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疫情双重影响叠加下，国际中文教育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必定要经历重重挑战。第一，后疫情时代，国际关系动荡、问题凸显，大国之间对峙加剧，国际中文教育受到更多误解，面临更大挑战。第二，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受限，线下课程受阻，线上课程成为主要的教学方式，如何利用好庞杂繁复的网络数字资源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跨文化“第三空间”将为各国汉语学习者及教师提供一个自由平等的交流空间，以提高学生的国际理解力，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世界格局和跨文化能力的国际化人才，而他们会成为疏通国际交流渠道、增强互信的重要推动者。近年来，新媒体发展迅猛，成为国际中文教育资源的重要来源，在后疫情时代更是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利用新媒体资源探索跨文化“第三空间”，有利于突破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困境。
2. 新媒体资源
究竟何为新媒体？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关于其概念的提出时间、具体定义等一直未有定论。从字面上理解，“新媒体”是相对于“旧媒体”产生的概念，因此，“新媒体”的内涵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上个世纪出现的电视、广播等在当时都可以称之为“新媒体”，但如今已被划为传统媒体的行列。同样，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会有更多、更丰富的媒体出现。
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匡文波对“新媒体”的界定：“新媒体”的严谨表述是“数字化互动式新媒体”，数字化和互动性是新媒体的两个根本特征 [1] 。目前，新媒体主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网络电视等媒体形态。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网络使用的搜索引擎、视频网站、社交网站以及各类手机媒体都属于“新媒体”之列。
就国际中文教育而言，常用的新媒体资源主要包括：1) 社交软件，如微信、QQ、微博；2) 互动性视频网站，如哔哩哔哩、抖音；3) 线上教学平台及教学资源，如腾讯会议、中国大学慕课、中文联盟。众多传播主体通过这些平台进行快捷、多元且丰富的传播，既包括一些官方媒体和专业文化传播组织，也有大量的国内外自媒体。
其中，以“歪果仁研究协会”为代表的“洋网红”在中华文化传播中起到独特作用。而目前针对这类传播主体的研究，主要以“他者”视角为切入点。“他者”(the other)本来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被提出，与“自我”(self)的概念两相对立。英国学者博埃默认为，“他者”这个概念被用来指称主导型主体以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 [2] 。在这种“他者”视角下，我们自然而然地把外国学习者看作中国文化的“他者”，通过他们的讲述来传播他们看到的中国。然而这种“他者”视角的本质是“割裂”，认为所有文化之间都有明确的界限，所有个体都只能站在一种文化立场(通常是其母国文化)上对其他文化进行学习、传播和反思，他们通常以一套已经固化的文化心理结构来探究其他文化。“他者”视角的另一明显特征是“对立”，比如“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热情开放”与“含蓄内敛”等 [3] 。
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在新媒体环境下，建构文化“第三空间”，在“他者”视角之外，找到一个更加平等舒适且自由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方式。
3. 跨文化“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即在本族语语言文化和目的语语言文化之间生成的一个中性平等的“第三空间” [4] 。空间内，各个主体关系是非对立的，地位是平等的，交流是自由的。这个空间既有第一、二空间文化的特征，又不同于这两个空间的文化，并且能够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成功进行交际 [5] 。
“第三空间”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Ray Oldenbury提出，Kramsch将“第三空间”理论引入了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领域 [6] 。Bhaba在探讨后殖民时代的文化身份认同时使用了“第三空间”概念，批判跨文化交际中非我即你、非你即我的两极化，认为两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会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从而产生一个介于潜意识和自我感觉阈限之间的混杂文化“第三空间” [7] 。在这样的第三空间里，各主体的平等地位得到保证，不同文化产生碰撞交流、经过协商以达到认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各方都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一定的妥协。1999年，澳大利亚语言教育专家Lo Bianco进一步明确了这个概念：外语学习者通过跨文化探索和协商，创造性地在母语语言文化和异国语言文化之间构建一个多元文化聚集空间，在这里母语语言及文化与异国语言及文化都可以得到强化和提高，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世界观都被彼此理解和尊重，学习者可以自由探索文化间性、构建动态第三空间，实现成功自如的跨文化交流 [8] 。
