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注重礼仪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传统的人际交往是农村地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注重血缘、亲属关系和地理关系,并形成了维持这些自然初级关系的沟通原则。而人情消费应该是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代价,其作用是加深情感和促进沟通。扩大人们的交流范围也扩大了人际关系的范围。人情消费作为一种人们相互交流必需的费用,已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近年来,农业现代化的进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村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农村地区的人情消费也有所增加。农村的人情消费不再仅仅是农民在人际关系中使用的金钱、商品或服务形式的仪式性消费。今天,农民的人情消费远远超出了传统的互惠。在旧的人际关系观念和比较心理学的双重影响下,客人和礼物的数量越来越多,农民在送礼方面也越来越慷慨。为了保存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人情消费已经发展成为社会中的畸形人情债。农民每年花一大笔钱,内心是“痛苦”的,但表面却是“快乐”的。在一些地区,人情消费的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家庭净收入的增长率,人情消费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农民负担过重。通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和农村贷款体系的建设还不完善,农民不得不依靠人力资本支持开展一些大型活动,如全面的葬礼礼仪。人情消费支出可以发挥就业援助的作用,以弥补无法获得就业信息的情况,还可以通过亲戚和朋友之间的借贷行为缓解为非农业企业融资的问题,从而有效促进农村女工的非农业就业。
目前,关于我国女性劳动力的人情支出与非农业就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资本中的信息成本视角。社会资本指的是农民所拥有的由血缘、亲属关系和地理组成的社会网络。在这些社会网络中,女性劳动力可以通过日常沟通和交流获得有关就业的有用信息,而这些信息获取需要一定的成本。通过获取社会资本并付出信息成本,农村女性能够更容易地实现从农业到非农业的就业转变 [1] 。尽管现有研究已经确认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积极影响 [2] ,但是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具有多维度的特征,不同的学者会从各种角度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研究该问题,对人情支出是否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不能达到一个统一衡量标准。因此,本研究从交易成本理论着手,运用交易费用分析法来探究农村居民人情消费的行为,研究人情支出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以及亲友信贷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由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农村女性劳动力面临着较高的就业信息获取成本。这意味着她们很难获取到关于非农就业的相关信息,从而限制了她们的就业机会 [3] 。然而,人情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信息获取不足的问题。通过与亲友之间的互助和借贷行为,农村女性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资源支持,从而促进她们实现非农就业。这种人情支出的作用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具有重要意义,为农村女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帮助她们实现经济独立和社会发展 [4] 。
基于此,本文以交易成本为理论支撑,从直接角度和信贷支持的间接角度两个视角来研究人情支出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
2.1. 人情支出、交易成本与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
2.1.1. 人情支出基本情况
人情消费是指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人与人之间基于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进行礼仪性消费的行为。这种消费形式包括货币、物品和劳务等的交换。人情消费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礼尚往来型、欠情—报恩型和工作目的型。总体而言,人情消费是一种长期相互往来而形成的持续关系。在农村中,人情消费具有以下功能:首先,它强化了熟人关系,维持了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秩序,增强了农民之间的互助意识,并提供了信息交流的机会。其次,人情消费有助于扩大社会网络,农村人情消费为农民结交新的朋友提供了平台。最后,人情消费加强了资源的流动,促进了农村社区内资源的共享和互利。
2.1.2. 交易成本在人情支出与非农就业中的作用机制
农村家庭在人情支出增多的情况下,通常会拥有更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网络可以帮助家庭成员获得亲友的就业帮助,减少交易成本,并增加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通过人情消费行为所建立的人情关系可以帮助人们在很多事务上获得帮助。因此,人情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节省或降低交易费用 [5]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情所起到的作用是无限的。只有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人情才能节省交易费用,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否则,人情关系可能会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以及对外部成员造成不公平的竞争条件,例如孩子的升学和就业以及自己找工作时寻求帮助。这种情况下,人情关系的发展可能会扭曲,滋生寻租和腐败。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设:人情支出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增加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
2.2. 人情支出、亲友信贷支持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农村地区以人际关系为代价维持的熟人关系缓解了对农民的信贷约束 [6] ,因为熟人是通过血缘、亲属关系和地理关系进行的,每个熟人成员都相互理解,因此贷款人更容易调查借款人的贷款动机和风险,然后做出贷款决定,减少了消极选择问题。此外,当通过熟悉的关系向亲戚和朋友借款时,贷款人可以以较低的监管成本监控借款人的事后行为,这可以有效地鼓励借款人还款并减少道德风险问题。
由此可见,个人支出较多的家庭更有可能通过亲友获得非正式私人信贷支持 [7] 。通过熟人向亲友提供信贷支持,可以有效抵消农村官方融资发展不完善造成的财政限制,并显著提高农村妇女在劳动力中的非农就业率 [8]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理论假设如下:人情支出可以通过获得亲友的信贷支持来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
3.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贵州大学2019年组织的对西南喀斯特农村地区进行的调查。该调查数据包括家庭问卷、村庄问卷、成人问卷和儿童问卷等多个方面。这是一项全国范围内、规模庞大、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样本覆盖了8个省份。西南喀斯特农村地区的数据为本研究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首先我们筛选出与本研究相关的数据,然后将它们进行合并;其次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包含3868个个体的数据样本。
