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教材的创新之处正是在于其能够将理论与实践完美融合，以满足当今翻译跨学科性质，同时还能将抽象的翻译理论转化成有选择性的、以兴趣为导向的模块，帮助翻译学习者很快“上手”。但是不幸地，无论是拥有传统体系(包含翻译原理、翻译技巧)的翻译教材，还是如今“以讨论词、句翻译的为主的”翻译应试教材，乃至结合新时代信息化特色探究立体化翻译教材建设的文献里，也只是泛泛提到要“提供内容全面、类型多样的翻译案例。”至于什么是全面、什么样的类型应该纳入却没有提及，显得结构上非常系统，实际却非常的不系统。再比如关于智能时代立体化翻译教材内容是这样讲的：“平面翻译教材编写应主要涵盖翻译基本定义、翻译本质、翻译分类、翻译过程、翻译标准、翻译原理、翻译与文化、英汉语言差异、翻译常用方法等结构、内容和价值相对稳定的核心内容与‘硬知识’，以构建内容完备、知识系统的主教材。” [1] 但是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这种把所有知识堆砌成一个看似“完备”、看似“系统”的模式真的完备吗？真的系统吗？真的有利于学生培养独立清晰的翻译观吗？
这种不足之处正是建立在“崇尚完备系统”的观念之上的，因此维护这种表面上“体面”，但其实实际运用理论解决具体问题效果不佳，体现在MTI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比如MTI翻译实践报告“理论框架型”写作模式存在很大的误区与不科学性：以某一仅仅涉及单因素自变量的现有翻译理论作为宏观框架，都只会使整篇翻译实践报告的讨论被局限在该单方面制约因素的范围内 [2] 。此外，MTI学位论文存在十分严重的模式化现象，部分论文即使有一定的理论支撑，在实际考察翻译现象时仍无法跳出词、句、篇章的层面，对理论的借鉴也大多局限于功能对等理论、目的论、文本分析理论等 [3] 。而MTI学位论文问题根源也体现在翻译教材的编撰上。因此本研究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解释翻译教材中不同内容特征对学习者翻译能力的影响程度。具体来说，本研究对研究教材编撰者以及翻译学习者如何战略性地处理内容特征是有意义的。因此，本研究具体回答以下问题：
1) 翻译教材在理论与实践结合模式的类别、数量与频率有何特点？
2) 该特点能给我国翻译教育的发展带来哪些启示？
2. 理论框架
为了从多元视角、不同侧面对文本特征的翻译深刻体悟，接近翻译的实质；也为了跳脱出词、句、篇章的层面，把独特的翻译现象描述出来，需要以“点”带“面”，以“彻底性”取代讲究形式的“全面性、系统性”的翻译教材。
为了给翻译教材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模式提供一个连贯的概念化，刘季春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分析框架总结为实践模式、理论模式和观念建构模式 [4] (见图1)。其中实践模式以强化练习为突破口，理论模式以系统知识为着眼点，而观念建构模式是典型翻译观念 + 典型例子。但是观念建构模式中的“观念”不等于“理论”，而需要对系统的理论进行浓缩用来指导翻译实践。
Figure 1. The framework of content analysis
图1. 内容分析框架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对文本或其他非数值型数据进行系统性分类、编码和计数，描写并解释数据中的模式、主题和趋势等信息。
3.1. 分析材料
本研究分析材料选自某翻译硕士专业15本翻译教材。其次，要明确分析教材的类别。本研究分析材料分别涉及笔译和口译，从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章节作为研究材料，共计75,920字符。
3.2. 编码方法
首先，对分类方法进行编码(如下表1)，包括实践模式(the practice-oriented approach)、理论模式(the theory-oriented approach)和观念建构模式(the conceptualization approach)。
4. 研究结果
4.1. 定量研究结果
表2给出了文本总体定量调查的结果。15本翻译教材典型部分共1190页，表3是翻译教材理论与实践结合模式的总体分析结果，共发现845处结合模式，且每种模式占比各不相同且差异较大。
Table 3. The combination model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表3.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模式
图2是模式个体间差异调查结果。从图中可知，次主题的频次和分布在折线图中可以看出有些波动较大，有些相对平稳，个体间差异相对较大。