在我国，关于跨文化“第三空间”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叶洪、王克非将“第三空间”理论引入我国跨文化传播领域，通过分析三个典型的跨文化传播案例，探讨该理论在我国跨文化传播策略中的拓展与应用，为我国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新思路 [9] 。李敬梅、王晓冬探究了在中国英语教学课堂中使用跨文化外语教学法、生成“第三空间”，提高中国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意义和方式 [10] 。顾晓乐通过教学案例，探讨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的应用，重点关注如何在态度培养、知识建构、模拟交际、批判反思和调适顺应等5个教学环节建立“第三空间”。结果表明，建立“第三空间”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 [11] 。王李霞用“第三空间”理论来梳理和论证跨文化“第三空间”教学的合理性，提出在“第三空间”视域下，跨文化传播其实就是一场话语权的博弈 [12] 。陈鸿瑶指出，在促进中国文化的国际交流中，还需要我们从小处着手，构建共同经历、关注共同情感、聚焦共同价值观、搭设共情桥梁，通过文化产品构筑文化交流“第三空间”来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 [13] 。这些研究探索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新路径，指出了通过“第三空间”培养学习者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但对其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4. 利用新媒体资源探索国际中文教育的跨文化“第三空间”
4.1. 新媒体环境下的跨文化“第三空间”
新媒体资源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范围很广。按应用场景分类，分为语言教学课堂、文化教学课堂及学生日常生活等。按学生身份分类，他们可以是新媒体资源的接收者(观看者)、互动者、分享者及制作者。观看者(接受者)只是观看别人(如老师)提供的视频等新媒体资源。互动者则会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观点态度，评论和点赞都属于这一类别。而分享者则会将新媒体资源再次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观点会产生碰撞。另外，汉语学习者还可能成为新媒体资源的制作者，如通过上传视频介绍中国文化、在社交平台发布学习生活状况等。
以“西望成都Chengduplus”为例，这是一个由成都市广播电视台与香港卫视合作开办的栏目，于2015年3月28日在香港卫视综合台首播。在节目开播之初，《西望成都》的定位就是成都与世界交流、展示成都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除通过电视机构传播外，《西望成都》栏目还开通了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YouTube频道、Facebook主页等新媒体平台，用适合网络传播的表达方式重新包装节目，为公众提供多屏互动收视新体验，通过网络传播主流的成都声音。据统计，《西望成都》微信公众号的关注者包括成都千人计划专家、艺术家、企业家和其他生活在成都的外籍人士，节目视频多次被以色列大使馆、马来西亚旅游局、海外高校校友会等国际机构转发。为支持平台进一步发展，《西望成都》相继成立了英语、日语、法语等多语种的报道团队，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巴拿马、墨西哥、捷克、比利时、奥地利、以色列等国都有他们采访的身影，为成都城市形象的传播和天府文化的展示做出了贡献 [14] 。
“第三空间”的跨文化传播者需要超越单一文化身份，建立新的文化身份；需要借助文化敏觉力和创造力，寻找不同文化间的交接点，这是文化传播的出发点；需要克服民族中心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培养“第三种”视角。“第三空间”理念下的跨文化传播要求参与者打破单一的文化身份认同和思维模式，树立跨文化人格，进行和谐理性的跨文化交流。在“西望成都”的系列视频中，有一位跨文化代表着的出场率很高，她是四川大学的美籍教师、古代文学研究员康书雅(SophiaKidd)。她拥有美国人、中国留学生、文化课教师等多重文化身份，康书雅在教学过程中以文学为文化接口，打破中美文化壁垒，启发学生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她的课堂中，同学们得以跳出二元对立立场，在文化的“第三空间”中自由思考与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生传播中国文化，了解其他文化，共同探究跨文化问题，同时反思“中国故事”的内容和讲述方式。
4.2. 利用新媒体资源构建文化课堂的跨文化“第三空间”
