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现象，给全世界社会带来了重大挑战和机遇。随着个人年龄的增长，对老年人的有效护理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影响选择老年人护理的各种因素中，家庭关系在制定决策和确定最合适的护理安排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家庭是老年人最重要的社交支持网络之一。良好的家庭关系可以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社交互动，减少孤独感和抑郁症状。这种社交支持可以有助于老年人保持积极的心态，提高生活质量。并且，良好的家庭关系对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也产生影响。如果老年人的家庭关系紧密且稳定，他们可能会能够依赖家人提供经济支持，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养老金或社会福利的负担，还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充分了解家庭动态对老年护理类型选择的影响对于政策制定者、护理提供者和家庭本身确保最佳护理结果显得至关重要，为老年人选择合适的护理方案涉及考虑各种因素，例如财务资源、健康状况和个人偏好。
综上所述，家庭关系不仅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情感和经济支持，还能增加老年人的社交互动。认识到家庭动态对老年人护理选择的影响对政策制定者、护理提供者和家庭本身至关重要。它强调需要制定政策和支持系统，考虑家庭关系在为老年人提供护理方面的重要性，在涉及家庭的以人为本的护理方法可以带来更令人满意的结果。家庭关系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基石，影响他们的情绪健康、经济状况和整体生活质量，认识和欣赏家庭在老年人护理中的作用对于创建更加个性化和有效的护理系统以及随着年龄增长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至关重要。
然而，在现有文献中，家庭关系对老年人护理决策的影响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家庭关系对老年人护理决策的影响缺乏全面的研究和关注。文献中的这种差距意味着现今对家庭动态关系如何影响老年人护理选择的理解不完整，并且当今社会家庭结构与家庭责任有关的社会规范正在演变。随着家庭结构和规范的变化，我们对家庭关系对老年人护理影响的理解需要相应地进行调整。家庭构成的多样性日益增加。现有的研究往往无法解决例如混合家庭，单身家庭或成员远居的家庭类型等安排的复杂性，解决这些缺点对于发展更有效和以人为本的老年护理系统至关重要，这些系统考虑到家庭关系的多样性和不断发展的性质及其对老年人福祉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家庭关系对养老类型选择的影响。通过调查家庭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等家庭动态的作用，充分了解家庭关系质量对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和内心需求的影响，并帮助确定提高老年人福祉和生活质量的策略，利用最小二乘法(OLS)探讨家庭关系对老年人养老类型选择的影响，重点将探讨家庭关系对在老年人进入机构化养老的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2. 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文献，学界目前关于家庭与老年人养老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分别是家庭支持、家庭责任、家庭关系质量与子女迁移。
1) 家庭支持与独立养老：研究表明，家庭支持是老年人选择独立养老方式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家庭支持可以增强老年人的信心和能力，使他们更有可能选择居家养老或社区养老，而不是选择寻求机构养老服务。郭林(2022)研究表明老年人往往会产生诸如群体性、层次性和区域性差异的养老需求，家庭成员能够在为老年人的退休保障方面提供可能需要各方面的帮助，包括经济援助、就业指导和心理咨询 [1] 。姚秀霖(2022)通过实证模型分析发现认知能力更好的老年人选择独居的可能性更高；家庭支持能力越强，老年人选择独居的概率越小 [2] 。柯今朝等(2022)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子女的探望次数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改善作用，农村空巢老年人常伴有孤独感和寂寞感，子女的探望可以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和关爱度，缓解老年人负面情绪 [3] 。不仅如此，家庭支持关系对老年人养老类型选择的影响也受到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在一些文化中，子女有责任照顾年迈的父母，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与子女同住或由子女照顾的方式。而在其他文化中，独立和自主的养老方式更为普遍。
2) 家庭责任与机构养老：家庭责任是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当家庭无法提供足够的照顾和支持时，老年人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以减轻家庭负担和满足自身照顾需求。田孟(2023)研究发现，在家庭政治变迁的过程中，养老责任在家庭内部进行了重组，特别是在传统的后代“反馈”机制失效或家庭内养老的责任横向代际关系层面的重组不足以满足老年人的需要的情况下，养老责任在家庭内部的纵向代际关系将会被重新安排，表现为养老责任在家庭内的普遍上移 [4] 。李俊(2023)发现子女对孝道的认同、子女是否从小接受父母爱的照料、从照顾者角度出发的关系质量，从老年人角度出发的关系质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意愿 [5] 。袁永红、申美玲、任德新、楚永生等学者从伦理学的角度入手，他们认为“孝”这一伦理观念是家庭养老存在的伦理文化基础和伦理价值，家庭也将一直继续承担养老责任。