3.2. 变量说明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情况。成人问卷的主要部分涉及到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并对就业类型进行了询问。就业类型包括农业工作(农、林、牧、副、渔)以及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等等。关于各个变量的具体说明和统计描述,请参见表1。
根据数据显示,随着家庭人情支出金额的增加,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也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这意味着人情支出对于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此外,数据还显示,家庭人情支出金额越多,借款行为向亲戚朋友倾向性也越高。因此,可以看出,亲友信贷在人情支出与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之间是起着正向作用的。
4. 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人情支出
4.1. 模型构建
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就业的二值选择变量,本文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因为Logistic回归模型的输出结果是一个概率值,可以直接解释概率,相较于其他算法模型(如线性回归,支持向量机等)更易于理解和解释。并且相较于支持向量机,Logistic回归模型的计算效率较高、计算复杂度较低,适用于处理大规模数据集。因此本文构建一个Logistic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模型的设定形式如下所示(式1):
(1)
在该式中,符号i代表个体,符号j代表家庭,符号k代表村庄;Pi表示个体i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
表示个体i所在家庭j的人情支出金额;在控制变量部分,符号Xi表示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Mij表示个体i所在家庭j的家庭层面控制变量,Zik表示个体i所在村庄k的村庄层面控制变量。μc代表县区固定效应,
代表随机扰动项。在构建模型中,我们进一步将个人、家庭与村之间相结合,模型中影响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因素有人情支出,并且亲友信贷在其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好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经济状况以及财政补贴和社保状况这几个变量,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4.2. 计量结果与分析
见表2、表3,根据回归结果显示,人情支出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都呈现显著性。这意味着人情支出对于解释变量的影响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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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of human expenditure on rural women’s employment types
表2. 人情支出对农村女性就业类型的基准回归结果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of human expenditure on rural women’s employment
表3. 人情支出对农村女性就业情况的基准回归结果
4.2.1. 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决定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情支出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意味着农村家庭中人情支出的增加与农村女性从事非农创业的概率增加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人际交往范围扩大,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情消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人情消费的对象范围扩大,人情消费的种类逐渐增多,人情消费的方式多样化且趋向于货币化,此外,人情消费在家庭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也随之增加。
4.2.2. 收入在非农就业选择的作用机制
并且结合表1、表2和表3可以看出,从收入的角度来看,在低收入家庭中,人情支出对农村女性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有显著的增加作用,而在高收入家庭中,人情支出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则不显著。这说明在农村地区,低收入家庭更加依赖人情支出来维系人际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获得非农就业的帮助。而高收入家庭的人情支出往往带有一定的炫耀性消费成分,其目的是通过参与农村社会竞争来为农村女性获取体面的社会地位 [9] 。
5. 结论与启示
5.1. 基本结论
人情支出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积极的作用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还可以促进农村地区妇女的非农就业。在人际关系成本具有积极经济影响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加强对农民的指导,以培养正确的人情支出观念,并合理安排人情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例。实现农村地区友好关系的延续,同时避免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此外,尽管人情支出通过支持亲戚和朋友的信贷方式促进了农村女性劳动力从事非农业务,但我们不能长期依赖熟人的非正式信贷支持来满足农民的非农业就业需求。因此,我们需要寻求其他长期计划和途径来满足农民的非农业就业需求。例如,改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对商业风险和收益进行合理评估的前提下,逐步降低信贷部门的贷款门槛,并将政府政策与银行支持农业的有利政策相结合,促进更多的财政资源返回农村地区,并通过若干渠道满足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人情消费的负面影响可能对我们产生不良后果,我们应该根据客观现实控制其负面影响,逐步改变并限制其范围。这需要政府干预,以确保农民能够制度化和合法地获得资源,消除其负面影响,并在农村社会中创造健康和稳定的秩序。
5.2. 政策启示
人情支出需要被正确的引导,而非消除。目前,中国农村正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作为农村人民之间交流的关键手段,人情支出的转变无疑对促进农村社会的转变,特别是促进农村妇女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认识到农村社会的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它。因此,我们应该正视农村人情支出现象的存在,并充分发挥人情支出的积极作用。保护那些能够促进农村人际关系向着良性方向发展的人情支出,以确保其长期存在。积极地说,人情支出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10] 。今后,农村地区妇女的就业政策应因人因地实施,并应提高其灵活性、适用性和相关性,在就业信息、就业准备和需求以及人际关系成本之间建立合理的平衡,积极引导农村妇女非农就业,增加农村妇女收入,促进农村振兴。消极地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情攀比在农村地区日益增加,这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和压力。农村地区的人情消费不断上涨,已经成为农民越来越难以承受的负担。这种现象对农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痛苦和困扰。在负面人情消费的情况下,例如功利性人情消费,我们应该使用宣传和其他方法来阻止或积极管理它,并通过各种方式和措施来减少其负面影响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