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概况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在2013年由中国第一次提出,打造互联互通互助的全球伙伴网络,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以及资金融通。在近十年的推进过程中,中国海外企业遇到了本土化技术人员不足、语言障碍、文化融合困难等问题,迫切需要中文教育及相关领域职业教育“走出去”。职业院校近年来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开发专业标准,建立职业教育型孔子课堂等工作。
在此背景下,本文致力于探索满足“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需求的实践模式,丰富“中文 + 职业技能”教育国际化研究成果,提升教育国际化影响力。
1.2. 研究目标和内容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典型国家,以“中文 + 职业技能”为依托,开展相关国别研究,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实践模式,推动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和成员国互利共赢,并树立和平友好的中国国际形象。
(1) 区域国别研究总结分析
研究分析区域国别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总结现有区域国别研究的有效做法和相对不足,总结得出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必要条件,为探索可行的实践路径提供理论基础。
(2) “一带一路”典型国家教育需求总结分析
针对典型国家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特别是教育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整体性分析:搜集和整理相关文献资料,探究教育现象背后的因果规律,总结该典型国家的教育发展特点和限制性因素,识别核心教育需求,为探索可行的实践路径提供需求框架。
(3) 国际中文教育、职业教育、区域国别研究的融合实践研究
国际中文教育、职业教育、区域国别研究融合实践的关键在于师资团队建设、专业技能人才培养。围绕“一带一路”典型国家,研究总结针对师资团队建设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思路,研究总结针对典型国家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的教育体系思路,探索如何在中文职业教育中深入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研究提出体系化推进的措施建议。
(4) “一带一路”典型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研究
梳理和归纳当前国家形象认知研究成果,设计调查问卷,调研上述融合区域国别研究的中文职业教育研究实践思路的可行性、可操作性,以及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
2. 课题研究的开展与实施
2.1. 研究方法
本文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一带一路”中文职业教育入手,探索与区域国别研究、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研究相结合的实践模式,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分析
通过查阅与区域国别研究、对外语言教育、职业教育、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相关的著作、论文和学术期刊,对相关理论观点进行归纳和整理,深入分析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趋势,为课题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2) 问卷调查和访谈
定性调查与定量调查相结合,课题从浅入深开展的过程中,对不同的课题研究内容规划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确定调查内容和条目,获得相应的数据支持,加强课题研究的科学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3) 统计分析
完成问卷收集、访谈记录并整理后,对调研得到的各类信息进行系统归类、处理,分析总结出倾向性结论。
(4) 提炼总结分析
在对课题系统性研究、调查问卷和访谈记录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提炼总结出融合区域国别研究的中文职业教育实践的相关建议。
2.2. 研究阶段
研究周期从2022年4月到2022年12月,分四个阶段进行。
(1) 资料收集与整理(文献研究)阶段
2022年4月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相关的资料收集、文献研究及分析总结;
2022年6月,完成资料收集与整理,汇总形成课题的基础理论及文献综述。
(2) 调研(问卷调查及访谈)阶段
2022年7月,根据上一阶段形成理论研究成果,初步整理出融合区域国别研究、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中文 + 职业”教育实践模式的思路。9月初,针对实践模式中的重要内容和关键问题设计了第一版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进行了3次单独访谈。目前该阶段与后续的提炼总结分析阶段合并为一个阶段。
(3) 提炼总结分析阶段
提炼总结分析阶段工作包括了对调查问卷、访谈结果的统计、分析,并在综合考虑理论研究成果、调研结果的基础上,调整、明确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并迭代形成研究结论。
(4) 实践调研阶段
在“调研(问卷调查和访谈)–统计分析–提炼总结”研究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对职业教育国际化实践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夯实课题研究成果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必要时将进一步深化对资料的研究分析、对先行实践的优劣对比,总结、融合有益的做法,从而探索出优势明显、行之有效的教育国际化实践模式。在定量调查样本充足的情况下,考虑应用层次分析法等方法,强化课题分析、总结的有效性。
3. 课题成果
3.1. 理论基础
(1) 区域国别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是针对特定的区域或国家,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多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显著的多学科、跨领域的特征。区域国别研究要以掌握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或国家的语言为基础,以当地文献为源头,以长期深度田野调查为核心,系统地研究该区域或国家的总体特征,进而预期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必然要求跨学科合作,在综合性的研究平台上整合多个学科的研究力量,研究才能是深入并有成效的。