Figure 2. Individual difference polygraph
图2. 个体差异折线图
4.2. 定性研究结果
根据“实践模式”、“理论模式”和“观念建构模式”翻译教材(或翻译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模型，对翻译教材内容特征进行分析，从1190页教材对这三个子主题进行编码，总体而言每个子主题出现频率相差较大。
实践模式。这个主题在文本中共计使用382次，占比45.2%。总的来看，使用实践模式的比例较大，在个体之间的显著差异也是相对明显的。折线图显示，个体之间使用实践模式最多的文本高达57次，而最少的为0，因此折线整体走势较为波动。
理论模式。共计298处，占比35.2%，个体间差异调查结果也是差异显著，最多使用46次，而最少的为0次，折线整体走势也较为波动。
观念建构模式。共计使用382次，占比较低，为19.52%，文本之间的使用差异最小，折线整体波动幅度不大。
5. 讨论
翻译教材中理论与实践结合模式使用特征
本研究通过内容分析，发现翻译教材中理论与实践结合模式总体情况是：
翻译教材中理论与实践结合模式有实践模式、理论模式和观念建构模式三种模式，且主要使用实践模式和理论模式，在统计的全部翻译教材中所占比例较大，展现的形式包括：前半本写理论，后半部写实践；理论简介加双语对照；全部译例分析(所含理论相当少)。
然而，观念建构模式使用量最少，个体差异也较大，可见翻译教材大部分都没有采用观念建构模式，或者观念建构模式在翻译教材的比例较小，这体现了当今翻译教材存在着内容庞杂不典型的问题。同时根据折线图可以看出，个别翻译教材的观念建构模式使用较多。但仍然存在着内容庞杂、不够精选的问题，即“彻底性”不够。
与此同时，也有将“范例式”贯彻落实地非常好的翻译教材——邹德艳的《口译的记忆训练》将繁琐的翻译理论落实为翻译观念并附以生动的精选内容。尽管观念建构模式是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最佳点，但具体而言哪些观念作为核心翻译观念仍需要不断地深入研究。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推断，翻译教材较大比例属于实践模式与理论模式相结合，只不过不同教材两者所占比例不同。但真正结合并不是简单的比例关系，这二者模式缺点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内容庞杂、不典型之外，还有就是有些理论框架虽有研究价值，但操作性差，不宜做教材。
翻译教材内容庞杂、理论无法落地的根本原因可能是因为MTI专业的培养目标不够清晰。有项研究将国内外翻译硕士人才培养培养方案中宏观培养目标的落地情况进行数据收集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国内的培养目标存在着太过于空泛、无法量化。而国外院校不仅在宏观培养目标具体化方面做得比较好，还比国内强调国际视野等重要指标；参照国外院校对相关人才职业方向的判断，我国翻译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范畴还有很大拓展空间等等 [5] 。因此，在翻译教材体现出的问题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翻译专业或者MTI专业在翻译教材编撰乃至翻译整体设置如何进行顶层设计？
6. 总结
本研究总结了MTI专业部分翻译教材中理论与实践结合模式这一文本特征，发现翻译教材的一些特点：1) 翻译教材理论与实践结合模式主要集合于实践模式，其次是理论模式，这说明翻译教材存在内容庞杂以及理论不够落地的问题。2) 除了个别优质教材以外，普遍使用观念建构模式的教材较少，帮助学生培养独立清晰翻译观的教材不多。3) 观念建构模式使用的翻译观念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说明核心翻译观念仍需要不断深入挖掘。
解决这一问题非常迫切：首先，对于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需求和要求，我们需要找到落脚点和抓手，这也是当今信息时代下翻译教材的特点和使命。其次，对于有学习翻译需求的学习者来讲，需要提高使用教材的效率，批判性地进行学习。最后，也可以鼓励教师研发并且大力教授有见地的翻译模块，帮助学生构建清晰独立的的翻译观大厦。
然而，本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分析材料的样本数量较少，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但翻译教材存在问题核心原因是：无法将素质教育具体化，缺少量化的标准。因此，体现在翻译教材或翻译课程的顶层设计与研究上，就值得学术界和每一位学习者深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