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长久的社会考察、调查研究下根据社会发展的历史状况总结得出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武器、改造世界的科学指南,为后期唯物史观的发现和揭示剩余价值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恩格斯曾指出,贯穿《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的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 [1] 。而马克思自己也承认,社会结构理论是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中国道路”充分彰显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当前社会我国面临的矛盾错综复杂,但归根结底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贯穿于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加剧了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社会风险、社会问题的演变和交织,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制约了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这种关系反映到社会结构领域就是社会体制弊端影响了经济的合理运行,通过改革社会体制适应当前社会矛盾的变化,调整社会结构,以更好的保障社会生产生活。即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进入到“以社会结构调整为核心”的社会建设新阶段 [2] 。因此,在新形势下实现社会结构的调整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现状要求,是应对复杂矛盾所产生的要素调整,在于应对发展中的挑战与难题,是深刻洞察当代社会发展的系统思维方式,也是指导我们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的方法论指导。而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各大群体对其研究层出不穷,但究其本质,仍离不开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在该理论的分析框架下以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为依据,对当前乡村产业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层次性、结构性矛盾进行详细的剖析,提出一系列检验乡村产业振兴成效的重要评价标准,既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也能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2.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立足于现实社会,是对社会关系的系统化总结,包含着物质资料与社会生产的全部内容。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结构做了详细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力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3] 马克思认识社会结构一开始就立足于社会实践当中,并且系统地分析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结构的整体,诸如人与自然的主客关系、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经济基础与法律及政治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复杂的矛盾关系推动着社会的运行与发展,并且在不同关系下形成的新的矛盾关系是社会结构得以调整的关键,由此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而社会结构的调整必然推动社会的发展,因为每一次生产关系的调整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相应地,社会结构在调整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也是我们认识矛盾关系的载体,是我们解决当前社会的结构性、层次性矛盾的着力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是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深刻总结,包含着三层基本的含义:
第一,马克思论述的社会结构是由社会关系组成的。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原始的生产力结构,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维持生存和发展以及交往形成了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是基础性、决定性的社会结构,影响着其他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政治结构是由社会的政治关系构成的,是所有政治、法律法规的统一,反映着社会结构的性质与方向。文化结构是存在于社会中的各种思想文化关系的统称,是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反映并深刻影响着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经济、政治、文化三种社会结构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的反映,并在相应的领域影响着社会关系的调整,是一定社会生产力适应社会关系变动的结果,并以此调整着社会结构。
第二,强调生产力和物质生产的重要作用。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一经产生,就从事着物质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物质生产的发展(或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性质和面貌,在生产的同时也生产了各种社会关系,每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都是由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更新和变动是社会变革的根源,社会形态的交替归根到底是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论述那样:“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有状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4] 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在这个实实在在的世界里,物质资料生产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与运行,在物质生产中生产力以决定性的地位制约、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一切生产关系不过是现实生产力现状的反映,社会的现实基础构成了生产关系的全部,而生产关系的总和又形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在社会关系作用下产生了相应地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一定时期内法律和政治所组成的竖立于社会结构之上的上层建筑。
第三,马克思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基本矛盾作用的结果。社会基本矛盾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这两对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演变,并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结构。“马克思强调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历史的决定因素,这并非是一种‘经济决定论’。而是承认社会结构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三对矛盾综合作用的整体发展过程。” [5] 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下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推动着社会的生产与发展,其中起根本性作用的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同时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矛盾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此外,这一基本矛盾的外延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可避免,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必然存在的基本矛盾。
社会结构的构成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结构组成,是按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形成的社会稳定统一的架构,其内部的各个要素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在整体结构中发挥着系统性的作用,同时在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中,马克思又按各个要素的作用,根据不同层次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划分为第一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划分为第二矛盾,这两对矛盾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使社会在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因此使得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论述具有了整体性的状态。
