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根据爱德曼公司所做的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结果，我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在2020年，我国的政府信任度达到了90%，相对于美国来说，我国政府信任度水平很高。但是近些年，受到长期疫情的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开始降低 [1] 。目前通过公民使用较多的抖音、快手、微博等通讯软件的发言和评论，不难发现，人们存在一定的社会焦虑和群体恐慌，对政府解决公共危机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产生质疑。这表明，我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正在从不同的方面、层次和领域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我国国家建设和政府治理转型存在一定的问题。而目前正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刻变革的重要阶段，因此对近些年政府信任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和分析，理清其研究现状、热点以及前沿趋势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文献阅读，本文发现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对概念、测量方法以及相关事件问题的质性研究 [2] ，少量文章在研究政府信任影响因素时使用定量的方法，但是总体上缺乏对大量文献的量化、可视化分析。基于此，本文通过借助CiteSpace软件生成科学知识图谱，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以期揭示我国政府信任研究的研究现状、热点以及前沿趋势，为推进我国政府信任研究整体化和全面化提供一定的借鉴。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可信度，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为数据来源，采用高级检索方式，以主题为“政府信任”或“政府公信力”或“政府诚信”为检索条件，设置期刊来源类别为“北大核心”“CSSCI”。由于本文是热点和前沿趋势分析，故将时间限定为“2011~2022年”。初次搜索共得到578篇政府信任相关的文献，经过人工剔除如会议摘要、会议通知、新闻报道、评论等一些无关文献，最后得到有效文献500篇。将所得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出并保存，后导入CiteSpace进行数据格式转换，最后进行可视化分析。
2.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借助CiteSpace 6.1.6软件，以其为分析工具，对从中国知网提取的2011~2022年的500篇文献进行样本分析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并通过对可视化分析所得到的年度发文趋势、研究合作网络、关键词词频统计、关键词聚类分析、突发词检验以及新兴关键词等相关图谱进行结果分析，揭示我国政府信任研究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以及前沿趋势。
3. 研究概况
3.1. 年度发文趋势
相对于西方，我国对政府信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自从学者们关注到这个问题后，我国对政府信任的研究是逐年上升的。同时经过不断的发展，政府信任理论也能更好地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具有我国本土化的气息。从相关文献来看，我国对政府信任的研究一开始主要集中在对政府信任的内涵和特征进行确认，而后主要研究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以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视角来构建政府信任产生的解释框架，最后是慢慢地关注到我国自身的特殊情境，对差序政府信任格局进行研究 [3] 。
从可视化分析结果来看，我国政府信任研究领域年度发表论文情况如图1所示。图1结果显示，2011年以来，政府信任期刊论文的发表量总体上处于上升的态势。其中，2011~2017年发文量稳定上升，研究热度不断升高；2018~2022年，发文量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很大的量。
Figure 1. Trendsin annual communications on government trust (2011~2022)
图1. 政府信任年度发文趋势图(2011~2022)
3.2. 科研合作网络
在CiteSpace中，将节点类型设置为“作者”和“机构”，时间跨度选择2011年~2022年，以1年作为时间切片，运行软件并进行图片的调整，便可得到近10年来政府信任文献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图2)和机构合作网络(图3)。
从图2可以看出，共生成331个节点，144 条连线。节点代表作者的发文量多少，节点越大说明其发文量越多；节点间的连线代表作者间的合作关系，连线越粗说明其关系越紧密。可视化结果显示，政府信任研究领域发文最多的是芮国强教授(6篇)和宋典教授(6篇)，谢治菊教授(5篇)次之。在此基础上，参考知网文献的被引率，发现芮国强教授的论文被引用的规模最大，同时朱春奎教授和吕书鹏教授在该领域的影响也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图中大多数学者之间都是以独立的节点状态存在的，说明在政府信任研究领域作者间的合作与联系是比较少的，并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规模性的合作关系。