(2) 管理协同理论
管理协同以协同学为理论基础,在系统临界状态下运用各种方法、手段,使系统内部各要素协同与整合,并相互作用、协调,最终实现整体作用大于各要素作用之和。管理协同理论广泛应用在公共管理中,强调政府等公共管理单位对于内外部资源的协调、整合、利用。在教育管理中,管理协同理论同样被普遍运用,强调整合院校的内部和外部资源促进发展,典型案例如校企合作。
(3) 国家形象理论
国家形象是指特定国家内外部的公众,通过复杂的心理过滤机制,对国家本身及其行为(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形成的具有较强概括性、相对稳定性的主管印象和评价。国家形象认知带有主观性,而形象与传播、沟通紧密联系的。通过正面的形象宣传和积极沟通,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1] 。
3.2. 文献综述
3.2.1. 区域国别研究与“一带一路”典型国家教育需求
任晓等学者对世界和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总结;并特别指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内区域国别研究从传统重点关注欧美资本主义强国,逐渐向扩展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变。“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是推进基础设施、商业贸易及人文交流的深度联通,共享改革发展机遇,相应的区域国别研究在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外,着重了解各国国情和发展需要,以便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促进对接合作,从而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双赢。培养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应具备三条标准,即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社会科学的专业训练,并且能够在对象国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 [2] 。
屈廖健等学者认为,小国和边缘区域研究的人才储备不足。区域国别研究不是独立的一级学科,依托外国语言文学或国际关系学等学科,不利于培养复合型的区域国别研究专门人才 [3] 。建议开展多维度的政策支持与全面布局,建立跨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全面、系统地开展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
教育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把建设区域国别研究基地,与对象国合作开展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研究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性举措。国别和区域研究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对外开放与合作。罗林等学者认为,高校作为知识理论高地和科研人才高地,应发掘、引导外语专业教学研究力量向国别和区域研究方向转型,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重点推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全球治理、公共外交等领域的针对性研究,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 [4] 。
饶从满、吴宗劲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有助于增进各国的教育和文化的深入理解,促进教育学的科学化建设,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5] 。区域国别研究构建有关一国教育与文化的“地方性知识”,重视一国教育得以构建的文化背景或特殊情境,是对本土教育和本土文化的尊重和理解,也是一种跨文化对话过程。区域国别研究要在夯实文献研究的同时,高度重视田野研究,注重多种研究方法的并用。
作为“一带一路”典型国家,赞比亚被称作“铜矿之国”,经济结构较为单一,采矿业、建筑业和农业是主要经济支柱。赞比亚国民受教育程度很低,2018年成人识字率约为75%,20~24岁青年只有约2%能享受高等教育,失业率居高不下。当地雇员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无法满足外资企业的用人需求,也严重制约了外资企业的经营发展。赞比亚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滞后,基础设施破旧,缺乏培训设备和材料;课程项目内容陈旧,学生资格证书水平较低,师资力量薄弱。同时,赞比亚又为了保护当地人就业,严格控制其他国家选派工人,导致外资企业面临无人可用的窘境。在《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的“能力建设工程”中,习近平在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倡导,实施“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加大对教育方面的捐助力度,帮助当地学校升级教育基础设施、更新教学设备、提升教育水平,强化技能技术培训。
综上所述:(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性研究相对匮乏,也造成了研究前景广阔、意义重大;跨学科的复合型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关键制约因素。(2) 区域国别研究人才需具备良好语言能力、能够在对象国进行深入田野调查、社会科学的专业训练三条标准。而从事中文职业教育国际化工作特别是派驻在对象国的师资队伍具备满足前两条标准的条件,但缺乏必要的社会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训练,可以成为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后备军。(3) 区域国别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对象国的教育与文化,推动中文职业教育“走出去”和深化改革,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与合作。(4) 赞比亚职业教育形势严峻,中国当前对赞比亚的教育输出,偏向于公益性质。