3) 家庭关系质量与养老类型选择：亲密、和谐的家庭关系有助于老年人选择更为满意的养老方式。相反，紧张、冲突的家庭关系可能导致老年人选择不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或者不愿意依赖家庭支持。陈为雷(2002)研究表明，家庭关系主轴的转变使老年人与自己的子女生活上产生隔离，老人日渐减少从子女身上获得的帮助和经济支持，最终不得不改变居家养老的方式，将目光转移至社区和进入机构养老 [6] 。张钰颖等(2018)研究发现越是与子女关系密切、感情关系良好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的可能性越大，通过多阶段抽样方法，以家庭养老为对照发现与子女关系对老年人的养老意愿的选择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与子女关系疏远的老年人选择社区养老和进入机构养老的可能性要大于与子女关系亲密者 [7] 。
4) 子女迁移与老年人养老类型选择：子女迁移指的是子女离开家乡或家庭所在地居住。研究表明，子女迁移可能对老年人的养老选择产生影响。子女的迁移可能导致老年人面临孤独感和社交支持减少的问题，从而影响他们的养老决策。辛宝英等(2022)通过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子女进城务工显著提升了留村父母参与互助养老的意愿。可见，子女迁移因素也会对老年人养老类型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老年人的子女迁移到其他地区或国家时，他们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需要考虑其他养老选择，例如养老院或移居到子女所在地等 [8] 。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家庭关系质量对老年人的养老类型选择有正向影响。
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使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 2018年的数据，该数据库是一个包含全国的、具有连续年份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我国老年人口社会经济背景数据，掌握我国老年人在面对加速的老龄化过程中遇见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并以此来评估当下各种社会政策措施对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实际效果。该数据库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进行了两次试调查，2014年开展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基线调查，以后每两年追踪一次，依托中国社会调查网络完成整个实地数据收集工作，截止到2018年，CLASS总共收集样本11419份，在剔除缺失值和无效变量后，最后形成有效样本6399份。
(二)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OLS回归分析对养老类型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旨在研究家庭关系特别是代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的质量与老年护理类型选择之间的关系。
回归模型指定如下：
其中manner代表老年人护理类型的选择，quality表示家庭关系的质量，frequency代表家庭内的社会支持水平，Will表示家人对老年人愿意选择的养老方式，ε是随机扰动项。
(三) 变量选取
1) 因变量：养老类型。因变量选取问卷中的问题“您今后打算主要在哪里养老？”，原问卷中的选项包括“自己家”、“子女家”、“社区的日托站或托老所”、“养老院”等。为了方便数据研究，本文将回答自己家和子女家的选项合并，定义为居家养老，并赋值为1；回答“社区的日托站或托老所”的赋值为2；回答“养老院”赋值为3。
2) 自变量：进入养老院的因素、家庭关系。自变量选取问卷中“您觉得什么情况下您会选择去养老院”这一问题作为影响老年人进入养老院的因素，将回答“无论如何都不会去”赋值为1，“为了换个环境居住”赋值为2，“身体不好，需要有人照料”赋值为3，“孤独寂寞，需要有人陪伴”赋值为4，“出现家庭矛盾”赋值为5。将问卷中“您的家人是否长时间未探望”这一问题定义为家庭关系因素，将回答“没有”赋值为1，回答“有”赋值为2。
3) 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老年人对养老院的了解程度，家庭成员对老人去养老院的意愿，一个月与家人联系的频率。对养老院的了解程度这一问题回答“不了解”赋值为1，“比较了解”赋值为2，“了解”赋值为3。家庭成员对老人去养老院的意愿这一问题回答“不愿意”赋值为1，“意见不统一”赋值为2，“愿意”赋值为3。与家人联系的频率回答“没有”赋值为0，回答“1个”赋值为1，回答“2个”赋值为2，回答“3~4个”赋值为3，回答“5~8个”赋值为4，回答“9个及以上”赋值为5。具体的变量描述性分析见表1。
