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善意性别偏见是对女性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态度，这些态度在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受限制的角色中是性别歧视的，但在感觉基调方面主观上是积极的(对于感知者而言)，并且还倾向于引发通常归类为亲社会的行为(Glick & Fiske, 1996)。国内涵盖善意性别偏见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社会学及统计学、心理学、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心理学和社会学及统计学是国内最早关注善意性别偏见的学科，它侧重于女性职业生涯发展、亲社会行为、亲密关系、婚恋价值观、择偶偏好等方面的研究。调查的被试从青少年女生到成年女性。到目前为止，各学科的研究均已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国外最早提出善意性别偏见的是Glick和Fiske两位学者，他们在1996年提出矛盾性别偏见理论，该文章发表于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国外对于善意性别偏见的研究涵盖领域与国内相似，但是比国内更加广，起步更早。
2. 文献统计及分类
截止到2022年9月对国内CNKI、万方等数据库输入关键词“善意性别偏见”进行精确检索，检索时间跨度从1996到2022年一共获64篇文献，在斯普林格数据库中以“benevolent sexism”为关键词搜索，共得到文献1968篇。从文献分布上看出，国内对于善意性别偏见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而国外的善意性别偏见研究相对较成熟。国内自2007年起才出现善意性别偏见的相关研究，以华中师范大学陈志霞教授为主要领军人物。2012~2017年对善意性别偏见相关研究的文献较少。而到了2018年相关的研究数量显著上升，近两年关于善意性别偏见方面的研究数量也呈现上升趋势。文献发表情况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从2017~2022年善意性别偏见的相关研究数量呈波浪式上升，而2012~2016年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因为一些文献还没有被收录或者正在研究中，所以出现下降的趋势。我国关于善意性别偏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及统计学方面，占比43.75%，心理学次之，占比18.75%，见图2。说明对于善意性别偏见是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从文献的来源来看，以硕士学位论文居多，共21篇，期刊论文相对少，共11篇，见表1。
本文共对64篇文献进行分类整理。在筛选到的文献中有63篇文献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有1篇文献用了质性研究的方法。在量化研究的方面主要基于两个方法展开：一方面是问卷调查法，用到的是Glick和Fiske编制的矛盾性别偏见量表(ASI)。另一方面是实验法，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选择不同的实验方法。
3. 善意性别偏见的概念界定
Glick和Fiske (1996)将善意性别偏见定义为对女性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态度，这些态度在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受限制的角色中是性别歧视的，但在感觉基调方面主观上是积极的(对于感知者而言)，并且还倾向于引发通常归类为亲社会的行为(例如，帮助)或寻求亲密关系(例如，自我表露)。之后的研究者都沿用了这一定义。
Figure 2. The proportion of publications published by the discipline
图2. 学科发文量占比
4. 善意性别偏见的测量
Glick和Fiske (1996)提出了矛盾性别偏见理论，该理论阐述了对女性的矛盾心理，根据矛盾性别偏见理论，编制了矛盾性别偏见量表(ASI)。该量表共22个题目，分为敌意性别偏见(HS)和善意性别偏见(BS)两个分量表。二者分别代表了对女性的相反评价取向，善意性别偏见代表了主观积极的偏见态度而敌意性别偏见则表达了对女性敌对的消极态度。HS和BS两个分量表又分别各自包括三个维度：两性权力、性别间能力差异和异性性行为。HS的具体维度包括父权支配(Dominative Paternalism)，性别能力差异(Competitive Gender Differentiation)和性爱敌对(Heterosexual Hostility)。其中，父权支配是指女性处于附属的地位，应该受男性支配，被父权夫权支配。性别能力差异是指两性在能力上的不同。在敌意性别偏见中，性别能力差异是指女性在能力上天生不如男性；性爱敌对是指女性是作为第二性而存在的，男性与女性的结合更多地是因为男性对女性生理上的需要，而并非感情的需要，因此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BS的具体维度包括父权保护(Protective Paternalism)，性别互补(Complementary Gender Differentiation)和异性亲密(Heterosexual Intimacy)。父权保护是指女性需要被男性和男性社会关爱和呵护，这一概念是将女性置于比男性弱小的劣势地位，忽视了女性的独立自主；性别互补是从两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分工来看，倾向于为女性提供安稳舒适、缺乏挑战、流动性低的角色的观点。这一概念剥夺了女性作为社会人承担养家糊口责任的权利。在传统社会中，养家糊口是责任是义务更是权利，这表明了一家之主的支配地位。在当今社会，男女同工同酬，共同作为家庭一份子承担起养家的责任，照顾老人孩子做全职主妇不再是女性的“专属”。异性亲密则认为女性比男性更依赖异性，更迫切需要感情。矛盾性别偏见量表的分数可以预测对女性的矛盾态度，敌意性别偏见量表表达对女性的负面态度和刻板印象，而善意性别偏见量表(适用于非学生男性)则与对女性的积极刻板印象相关。