最后,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6] 马克思在唯物辩证法中指出物质是运动的,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相应地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也更加复杂多样,并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的需要更加多元化、人的活动更加复杂化,这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动态调整,以此来适应人与社会的辩证运动。
3.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下乡村产业振兴成效的评价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 [7] 产业振兴关乎乡村发展的全局。当前我国已经完成了脱贫攻坚的历史任务,农村各项事业已经转移到乡村振兴战略中来,将巩固脱贫攻坚与推进乡村振兴相结合,以面临的新形势、新矛盾为抓手,促进生产关系适应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8] 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下厘清乡村产业振兴的层次性、结构性问题是推动产业振兴的关键,是评价产业振兴成效的重要标准,也是检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效性的重要指标。
(一) 马克思经济结构理论框架下乡村产业振兴成效的经济评价标准
人是社会的主体,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9] 社会结构是社会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果。马克思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 [9] 社会结构的调整以人的存在为前提、以人的活动为基础、目的在于服务人的客观需要,而人的存在首先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只有维持了肉体组织的需要,才能形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生产。其次,是作为劳动者的人自身的生产,即人的种族繁衍。在这个过程中,人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劳动者在生产物质资料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社会中所有经济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经济结构,并存在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
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 [10] 经济结构在社会结构中占据决定性地位,整个社会都是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并与之相适应的。追溯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经济结构都是在物质资料生产的前提下进行的,只有首先维持劳动者本身生存的需要,才有可能进一步从事政治、法律、哲学、艺术、宗教等上层建筑的构建活动,人类社会才能有序进行。经济结构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始性、基础性结构,影响制约着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形成与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与调整受经济结构的极大影响,简而言之,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最为关键的是仍是经济因素。乡村产业振兴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经济因素最为重要,是解决乡村产业振兴的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发力点。因此,乡村产业振兴的评价标准首先必然是经济标准。乡村和谐稳定、美丽繁荣、生态文明,都必须以经济基础为前提,乡村产业振兴最关键的评价标准就是乡村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农民生活富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影响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科技水平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必然趋势,是新时代实现“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高水平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我国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解放了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弊端,农业生产条件大幅改变,但是由于我国东西部不协调的发展加大了区域发展的差距。 [11] 面对新情况、新挑战,促进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是应对复杂矛盾、合理规划乡村产业布局的必然选择,实现生产现代化也是未来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的必由之路。全面推进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投资和消费的活力,另一方面推进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要着力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综合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技术水平改善“三农工程”,切实加强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改造,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的转变,打造乡村产业振兴的“硬件设施”,为乡村振兴培育发展新动能,使生产关系更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以马克思经济结构理论分析当前我国乡村产业振兴的结构性、层次性问题,找准发展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以系统性的方式方法化解深层次矛盾,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以全局性、战略性的发展思维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转变,为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筑牢发展根基。
第二,乡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实现产业融合发展。乡村经济结构的关键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关乎产业的发展全局,是产业形成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合理的产业结构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要全面拓宽产业链的经营方式,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多元化发展,以加工业、服务业、休闲旅游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进而打造以农业为核心多业并举的发展格局,是产业由大变强的必由之路,是马克思经济结构理论框架下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产业结构要求。单一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不了规模,很难具有竞争优势,因此要想振兴乡村产业关键还要在产业结构上下功夫,通过产业化的经营,不断增强产业间的联合,使农村产业提质增收,不断拓宽产业链,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使单一产业向多元产业融合不断转变,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乡村产业的规模优势。未来产业发展不仅要依靠多元化的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还要形成多产业融合发展的客观局面。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乡村产业发展滞后,产业融合发展层次低、困难大,因而融合发展的空间也很广阔,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能充分的激发农村产业的发展活力,突破束缚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升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有利于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促进农业生产关系更好适应生产力发展。 [12] 马克思经济结构理论的分析中非常重视产业间的融合发展。回顾西方国家改革发展的历程,无不充斥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正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了社会结构、生产关系的变动,是为产业振兴赋能的关键之举。