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儒商”，顾名思义，就是奉行儒家价值观的商人群体。“儒商”一词，最早出现在康熙年间杜浚所撰《汪时甫家传》 [1] ，与该称呼方式相关的“儒贾”，则可追溯到嘉靖年间汪道昆所撰的《范长君传》和《程长公墓表》 [2] 。可见，人们对“儒商”群体的自觉认识起自明中后期。而“儒商”是儒家思想与商人伦理两种本来相互区隔的价值融合之产物，其不仅根植于晚明经济社会大变动的背景之中，也有着深刻的思想史原因，体现了思想与生活世界的交互与渗透。
2. 思想与生活世界的互动理路
本文所指“晚明”，虽采取学界“万历至明亡”的惯例，但亦着重论述嘉靖年间发生的若干重大思想事件，兼溯其根源。正如嵇文甫所述，研究晚明时代“还得从明朝中叶王阳明的道学革新运动讲起” [3] 。论述晚明思想、生活领域变动，必须从中牵引出前代的思想、生活背景，只有在思想史链条上“顺藤摸瓜”，才能发掘思想嬗变内在的理路，管窥落在生活世界之中的外缘变动。
就思想与生活的关系而言，“原创”思想赋予生活世界的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意味着，新思想通过一定渠道、途径曲折的联系，有可能下渗到基层，引起基层的观念变革，影响生活世界的总体动向。但“新思想”是生活世界变化的一种思想资源，生活世界并不直接受“新思想”的影响，正如达尼埃尔·莫尔内所指，在1789年前夕舆论影响最大、主张最激进的并不是伏尔泰、卢梭的观点，而是在市面风靡的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主流作家大多接受了启蒙思想家所述的基本概念 [4] 。原创性的思想或许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能为人们在公共舆论、生活世界中的对话与思考方式提供了一套基本框架，但这套框架如血液般流布于社会的每个角落，却离不开通俗作品的传播效应。框架之所以是框架，在于这套“术语”本身的无限演绎性，罗杰·夏蒂埃指出：“18世纪的读者并不一定相信他们独到的内容，如国王政府的专横行为，使之变成专制体制，君主和宫廷的腐败堕落就是真的，但这种不轻信丝毫没有减少他们对禁书的贪婪渴望” [5] 。阅读并不一定导向必然的信仰，在阐释宽带较广的年代，同一种思想可能在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场景中意味着不同的选择，思想在此时就变成了一种实用型的“思想资源”。
就晚明“儒”“商”融合这一主题而言，新思想对商人所处的生活世界的影响无处不在。首先是心学阳明心学“各标宗旨”与“觉民行道”的价值取向，王门后学不仅派系林立，互相辩论，同时大儒们皆亲力亲为，下到基层，开讲坛授课，教化一方，使新思想与基层生活的关联更为紧密，亦使商人有可能了解并皈依这一门道。其次，自陈献章提出“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世。不然，辞愈多而道愈室，徒以乱人地” [6] 。倡导学问“自得”获得明代一众学者认可以来，“经”的阐释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十人十义”也意味着“思想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不再只是皓首穷经的士子之特权，经典的裁决权归于众生，也意味着原本与好义之“士”对立的好“利”之贾，亦可以将“经典”话语作为一种实用性的“思想资源”，为货殖行为作辩护，或是通过笃信“儒家思想”加强自身的道德正当性。
在思想世界对生活世界产生影响的同时，社会生活的变动也在给予思想世界上层的知识精英以及围绕思想家展开的官僚、学者、精英“必然性”的影响，这意味在思想家虽在“道”上是一以贯之的，但如何行道则需要推陈出新、即用见体。正如王汎森所说：“生活的力量不一定是单元决定的，不一定是简单的下层结构决定上层结构，它可以像铁轨上的转辙器一样改变行进的方向。” [7] 下层的力量壮大，也可以成为一种气候，对中上层的思想观念结构产生影响。蒂莫西·布鲁克指出，明朝引入金花银制度后，税粮折成白银的形式缴纳，加速了交易货币化的进程 [8] ，为晚明长距离贸易与商品经济发展奠基。森正夫指出，明末秩序发生了尊卑、良贱、长少、上下、主佃、主仆、绅民等社会关系的颠倒现象 [9] 。前者从经济角度出发，后者从社会角度出发，都揭示了明代后期商业发展、商人群体崛起和“四民”结构变动的情况，这也是居于思想下层的生活世界影响上层思想世界的基本方式。人的财富和地位在转移、习俗与尊卑关系在变迁，亦使社会对商人的总体评价发生变化，进而使士商关系、士人的商业思想发生变化，最后是士商群体的互动与互跨。例如提出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傅衣凌发现“盛泽镇志”中为商人作传现象 [10] 、一众心学家为大商人谱写墓志铭，甚至少数文人对商业文化激烈的批判，都从侧面说明，晚明商人地位提高，进入思想世界中上层的视野是一个既成事实。