(四) 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StataMP/17软件，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对上述变量进行实证分析，该方法以实际值和模型估计值之差的平方和达到最小的值被作为参数估计。即通过最小化误差的平方和寻找数据的最佳函数匹配。此外，利用最小二乘法可以简便地求得未知的数据，并使得这些求得的数据与实际数据之间误差的平方和为最小。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variables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通过模型分析可知，家庭关系与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的意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矛盾每增加一个单位，老年人选择去养老院的意愿就会增加0.05个单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样，作为控制变量的性别、对养老院的了解程度、家人意愿、与家人联系的频率等因素对老年人的养老机构意愿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并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女性老年人会比男性老年人进入机构养老的意愿更强烈，对养老院的了解程度越深，越会增加老年人对养老院服务水平的期待，因而更能提升老年人进入机构养老的意愿。同时，在家庭因素方面，家人对老人送入养老机构的意愿每增加一个单位，老人进入机构养老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0.16个单位。老人与家人联系的频率越高，越容易增加进入养老院的几率，这可能是由于更依赖家人提供日常帮助的老年人，如果他们的家人由于时间限制、健康问题或距离等各种原因而无法提供必要的护理或支持，那么养老院的选择可能会变得更加可行更依赖家人提供日常帮助的老年人可能会发现进入到养老院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如果他们的家人由于时间限制、健康问题或距离等各种原因而无法提供必要的护理或支持，那么养老院的选择可能会变得更加可行 [9] 。
与此同时，经过回归分析可以得知，家人对老年人的探望时长对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的意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较长时间的家庭探访为老年人与其家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和联系提供了机会，在长时间探视期间，家庭成员在场可以创造一种舒适感、支持感和安全感，使老年人不太愿意考虑搬到养老院。反之，家庭成员对老年人探望的时间间隔越长，老人的孤独感也会随之提高，进而更可能会选择进入养老院来缓解自身的孤独感。
年龄也会对老年人进入养老院的意愿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虽然年龄的增长确实会增加需要更多护理和支持的可能性，但进入养老院的过程通常取决于个人的具体情况和需求。由于健康状况下降或护理需求增加，一些老年人可能会选择或需要进入养老院，而其他人可能有其他安排或更喜欢在自己的家中接受护理，因为进入疗养院通常涉及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评估，以确定所需的护理水平以及个人是否符合资格标准 [10] 。在此评估过程中，年龄越大的老年人越会更加在意并且会考虑到诸如医疗条件、认知能力和功能限制等因素，在进行多方面评估后可能更愿意选择居家养老。
最后，总体回归模型显示出显著拟合F值为82.08，关联的p值也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该模型整体的拟合程度较好，自变量对老年护理类型选择的综合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回归分析的结果突出了家庭关系对养老类型选择的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家庭关系的质量、家庭内的社会支持水平以及非正式护理人员的可用性在塑造对特定类型护理的偏好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和维持积极的家庭关系和支持网络可以导致为老年人选择家庭护理选择的可能性更高。这一发现强调了家庭参与和协助为年迈家庭成员提供护理的重要性。这些结果还意味着，紧张的家庭关系、有限的社会支持以及缺乏可用的非正式护理人员可能会导致对养老院或辅助生活设施等机构护理的更大倾向。这突出了家庭在提供家庭护理方面面临的潜在挑战，以及在家庭支持有限的情况下需要替代护理安排 [11] 。
整体回归模型的显著拟合表明，自变量的组合为老年护理类型的选择提供了有意义的见解。然而，承认模型的局限性至关重要，包括潜在的省略变量以及线性和同方差性的假设。模型研究的结果对政策制定者、护理提供者和参与老年护理决策的家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认识到家庭关系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和支持机制，以加强家庭联系并促进家庭护理选择 [12] 。护理提供者可以定制他们的服务，以加强家庭参与和支持，促进提供家庭护理。家庭本身可以从了解家庭关系对护理决策的影响中受益，使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并有效地驾驭老年人护理的复杂性。
(五) 分组回归结果
除去家庭中子女的关系因素，老年人对养老类型的选择还可能存在城乡、地区、伴侣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家庭关系可能会影响老年人选择在哪里居住。一些老年人希望与家人住在一起或者靠近家人，以便得到更多的照顾和支持。其他老年人可能更倾向于独立生活，选择在自己的家中或者社区中的老年人住宅居住。这些决策可能受到家庭关系的影响，如与子女的亲密程度、居住地的可及性等。
从而影响OLS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本文对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城乡差异进行了分组回归，进而降低异质性的影响。根据问卷中“您的婚姻状况是”这一问题，回答“已婚有配偶”赋值为1，回答“丧偶”赋值为2，回答“离婚”赋值为3，回答“未婚赋值为4”。城乡差异选取老年人的具体户口类型来区分生活在城市与农村的老年人，选取问卷中“您的户口属于？”这一问题，将回答“农业户口”和“由农业户口改为统一居民户口”这两个选项的样本进行合并，统一为农业户口并赋值为1。将回答“非农业户口”和“由非农业户口改为统一居民户口”的样本进行合并，统一为非农业户口并赋值为2。具体分组回归结果见表3。