同时乡村产业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通过产业间的融合,不仅促进了资源、资本、技术的跨区域流动,而且产业融合进一步释放了发展的活力,增强了产业之间的联系,实现了产业间高效的产出,增强了乡村产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有利于为乡村产业打造深厚的发展根基,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资源的整合。因此,不断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融合发展是衡量乡村产业振兴成效的重要标准,不仅能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而且也能在乡村产业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更好地检验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第三,产业经营主体由个体转向组织,实现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经营。随着乡村产业振兴战略的贯彻与落实,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产业振兴主体也呈多元化态势,推进产业经营主体的转变是新形势下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发展和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未来产业经营主体必然要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合作社经营和公司化经营,一方面是基于新形势下产业结构升级的客观要求,一方面是实现产业集聚效应,是应对外来风险挑战的现实要求,进而推动产业经营形式的创新与发展,适应新业态的转变、运用新技术推进农业产业升级改造。 [13] 实现经营主体的转变,能够激励经营者采取扩张性的经营策略,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提升产业的整体效益和盈利能力,以规模效应和技术先导生产更多、更好的农业产品,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带动消费,形成多元互动的有利发展格局。
农业经营主体由个体转向组织是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是实现现代产业由粗放型向精细化的转变,以经营主体的多元化打造一批龙头产业示范点,推进产业效率的提升和效益的增加是产业形成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是建设现代化高水平农业强国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经济结构理论分析中采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阐述这一观点,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农业作为第一部类产业获得了优先发展,并且随着后期资本的不断扩张,使得产业间的集聚也渗透到农业当中来了,原先小农经营下的家庭式生产终将被集约化的大生产所代替,并且在土地产权理论下,通过农户将土地资源进行有效的流转,交由专业性的生产合作社进行农业生产,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业高效运作,有利于乡村地区资源的高效利用,实现跨区域资源的分配,能在单位面积内获得更大的产出,实现规模效益。因此,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发展也是衡量乡村产业振兴成效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在这个标准下,乡村产业拥有更大发展空间、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农业的集约化发展也会带动乡村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的附加值,增强乡村产业之间的联系,更好的带动乡村地区各项产业的发展,是实施乡村产业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这是马克思经济结构理论框架下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组织结构的转变,目的在于增强乡村产业的竞争优势和发展前景,同时也能进一步的拓宽乡村产业的发展规模,以产业化、现代化的经营管理,实现产业效益和规模效益。
第四,农业科技水平大幅提升,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确立。乡村产业振兴在新时代更加强调科技的推广与运用,没有科学技术作后盾,农业现代化体系就难以建立,未来随着农业的发展要依托新科技作引擎,以农业高新技术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加强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促进农业生产技术更新换代,实现现代化科技化运营。 [14] 这是马克思经济结构理论框架下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生产力要求,新时代我们发展的是现代化的产业、走的是信息化、智能化、集约化的新型发展道路,因此必须推进生产力的变革,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真正意义上带动乡村产业振兴,同时也带来生产关系的调整,使得乡村产业振兴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在长期的农业发展与实践中形成的生产方式比较传统和落后,农业生产成本高、效益差是“三农”问题面临的现实窘境,因此,农村产业发展必须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经济效益为目的,推进农业科技的现代化,是农业生产力的现实要求,也是推动农业高效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农业生产技术为抓手,推进科技进步,进而形成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农业高效发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显著表现,在社会化大生产中,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技术革新,以“技术革命”推动农业改革,不断释放农业生产力的活力,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使得社会不断地处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矛盾的运动与变化之中,带动着整个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通过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进一步释放农业生产活力,打造农业的竞争优势,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以农业生产力显著提升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符合马克思经济结构理论的分析框架,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断运动必然结果,总之,社会需求的变动是一个社会最强的口号,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最直接的信号。全面推进以农业科技为要素的生产力标准建设,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现代化农业强国建设的必然趋势,也是科学规划乡村产业,衡量产业振兴发展成效的重要指标。
(二) 马克思政治结构理论框架下乡村产业振兴成效的政治评价标准
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了相应地政治活动,政治活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主是政治的最高理想状态,保障乡村政治民主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提升人民政治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保障。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 [9] 政治关系源于最初人们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在生产关系上进一步确立了政治关系,也相应地构成了社会的政治结构,政治结构是为保障国家政权和稳定的需要,形成的政府机构、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即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映经济,一定程度上政治结构受经济结构影响和制约,但因其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具有相对独立性。马克思曾提出了“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的革命目标。 [9] 并极力斗争保障无产阶级最真实的民主权利,进而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实现人人平等、自由的发展,最终达到人的解放。但是目前乡村地区的政治结构仍存在着复杂性、多元性相交织的社会矛盾,一方面,乡村民主制度不健全,在推行和落实过程中挑战重重,农民的民主权利难以切实保障,比如重大事项之前农民非正常上访事件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地区长期处于落后局面,农民自身的文化水平低、政治参与意识低,村民自治的民主化程度相对较低,同时在村民自治组织中存在不规范的选举,民主秩序不健全,都导致了人民的民主权利难以真正落实。这些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问题是加强乡村民主自治,提升人民政治意识的主要矛盾。