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下《安徒生童话》两汉译本差异探析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ranslational Versions of Andersen’s Fairy Tales Based on Skopostheory
DOI: 10.12677/ML.2023.1110599, PDF, HTML, XML, 下载: 261  浏览: 457 
作者: 吴家勋: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关键词: 《安徒生童话集》目的论差异分析Andersen’s Fairy Tales Skopostheory Difference Analysis
摘要: 关于《安徒生童话》的研究要么是聚焦于它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要么就是研究它与安徒生本人或他本人创作的初衷,很少聚焦于不同《安徒生童话集》中译本的差异。然而,即使是《安徒生童话》中译本之间也存在着不同方面的差异。本文选取赵景深与叶君健的《安徒生童话集》中译本为例,在汉斯•弗米尔目的论的指导下,尝试分析《安徒生童话》中译本之间存在怎样差异,目的论在这两个译本的差异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研究发现,选取不同目标读者会对译者所译版本产生影响,不但如此,译者所生活的时代以及译者对源文本的理解也会对所译内容产生相同的效果。
Abstract: Research on Andersen’s Fairy Tales only either focuses on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its relationship with Andersen himself or his original intention of creating it, seldomly con-centrating on the different Chinese translational versions. However, eve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al versions vary from one aspect to another. This paper, taking the translational version of Zhao Jingshen and Ye Junjian as examples, based on Hans Vemeer’s skopostheory, tries to analyze how the Chinese translational version of Andersen’s Fairy Tales vary from with each other, in what aspect do they vary, and how the skopostheory play the role in these two translational versions. What has been found is that not only the target reader will affect the translator’s version, but also the time translator lives in and translator’s understanding towards the source text will take the same effect.
文章引用:吴家勋. 目的论下《安徒生童话》两汉译本差异探析[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10): 4468-4473.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10599

1. 引言

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经历了巨大发展,其中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是一个典型。关于安徒生及其童话故事在中国的研究一直集中在安徒生的一生、生活经历、作品特点、作品特点与他经历之间的关系,安徒生童话故事的译本,间接译介的历程和影响以及最初它如何在中国推广以致最后经典化,甚至他创作这些故事的初衷以及对中国儿童的影响等方面 [1] - [6] ,而在文学研究上,例如彭应翃 [7] 将《小美人鱼》中的红色使用视为一种隐喻,并从几个角度阐释其含义;王蕾 [8] 分析了安徒生童话故事的翻译与现代中国儿童观念的建立之间的关系;张国龙,苏傥君 [9] 则从各阶段国内对安徒生童话的不同理解出发,挖掘历史文献,阐释其在百年历程中经历的解读变化,探索合理阐释路径。这些研究都从安徒生的童话故事的具体用词或学科领域的某一方面出发,但没有涉及到安徒生童话故事译本的变化及背后的原因。

本文将基于目的论,探讨赵景深和叶君健这两位译者的翻译目的如何影响译者在用词,修辞和句法层面上采用的策略。

2. 目的论概要

目的论最初由德国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家汉斯·费尔迈尔提出。他继承他的老师Katharina Reiss早年提出的功能主义,指出了功能等效性的不足。目的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Katharina Reiss的研究,她的研究为目的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其次是Hans Vermeer的研究。作为Reiss的学生,Vermeer继承了她的一些重要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独立发展,最终形成了目的论;第三阶段的代表是Christina Nord和Justa Holz Manttari。在这里主要介绍Vermeer对目的论的贡献。

Hans Vermeer是德国最著名的功能主义建构者之一,提出了目的论的基本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他将人类行为定义为在特定情境中进行的有意图、有目的的行为;它是情境的一部分,同时又修改了情境 [10] 。人类的每一个行为都有其意图,每一个人类行为必然会带来某种结果、情境,以及事件。因此,翻译是一种行动或人类活动,并且有其自己的目的。所有翻译行动首先应遵循的是目的论: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取决于其目的或目标,意味着目的决定了译者的手段。从费尔迈尔的观点来看,翻译目的有三种不同的意义:第一是翻译过程,第二是翻译方式,第三是翻译结果。

目的论强调翻译的本质:翻译实际上是文化之间的交流,而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简单转换。由于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分别受限于不同的语言框架,它们之间存在壁垒,如果译者只是将语言符号对等起来,那么目标文本就无法满足目标读者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跨文化交际是一个关键因素,因此译者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他是目标语言的母语使用者,同时熟悉源文本所处的文化圈。因此,每次翻译都有特定受众,因为翻译意味着“在目标环境中为目标目的和目标地址制作文本的过程 [11] ”,因此,他认为有一致性规则、忠诚规则和目的规则。

3. 赵景深和叶君健翻译安徒生童话的目的

安徒生创作这类童话的意图不仅仅是为了吸引孩子们的兴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教育他们的父母。统计数据显示,在安徒生的童话中,158篇作品中仅有28篇是面向儿童的,大部分其他作品讲述的是成年人的生活,而非儿童的生活 [8] 。因此,仅为儿童而翻译安徒生童话的人会产生某种程度的误导。然而,有些人仍然认为他的童话只是为儿童而写,而其他学者则持有不同的观点。叶君健和赵景深就是这些争论的典型代表。