总而言之，思想与生活并非单向关系，正如陈明语“思想之为思想，是因为思想被信仰，即文本的叙事与精神被接受、被信奉。”故思想“在本质上乃是一种‘关系’”，特定文本与特定生活群体之间的特定关系 [11] 。”正因如此，“儒商”既是社会经济(生活)变动的产物，又是思想变迁的产物，唯有从思想与生活交互的角度入手，才可能一睹“儒”“商”融合的全貌。
3. 儒家思想的内在转变
义利之辨是传统儒家讨论的主要命题之一，也与“儒”“商”关系最为紧密。对此命题的讨论，最初隐约见于《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义”与“富贵”对立起来，似乎构成了后世“重义轻利”观念的源泉。但也有学者，如涉泽荣一就指出，《论语》中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甚至在“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等对话中，用市场化的语言嘲解自己“怀才不遇”的境遇，都说明早期儒家并未将“仁义道德”与“货殖生利”完全对立起来 [12] ，孔子否定的只是“不义而富且贵”，对于自己的学生子贡等人“义而富”的行为，则采用“道德中立”的态度。
但自孟子开启“义利之辨”，在与梁惠王的对答中以“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13] ，将“义”与“利”置于对立面。董仲舒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14] ，西汉往后儒家又与“重农抑商”的法家合流，成为统治思想，演变为“制度化儒家”，儒家亦成为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传统重要的思想资源 [15] 。
但宋以前的“义利之辨”，主要传授的对象是君主和广大士人，其立论的目的是以严格的“义”“利”之别规范统治者行为，要么以“义”的光芒“格君心之非”，教垂万世，要么以“正己正人”之义鞭策士人坚守道德，发挥榜样作用，教化一方 [16] 。而广大“鸡鸣而起，孽孽为利”的百姓并非“义利之辨”的垂训对象。
而自宋代起，儒学之重心由求索隐微的“圣人之法”转而寻觅“圣人之心”，而“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俱是。”将遍身污秽之“心”与川流四海之“理”关联起来，强化了对士人“精神修炼”的要求，牵引出儒学的心性取向。与此同时，又因为人人皆有此心，理又无处不在，儒家“义利之辨”的立说对象也由君主与少数士人扩充为全天下人，“修身者”也由君子延伸到“小人”(包括商人)。但宋代这种面向全体人的“义利之辨”并未因群体之扩大，从民之所好，而是将“重义轻利”普遍化为对全体人的道德要求。如朱熹说：“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 [17] 。”坚持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将君子之义与小人之“欲”起来，故其对商业活动也持消极态度，如其《朱子语类》所述：
问：“吾辈之贫者，令不学子弟经营，莫不妨否？”曰：“止经营衣食亦无甚害。陆家亦作铺子卖 [18] 。”
但明中叶以后，该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王守仁的心学一方面继承了宋学将“义利之辨”的对象普遍化的思想，另一方面突破了宋代“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藩篱，将朱熹区隔的“理”“欲”收归于人心之中，将“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融贯为一，提出振聋发聩的“心即理”命题，将作为道德源泉的“理”拉回人心之中，肯定才、情、欲皆是人性先天的自然组成部分，批判静坐绝欲戕害人性，揭示了“义利合”的可能性。同时，王守仁提出“致良知”，倡导人们在日用人伦中发觉澄澈之本心，在实践工夫中摸索道德修炼的奥秘，渐进达到“乃圣乃贤”的高度。王守仁一改程朱理学以“格物穷理”的成圣路径，不再坚守“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问道观，开辟了“事上磨炼”通达良知的蹊径 [19] 。于是乎，不识诗书的“愚夫愚妇”在修身之路上不再需要仰赖士人的指导，在日常职守中便能践履修炼工夫、提升境界。
