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税制的实施效应研究综述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Green Tax System

摘要: 绿色税制作为一项国家层面的环境治理工具，其实施效应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话题。学者们普遍认同绿色税制的双重红利效应，即不仅在降污减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还会在其他方面对经济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税制的环境效应和非环境效应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在非环境效应方面存在的相互对立的观点。总体来看，绿色税制对经济的影响存在着短期损失、长期促进的特点。借鉴国外绿色税制的实施经验，我国应采取相应措施，优化绿色税制。

Abstract: As a 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ool,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green tax system is a hot topic in academic circles. Scholars generally agree with the double dividend effect of the green tax system, that is, it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but also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other aspec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of environmental effects and non-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the green tax system and points out the opposing views on non-environmental effect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impact of the green tax system on the econom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ort-term loss and long-term promotion.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green tax system in foreign countries, China should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optimize the green tax system.

1. 引言

绿色税制是指政府为实现特定的环境保护目标、引导纳税人的环境保护行为而采取的一系列税种和税收措施 [1] ，其相关研究最早能够追溯到1920年的“庇古税”理论。Pearce [2] 在1991年首次提出绿色税制的“双重红利”理论，其后绿色税制的研究便主要围绕“双重红利”展开。“双重红利”是指，如果实施绿色税制改善了环境，则实现了“第一重红利”(即环境红利)；如果在改善环境的同时，还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就业水平等，则实现了“第二重红利”(即非环境红利) [3] 。就以往研究来看，对于绿色税制的环境红利，学术界基本没有质疑；但对于绿色税制的非环境红利，学术界存在一定的分歧 [4] [5] 。多年以来，国内外学者为验证绿色税制的实施是否能够产生非环境红利，对其实施效应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研究范围涉及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效应等。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绿色税制体系尚不完善 [6] ，在税种设置、税务管理等方面存在改进空间 [7] 。随着我国不断提高对环境与经济同步发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多的学者立足于我国国情展开了相关的研究。以下从环境效应与非环境效应两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

2. 绿色税制的环境效应

绿色税制的实施能够起到节能减排、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产生环境红利，这个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基本上达成一致，但具体减排效果有所差异。如Ciccone [8] 的研究发现，在挪威征收车辆登记税能够显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Murray [9] 发现，加拿大征收碳税对温室气体排放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有利于改善加拿大的空气质量；Jan Van Heerdn [10] 指出南非国家实施碳税将大幅度降低南非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我国对绿色税制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逐渐完善，特别是2018年排污费改税以来，我国学者对绿色税制环境效应的研究也愈来愈深入。对于我国绿色税制能否产生环境红利，我国学者基本达成共识。例如，学者们普遍认为环境税使环境质量得到明显的改善，且长期效果要优于短期。从污染物的治理成效上看，不少学者指出环境税对大气污染物的减排效果总体上优于水污染物。周波等 [11] 通过断点回归和双重差分方法发现环境保护税的实施显著地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的排放量，但对工业废水的减排效应不显著。张月等 [12] 认为环境保护税显著提高了城市综合空气质量，但污染物中的臭氧治理效果欠佳；环境保护税税率提升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效应更显著，但其中税率为中等的地区，一氧化碳和二氧化氮的治理效果达不到预期。

部分学者发现绿色税制的环境效应具有地区和行业异质性。黄和平和李莹 [13] 考察了环保费改税政策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发现排污税额征收标准提高了的地区具有良好的降耗提效政策效应，且在南方和东部地区、法制化水平高以及资源再生型和成长型城市的成效更显著。朱玮玮研究发现在差异化环境保护税制下，高税额标准地区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碳减排绩效有较大提升 [14] 。张月和王凤 [15] 认为环境税能够显著地降低资源成熟型、再生型城市的PM 2.5、PM 10、SO₂和CO，但对于资源衰竭型、成长型城市的减排效果欠佳。吴健等 [16] 指出，环境税费的地区差别较大，由此造成污染转移，提高邻省水污染物的环境税费率，能够抑制本省相应污染物的排放。

3. 绿色税制的非环境效应

3.1. 绿色税制的微观效应

绿色税制在微观层面的非环境效应，主要体现为对企业成本、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创新水平等方面的影响。有学者认为，绿色税制增加了企业的税负和经营成本 [17] ；也有一些学者指出，绿色税收的优惠制度，整体降低了企业的税负和经营成本 [18] 。关于环境税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该影响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 [19] 。

