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快速老龄化时期，老年人口的数量增加，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持续上升。我国已出台了不少相关政策，旨在落实好老年的优待政策，维护好老年人合法的权益。除了政策上的支撑，还需要人们自觉形成尊老、爱老、敬老的社会意识。《论语》作为我国的儒家经典著作，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思想历经千年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辉，构建起我国基本的思想道德体系。《论语》中提倡的“孝生”理念与当今倡导的家风养成不谋而合，涉及到“孝与社会治理”的内容对我国当今社会的老龄化具有同等重要的启发和实践意义。
Abstract:
China is entering a period of rapid aging, and the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is increasing,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s also rising. China has introduced a number of relevant policies, aiming to implement preferential policies for the elderly and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In addition to policy support, it is also necessary for people to consciously form a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respecting, loving and respecting the elderly. As a classic work of Confucianism in China, the Analects of Confucianism advocates the idea of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wisdom and faith” that still shines with the brilliance of wisdom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builds China’s basic ideological and moral system.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advocated in the Analects coincides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family style advocated today, and the content involving “filial piety and social governance” has equally important inspira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aging of today’s society in China.
1. 引言
“孝”是我国重要的传统道德，是中华美德重要的组成。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经》中更是将“孝”提升至“德之本”的高位。儒家讲求“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可以认为孝贯穿于这四者之中，使得这四种不同层次的追求呈现出一种由内而外的人生格局，这就为孝文化原本作为一种家庭道德上升为公共道德提供了理论来源。孔子被认为是将“孝”引入国人传统道德系统的第一人，在孔子思想代表性著作《论语》中，“孝”字共出现了17处，其中“论孝”多达12次，有关论述更是为后续儒家孝道观念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反观现代社会面临的老龄化问题，尽管《论语》的孝道观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但其中对“敬老”“家庭养老”“社会治理”的论述仍不过时，甚至在科学与理性也无法完全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今天，《论语》中关于“孝”的论述与思考，对当今的老龄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性和实践意义。
2. 《论语》孝道观的内容
“孝”原始的含义为尊祖敬宗，子孙后代将祭祀先祖视为孝。周人高度重视祭祀活动，这与西周时期的宗法制有关，他们通过在宗庙中举行祭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的孝道。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界的现象和规律仍然处于一种无知和迷茫的状态。他们对于未知的自然力量，充满了敬畏和恐惧。因此，祭祀仪式成为了一种向祖先的灵魂表达哀思和祈求神灵保佑的方式，以期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和保佑。这种祭祀的行为和思想，可以看作是一种早期的“孝”文化的表现。这种孝的对象是已经逝去的祖先，可称之为“孝死”。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西周时期的宗法制遭到严重破坏。铁器和牛耕的普及，人们得以开垦大量荒地，劳动者个体家庭地位日益突出。孔子依据当时社会中劳动者个体家庭地位日益突的社会状况，对“孝”的对象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将原来的对大宗族先祖的孝，转变为对小家庭中父母的孝，实现了“孝死”向“孝生”的转变。
在《论语》中，孔子论述了“孝”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本的赡养老人。孔子认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在这句话中孔子表达的是，子女对父母的孝不单单是从行为上尽到对父母的抚养义务，这样的孝与抚养犬马并没有什么区别，行“孝”更多地是要从内心上敬重、孝顺父母。“敬爱父母”便是“孝”的第二个层面。李泽厚强调“敬”本源自祭神的“敬畏”，这种“敬”转到的父母身上便是“敬爱”为原则 [1] 。孔子的孝道观植根于最原始的自然血缘关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喜，一则惧”(《论语·里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父母为其疾之忧”(《论语·为政》)等，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孔子在对“孝”的推行上并不仅仅只是依靠“礼”来约束他人，而且还将“孝”寄于“情”，试图唤醒人们心中最质朴的情感。孔子倡导的孝行也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真真切切地在教导人们如何行孝，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善继父母志”是孔子孝道观的第三层次，也是最高层次。《论语》中孔子表示：“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血缘关系是家庭关系的重要基石，它不仅在生物学的层面上提供了联系，更在心理情感的层面上构建了纽带。在孔子的视角下，这种情感联系不仅是生命中的经验共享，更是精神上的传承和延续，可以穿越时间的界限。安乐哲和罗斯文认为，“孝”无疑是老一代从其后裔获得有益的支撑，但同时也是年轻一代借以转变和成长为长辈们所期望的，他们成为既崭新又持久变体的生命过程。这样，通过后代的肉身与他们尊崇的生活经验，老一辈无论在肉体与精神上都获得了不朽 [2] 。