当前，海量的新媒体资源，正在等待国际中文教师的开发利用。如何引入这些新媒体资源，构建跨文化传播“第三空间”，促进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讲好日常生活中的“中国故事”，成为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同样以西望成都(即Chengdu_Plus)为例，截至2022年10月20日，它共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发布631则视频，其中以在华外国人为讲述者的视频占了绝大多数。以其在2022年1月16日发布的一则视频《城市里的折叠空间一个个小而美的秘密空间里喝咖啡、拍照、运动一个也不要错过》为例，镜头跟随一位在成都生活了13年的法国“蓉漂”罗昂(Nicolas)，探索了成都立交桥下的风景。罗昂通过走访成都的几座立交桥，发现成都市民在这里运动、品茶、观景……我们一直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中国故事”，这个视频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在看到成都立交桥下的风景时，罗昂还想起了自己国家在立交桥空间规划方面与成都的相似性，发现城市规划、生态建设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在这则视频中，讲述者不是以法国文化代表的身份来看待中国文化，他通过了解中国文化，反思本国文化，并在两种文化之外思考关于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市民生活幸福度的思考。
我们可以把这则视频作为教学资源引入课堂，将其放在话题为“城市建设”的文化课程中，以期构建跨文化“第三空间”。按照“态度培养、知识建构、模拟交际、批判反思和调适顺应”的教学阶段模型，我们进行如下课堂设计：
1) 态度培养：课前布置作业，要求学生搜集有关本国城市建设的资料。在课上首先让学生进行分享，通过学生发言，让大家了解各国在城市建设中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具有普遍性，并且会对我们的跨文化交际产生影响。
2) 知识建构：播放上述西望成都视频，以及有关其他国家城市建设的视频。这些视频应当是客观的、真实的、具有代表性的，让学生学习视频中的语言知识的同时了解文化知识。
3) 模拟交际：设计交际场景，比如以“十年后的城市”为讨论话题，引导学生自由发言，表达自己对城市建设的思考，可以从市民生活、生态环境、科技建设等方面出发。
4) 批判反思：引导学生进行反思：课堂中大家是否成功走出二元对立思维、来到跨文化“第三空间”？同学们是否成功表达并使其他人成功理解自己的观点？
5) 调适顺应：在这个环节同学们需要通过前面几个环节累积的知识、态度、技能，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可以布置作业，比如要求学生通过制作视频、在社交平台发文等方式提出对城市发展建设的具体建议。
参照这个教学阶段模型进行教学设计，避免了常见的“认识中国城市建设、评价中国城市建设、对比中外城市建设”的思考路径，破除“以中国文化为主题，学习者本国文化为客体”的模式，使得学生成功在二元之外以“城市建设”为话题进行跨文化交际，“中国故事”也得以在“第三空间”里交流传播。
5. 问题反思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目前利用新媒体搭建国际中文教育跨文化“第三空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部分新媒体资源本身带有一定的文化宣传倾向。比如西望成都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上一则拥有1.7万播放量的视频《运行在轨道上的超级城市——了不起的成都地铁网络是什么样？》，主要展现了成都在城市辅导交通建设方面的成就，是单向的展示、宣传。如果将其运用到课堂中，可以使学生对成都地铁有具体而直观的认识，但是却很难对构建“第三空间”起到积极作用。
第二，二元对立思维的固化。并非所有人都能够跳出主客观对立的思维方式，跨文化传播“第三空间”的形成仍然具有一定难度。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在一些视频的评论区中，依旧有人质疑美国人在中国高校讲授古代汉语这件事，他们认为外国人绝对无法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给中国大学生讲课更是不可思议。
第三，“第三空间”对于学生和教师的要求都比较高，具体教学实践受到限制，“第三空间”仍然是一个难以达成的理想状态。特别是对于刚接触中文的初级学生，构建“第三空间”的可行性并不大，语言水平和文化知识量都会成为障碍。在课堂中，还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带领学生进入一个积极、和谐、自由，可以充分思考交流的“第三空间”，这对国际中文教师的知识广度、思维能力、跨文化能力和教学能力都有较高要求。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注意筛选合适的新媒体资源，引导学生通过学习文化、反思文化、实现文化超越的路径逐步进入“第三空间”，使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相伴而生，教师自身更要注重能力培养和技能训练。
6. 结语
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一直处在国际交流的最前沿，教师和学习者都是国际交流的重要参与者，我们时时刻刻面临着跨文化交际的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选择……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面对挑战，我们应当进一步探索构建和谐、自由的跨文化“第三空间”的有效路径，借力网络信息技术的急速发展，开发利用高质量新媒体资源。从“比较文化”到“跨越文化”，我们期待着众多汉语学习者抛却对立思维，成为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中坚力量，我们一起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