从图3可以看出，共识别出278个机构，其中存在合作关系的有108对。为了方便统计，都以一级单位即大学名称为主来进行结果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人民大学(10篇)是进行政府信任研究最多的机构，其次较多的是为南京大学(9篇)、南开大学(7篇)、郑西安交通大学(7篇)、复旦大学(6篇)和东北大学(6篇)。不难发现，这些高校之所以在政府信任研究中具有较强的优势，主要是因为这些高校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的学科实力和众多全面、成熟的分支机构，能够将人文社科领域优秀的研究团队凝聚起来。不过从研究机构间的紧密度来看，虽然这些机构各自的研究能力都很强，但是它们大多也只是独立地专注于自身擅长的领域，彼此间缺乏合作，相互联系的程度不高。
Figure 2.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 map
图2. 作者合作网络图
Figure 3. Diagram of the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图3. 机构合作网络图
4. 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
4.1. 研究热点分析
4.1.1. 关键词词频统计
运行CiteSpace，共识别出关键词361个，其中存在共词关系的有627对，网络密度为 0.0096。共词频次最高的前30个关键词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1) 政府信任、政治信任、信任、社会信任、社会资本是出现频次最高的五个关键词，除了社会资本，其他的本质上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社会资本视角的研究关键在于公民社会所具有的政治影响，而社团生活和社会信任可以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进而提升公共信任 [4] 。2) 公共服务、风险感知、公共参与影响着政府信任。其中，时勘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众对政府的高信任会降低了公众的个人风险感知水平和行动意愿，政府信任和公众风险感知呈现负相关。3) 电子政务、政府绩效、制度信任、公共政策等关键词体现了研究者们从政府维度的政治因素中寻找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的机制。4) 差序格局、影响因素、信息公开和信任修复也得到了较多关注，其中对于影响因素的研究是政府信任研究中的重点。此类研究以实证为主，主要从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的视角来研究提升政府信任的策略和方法，是目前政府信任研究中数量最多的部分。
Table 1. Top 30 keywords in terms of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表1. 出现频次前30名关键词
4.1.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4)的模块值是0.6097，大于0.3，说明该图谱具有清晰的结构，聚类比较高效，可以令人信服。关键词共现网络可以展示出关键词间的关联程度，聚类间的连线越粗，其相关性也就越强。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5)的平均轮廓值是 0.9367，大于0.5，说明该图谱结构也很清晰，可信度高。关键词聚类时间线是将关键词聚类放到一个平行的时间线上，可以直观地展现各个聚类所处的时间点以及时间跨度，反映出不同时期研究热点的演变情况，有助于发现政府信任研究领域的动态变化情况。据图5显示，共识别出十六个聚类，分别为：#0政府信任、#1政治信任、#2社会资本、#3信任、#4互联网、#5公信力、#6社会信任、#7风险感知、#8电子政务、#9影响因素、#10信任修复、#11公共危机、#12对策、#13公共服务、#14解释机制、#15公共卫生。聚类编号越小，其包含的关键词越多。通过这些聚类并结合关键词词频统计和聚类时间线，可以将政府信任研究归为三大研究热点。
热点一：政府信任、政治信任、信任、公信力以及社会信任等关键词的出现，说明我国研究者对于政府信任问题的研究，不同视角使用的关键词也不同，看起来类似的关键词，其含义并不相同。这侧面反映了我国政府信任研究注重对政府信任基本概念的梳理和界定。另外，差序格局、制度信任、地方政府等关键词的出现说明我国研究者对政府信任类型的划分及其差异也比较关注，如张成福等将政府信任划分为制度信任和个体信任、过程信任和绩效信任、理性信任和感性信任 [5] 。而薛立勇则研究发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政府级别升高而增强，具有一种“央强地弱”的差序格局 [6] 。
热点二：政府绩效、公共危机、风险感知、信息公开以及公平感等关键词的出现与政府信任的来源和公民对政府信任感下降有关。关于政府信任的来源，李砚忠认为影响政府信任的两个直接因素是公众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期望和公众对政府整体运行情况的认知 [7] 。而公众对政府信任感的下降主要与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公共政策制定偏离公共价值需求、政府运行的绩效结果与公众期待不符以及政府执行过程存在“黑匣子”等问题有关。
热点三：提升政府信任度是目前政府信任研究的核心任务，而信任修复是政府信任危机、公共危机研究的主要策略和方法选择。从互联网、电子政务、对策、解释机制等关键词可以看出，创新政府的治理方式、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是进行信任修复的重要方法。而网络空间治理、“互联网+政务”等方式是创新政府治理方式的具体选择，目前来看比较受到政府的重视。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图4. 关键词共现网络
4.2. 前沿趋势分析
4.2.1. 关键词突发性检验
