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企业ESG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与“双碳目标”是当前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议题。ESG关注企业在环境、社会和管理方面的表现，而“双碳目标”则强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重，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纷纷提出“双碳目标”，即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也就是尽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通过其他手段抵消剩余排放。实现“双碳目标”需要企业积极参与，通过采取绿色创新、能源转型和可持续经营等举措减少碳排放。
企业ESG表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基础。通过加强环境管理、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企业可以推动绿色创新、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双碳目标”的实施对企业ESG表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需要制定并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推进绿色转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表现，同时注重社会责任和员工福利。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社会不平等等问题的认识加深，投资者、消费者和监管机构都对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优秀的ESG表现与企业的财务绩效和市场价值之间存在正向关联。然而，对于企业ESG表现对创新的影响，尤其是绿色创新，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
绿色创新是指企业通过研发和应用环保技术、产品和服务来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提高经济效益的创新活动。绿色创新不仅有助于企业降低环境风险和成本，还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品牌形象。因此，探究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为实现“双碳目标”做出贡献。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分析了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这种促进作用越强。同时，得出了ESG表现可以通过政府补贴和缓解融资约束两大渠道影响绿色创新的结论。其次，将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延伸到了企业ESG层面。最后，再次强调了企业进行ESG实践的有益之处，为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新途径。
2. 理论分析与假设
2.1. 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创新研究
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蒋艺翅等(2023)研究发现，ESG信息披露可以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了解和认同度，并通过提升外部关注度，放大企业ESG信息披露对企业风险的负向影响 [1] 。魏晨涛(2023)认为，企业履行ESG责任可加强政府、投资者与企业自身的联系，企业拥有良好的ESG表现可以获得更多政府支持与社会认可，从而积累道德资本，以提升自身价值 [2] 。宋璇等(2023)则认为上市公司ESG表现是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这一渠道影响企业价值的 [3] 。姚树洁等(2023)在检验ESG实践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时，得出了ESG实践程度的提升可以通过增强企业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减少管理者短视行为以及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结论 [4] 。梁毕明等 [5] (2023)也支持这一结论。肖立强等(2023)研究表明，ESG评级提升有利于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其中，机构投资者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6] 。王欣兰等(2023)根据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ESG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关系时，发现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债务融资成本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7] 。学者菜雯霞等(2023)也认为企业ESG表现可以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企业财务绩效提升 [8] 。王雨晨等(2023)依据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ESG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发现企业ESG水平的提升可以通过绿色创新这一渠道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9] 。胡日东等则(2023)认为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起抑制作用，而在长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10] 。
ESG表现与企业绿色创新。企业ESG信息披露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的ESG表现，判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传递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信号，帮助企业树立良好企业形象，为企业绿色创新带来充足资本供应。再者，ESG信息披露可以展现企业的治理能力，有利于外部利益相关方监督管理层实施绿色发展的具体情况，督促管理层重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关于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现有文献研究并不是很充分，但在主要研究结论上基本达成了共识，企业ESG表现有助于促进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对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强化社会责任 [11] 、增加企业研发投入 [12] 、缓解代理成本与优化资源配置 [13] 、提升媒体关注度 [14] 等方面。
由此，文章提出假设1：企业ESG表现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2.2. 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影响机制研究
ESG表现与融资约束。ESG绩效评价通过反映公司的非财务信息，增强企业信息披露力度，不仅可以向客户与供应商传递出企业积极信号，提升企业声誉。同时，良好的ESG绩效评价还释放出公司治理能力强的信号，从而提升供应商和客户信心，使企业获取更多商业信用融资 [15] 。另外，刘志敏(2019)研究表明，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可以有效降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为企业营造良好声誉，从而获得更多融资支持并降低融资成本 [16] 。王莉敏等(2023)也赞同这个观点，并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在其中起调节作用 [17] 。
ESG表现与政府补贴。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在满足股东需求的同时还要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企业ESG表现良好可以使企业在各项活动中更大程度保障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建立起良好形象，获得社会认可与支持 [18] 。而政府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中的一员，在企业积极实践ESG的过程中会增强对企业的认可，从而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政府补贴以促进企业继续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倪国爱等(2023)通过研究A股上市公司数据，得出了ESG表现能够提高政府研发补贴和非研发补贴的结论，并且在提升政府研发补贴中的作用更为显著 [19] 。
由此，文章提出假设2和假设3：企业ESG表现通过影响企业融资约束促进绿色创新、企业ESG表现通过影响政府补贴促进绿色创新。
2.3. 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调节效应研究
ESG表现、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绿色创新。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是占据重要地位的市场参与者，会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与治理结构的优化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一般认为，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一般投资者而言更加具有信息优势 [20] 。机构投资者持股后，可以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并利用各种信息对企业进行监督和管理，提升公司信息透明度。同时，Gollier和Pouget [21] (2014)、Chen等 [22] (2020)、Dimson等 [23] (2015)学者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ESG表现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对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发挥的作用提出了质疑。他们的研究表明，当前阶段，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占比不大，未达到成熟资本市场要求，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不高，因此对于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并不明显。再者，有些机构投资者的抱团行为，妨碍了个别机构投资者将私有负面信息融入股价之中，从而减弱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监督作用，增强信息不透明度。
ESG表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及时获取企业的环保工艺、环保设备等相关信息，金融机构可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掌握这些信息，减轻金融机构在为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的过程中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与金融风险，降低信息不对称，让金融机构更愿意将资金贷放给企业。企业在拥有了绿色信贷支持后就能有效缓解绿色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融资困难问题。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让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绿色信贷以后，利用大数据对企业的绿色生产行为进行监督，督促企业将资金真正用到绿色生产上。梁玲玲等(2023)在研究A股上市公司2022~2021年数据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企业绿色创新，并且ESG评级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 [24] 。
