，闵福德并未采取意译法，而是从追求务实效果、达成译者与读者高效交际的目的出发，对“霸占…霸占我们…我们大明江山”进行意译，即“夺走了我们的土地”(he took away our land)，提高了英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度。
6.2. 译者自身因素
作为直接参与翻译活动的个体，译者的翻译行为必定受到自身因素如主体意志、文化成长环境等的影响。首先，闵福德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官，故此他自小便于许多国家有过生活经历，语言天赋和语言环境条件充足；其次，闵福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入牛津大学，学习中国文学专业时师从霍克斯教授，为日后进行多部中国名著的英译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华裔汉学家柳存仁，在中国文化上的造诣更上一层楼。正是基于求学期间对中国文化的刻苦钻研与名师指导，闵福德在对众多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时才能保留原著精华。闵福德抱着“让英语读者了解金庸的武侠世界以及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的念头对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鹿鼎记》进行了英译并得到了作者的肯定，金庸先生甚至亲自为其英译本作序。作为一名文学翻译家，闵福德对待原著态度认真严肃，对待翻译活动更是慎始慎终，不敢有一丝马虎：他花了十六年时间与霍克思合译《红楼梦》，十五年英译《聊斋志异》、十二年英译《易经》、七年英译《道德经》、三年英译《孙子兵法》，其严谨态度决定了英译本产出质量之高。闵福德版的《鹿鼎记》英译本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上可以说大体实现了求真与务实侧的动态平衡，既没有因刻意保留原文某些汉语特有表达而使得译文晦涩难懂，降低读者阅读兴趣而提高理解难度，亦未为了一味讨好读者而通篇西化此书，进而使得《鹿鼎记》变成一本看起来像西方作家所著的小说书籍。此外，闵版英译本继承了原著通篇幽默诙谐的表述风格，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
6.3. 社会因素
1994年，闵福德开始着手翻译《鹿鼎记》，并于数年后出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涌现了一大批新兴的新题材文学作品，浓厚友好的文化交流、文学创作氛围为外国学者翻译中国经典小说、站在外语受众的角度进行中国文化传播、中外文学交流创作提供了良好环境。正是基于这种宽松包容的文学创作环境，闵福德展开了对《鹿鼎记》的英译活动——归根结底他的目的是让英语读者了解金庸的武侠世界以及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其翻译策略的选取、翻译技巧的使用势必受到影响，且将在必要时为实现译文的“务实效果”而减弱对原文的“求真” [11] 。
7. 结语
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视域看问题，就要有翻译内外分野的批评意识和角色意识等 [12] 。光从求真角度出发，一味追求语言层面的信息传递等翻译效果，忽视译作产出之初始目的即为“入世”，必将大大削弱译作的接受度，拉远受众与译作、译者之间的距离；一味追求“务实”而将翻译活动最基本的“求真”要求置之脑后，译作最终更像译者的重新创作，于其本职工作、译作性质等皆是大相径庭。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可对译者行为动因、社会化程度详尽描写与解释，该模式左侧为求真，旨在求得语言层面不出现“失真”现象，目的在于信息、风格、内涵的完整传承；右侧为务实，意在实现与译本受众的高效交际。“求真”作为“务实”的基础，是确保翻译之为“翻译”的根本。出自译者笔下脱离了基本真实度的产品已经不能算作译文，更像是满含译者主观目的和指导思想的全新创作。求真与务实是动态指向而非翻译标准，译者需努力平衡二者以求译文无限接近理想状态。
《鹿鼎记》是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在中国武侠小说界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闵福德对该书的英译本极大地向英语世界读者推广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令外国读者对中国武侠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本文借助闵福德版《鹿鼎记》英译本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列举部分译例对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体现的求真与务实两侧的偏重度进而进行比较与分析，探析了闵福德的翻译内行为与翻译外行为的凸显特征，并较为客观地分析了译者行为合理度。闵福德的译者行为基本处求真与务实二者动态平衡之间，译内“求真”与译外“务实”实现了统一，译文合理度较高，符合译者“求真为本，务实为用(上)”的一般性行为规律 [13] [14] ，可供后来者研究闵福德及其译著《鹿鼎记》提供些许借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