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几年，被称为“杀马特教父”的罗福兴又重新活跃在互联网短视频平台，夸张的发型和鲜艳的颜色勾起了一代人的回忆。杀马特的兴起和消逝仅仅经历了几年的时间，在杀马特盛行时期，有几万杀马特家族成员，杀马特的发展呈现出病毒式的蔓延，这种审美在全国电子厂的农村青年中迅速的扩张。杀马特现象背后反映出的是农村青年身份认同危机，他们极力想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却局限于自己的学历、见识和社会资源，最终以夸张和怪异的杀马特形象表达了自己。从心理学层面来看，造成这批农村青年身份认同危机的原因在于在城市生活中存在感和归属感的缺失，以及青少年阶段强烈的自主感。当前大多数研究文献习惯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杀马特，对杀马特青年心理层面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通过对杀马特青年存在感、归属感和自主感的研究，揭示了杀马特青年奇装异服之后的内在心理需求。本文的研究意义有以下几点，从学术意义来讲，从心理学层面丰富了对杀马特这类亚文化群体的理论研究，拓展了研究视角；从社会意义来讲，引导社会大众客观理性地看待杀马特这类特殊群体，以及对城乡户籍身份标签给农村户籍的孩子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城乡资源分布不公、农民工的心理问题等社会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对社会的弱势群体能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从实践意义来讲，当未来的社会再次发生某种类似的亚文化运动时，能够从心理学层面提供一些参考，用更有人文关怀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2. 概念界定及心理学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杀马特”音译自“smart”，意为时尚的、聪明的。在大多数语境下，人们更愿意把杀马特和低俗、贫穷等具有消极意义的词汇联系起来。杀马特外形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夸张的发型，有身份的杀马特经常利用自己的发型来赢得杀马特家族的话语权和权威地位。杀马特不仅靠发型吸引眼球，服饰的颜色也鲜艳亮丽，部分的杀马特还会化黑暗、惊悚的妆容。生活经历上，杀马特青年通常是小学或者初中没有毕业就进电子厂打工，在流水线上工作的90后。他们经常出入于网吧，喜欢穿“山寨”的品牌衣服，QQ空间和百度贴吧是他们常用的联系方式。杀马特流行于2000年~2010年之间，2012年，网络发起“反三俗运动”——低俗、庸俗、恶俗，杀马特被算作“低俗”，在民众的抵制和主流媒体反对中，约2013年以后，杀马特逐渐销声匿迹。
罗洛·梅(Rollo May)以存在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现象学为方法论，构建了存在心理学。他提出存在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存在感的缺失容易导致人的无意义感、无价值感。存在感是指个体在社交环境中得到别人关注和认可的程度。这是每个人都希望被重视和认可的一种基本需求。人们追求存在感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他们对自尊和自我价值的需求，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存在感的缺失是由于自我感知到自己的存在得不到别人的关注，个体在心理上产生的被忽略的感觉；反之，有存在感的人自我感觉外界的关注度高，不会通过“刷存在感”满足心理需求。如果一个人缺乏存在感，他可能会感到被边缘化或排斥，导致自我价值感降低，从而影响他的心理健康和工作表现。
归属需求是一种个体渴望被他人接纳或被某个群体接纳的基本动机(Carvallo & Pelham, 2006)。归属感是个体对于归属于某个群体或社会集体的感知，是个体在社交环境中感到归属和归属感的程度，它涉及个人与他人的连接和归属的体验。归属感是认同程度的表现，对一个群体的高度认同一般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归属感可以满足人们对亲密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需求，从而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归属感还可以促进人们与他人之间的信任和情感联系，从而提高他们的合作能力和团队精神。当一个人具有归属感时，他们感到自己在某个群体中被接纳、理解和支持。如果一个人缺乏归属感，他可能会感到孤独和失落，导致他的心理健康和社交技能受到影响。归属感驱动着用户去获得存在感(王琳，闫肃，2019)。