虽然王守仁本人对“义利之辨”本身的态度一如宋儒，仍是“重义轻利”观的拥趸。但其思想真正重要的是本义背后思想的可能形态。“心即理”的思想承认“欲”在人的天性之中，求“理”就是修炼心灵的过程，故王守仁说：“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20] 。心性之学是不论修为者之出身的，其重视的是以“心”定“义”，而非以“迹”论“义”，为商人的经营活动提供了某种正当依据。更具革命性的“致良知”的方法论则一如德国的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让问道者能够撇开士人为代表的“道德大法官”，独自面对“道”本身。如此一来，所有人都能以自行在细微之处求索，商人亦能在经营过程中寻觅潜藏于内心深处的真谛。该思想使“义利之辨”在王守仁处呈现出新的形态，正如其给商人方麟写的墓志铭所述：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 [21] 。
农工商虽身份不同、作为不同，却在问道工夫上能够与士人并驾齐驱。这对于“差序格局”下的商人而言，无疑是一记思想上的强心剂。肯定欲望出于天然，使得商人经营活动获得合理性，从事商贩活动不再是寡廉鲜耻之事。肯定四民同道，倡导“满街都是圣人”，君子修己与百姓修己同心同德，挖掘了商人在道德境界上精进的无穷潜力。最重要的是，若“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 [22] 。那么忠孝仁义之未发落于日用工夫上，便是问道、行道，那么只要财富取之有道、富而好礼，良商即是仁商，甚至儒商。
王守仁的“四民异业而同道”是在明中叶社会结构变动现实下，重建观念与价值同一性的尝试，但其努力却产生了不可控的后果。“四民”同道，意味着王守仁将受众扩大到基层，其“觉民行道”的努力也演变成一场下及草根的思想运动。王守仁在地方兴建书院、积极告谕、约定乡约，教化百姓。以书院为例，明代广西共兴建书院70所，有34所兴建或复建于嘉靖时期，为明代之最 [23] ，由此可见王守仁对“思想下行”之重视。但“思想下行”意味着思想讲授方式的通俗化，通俗化则会诱发思想本身的改变。如王守仁主张“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本是对其“在吃穿日用中修己”主张的再阐释，以“声色货利”为喻不过是一种借径，但此意被后生曲解为“捷径” [24] ，由此转向王守仁伦理思想的反面，变成对“物欲横流”生活方式的倡导。如此“六经注我”的现象在王门后学王艮处屡见不鲜：“良知”走样为“现成之知觉”，心中之理也变作自然之理，王艮声称“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性”，发展出自然人欲论的观点，将“乐”与“问道”结合，冲淡了“义利之辨”的尖锐性，消解了“欲”的危险性。后来颜山农、何心隐求四端之扩充(即自然人性之扩充)，扬起欲望之帆，“异端”李贽等人倡导“童心说”，主张率性自然，复归孩童之真心，肯定个体私心，将私心当作“赤子之心”，将晚明思想解放运动推向高潮 [19] 。
在肯定“利欲私心”之后，又有后学将“利”作为“义”的前提。明末思想家陈确就指出：“确尝以读书、治生为对，谓二者真学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唯真志于学者，则必能读书，必能治生 [25] 。”一方面将“营生谋利”“读书治学”当作士人的必备技能，又认为掌握“治生”之技能更为迫切，摒弃了“君子固穷”的传统思维，承认了“利”“义”的交互关系。明亡以后，顾炎武“垦田度地，累至千金” [26] ，陈洪绶“卖画野市间” [27] ，吕留良以刻书经商为业 [27] ，上述几人从事商业活动，固然有身为遗民的无奈，但也意味着“弃儒从贾”不再被视为异类，成为士人从事举业外的第二选择。
晚明“义利之辨”思想发生变化之时，新思想也透过儒者们的讲学活动，在生活世界蔚然成风。一方面，王门后学派系林立，各标宗旨，如王守仁主“知行合一”、王畿主“无善无恶”、高攀龙主“静坐”、李贽主“童心”，各家旨要精微平实、朗朗上口，便于传播，有助于各派思想的传播。与此同时，有许多著名人物下到基层，开馆收徒，开讲舍教学，以言近意远之语启明百姓之心灵，颜山农以深沉的宗教精神感化乡民，皈依者无数，王艮门下有商贩、樵夫、陶匠、田夫，其弟子韩贞走村入户布道：“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 [28] 。都说明王学深入基层，真正对生活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其在晚明商人头脑中产生的影响的深度无法说明，但它将本来只属于“士”的“修齐治平”世界向平民敞开，无异在使四民之价值取向与道德观念趋同之时，拉近了“儒”“商”精神上的距离。与此同时，王门后学挑战了传统的义利观念，在减少士人对商人偏见的同时，肯定了“利”的正当性，为“儒商”群体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4. 生活世界中的士商互动