“孝”作为百善之首，孔子的孝道思想经后世儒家学者的发展，并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推行，例如，秦以后，官修正史为表彰孝子专门立有《孝义传》；汉朝提倡“以孝治天下”；隋唐时期，唐玄宗为《孝经》提序、作注，唐代宗李豫又开孝悌力田为选士科目；成书自元朝的《二十四孝》成为宣扬儒家孝道的蒙养读物。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诏谕臣民们要兴孝道，用“孝”维系皇权统治……与其他思想相比，孝道观的发展已经超过个人的心理认知层面，得到整个国家的上层统治者的重用，作为国家政策制定的依据，继而推行至下层社会，形成“自上而下”的教育闭环。孝道观能从个人层面扩大至国家层面，究其原因，与其内含的社会治理思想有着莫大的关联。中国古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家庭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父与子作为家庭之中最主要的生产力，往往被视为一体。“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这句话反映出，社会就是扩大了的家庭，个人品德与社会品德相关，在家孝悌，家庭和睦，在社会上自然能够安分守己，不惹是生非。中国人注重集体主义，个人从出生之始便自动加入“家庭”的小集体，因此家庭教育也被视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亲教导孩子孝顺，一方面是为了自己日后可要求孩子尽孝，自己能够安享晚年，另一方面，家庭教育构成了中国教育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社会“教以孝”的目标是觉悟道德，思念德性，以孝治天下就是教人觉悟德性 [3] 。到此为止，可以简单看出孝的两对互相影响：第一对是父亲和孩子，父亲教孩子孝，孩子为父亲尽孝；第二对是社会以孝作为道德规范，个人通过行孝，在不知不觉中加深对孝的认同感，就整个社会而言便能形成尊老、爱老、敬老的社会氛围，“孝”从个人私德层面上升为大众“公德”。儒家就是希望通过个人思想上的统一来达到社会上的统一，通过构建身份伦理来塑造社会秩序。
3. 《论语》孝道观在老龄化社会存在的合理性
《论语》中提倡的孝道是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产物，它深深契合了我国古代长久以来小农经济下的生产方式，其中倡导的“孝生”观念更是对我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养老方式起到支撑作用。尽管现在我国发展已步入现代化，但是家庭仍然是最小的社会组成单位，“孝”的思想内涵在目前我国的老龄化社会中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实践性，具体表现为：
第一，家庭养老在中国仍然是主流养老方式。受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影响，家庭养老服务载体与形式不断拓展和创新，国家倡导和推进多元供给的养老服务政策，逐渐满足和有效承接了家庭不断外化的部分老年服务需求。但现实情况是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养老的主流 [4] 。据民政部发布的《202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截至2022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总数达到2.8亿，占总人口的19.8%；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总数达到2.1亿，占总人口的14.9%。预测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将超越人口比重的30%，标志着我国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我国老龄化呈现出老龄人口基数大且“超速老龄化”、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城市、老龄化伴随高龄化、“未富先老”等多种特征 [5] 。老龄化与现代化相伴而生，但就我国目前的国情状况而言，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老龄化增速存在差距。2015~2022年期间，我国养老机构数量呈增长趋势，截至2022年，我国共有养老机构4万个、养老服务床位822.3万张，但持证上岗的养老护理人员仅有30万名，与庞大的人口数相比，现有的养老机构、硬件设施、服务人员显得杯水车薪。随着老龄化的加快，社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只会呈攀升态势，供给的不平衡表明我国未来的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当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不会变，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尚未健全，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等一系列不利条件下，完全依靠社会养老的条件还未成熟。养儿防老并没有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成为历史，有九成左右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与社会养老相比，家庭养老在我国存在历史久，受孝道思想的影响，多数子女也会自觉承担义务，为老人养老送终。
第二，老年人对家庭生活的渴望。老年人心理诉求是指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心理需求和愿望，是老年人在社会、家庭、经济等方面面临压力和挑战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老龄化社会情感治理并非直接回应老年群体的情感需要，而是从宏观社会情感、中观场域情感、微观个体情感三个维度，对老龄化社会情感生产和再生产系统进行干预，以此重塑一套“三位一体”的情感支持体系 [6] 。据《2023年中国商业养老服务供需洞察白皮书》调查数据显示，“89%老年人倾向与子女‘同城不同住’，保持独立的同时渴望亲情，44%希望子女经常探望，甚至愿意为自己和子女购买家政服务，让子女有时间陪伴在身边。亲人关爱能明显影响老年人情绪，两代人同住时，仅有7%老年人会产生负面情绪，子女每月探望1~2次或更少的情况下，32%老年人会产生孤独、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增加3.6倍。”以上数据说明，家庭养老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一个真正的安定的“家”，让他们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这不仅能够减少他们的孤独感和被遗弃的感觉，还能增加他们的自尊心和关爱感。这种稳定性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大有裨益，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其次，家庭养老还能让老年人充分享受亲情之乐。中国人对于家庭观念是十分重视的，老人们都希望能够享受到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这种亲情的温暖能够满足老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第三，公众呼唤孝道回归。孝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孝道就是一种被倡导和推崇的美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敬父母、尊重长辈是每个人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传统家庭关系和伦理观念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面临着巨大的变革。这一时期，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剧变，“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外来思想对我国悠久的传统美德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孝道所代表的尊重、关爱和感恩的精神，仍然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问题成为全社会面临的挑战。孝道强调对父母的关爱和尊重，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的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公众呼吁孝道回归，既符合历史文化传承，也契合当下当今时代的发展的症结。从小的方面看，孝道可以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爱和照顾；在大的层次上，有助于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4. 《论语》孝道观对老龄化的当代价值