自主感是人类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一个人能够充分感受到自己有自主性，有选择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主观体验。自主性包括行为主体按自己意愿行事的动机、能力或特性，自主感就是一种确信可以为自己做主的主观感受。高自主感的人勇于展现自我，大胆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埃里克森认为在婴儿1.5岁到3岁的时候会产生自主感，在这个阶段的需求得到满足，婴儿会获得自主感，自己能够控制自己；需求得不到满足，婴儿会产生羞耻感与自我怀疑，并且这种羞耻感在以后的成长阶段都很难消除。
存在感、归属感和自主感是个体健康成长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本需要，满足这三种心理需求的场所最初来源于家庭。存在感，归属感和自主感是三种不同的心理需求，一般来说，存在感和归属感的缺失会对个体发展产生的影响更大。归属感的产生来自于个体认同和信任的某个团体，刚开始这个团体是家庭，后来可能是班集体或者正式非正式的组织，而个体对存在感的需要，不要求个体对所在的组织产生信任和归属感，并且这个组织也有可能是非正式的、边界不清晰的圈子，比如说朋友圈。自主感不同于存在感和归属感，无法从非正式群体中获得自主感，自主感的培养和产生往往在家庭。在家庭中，每个成员有尊卑地位，婴幼儿属于从属地位，依靠与家里的长辈，孩童自主权利的大小取决于父母等有话语权的家长。
2.2. 心理学理论基础
补偿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是指个体因本身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致使目的不能达成时，以其他方式来弥补这些缺陷，来减轻焦虑，建立自尊心的一种补偿措施。生理补偿可以理解为盲人的嗅觉和触觉要比正常人灵敏。心理补偿是人们失去心理平衡时，企图从其他的群体中去弥补为被满足的心理需求，借以减轻或抵消不安，从而达到心理平衡的一种内在要求。心理学研究表明，童年时期的欲望被扼杀，会导致孩子对某种事物极度的渴望，容易产生报复性补偿心理。成年时期奇奇怪怪的癖好，都是由于小时候的需求没被满足而引起的补偿心理。对杀马特青年来说，玩杀马特和杀马特家族能让他们获得缺失的存在感和归属感。
3. 杀马特兴起原因分析
杀马特从异军突起到销声匿迹仅仅经历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借助QQ空间迅速家族化、病毒式在全国扩张背后是杀马特这种非主流的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这群特殊群体的需求。杀马特青年相似的成长经历以及相同的工作环境，使得群体成员之间更能够产生一致的心理需求，引起共鸣。杀马特文化的出现能够弥补在他们心理缺失的一块地方，让他们更有底气在陌生的、冷漠的城市立足。
3.1. 缺乏存在感
杀马特群体中多半的人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留守儿童得不到父母的陪伴和关注，这种经历使得他们本身的存在感较低。另外，在城市电子厂机械单调的流水线，人的主观能动性被忽视，业绩至上的环境下人的心理需求得不到关照。在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下，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很难得到社会的关注。这些原因导致了杀马特群体缺乏存在感。
3.1.1. 第一代留守儿童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兴起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打工潮，90后的农村孩子成为了最早的一代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需要留守在家乡并需要其他亲人照顾的年龄在十六岁以下的孩子，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的产物(江荣华，2006)。留守儿童是社会弱势群体，作为家庭结构肢解化的承受者，作为中国城镇化不完全发展的代价承受者和衍生现象，理应受到社会的关注(邬志辉，李静美，2015)。但是，家庭结构不完整，父母教育和关爱的缺失，隔代抚养的弊端对留守儿童安全、生活、学习和心理带来的影响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留守儿童问题未受到应有的关注。隔代抚养的留守儿童，不仅缺乏精神上的关爱，还缺少物质上的支持。90后的一代农村青年是中国最早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经历给他们带来的不利影响会随着他们年龄见长慢慢显现出来。缺乏亲密情感交流的儿童常常表现出情绪行为发展的异常。父母的关爱和抚慰是儿童心理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母爱或者父爱的缺失不仅导致留守儿童自卑焦虑、敏感多疑的性格缺陷，还有可能驱使他们从同辈群体寻求补偿(黄小娜，吴静，彭安娜等，2005)。
3.1.2. 新生代打工者