3.1. 赵景深翻译安徒生童话的意图

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第一个倡导安徒生作品的人是周作人,他将《卖火柴的小女孩》翻译成现代汉语。赵景深在阅读了周作人在《新青年》报纸上的翻译后,开始对儿童文学产生兴趣,并决定为中国的儿童提供阅读作品。在赵景深的《安徒生童话集》译本的前言中,赵景深阐明了他翻译安徒生童话的意图:他将这个版本献给了自己的小妹妹和朋友周作人,甚至献给当时的中国儿童 [4] 。

3.2. 叶君健翻译安徒生童话的意图

叶君健表示,是与安徒生的相似经历激发了他翻译安徒生童话的愿望 [12] 。虽然童话似乎只适合儿童阅读,但安徒生童话也适合父母和成年人阅读。叶君健在采访中也曾提及安徒生创作童话的目的。因此,比起赵景深,叶君健翻译安徒生童话的目的更加宽广。叶念伦 [13] (叶君健的儿子),说父亲的翻译,尤其是安徒生童话的翻译,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即他希望中国建国后出生的儿童能够在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在心灵上保持纯净 [14] 。

4. 两个译本在词汇、句法和修辞上的差异

4.1. 词汇差异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词汇可以分为上下词,上词更泛指,下词更为具体。对儿童而言,理解具体词比较困难,因此如果译者的目标读者是儿童,需要选择含义普通的词以便儿童理解。然而,如何选择词汇不仅会受目标读者影响,也会受到时代的影响,例子如下:

例1:“They must be fine clothes indeed!” thought the Emperor; “by wearing them I could find out which men in my empire are not fit for their place, I should be able to know the wise from the stupid [12] .”

版本1:“这衣服制成,既可以章身,又可以将满朝的臣子分别贤愚,真是一举两得的事 [4] ”

版本2:“那正是我喜欢的衣服!”皇帝心里想。“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哪些人是傻子 [13] 。”

很明显,从赵景深的角度来看,这里的“满朝的臣子”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指官员。因此,他选择了“满朝的臣子”这个词搭配“朝廷”。这是由于他生活的时代缘故,然而这些词对当时的儿童而言理解上不会有任何问题。反观叶君健,他将安徒生童话中的国家称为“王国”,虽然“我的王国里的哪些人”可能指官员,但叶君健仍没有将其翻译成“领导”或“官员”,因为这种措辞正式、庄重,会降低儿童的兴趣。

此外,称呼方式也是需要说明的另一点,因为称呼方式是一种重要的日常交际手段,受译者年龄、理解方式、时代和翻译目的可能导致不同的称呼方式。

例2:“That’s not at all bad,” said the soldier. “But what shall I give you, old witch?... [12] ”

版本1:“好计好计,但是,老妈妈,我要给你多少钱呢?…… [4] ”

版本2:“这倒很不坏,”士兵说。“不过我拿什么东西来酬谢你呢,老巫婆?…… [13] ”

就老巫婆一词,赵景深和叶君健给出了不同的翻译方式。词典上“witch”是指一个拥有魔法力量并做坏事的女人。安徒生童话故事中这个女人脸庞丑陋,下唇垂到胸前。显然,赵景深用了一种委婉的方式来称呼她;而对于叶君健来说,他的选词显示出他对文本的理解,即虽然这个女巫外表丑陋,但她是一个拥有魔法力量的女人,因此译成巫婆。

4.2. 句法层面的差异

从语法角度来看,简单句是独立的句子,不属于任何主句,有自己的主语、谓语和宾语。一般而言,简单句应是最容易翻译的。然而,根据翻译策略,即使是一个简单句,也应该考虑翻译的目的,简单句的翻译会因译者而异。

例3:“Dear me!” thought the old Minister and opened his eyes; “I can’t see anything!. [15] ”

版本1:老臣两眼睁得很大,想到:“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连机上的一根丝也看不见? [4] ”

版本2:“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老部长想,把眼睛睁得有碗口这么大。“我怎么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 [16] ”

此处安徒生的原文采用了夸张修辞的句子达到讽刺的效果。然而,这两位译者在这部分翻译时选词不同。对于赵景深的部分,他的译本多译了“机上的一根丝”,用于补充夸张,而叶的翻译版本仍然符合原文的效果。这种差异表明了译者对原文的不同理解。

长句包括复合句和并列句。复合句由一个简单句和一个以从属词开头的从句组成,而并列句则更复杂。因此,在翻译长句时,会考虑更多的因素,特别是在考虑目标读者的情况下。

例4:“Dolls, which looked exactly like living beings-the tree has never seen any dolls before-hung suspended from the green branches, and at the very top of the tree was fixed a great star of tinsel gold; it was quite magnificent [15] .”