思想与生活并非单调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两者的关系更像“转辙器”，在人们意识到“什么意味着什么”时，生活困惑随时可能“转喻”为思想问题 [7] ，引发整体思想文化环境的变化。生活世界对思想领域最长距离的影响来自经济，但该影响细微而难以捕捉，只能透过想象力来补充“看不见”的细节。得益于明代中后期早熟稻种深入推广、农田开垦面积扩大、农业技术改进，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出现了大片的粮食富余区 [29] 。据张显清统计，至万历三十年，共有耕地面积12.25亿顷有余，比明初翻了两番，同时明代在亩产量上达到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 [30] 。粮食产量增长不仅促进了商品量的跨越流动，还促进了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工商市镇与商品经济的繁荣。
在社会经济变动的大背景促成了“生活世界”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是商人的自我认知变化。另一方面是士人乃至整个社会对商人认知的变化。在该过程中，原本居“四民”之末的商人意识到自身的“高贵性”，迅速雅化与儒化，将儒家思想与商人伦理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儒商”文化。一直居于“四民”之首的士人对面世风之“变”，大致可分为两种心态，一种是抗拒与逃避，另一种是欢迎与拥抱。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士与商聚居城镇，交流繁多，两者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士与商更紧密结合起来，亦儒亦商的现象与日俱增。
随着商人日益富足，其对社会声望的追求与日俱增。如徽商的代表人物许秩就自视甚高地说：“吾虽贾人，岂无端木所至国君分庭抗礼志哉！” [31] 以自比子贡的方式，暗示着商人对财富与地位不平衡现状的不满，而其不满的对象就是士人。
但正如齐美尔所言：“时尚是不同阶层的声望竞争 [32] 。”时尚的标准掌握在拥有话语权的既得利益者手上，在传统的“四民”结构中，该标准的制定者是士人。其凭借对“真理权力”的垄断(解释经典)、上升渠道的垄断和知识文化的掌控，将自身与其他阶层相区隔。商人若想要获得可观的社会地位，要么“附庸风雅”，打破儒者的文化支配权，要么发挥自身物质条件之长，行“不忍人之政”、整顿“文薮”。
士人的身份地位源自于“真理权力”赋予的文化光辉。商人社会地位上升的过程，就是熏习“儒术”的过程。商人的文化水平有高下之分，了解儒学的方式亦不尽相同，文化水平高者如卓禺，从原典与心学家的学说中直接汲取道德启示 [33] ，大部分粗通文字者则在戏曲、成语、格言和通俗读物中接触儒家思想。晚明还有相当多的商人“弃儒入贾”，放弃举业，浮沉商海，如汪凤龄就“试有司，辄不利”，遂投身商业活动之中。席本久亦是功名场不顺，弃儒就贾。儒士经商，亦给商业带来了一股“儒风”，汪凤龄之子“以孝谨起家，笃修行谊”，席本久之侄席启图，据汪琬《席舍人墓志铭》记载：“君好读书，贮书累万卷…考君行事本末，以为得之先贤者居多” [34] 。由此可见，儒家传统的“道问学”与“尊德性”随“弃儒入贾”下渗到商人文化之中。
商人的文化水平精进不休，亦有众商人参与到整顿“文薮”的事业中来。众富商出重金刊印商书，传授商道之余，也发挥着明教化的功能，如《为商十要》就以“买卖场中，动容周旋，举止行事，先正己而后正人。”为中心思想，流传甚广的《劝号谱》亦将“先求好人。”作为宗旨，体现了“儒”“商”理想人格的合流 [34] 。后来还形成了一类商书，如《士商类要》《士商要览》，将“士”“商”合称，兼伦理教化与经营方法为一体，以浅白通俗的语言诠释儒家思想，影响了同时期的众多商人，体现了儒家思想“降一格”流传的过程。