在四川美术学院的李一凡导演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用自述的方式记录了60多位杀马特的经历，这些曾经的杀马特除了是留守儿童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在电子厂打工。大多数的留守儿童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辍学进电子厂打工，继父母的后程，成为了农民工二代。流水线的工作机械又单调，工人就像是一个零件一样，每天十二个小时的上班时间，每个月两三天的休息时间，幽暗的工作环境，高强度的流水线作业，不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械工作，工人很容易产生心理疾病。富士康是一家加工装配电脑和其他通讯设备的电子加工厂，2010年一年内，富士康发生十四起跳楼事件，跳楼的人员大多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足以让从来没有在流水线上工作过的人感受到电子厂工作的压抑以及流水线作业给心理健康带来的巨大影响。杀马特就是这样一群在电子厂重复单调工作的青年，像流水线上的螺丝一样，不被人关注，老板拖欠工资或者人身安全受到损害了，也不知道如何维权。在纪录片中，一位杀马特青年说当他们灰暗的人生第一次看见鲜艳的颜色的时候，整个人都很兴奋。随后，这种夸张和鲜艳的发色迅速成为一种风潮，引得这些农村青年纷纷效仿。这种非主流的造型能让别人多看他们几眼，哪怕路人的眼神是鄙夷的，这都会让他们感觉到被关注，他们是有存在感的。
3.1.3. 城乡户籍制度
我国城乡关系的实践经历了计划性城乡二元结构、市场性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融合等不同阶段。尽管在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以后，以户籍、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土地为主的关系城乡二元体制的关键性制度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在杀马特盛行的年代，城乡资源供给不均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差距等问题依然凸显。进城打工农民工的“空间城镇化”并不代表身份的市民化，也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享受和市民同等的社会权利和公共服务，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不平等公共服务和福利作为一种社会屏蔽机制依然在起着身份区隔的作用。这一社会排斥是国家或组织在制度制定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既有政策本身的价值导向因素影响，又有政策失误或不当因素影响，并且这种排斥得到了国家政策、法律、社会习俗等的认可。户籍制度不仅区分了个体的身份属性，还决定了个体享有政府公共资源的权利和数量。新生代打工者继承了父母“农民”身份的属性，作为城市底层的弱势群体，在“消费至上”的社会里，他们的声音被听见，他们的身影被关注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3.2. 缺乏归属感
“杀马特”群体与其他青年群体之间的边界是非常清晰的，自成一派的装扮风格很明显地将杀马特与其他群体的青年区别开。相对严格的组织管理模式加剧群体成员对杀马特文化的认同，以及社会其他群体的排斥迫使他们“抱团取暖”，群体成员的心理距离更加亲密。
3.2.1. 杀马特组织化强化归属感
杀马特的主要联络方式是QQ群，杀马特QQ群组不同于现有的一般的娱乐性的群组，成员关系呈现出组织化的特点。内部关系组织化有以下的几点表现：一是相对严格的审核制度。通过群主或者管理员引荐，外部成员的才有可能加入杀马特群组。要加入正式的群，申请者必须用等级较高的QQ号申请进入审核群，审核通过后才能正式进入“家族群”。在审核期间，等级高的杀马特会要求新成员拍摄自己“杀马特”造型的照片，上传到QQ空间，积累一定的点赞量。群组成员的认可、网络在线时长和群体活动的表现是判定新成员能否通过审核，转为正式家族成员的重要依据。二是杀马特内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杀马特”QQ群会划分成员等级，如现在的QQ群一样，每个群有自己特有的头衔。群成员等级高低的主要因素是进群的时间和在群内的活跃程度，那些进群时间较早，在群里积极发言人，是“元老级”的人物。三是杀马特家族各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旦成为家族的一员，就要为杀马特家族贡献自己的力量。有些人负责教新手如何打造更专业的“杀马特”造型，有些人会帮助成员装扮他们的QQ空间和修图，还有些人负责制作宣传视频，并上传至QQ空间、腾讯视频等网络平台，进行网络推广(刘静玉，2016)。严格的群组管理方式不断强化成员对杀马特文化的认同，每个成员为了成为一个合格的杀马特，努力去维护集体，服从前辈的安排，这会加强成员对集体的归属感。
3.2.2. 相似的装扮风格强化认同
杀马特的装扮风格与“视觉系”紧密相连。视觉系摇滚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随着时代进步，人们在追求听觉满足的同时，对歌手带来的视觉效果提出了新的要求。视觉系是用服饰和化妆来表现音乐，歌手经常染不同的发色，穿夸张华丽的衣服。杀马特只模仿日本视觉系的妆容、发型和服饰，对音乐元素无任何保留和创新。除了借鉴视觉系夸张的造型以外，Cosplay和1999年开始连载的日本漫画《火影忍者》中的很多角色形象被“杀马特”吸收利用。一时间，杀马特招摇的发型和艳丽的服饰迅速在一大批在电子厂打工的90后群体蔓延。杀马特不同家族经常发表各种宣言，不断强化的家族意识使得每个家族成员都只对自己的家族产生认同归属。认同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特征或属性，是有关某个集体的共同认知。认同强调人们之间的相似性，以及集体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共同性和相似特征，一个团体的相似性正是他们与我们的差别性，对杀马特来说，团体内相似的装扮风格就是这个团体的特别之处。这不仅有别于主流文化，也区分于其他形式的亚文化，对这一点的强调，使群组成员对这一群体产生强烈的归属感。