版本1:玩偶,看着很像男人或女人——这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似乎在树枝中前后的跳舞,在树的顶上安着一个金线缠着的大星;这是,实在,华丽,没有比较的华丽 [4] 。

版本2:跟活人一模一样的玩偶在树叶间荡来荡去,枞树丛来没有看到过这种东西。树顶上还安有一颗银纸做的星星。这真是漂亮,分外的漂亮 [16] 。

对现代儿童而言,这两个句子的差异一目了然,叶君健的翻译会优于赵景深的。似乎赵景深的翻译是逐字逐句的,没有体现中文的特色。这可能是由于赵生活的时代最终导致了他的逐字逐句的翻译。

4.3. 修辞层面的差异

在安徒生童话中,存在着许多隐喻。李佳 [17] 统计了在他的164个童话中,有1874个隐喻句子。叶君健也观察到,安徒生对现实的观察和经验是形成他的艺术风格的原因。通过使用比喻,安徒生表达了他对未来和幸福生活的渴望。然而,对同一处修辞,译者由于不同的目的会有不同的翻译。以《野天鹅》为例:

例5:All was still and quiet, the air was so mild, and round about, in the grass and on the moss, hundreds of glow-worms were shining like green fire; when she gently touched one of the branches above her, the shining insects fell down to her like shooting-stars [15] .

版本1:因为非常困倦,头倚着树根,身子便躺在苔上休息。那时夜色已阑;树枝上只有萤火虫可见。他用手在树枝上轻轻的一拍,那萤儿从枝上一个个扑簌簌地落下来,好似闪耀的金星纷纷下坠 [4] 。

版本2:在花丛中,在青苔里,闪着无数萤火虫的亮光,好像绿色的火星一样。当她把第一根树枝轻轻地用手摇动一下的时候,这些闪着亮光的小虫就向她身上飘来,像落下来的星星 [16] 。

显然,在安徒生的原文中,有两个比喻:“like green fire”和“like shooting-stars”。“绿色”作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颜色之一,通常表示希望和活力。然而,赵景深却忽略了第一个隐喻,只翻译了第二个。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君健的翻译明确而准确地捕捉到了句子中每个比喻的含义。

除了隐喻,安徒生的童话中还有夸张和讽刺的元素。以《皇帝的新装》为例:

例6:He did not care anything about his soldiers, nor did he care about going to go on to the play, or driving in the park, except when he wanted to show off his new clothes [15] .

版本1:他不管训练兵丁事;也不到戏园里去;也不到猎场去,总来卖弄他的衣服多 [4] 。

版本2:他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喜欢去看戏。除非是为了炫耀一下他的新衣服,他也不喜欢乘着马车乱逛 [16] 。

很明显,安徒生的原文采用夸张手法来讽刺,显示皇帝喜欢炫耀的本性。然而,赵景深使用了“不管”,而叶君健使用了“一点也不关心”两个不同的词。语义上两者没有大区别。然而,叶君健这“不关心”中加入了“一点儿”,以增强皇帝的语气,完全展现了皇帝的虚荣和愚蠢。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君健更忠于原文和作者。

5.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目的论发展过程,安徒生写作童话目的,赵景深和叶君健两位译者翻译目的并给出具体例子,探讨了译者翻译目的在译本选词,句法和修辞翻译中的作用。翻译是一种人类行为,有一定的目的,可能引起一系列事件、结果和影响。翻译实际上是进行跨文化交流。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不同目的时,即使是相同的源文本也会被呈现为不同的版本。

参考文献

[1] 秦弓. 五四时间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4(4): 114-118, 144.
[2] 韦苇. 安徒生世界之我探——安徒生研究之二[J]. 浙江师大学报, 1990(4): 58-64.
[3] 梁志坚. 意识形态对安徒生童话译介的操纵——以《卖火柴的女孩》中文译本为例[J]. 中国翻译, 2006, 27(1): 27-31.
[4] 赵景深. 安徒生童话集[M]. 上海: 新文化书社, 1924.
[5] 李文婕. 安徒生童话故事在中国的间接译介及其影响[J]. 山东外语教学, 2022, 43(6): 110-121.
[6] 张志平, 刘程程. 周作人与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经典化[J]. 中国文学研究, 2023(1): 158-165.
[7] 彭应翃. 论《海的女儿》中关于红色的隐喻[J]. 理论界, 2008(7): 126-127.
[8] 王蕾. 安徒生童话的翻译与中国现代儿童观的建立[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9(5): 26-34.
[9] 张国龙, 苏傥君. 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问题及对异质文化传播的启示[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2(2): 189-210.
[10] Christina, N. (2018)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2nd Editio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1] Vermeer, H. (1987) What Does It Mean to Translate? Ind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3, 25-33.
[12] 李景端. 叶君健与《安徒生童话》中译本[J]. 出版史料, 2003(1): 21-23.
[13] 叶念伦. 叶君健与安徒生童话[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6(3): 51.
[14] 李保初. 论叶君健的儿童文学观[J]. 西安教育学院学报, 1995(4): 3-8.
[15] Hans, L.B. (2008) Andersen’s Fairy Tales.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Beijing.
[16] 叶君健. 安徒生童话选集[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17] 李佳. 从目的论视角探究《安徒生童话》两种译本的差异[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成都理工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