3.2.2.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文职业教育国际化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对我国职业教育提出了国际化的要求;在“一带一路”发展背景下,中国与非、亚、欧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理论层面,徐华等学者主要从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路径、对策、战略等方面研究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国家化的主要路径是“引进来”与“走出去”,既要提升职业教育内涵和质量,加强“引进来”,又要积极“走出去”。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对策是创新理念、完善体制机制、分享教育教学资源、多主体共同发展等。姜浩天和陈明昆指出高等继续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大学联盟建设、优化师资队伍”等战略路径 [6] 。张小军、刘慧敏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亟需大量外向型、复合型、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化专业人才,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化能够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7] 。高峰分析了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及对策,认为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水平需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加强专业与产业对接、健全师资队伍、合理制定课程体系等 [8] 。
在实践层面,王柯萌分析了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演变,提出“形成政校行企合作格局”等山东省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对策 [9] 。周燕等学者重点研究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制定的赞比亚高职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并突破性获得了赞比亚共和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局批准。杨淼淼等分析了“职业教育走出去”项目,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牵头建设了职业教育焊接专业教学资源库,向赞比亚输出了焊接专业教学资源,在职业教育输出的可行性及实践方面取得了一些收获 [10] 。任雪娇等以赞比亚职业教育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课程项目的建设为研究对象,从开发背景、开发意义和具体实施过程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11] 。
从中国海外企业角度,中国有色金属集团周遵波认为,对于“请进来”与“走出去”两种路径,派驻职业院校老师或援建职业技术学校在当地开展培训和教学的“走出去”可实现规模化和持续性,并且派驻费用相对低。未来“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大,也需要国内职业教育更多的“走出去”,加大中国文化理念和价值输出,培养一批理解认同中国的技术技能人才,服务更多“走出去”企业。
综上所述:(1) “一带一路”倡议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政策下,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势在必行,主要目的是提供服务企业“走出去”,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2) 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主要方式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走出去”的方式从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更贴近企业需求。(3)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文职业教育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策框架下的顶层规划仍需加强、中文职业教育输出的经费问题制约可持续性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对策是政府主导顶层设计、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交流合作平台等,推动多方联动、合作共赢。(4) 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实践探索中,重点围绕形成教育国际化合作格局,或者课程标准、职业人才培养方案等等教育资源,作为具体实施者的师资团队建设以及对于师资派出困难的应对关注的较少。
3.2.3. “一带一路”与国家形象认知
国家形象是一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体现,国家形象良好与否,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利用全球资源的概率,占据世界市场的份额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
徐旭伟分析了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深对沿线国家文化和受众的研究,加强传播针对性和贴近性等建议。林琳指出推广汉语,就是在弘扬中国文化。文化在国家形象塑造中起着持久和潜移默化的作用,能够回避国家形象认知方面的硬性差异,用更加柔和的方式来塑造国家形象 [11] 。曹欢以皎漂当地青少年技能培训中心的汉语学习者为例,从经济形象、文化形象等七个维度研究总结汉语学习者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状况。彭增安认为,孔子学院作为中外交流的平台,在国家形象传播方面具有特定的作用,为国外民众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派出人员掌握着话语主动权,教学内容更适合塑造客观、全面的国家形象 [12] 。吴晓萍以孔子学院的教学为出发点,对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和布莱恩特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中国国家形象认知进行了调查及实验,指出学生对中国的印象会随着教学的深入开展发生变化 [13] 。柯雯靖提到应将国家形象的有关内容融入到对外汉语教材中,有利于学生们在使用汉语教材以及学习汉语的过程中直观地学习到关于中国的国家形象方面的内容 [14] 。
综上所述:(1) 通过区域国别研究,有利于更有针对性地对外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2) 对外中文教育和孔子学院等教育平台,有利于国家形象传播。(3) 对外汉语教材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媒介。
4. 课题研究的不足与反思
在前期开展资料收集与整理(文献研究)的阶段,积累了大量关于区域国别研究、职业教育国际化、国家形象认知等多维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方法,用于后续分析形成“一带一路”背景下融合区域国别研究的中文 + 职业教育实践方法。在研究中发现,文章的研究设计与研究背景和实际需求的结合尚不紧密,在形成研究结论时很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