3.2.3. 社会的嘲讽加剧对归属感的需求
不论杀马特的存在合不合理，杀马特的出现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和背离。传统文化要求青年规矩做人，本分行事。而杀马特顶着显眼的发型招摇过市的时候，不禁会引起固守传统派和以小清新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口诛笔伐。传统派认为这种夸张的装扮是离经叛道的行为，挑战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小清新派更不想让用廉价地摊货包装的杀马特分割自己的流量。杀马特群体除了在电子厂工作12个小时的以外，最主要出入的场所是理发店和网吧，他们拍照往往是用网吧电脑的摄像头，没有相机，他们收入的部分邮寄给家里，剩余的部分捐献给Q币和理发店。消费社会对穷人的态度是“零容忍”，不仅通过各种物质手段将他们驱逐，还将他们描写成无知、愚昧、粗俗、堕落甚至邪恶的群体，在精神上隔离他们。所以杀马特成为他们口中的“异类”、“脑残”、“物质和文化贫民”“毫无美感可言的山寨版”和“邪教”。来自社会的嘲笑和鄙视，加剧了杀马特青年对群体的归属感，在群体的内部，他们是一个团体，他们都是一样的人，成员有相似的经历，不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另类。杀马特成员的内心是恐惧的、胆怯的，对于这个从来都不属于他们的城市，年幼他们总是对外界存有防备心理。像刺猬一样竖起来的发型让外人觉得这个人不好惹，是坏小孩，这是他们自己建设起来的防御机制。杀马特群体，是他们心灵的归宿，能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感，他们明白彼此胆怯，不用伪装。
3.3. 向往自主感
3.3.1. 相对自由的生活给予杀马特更大的自主性
农民工二代青年因为留守儿童的经历，相比较于其他非留守儿童，父母的管理和约束相对较少。在隔代抚养的情况下，留守儿童更加容易和爷爷奶奶产生更加亲密的关系，而非父母。当年幼的他们来到陌生的城市时，父母的说服教育和管理劝导对他们来说是无效的，或者依旧还是缺失的。缺少家人约束和管理的生活给了他们很大的自主性，再加上青少年对于如何认识自我、表现自我等方面的迷茫，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过分依赖外形的塑造来获取对自我的认同，对外表的刻意追求和标新立异让这些青年走向了极端，最终以惊世骇俗的装束打扮来表达自己。杀马特青年自我确认和表达自我的意识非常强烈，甚至将网络角色带入现实生活，突破主流社会给青少年预设的那些规定性的角色限制，充分挖掘“多重的自我”，并大胆展现出来。杀马特青年这种大胆、前卫、勇于展现自我的自主意识，乃是很多其他群体无法企及的。
3.3.2. 杀马特青年对权威的抵抗
强烈的自主感迫使杀马特青年渴望具备成人的自主权，能够自由的决定穿衣打扮、行事风格。但是，成人世界要求青少年按照主流文化接纳的方式穿着打扮，而青少年则希望自己可以更多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穿着方式，二者发生对立的时候，成人往往凭借权威和话语权力对青少年施加压力，这就导致了很多青少年产生了沮丧焦虑的情绪和对权威的不满心态。其中一部分青年会产生逆反心理，以奇装异服和惊悚的外表造型来对成人世界做出反抗，挑战主流文化，迫使父辈承认自己的自主权。从这个层面上讲，杀马特青年奇装异服的目标，就是以抵抗的方式来逃脱成人社会的控制。
4. 几点思考
4.1. 理性看待城乡身份
无论是作为没有享受到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还是辍学进电子厂打工的农民工二代，杀马特青年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在商业化网络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文亚文化现象被商业媒体收编和利用(姚晓鸥，2016)。在长期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施过程中，社会习俗和民众认知对“农民身份”产生了排斥。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元刻板印象威胁显著降低农村高中生的学校归属感(杨宝琰，柳玉姣，2023)。这些农村青年很容易对原有身份产生模糊认识，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的处境使他们将自己看作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第三元”(张天潘，2014)。这种身份认同危机极易导致心理失衡，进而产生自卑感与不信任感。