Table 3. Grouped regression results
表3. 分组回归结果
通过分组回归可以发现，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和居住的户口类型对老年人进入机构化养老意愿均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婚姻状况对老年人的养老类型选择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1%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伴侣因素对老年人是否会进入机构或选择社区养老影响较大，这可以与老年人的孤独感产生联系，婚姻状况不佳的老年人往往会经历更高水平的社会孤立和孤独感，这会让他们内心的不安全感增加，而搬到养老院可以提供与其他居民和工作护理人员进行社交和陪伴的机会，从而改善内心对自身健康的不安全因素 [13]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也会带来各种健康挑战，婚姻状况较差的个人在管理健康状况或解决家庭安全问题方面的支持可能有限，养老院相比个人家庭来说会配备较为专业人员和基础设施来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以确保安全的生活环境。
而户口类型对老年人的养老类型选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居住在城市的老年人更愿意居家养老，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则会更容易选择进入机构或者社区养老。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地区的人口密度通常较低，社区之间的距离也较远，这种地理隔离会加剧老年人的社会孤立，使他们更难获得社会支持网络和社区资源，搬到疗养院或社区护理机构可以通过提供社交互动和社区意识的机会来提供解决方案 [14] 。并且，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子女一般在城市务工，而老人为了离子女更近，可能会选择搬迁去城市居住，这样来说养老院便成为了最佳的选择。此外，在农村地区，家庭护理服务可能稀缺或训练有素的护理人员有限，这可能会使老年人获得留在家中的必要支持更具挑战性。因此，他们可能会考虑养老院或社区护理设施作为可行的替代方案。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本文为家庭关系对养老类型选择的影响提供了实证证据。研究结果强调了家庭关系、社会支持网络和老年人养老类型选择偏好方面的重要性。结果表明，女性老年人会比男性老年人进入机构养老的意愿更强烈，对养老院的了解程度越深，越能提升老年人进入机构养老的意愿。老人与家人联系的频率越高，越容易增加进入养老院的几率 [15] 。同时，研究结果还证明了年龄的增长以及家人对老年人的探望时长对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的意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分组回归结果证明，婚姻质量越高，有配偶的老年人会更愿意选择居家养老，丧偶和未婚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进入社区和进入机构养老。居住在城市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居家养老，而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更容易进入养老院和选择社区养老。本文的实证分析通过考虑家庭动态的作用，政策制定者、护理提供者和家庭可以合作开发以人为本的护理模式，促进老年人的福祉和满意度。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开放式沟通：子女与老年人的家人(包括老年人自己)就他们的偏好、需求和担忧保持开诚布公的沟通，一起讨论可行的养老选择，并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尽最大可能保证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和自身感受，并且，良好的沟通还可以评估老年人的具体护理需求。考虑他们的医疗状况、认知能力、行动能力和整体健康状况。确定他们的需求是否可以在家庭护理安排中得到充分满足，或者他们是否需要养老院或辅助生活设施提供的专业服务。
2) 评估家庭动态：考虑家庭内部的动态。评估家庭成员提供护理的可用性、能力和意愿。评估家庭成员分担照顾责任的可行性，同时考虑到他们自己的承诺、地理上的接近和资源。评估家庭内外的现有支持网络。这可以包括大家庭成员、亲密的朋友、邻居或社区资源。确定这些资源是否可以提供足够的帮助和支持，以维持老年人的福祉和生活质量。寻求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老年护理经理或专门从事老年人护理的社会工作者的指导。他们可以提供有价值的见解，进行评估，并帮助您根据家庭的特定需求和情况浏览可用的选项 [16] 。
3) 财务考虑：家庭的经济财务状况对老年人的养老类型选择也存在着不可或缺的影响，而家庭关系也与财务状况密不可分，较好的经济状况能够使家庭关系更加融洽，并且也可以解决一些不必要家庭纠纷 [17] 。进一步的考虑到不同护理方案的财务影响，探索与家庭护理、疗养院、辅助生活设施或社区护理计划相关的成本，评估每个家庭可用的财务资源，包括储蓄、养老金、保险范围和政府援助计划，也能保证家庭关系的和谐以及对老年人未来养老规划和养老类型的选择产生进一步的积极影响。
4) 平衡个人自主权和安全：努力在尊重老年人的自主权与确保老年人的安全和福祉之间找到平衡。考虑他们对独立的偏好，他们需要的监督或援助水平，以及与当前生活状况相关的任何风险。承认并尊重老年人对自己生活做出决定的权利，只要不危及他们的安全或福祉。让他们参与讨论和决策过程，重视他们的偏好和愿望，充分了解老年人对自身养老的规划和需求，能够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和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