老年不是生命退场，而是生命中需要关怀的重要阶段。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国家战略，国务院于2022年颁布并实施了《“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旨在通过制定一揽子的政策措施，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权益。然而，除了政策制度层面的保障之外，我们仍期望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能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更深层次的支撑和滋养。《论语》中的孝道观作为儒家孝道观的“源头”理论，是在适应古代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虽然其中存在一些“愚孝”的错误观念，但通过运用辩证思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这种孝道观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使其符合现代价值观，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将中华优秀文化必须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对中华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7] 那么它在当代中国对建设和谐美满幸福的家庭，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论语》中强调的“长幼有序”思想有助于家风建设。孝是伦理道德的基础，古往今来，不论豪门望族，或是寒舍柴门，都看重孝道在家风中的重要作用，家风与孝道，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孝道作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规范，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准则和关系。通过实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等孝道伦理，家庭成员之间能够相互尊重，形成和谐的家庭秩序，这有利于减少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对促进家庭和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长幼有序”的思想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家风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二，《论语》中提倡的“孝的三个层次”，特别是“敬老”“承父母志”的倡导让更多人关注到老年人长期被忽略的精神需求。“孝道”是中国文化中规范亲子关系的最根本的价值准则，建立在“孝道”文化基础上的家庭养老应继续发挥作用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将养老需求划分为多层次体系：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旨在鼓励养老需要在满足生理安全需要的基础上，积极地去追求其他感情需求。中国老年人在社交需求方面表现出对情感和归属感的强烈关注，他们重视并倾向于依赖血缘关系所赋予的亲情，这种对亲情的依恋和看重在中国老年人的社交生活中尤为显著。在满足生理安全需要的基础上，家庭养老通过“敬老”的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儿女们恪守孝道，使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得到了终极关怀。这种关怀不仅关注老年人的物质需求，还重视他们的情感和精神需求。通过尊重和关心老年人，家庭养老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让他们感受到亲情和陪伴，从而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
其三，家庭养老无疑有助于缓和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家庭养老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充分发掘和利用好现有的家庭养老资源，进一步发挥家庭养老的潜能 [8] 。根据前文所述，按照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短时间内还不能实现完全的社会化养老，并且现有的养老体系也尚未健全。相比之下，家庭养老在我国存在的时间较长，是国人普遍认可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就是传统的孝道观念，《论语》中的“孝生”思想本就是顺应了古代小家庭的产生，其倡导的“子女赡养、孝敬父母”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仍不落伍，儿女们自觉地担负起赡养父母的职责，针对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局面来说，家庭养老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的行为，无疑减轻了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沉重的负担。此外，老人在熟悉的环境下生活有益于他们身心健康的发展。因此，家庭养老在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其四，《论语》中的孝道思想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家是最小的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基石，其和谐与否对于事关整个社会秩序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传统孝德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更是现代文明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社会成员继续传承和发扬，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传承和弘扬传统“孝道”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老龄化社会养老危机的客观要求。感恩敬本是“孝道”的本质，在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下，秉承孝道的人自然会内化对父母的爱与责任，并扩展为普遍的尊老、爱老、赡养老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家庭中强调“孝道”美德，在全社会提倡养亲、尊亲、爱老、敬老的社会风气，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享、老有所安，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构建良好的人伦关系、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道德风尚，对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