突发性检验可以反映关键词的突发强度，即反映关键词突然成为研究热点的年份时间。本研究共识别出15个突发关键词，如图6所示。值得注意的突现词有公众参与、实证研究、社会信任和媒介使用等。这些突现词的出现表明近年来政府信任呈现出以下的特点：一是“互联网+政务”的持续推进，使得政府与公众的关系逐渐从“单项发布”发展到“双向互动”，公众更加关注政府的公共服务成效和自身监督权、知情权以及参与权的行使。二是很多学者都开始倾向于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去研究社会信任、政府公信力的重建，关注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不同关联关系。三是政府信任研究逐渐与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和融合，其实证研究的趋势增强。
4.2.2. 新兴关键词统计分析
统计2011~2022年新出现的关键词，如表2所示。可以注意到，近五年来政府信任研究变化比较小。2018年仅出现一个新关键词，实证研究；2019年出现三个新关键词，分别是风险感知、中介感应和社会信任；2020年也仅出现一个新关键词，信息获取；而2021年、2022年都没有产生新的关键词。
Table 2. 2011~2022 emerging keywords co-occurring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25)
表2. 2011~2022年新出现关键词共现词频统计(25个)
将2011~2022年出现的新兴关键词按中介中心性排序，可以得到表3。考虑到对新兴关键词的研究范围比较短，因此本文把重要关键词的标准从0.1放宽到0.01，即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大于0.01都纳入考虑的范围。
根据表3以及前文中突发词检验结果，我国政府信任研究的前沿趋势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前沿一：修复政府信任，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包括对政府绩效、信息公开、电子政务、制度信任以及区域差异的思考。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实现政府信任的有效修复，避免进入塔西佗陷阱中，已经是政府信任研究的重要方向。公共危机事件事关每一个公民个人，影响范围巨大，必须依赖每一个公民的支持和配合。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最先影响的是公众对相关的行政组织和管理人员的信任。随着危机事件的扩大，这个信任危机开始蔓延，会逐渐引发公众对整个政府组织、行政人员的普遍质疑。因此，公共危机事件发生过后，政府如何采取措施进行信任修复，保证公众的公平感，促进社会的稳定，是目前政府信任研究的前沿和关键 [8] 。
前沿二：政府信任研究逐渐注重公民的预测性感知。关键词如风险感知、保险认知和中介感应，体现出学者们逐渐注重公民的预测性感知，从公民的感知角度来进行研究。风险感知是公民对社会环境的一种预测性，即公民结合自身的认知对社会环境的一种主观分析和评价。研究表明，公众的风险感知与政府信任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公众的感知越低，政府信任就越高；公平风险感知程度与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高，政府信任越高 [9] 。在中介感应方面，学者们逐渐从研究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转变为研究影响政府信任的中介因素，从更为广泛且深入的视角进行政府信任研究。这些中介因素包括媒介接触、权威人格、政府透明与回应等。
Table 3. 2011~2022 emerging keyword centrality statistics (15)
表3. 2011~2022年新出现关键词中心度统计(15个)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我国政府信任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主要研究了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年度发文趋势，明确了政府信任的总体发文情况。而对作者和机构的科研合作网络分析发现，它们都存在独立性较强、互相间的联系不紧密的问题。第二，通过关键词词频和共现网络分析，得到了三个热点主题，分别是政府信任基本概念的厘清和政府信任类型的划分及其差异、政府信任的来源和下降原因、提升政府信任度的方法和对策。第三，对2011~2022年新出现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发现近十一年新出现的关键词体现出两个前沿趋势，分别是修复政府信任和注重公民的预测性感知。
5.2. 展望
总的来说，近些年我国对政府信任的研究前期主要集中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以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视角来构建政府信任产生的解释框架，后期慢慢地关注到政府信任危机的发生与解决机制，试图通过互联网、电子政务、解释机制等来创新治理方式、提升政府绩效和社会治理能力，着力解决突出的民生问题。政府信任作为从西方借鉴而来的理论，在中国进行运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注意构建具有中国本土气息的政府信任理论，根据自身的特殊格局来进行研究，除了关注差序格局外，还应该关注儒家文化下的中国政府信任特性；二是要从实际出发，关注群众的具体需求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不能只从理论和宏观视角来进行分析；三是要注意研究方法的不断跟进和创新，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经验研究、理论研究转向实证研究，关注不同个体、机构之间的合作，进行资源整合和共享，推动政府信任研究的发展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