因此,在马克思政治结构理论框架下,保障乡村地区人民的政治参与,推进民主与平等建设,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是衡量乡村产业振兴成效的应有之义,也是共建共治共享发展理念的现实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乡村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邓小平曾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15] 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民主常态化,不断推动民主制度化建设,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重要表现,关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久运行。推进乡村地区民主制度建设,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使人民能够充分的表达意愿、高效的参与政治生活,保障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主体地位是制定一切产业政策的基本原则,在产业振兴过程中,通过人民的主体参与,切合实际,提高人民参与各项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产业振兴的实效真正惠及到全体人民,让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建共享,进一步提升乡村地区人民的参与感、归属感、幸福感。
第二,农民政治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显著提升,主人翁地位得到充分保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以人才振兴推动产业振兴,加强乡村产业人才的培育与引进。对于存在于广大乡村的农民而言,他们是参与产业振兴和乡村治理的主体,引导农民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自身的权利与义务能有效规避各种发展中的风险,应对发展中的难题,如面对涉及乡村产业规划、产业布局、产业调整的重大事项时,应充分保障每一位农民的基本权利,尊重自身意愿,不断培养并提高政治意识、民主意识、主体意识,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马克思政治结构理论是一定时期内经济结构的客观反映,在产业振兴过程中形成的产业政策、产业布局、发展规划等都是政治上层建筑的表现,通过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实现人民群众的上层建筑,在制定这一系列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要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权,这既是公民民主权利的范围,也是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保障主人翁地位的时代要求,评价产业振兴的政治标准就是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让产业振兴的红利切实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真实的享受到发展带来的福利,不断增加乡村人民的优越感、成就感。
(三) 马克思文化结构理论框架下乡村产业振兴成效的文化评价标准
马克思文化结构理论是对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集中反映,是对现实社会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深刻总结。马克思历来重视精神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先进的、符合时代价值观念的文化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是社会整体文明状态的反映,也是社会文化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如蔡青竹(2016)所述:“文化结构是人们运用精神创造的方式对社会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进行筛选、加工和提炼以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产物。” [16] 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人的意志下,形成的社会实践的产物。但文化结构与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有所区别,文化结构更多的呈现出一种无形的存在。这正如马克思所讲的一样,文化作为精神世界的产物,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9] 也就是说文化结构是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但是它却或大或小的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历史的发展。此外马克思明确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17]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促使人们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对于广大乡村地区来说,乡村地区往往面临着的发展挑战多、矛盾复杂,其文化也相对落后,但是乡村振兴不仅强调产业振兴,还要实现文化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三者是有机的统一体。实现乡村产业兴旺不仅需要科学布局、规划、发展产业,还需要强大的精神文化动力,以先进、健康的大众文化振奋人心、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以民风质朴、家风正派的文明风尚引领乡村产业振兴,同时紧紧抓住人民的主体地位,以问题为导向,坚持系统思维,以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马克思文化结构理论下以文化产业、文明发展为标准衡量乡村产业振兴的成效是当下和未来的面临的新选择、新出路。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乡村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化设施不断健全。乡村产业振兴在实施产业规划、产业布局的时候,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考虑文化效益,文化是一个时代整体精神面貌的体现。当前我国乡村文化资源供给不足,且已有的文化资源与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差距较大,很多存在于古村落的优质文化资源没有很好地挖掘与管理,致使乡村地区文化发展的效应不明显,使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难以真正满足。因此急需通过培育一批符合时代发展、人民现实需要的乡村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需求。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导向,结合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引领乡村地区人们的精神文化建设,通过集体精神、创新精神等激励他们投入乡村产业振兴的实际中来,同时以乡村地区优秀的文化资源为根本,促进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以此培育人们高尚的精神追求。另外,乡村文化设施建设也是乡村公共文化资源和人民群众联系的纽带。建立健全高效的文化基础设施能有效美化乡村地区的环境和人们的心灵,通过拓宽乡村公共文化供给,发挥大众传媒的宣传与引导作用,以便捷化、现代化的优质文化资源为依托,为广大乡村地区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这一切都需要产业政策来引导,在产业振兴过程中以文化产业带动文明乡村建设,以文化产品来扩大发展的路径,提升乡村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未来产业发展必然是新型的产业发展之路,是清洁、美丽、生态的文明发展之路。马克思文化结构理论下以文化产业、文化效益为标准检验乡村产业振兴的成效是理论的渊源,也是现实发展所需,是走向文明发展的题中之义和必然选择。
第二,人民的精神文化追求不断提高,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满足感增强。农民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主体力量,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要牢牢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乡村产业振兴成果最终也要惠及全体人民。乡村文化建设也是如此,归根结底就是为农民服务,提升乡村地区的精神文化必须以农民为主体。当前存在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人民,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人们接受教育的程度相对较低,只有立足于实地,引导广大人民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才能全面提高自身修养,以此增强人民群众的自我认知、自我完善。同时要以全国脱贫攻坚榜样人物、先进事迹为例,汲取精神力量,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在学习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增强自我的精神力量、促进自我全面发展。要让人民在产业的发展中感受到文化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以此来丰富自我,使人们在精神世界的满足中感受产业振兴的现实成效,进一步提升自我效能感,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地满足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