晚明众商人真诚地相信儒家思想，如正德年间的山西商人王现就在训诫儿子时表示：“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 [33] 将“商”与“士”并列，又表两者之同心，既彰显出商人对其社会角色的肯定，又高扬了商人的社会责任感。商人视自己为能与士人共担“天下兴亡”之存在，与士人戮力同心，亦形成了好乐施善、见利施义、以义制利的价值观念 [35] 。徽商吴鹏翔每每路过饱受饥荒之地，皆慷慨解囊，把粮食分发给难民；晋商在山西一带兴办义塾，鼓励穷人家的孩子读书 [36] 。与此同时，商人亦发挥物质条件上的优势，在修建公共工程、助学、济贫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之“不忍人之政”渐渐多出于商人之手。卜正民就指出：“地方政府越来越依靠商人的财富来维系整个地方行政、生产和文化系统的运作 [37] 。”如晚明歙县岩寺商人佘文义，就向岩镇渡口捐四千金，造石桥以利百姓，为时人称道，众人谓之“佘公桥”。《金光禄传》也记载商人金钰一事，其遇邑有大役，“辙曰：‘非我谁其任者。’先是黉宫圮，怆然若恫于身，捐橐庀材，为义者倡。自是庙廨渠渠，弦诵勃兴，青衿归德矣。”被人赞为：“如君为人，何贾非儒！” [24] 上述富商之所为，还得到了众多士人的赞许。如沈垚所著《谢府君家传》一文记载富商谢维投身乡里建设的义举，文末谓：此富民所以为贫民之依赖，而保富所以为《周礼》荒政之一也。”颜元亦称赞富商焦宏行“不忍人之政”说：“今使路旁忽遇无衣贫劳，吾但存不恐人之心耳。兄则能有不忍人之政矣，富何负人？” [38]
随着商人社会贡献与影响力扩大，其社会地位亦有所提升，嘉靖年间的大儒何心隐认为：“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 [39] 。将士农工商的次序调换为“士商农工”，万历年间的李维桢则进一步表示：“四民之业，唯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 [33] 。若仕途不顺，士人反不如商人，这反映出商人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日甚，有超过在野士人的趋势。与此同时，社会对商人的认知，也从“无奸不商”“老奸巨猾”转而视其为“天下之豪杰”，在一众文艺作品中，商人皆以主角的正面形象出现，世情小说中的商贾，要么是“处货财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的典范，要么“抱得美人归，引得乡人羡”。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卖油郎秦重诚实守信、宽厚待人，最后与花魁结成夫妻。《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开拓进取，惨淡经营，都是当时商人模范的典型代表。商人非“四民之末”的观念亦在民间流行，如《赠芝麻识破原形》中，马少卿理直气壮地说出：“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叠居奇程客得助》中更是说“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 [40] 。反映了生活世界价值观的总体转向，“四民”结构变动的社会现实。“儒”与“商”并举渐成气候，为“儒”“商”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舆情。
生活世界的变动不仅改变了商人的自我认知，使其朝“儒化”方向前进。同时也在重塑士大夫的生活与思考方式。虽然如王汎森所说：“明代后期……有一群人拼命想抵抗这个时代，从日谱中可以看出，这些人是以近乎战斗般你死我活的态度在反省自己 [27] 。”许多奉行“严格的道德主义”的士大夫警惕商业文化对人心的腐蚀。葛兆光指出，在灯红酒绿的商业世界中，产生了许多士大夫对朴素、简单的明初社会状况的回忆与想象 [41] 。社会变动在改变生活世界的同时，也在冲击士大夫所期许的社会结构与秩序，万历年间的士人张涛就指出：“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 [42] 。悬殊的贫富差距、竞争性的商业文化、糜烂的城市文化引起一部分士人的无限忧郁与焦虑。
但随着社会经济变动深化，大部分士子和官员审视商业文化、商人的眼光皆在变化，其在行为上也日益融入世俗化的商业世界。对此，陈尧就指出：“弘德之间…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冠。即诸生以文学名者，亦白袍素履……今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求吴轴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 [43] 。大部分士人拥抱商业世界，享受奢侈糜烂的商业生活，如冯梦龙早年长于赌酒、行酒令，“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张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44] 。皆是耽于享乐的代表。