由此，文章提出假设4和假设5：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在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3. 实证研究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本文还剔除了较为特殊的金融行业、ST与*ST类企业，并对所有连续变量数据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了32399个企业的年度观测值。本文的控制变量数据中企业的基本信息和财务数据、企业绿色创新申请与获得数据均来源于CNRDS数据库，企业ESG表现数据来源于华证ESG数据评级。
3.2. 模型设定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
式(1)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样本的个体与年份，被解释变量lnlscx表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将上市公司当年独立申请的绿色发明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加1取对数进行衡量。将上市公司当年获得的绿色发明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加1取对数用来稳健性检验。ESG为解释变量，表示企业ESG表现，采用华证ESG指数进行刻画。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包括Cashflow (现金流比例)、Liquid (流动比率)、FIXED (固定资产占比)、ROA (总资产收益率)、Lev (负债比率)、Indep (独立董事比例)、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mAge (公司年龄)、TobinQ (托宾Q)、Dual (是否两职合一)、Board (董事人数)。本文还控制了行业(IND)和年份(YEAR)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误差项。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major variables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由表1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被解释变量lnlscx的平均值为0.307562，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6.844815，标准差为0.733192，表明样本企业总体绿色创新水平较低，不同样本企业之间的绿色创新水平差异较大。解释变量ESG表现的标准差为1.095735，最大值为8，最小值为1，显示出样本企业的ESG表现也有一定的差异。
4. 基准回归结果与稳健性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下表报告了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水平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2。根据表2列(1)可知，在未控制企业行业–时间固定效应，不加控制变量的情况下，ESG的系数为0.025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表2列(2)显示，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ESG的系数为0.029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根据表2列(3)显示，在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行业–时间后，ESG的系数为0.0294，依然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上述回归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假设1成立。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证明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使用了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更换被解释变量，将企业独立申请的绿色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数替换成联合申请的绿色专利申请数(lnlscx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列(1)所示；第二，将解释变量ESG表现滞后一期(ESG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列(2)所示；第三，在控制了行业–时间固定效应的基础上，继续控制个体固定效应，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列(3)所示。第四，本文虽然控制了一系列变量，但仍然会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参考李慧云等(2022)，本文选取了企业是否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Big4)作为工具变量，公司经由四大审计为1，否则为0。
稳定性检验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文章结果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另外，工具变量检验中，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Big4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ESG表现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工具变量第二阶段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5. 企业ESG表现影响绿色创新的机制
为了检验融资约束与政府补贴两大机制在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影响中的作用，本文以SA1表示融资约束，用SA指数来衡量，由于SA指数为负数，本文对SA指数取绝对值，得到SA1，SA1越大，融资约束越大。以gov表示政府补贴。在模型(1)的基础上，建立以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融资约束和政府补贴在二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
(2)
机制检验结果见表4。ESG评分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系数为−0.00616，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ESG评分越高，企业融资约束越小。将ESG评分与融资约束共同加入模型中，ESG评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系数仍为正数，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ESG评分对政府补贴的影响系数为0.10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ESG评分越高，企业获得政府补贴越多。将ESG评分与政府补贴共同加入模型中，ESG评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系数仍为正数，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的确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促使政府提供更多补贴来促进绿色创新发展，实证检验结果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
6. 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影响的调节效应
为了探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本文以INST代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用index代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于INST*ESG指代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与企业ESG指数的交乘项，index*ESG代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企业ESG表现的交乘项，建立模型(3)和(4)：
(3)
(4)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5。实证结果表明，index与ESG的交互项index * ESG系数为0.000149，在1%的水平下显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发展在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机构投资者与ESG的交互项不显著，与假设不符，可能的原因是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和程度还不够高，机构投资者所占比重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Table 5. Test results for moderating effects
表5.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7. 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对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果表明，公司在ESG方面的表现越好，越有利于推动绿色创新。中介效应检验中发现，首先，企业ESG表现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绿色创新。这意味着ESG表现优秀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从而能够更充分地投入到绿色创新活动中。这种缓解融资约束的机制为企业提供了增加绿色创新投资的机会和动力。其次，政府补贴也是ESG表现对绿色创新水平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政府补贴可以为企业提供经济支持，降低绿色创新的成本和风险，从而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绿色创新活动。ESG表现较好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政府补贴，进一步增强了它们在绿色创新领域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调节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促进作用的因素。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越高的地方，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这可能是因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和经济支持，从而促进其在环保领域的创新活动。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企业和政府在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创新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以下是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第一，政府支持和激励。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在ESG方面取得优秀表现。例如，提供额外的融资支持、减税或奖励措施等，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绿色创新的开展。第二，加强ESG评估和监管。相关部门可以加强对企业ESG表现的评估和监管，制定更为严格的规定和标准，并确保其透明度和可靠性。这将有助于鼓励企业更加注重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提升其ESG表现，并倡导绿色创新的发展。第三，提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政府可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经济支持。这将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为其绿色创新活动提供更多资源和机会。第四，宣传和教育。政府可以加强对ESG意识和绿色创新的宣传和教育，提高企业和公众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这将有助于增强企业对ESG表现和绿色创新的重视程度，推动其积极参与相关活动。
总之，通过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可以进一步激励企业在ESG方面取得良好的表现，并促进绿色创新的发展。这些政策建议可以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推动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