关于“环境规制是否能够引致企业技术创新”，国内外学者未形成一致结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环境规制能够对企业的创新水平产生负面影响；而“波特假说”则认为环境规制形成创新补偿效应，会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 [20] 。绿色税制作为一种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我国企业的创新水平的影响如何，能否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创新红利，学者们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绿色税制会产生消极“挤出效应”，在绿色税制的压力下，企业将研发资金投入环境治理项目，挤压了企业研发活动的资金，阻碍了企业的创新 [21] 。第二，绿色税制能够产生激励效应，激发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进一步增加投资力度，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支持了波特假说理论 [22] 。第三，绿色税制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非线性影响，并存在门槛效应。李香菊和贺娜 [23] 得出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的结论。甄美荣等 [24] 则认为，环境税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水平和企业绿色工艺创新水平的影响分别呈倒U型与U型。于连超等 [25] 学者的研究发现，环境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具有正向门槛效应，即当税率达到某个门槛值时，环境税才能起到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

3.2. 绿色税制的宏观效应

对于绿色税制的宏观效应，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找到了其对经济增长、就业和收入分配，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产生影响的证据。

3.2.1. 绿色税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绿色税制的实施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促进观和抑制观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许多学者发现实施绿色税制将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长期正向作用。吕敏等运用协整理论对绿色税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绿色税收收入的增加有利于GDP的不断增长 [26] 。绿色税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的。环境税收政策不仅能够更好地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降低资源错配 [27] ；还能够通过经济转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增长红利 [28] 。例如，对生产排污期间的中间产品征收环境税，能够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29] 。实施环境税能够促进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减少污染密集行业的产出，使得清洁行业产出有所增加 [30] ，提升了清洁行业的出口竞争力 [31] 。

第二，一些学者认为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32] ，实施绿色税制能够起到改善环境的作用，但是在短期内会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抑制作用。实施环境税虽然能够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33] ，但在短期内，也会导致产出减少 [34] 、就业水平下降和收入分配不公，会损害经济增长的总量和质量 [35] ，从而给我国的宏观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3.2.2. 绿色税制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早在20世纪90年代，欧美各国希望在实施环境政策后，在改善环境的同时还能起到促进就业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期，欧洲的学者们指出，保持收入中性的环境税改革可以通过税负转移促进就业，获得就业红利 [36] 。Bovenberg等 [37] 利用CGE分析框架描述了环境税改革带来就业红利的情形，作者认为环境税改革促进就业的关键在于，改革将税收负担从劳动力向其他方面转嫁。Telli等 [38] 对土耳其的环境税实施进行研究，发现随着环境税的征收，如果没有同时对生产部门减税，就会给就业带来负面影响。在我国，陆旸等 [39] 认为，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基础，我国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绿色税制的就业红利。从长远的角度看，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绿色税制的实施会对我国就业水平产生正向作用。吕敏等 [25] 基于协整理论，认为从长远来看，绿色税收收入的增加将对城市失业和创造就业红利产生影响，能够有效降低城镇失业率，产生就业红利。曾湘泉等 [40] 认为环保税开征不仅提升了就业总量，而且升级了企业的就业结构，显著降低了生产人员占比，提高了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占比。王勇 [41] 基于动态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在污染治理投资的挤占效应和需求效应的叠加影响下，环境成本上升对就业增长存在明显的先升后降的抑制作用。

绿色税制会导致城镇和农村以及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承担的税负产生差异，而这种差异会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42] 。Fullerton [43] 发现环境税、能源税的分配效应是累退的，并且对穷人的伤害最大。秦昌波 [31] 发现，环境税的征收会对居民的收入产生影响，而且农村居民对这种影响的敏感度高于城镇居民。张晓娣 [44] 认为碳税导致基本消费品的物价上涨，中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和福利遭受较大的负面影响，贫富差距扩大。

3.2.3. 绿色税制的社会福利效应

一般而言，社会福利被定义为一个国家的方案、给付及服务体系，可以协助人们满足其社会、经济、教育与健康需求，是一种社会维持的基础。自绿色税制实施以来，学术界对绿色税是否能够影响社会福利水平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但其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争议，当前存在着以下两种对立的观点：