商业社会的奢侈享乐风气改变士人的生活方式，亦推动了士商互动的开展。众士人以“润笔”“写作”为业，收取金钱，不以汲汲于“货殖功利”为耻。晚明如《姑妄言》《痴婆子》《肉蒲团》和《金瓶梅》等游戏之文、艳情小说，多出自无心举业的士人之手，经刻印商与书商推出，畅销一时。以“润笔”为业的士人主顾多为商人，士人帮商人撰写碑传、寿序，蔚然成风，甚至王守仁、李梦阳、吴伟业等人也不能免俗，在墓表上，不少士人如陆树声“舍儒就商，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李梦阳“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表达了一种“儒”“商”并论、“儒”“商”融合的想法。甚至如韩邦奇《国子生西河越子墓表》中，还发表了一番对“义利之辨”的议论：“市廛之上，货殖之际，宁无义利之分耶？非法无言也……隐于干禄，藉以沽名，是诵习之际，利在其中矣……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人，是货殖之际，义在其中矣。利义之别，亦心而已矣” [45] 。指出举业中有“利”的成分，商业中亦有“义”的成分，“利义之别”在人的一念之间，可谓是惊天动地，挑战了传统的“义利”观念。由此可见，士人在商业文化中调整自身的行为模式，又在与商人交往中重新审视经典中的“成见”，改变思想界的观念。
士商互动加强的同时，由商入仕，弃儒入贾皆成为常态，笔者称之为“士商互跨”。据余英时对十五、十六世纪数以百计的商人传记的统计，弃儒入贾者十有八九，同一时期的儒学家中出身商人的比例也达到较高的水平。如嘉、隆年间的归有光就说：“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 [46] 。还提及“士而商”的现象，反映出晚明“儒”“商”融合的盛况。与此同时，明代中后期人口激增，应举人数增加，科举名额却没有相应的增加。大量应举者在平日以经商谋生，更有甚者直接“弃儒就贾”，改经商为业，如请李梦阳作墓表的王现，就曾学习“四书”，后来才弃学经商 [33] 。除了士人“弃儒就贾”之外，还有许多富商通过纳捐的方式，获得“士”的身份 [47] ，如《儒林外史》中严监生、周进的头衔便是纳捐所得。商人子弟取得功名，还有从“附学生员”到“岁贡”，最后到“国子监”当太学生一途，如新安大盐商蒋克恕的次子蒋茂弘，就是太学生，其进入太学并非为了步入仕途，而是为了“处乎儒若贾之间”“友天下贤豪长者” [48] ，这说明“贾”世界作为一个与“士”世界平行的“圈子”，已然获得了某种价值上的自足性，成为商人的安身立命之所。
总而言之，随着此时“儒”与“商”边界逐渐模糊化，士人与商人在社会声誉上的差异缩小、社会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及价值观趋同，商人开始与士人并肩而行，商而儒，儒而商，出商入儒或弃儒就贾成为许多人的一种选择，这两者在精神向度上的融合也具备了可能性。
5. 余论
就思想的层次而言，晚明的王门后学、泰州学派、李贽一类的异端甚至明末四大家构成了思想界的上层，他们虽思想谱系不一，却以“良知良能”为要旨，透过深入草根基层的讲会、开设学社、建立网状的讲会联系，将有关心学的知识下渗到基层，鼓励平民，尤其是商人在万事万变中磨砺心志，激发良知，促进了士儒在观念与道德准则上的趋同。广大群众构成的世界则构成了思想界的下层，他们虽无理论化观念上的创新与建树，却也并非全然被动地接受新思想，其将思想按照自己生活的模样进行阐释与改造，运用格言、戏曲、笑话、俚语等形式传播思想，最终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影响思想界上层的生活品味与情趣。
总而言之，思想正在改变的，说到底是生活正在改变的。尖新的思想或许是一面伟岸的旗帜，但英雄的旗帜也必须扎在深厚而亘古不变的土壤之中，生活与思想的交互运动亦是如此，它开花与结果，皆在名曰社会的土壤上。对于商品经济繁荣、市镇文化兴盛灿烂的十五、十六世纪而言，王学对程朱理学的反叛本是对儒家原教旨精神的某种捍卫，但其如风暴般扩散到生活世界，却创造出了不一样的花果，一个新的群体，即“儒商”，它既是士商互动、互跨的显现，又是士人美德与商人基业的融合。它的降临预示差序社会的松动、人性的解放是大势所趋，虽然多元开放的局面在明清鼎革之争中作土，富庶而有教养的商人创造的城镇文化毁于一旦，可他们暂时的失败掩盖不了长远的胜利。
基金项目
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哲学社会科学省级一般项目(pdjh2022b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