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杀马特青年的从前的成长经历和工作环境待遇导致他们存在感和归属感长期缺失，他们尝试用一种极端的、疯狂的方式来弥补长期缺失的存在感和归属感。探究一种科学、合理的户籍制度并改变与户籍身份相联系的社会排斥显得非常的紧迫。这不仅仅是要求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益，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积极引导民众用一种理性的健康的方式来认知自己的身份标签，让民众认识到城乡身份没有高低之分，只是一种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城市群体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以进城务工人员为主体的农村群体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城市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他们应该被尊重和关怀。
4.2. 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是包容性
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中，罗福兴说他经常被请到综艺节目中，他在那些综艺节目中最常说的话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这不禁引发深思，杀马特在法律层面和道德层面都没有对社会和个人造成损伤，却要像罪犯一样对公众进行忏悔和反思，表达歉意，更何况他是杀马特家族“教父”一样的人，曾经受到成千上万的人的追崇和膜拜。杀马特作为一种亚文化，一种非主流，一场审美自觉的运动，是一个群体自主意识觉醒的表现，是对主流权威的抗争，现在看来，把杀马特当作“异端”简单粗暴处理的做法缺乏深思熟虑。杀马特青年也只是通过一些夸张的造型表达他们基本的心理诉求，想要得到基本的存在感和归属感。通过玩杀马特，这批常年工作在流水线上的人得到了一些心理满足的，不然可能会有更多的富士康事件上演。当然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背景，杀马特走向终结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今天，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应该想是否存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来对他们进行引导，既不显得他们那么离经叛道，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的需求。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是包容性，对小众亚文化的包容，这个社会多元性的体现。当罗福兴再次以杀马特造型回归公众视野时，这说明尽管还有反对的声音，但是这个社会给了他们勇气去表达自己，给了他们包容去展示内心，这是社会的进步。主流社会唯有充分理解和善意的接纳这种小众的亚文化，才有可能促进其健康发展(张乐，常晓梦，2014)。
4.3. 关注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是影响进城农民工贫困的重要因素(吴丽娟，罗淳，2021)。农民工属于城市的边缘人群，当面临城市生活的各种压力时，心理承受和抗压能力较低，容易出现自卑、抑郁、孤独等各种心理健康问题(曹成刚，2013)。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感知被他人尊重的程度降低，晋升和表达机会公平度的满意水平下降，进一步导致与同事、亲友和邻居的比较中处于劣势，最终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卢冲，伍薆霖，2019)。对留守儿童来说，父爱的缺失会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赵小燕，邱云，张芸，罗尧竞，2018)。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之下，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子女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生活条件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善，心理健康作为影响个人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应该对心理健康给予更多的关注。尤其对于缺乏父母陪伴的留守儿童群体、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以及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农民工群体，因为心理健康问题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相关部门应该组织成立特殊群体的心理问题干预治疗中心，做到及时干预，以防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