第一，实施绿色税制不能改善社会福利水平，绿色税收引起了相关产品的价格的提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国外，Pautrel [45] 的研究发现，环境税与终身福利的关系呈倒U型，环境税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减少终身福利。在我国，部分学者指出，绿色税制并不能改善社会福利水平。庞军等 [42] 认为，由于城镇低收入阶层的居民对于煤炭的依赖程度更高，实施煤炭资源税将使得这些居民生活所必须的能源和消费品支出增加，导致自身福利水平下降。秦昌波等 [31] 利用GREAT-E模型，发现征收环境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利于居民福利的提高，尤其对弱势的群体的影响更为明显。张同斌等 [46] 通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数值之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的同时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

对于未来预期会实施的碳税，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碳税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通过提高相关产品的价格，降低消费者剩余，使得全体消费者福利减少 [47] 。汪曾涛等 [48] 通过分析城乡碳税负担率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影响，指出碳税会对城乡居民的社会福利造成损失，且度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影响更甚。王健 [49] 认为，保持财政中性，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企业所得税，会使得居民的社会福利更大程度的下降。

第二，绿色税制的实施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国外学者Smith S. 等 [50] 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健康、教育、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现从长期看，绿色税制具有福利效应。张国兴等 [51]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角度考察“政策–环境–健康”三维动态关系，分析了环境政策、环境污染以及公共健康三者的影响传输路径，证明环境税等环境规制政策可以通过环境污染抑制的中介效应改善公共健康。

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能源消费环节征收碳税，同时降低所得税税率，并保持财政收入中性，能够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增加 [52] 。绿色税制还可以通过减少其他税收的扭曲程度，来改善社会福利。杨志勇和何代欣 [53] 认为，环境税能用来筹措收入以缓解或弥补经济中其他税种征收所带来的福利损失，降低其他税种税负，提高整体税制效率，进而改善社会福利。我国学者认为，当我国环境税的税率、征收方式被调整在一个合理的标准，同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就能够有效的提升国内社会福利水平，比如减免所得税、为弱势群体提供补贴 [30] 等配套政策。

4. 绿色税制的优化建议

综上所述，对于绿色税制的实施效应，学者们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异。总体来看，绿色税制对经济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短期损失、长期促进的特点。在短期内，绿色税制可能会对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从长期来看，通过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促进绿色贸易发展、促进资源配置、改进税制设计，实施相应的配套优惠政策，预期会提高就业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经济增长 [54] 。因此，在完善我国绿色税制的过程中，不仅要衡量短期损失更要注重长期收益。

绿色税制在我国的发展期间较短，国外学术界有关绿色税制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可以进行有鉴别、有选择地借鉴。对于我国的绿色税制，学者们提出的优化建议如下：

1) 设计合理的绿色税制。税率设定既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税率设定过低难以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和促进企业加快生产模式的绿色转型 [55] ；税率设定过高则会导致部分企业由于将极高的绿色税负转嫁至消费者或者挤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研发投入，进而加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抑制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同时也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实施绿色税制对不同地区产生影响的差异性，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地方经济发展进程的异质性，实施相匹配绿色税收政策来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政府也需继续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不断缩小地区差距 [56] 。

2) 注意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与补偿性。协调性主要体现在不同绿色税种之间协调、绿色税制与其他税制协调等，此来降低实施绿色税制的成本，同时与其他政策工具和手段相互兼容 [7] 。补偿性主要体现在相应配套政策对绿色税制的补偿，对于企业和个人的补偿措施最常见的是所得税减免，应更多地注重对配套相关的所得税政策的完善，同时也应重视对企业进行绩效补助、对个人采用事前干预救助的配套政策。

3) 探索碳税先行的绿色税制改革。当前我国并没有制定与碳排放相关的税收政策，仅依靠碳市场无法有效实现碳减排目标。根据学者对碳税进行研究的成果，征收碳税除了能降碳减排，产生环境红利，还能够对我国的经济等方面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基于我国“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以及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要求，我国碳税设置尤为迫切。为此，我国有必要设置一套合理且公平的碳税制度，并协调其与碳市场的关系，以推动我国的绿色低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