5. 善意性别偏见的主要研究内容
目前，对善意性别偏见的心理学研究较集中关注的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王晓辰，李璐鑫，徐乃赞，彭玉波，2022；高茵，董航，徐建平，2021；蔡汶珈，2019；张珊珊，谢晋宇，吴敏，2019；杨青，张小娟，2014；吕胜男，2009)、亲社会行为(董文举，2020；姚诗语，2021)、群际互动及群际关系(苏曼，蒋京川，2019；董文举，2020)、女性在工作场合遇到的性骚扰(徐荣华，2008)、男性的职业自我效能感(戴子涵，胡军生，2021)、婚恋观念(陈志霞，何芳玲，2009)、择偶偏好(李唱，2021)、成就动机(蔡学青，2008)等方面。其中关注度最高的是女性的职业发展，共9篇文章；其次为亲社会行为，共3篇；其他对群际互动的关注次之，共2篇，其他均为1篇。
5.1. 女性职业生涯发展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进程不断加快，女性的地位不断提高，“她时代”悄然而至。电视荧幕上出现了一个个表达独立女性主题的电视节目。然而，社会上对于女性职业的发展方向却有不同声音。自秦朝起，历朝历代在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普罗大众极重视纲常伦理并严格遵守。在《论语》中就有“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观点。即使在当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仍占据着很多人的认知，故也有很多人，这其中不乏女性，仍认为女性就应该少抛头露面，应该在家相夫教子，性格温顺贤良。甚至有很多女性已经深受荼毒，内化了这些观点，意识不到自己受到了限制，还缱绻于外界编织的美梦
吕胜男(2009)在对三个女性案例进行质性研究后发现，由于善意性别偏见的“糖衣”和隐蔽性，女性可能无法察觉到它深层的负面影响，故善意性别偏见产生的频率和接受程度较敌意性别偏见更高，善意性别偏见更容易被女性群体接受甚至忽略其负面的影响(杨青，张小娟，2014)。正如上文说到，许多女性内化了对自己的限制，认为那是一种保护。实则不然，善意性别偏见正因其善意的表面而难以被人察觉。从长远来看，内隐的善意性别偏见对女性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远胜于敌意性别偏见。有研究者发现，善意性别偏见为两性规定了角色，女性承担了亲密关系中的照顾者和管理家庭和关系的关怀角色；男性则承担了保护者和提供者的角色。在此关系框架中，女性会为了伴侣的发展而主动放弃自己的职业，甘心回归家庭。而男性则忽视女性的能力，向女性提供庇护(Hammond & Overall, 2015)。有研究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结果发现是善意性别偏见中的“父权保护”维度对女大学生的成就动机特别是追求成功的动机存在负向关系，此维度还同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呈现负相关(蔡学青，2008)。
大众对于男性和女性担任领导职务有不同偏好，善意性别偏见环境对女性的领导力涌现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高茵，董航，徐建平，2021)，典亚娇(2018)发现善意性别偏见对女性领导效能评价负向影响更高。而蔡汶珈(2019)的研究发现善意性别偏见与女性领导效能评价呈显著正相关。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善意性别偏见规定的女性温柔、拥有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符合女性领导所表现出来的领导方式，所以与领导信任和女性领导效能评价的关系显著正相关。王晓辰和李璐鑫等人(2022)首次从配偶的角度出发，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双职工夫妻进行调查同样发现了，配偶的善意性别偏见负向预测职业女性的工作繁荣。女性自身持有的善意性别偏见比外界的善意性别偏见的影响更大(吕胜男，2009)，从内驱力的角度出发，女性自身持有的善意性别偏见会从根源上影响女性的能力和发展。典亚娇(2018)的研究同样发现了女性的敌意性别偏见高于男性，表明女性内化了外界隐性善意性别偏见信息，把自身局限在了传统性别角色的定位中。此外，善意性别偏见能够负向预测女大学生择业自我效能感及生涯适应力(张淑洁，2019)。处于性别偏见环境中的女性倾向于负面评价自己，在与男性竞争岗位时会更加不自信，出现认知偏差。但也有研究者发现善意性别偏见经历能够正向预测职业探索行为，负向预测职业抱负(杨榕榕，2022)，与前人研究并不完全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善意性别偏见有可能仅是影响职业抱负和职业探索行为的小部分因素。
5.2. 亲社会行为
人类的亲社会行为是指任何自发性地帮助他人或者有意图地帮助他人的行为(侯玉波，2013)，人类的亲社会行为可以分为利他行为和助人行为。助人行为是指一切有利于他人的行为。当女性陷于困境中时，男性是否会提供帮助？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进行了探讨。曹欣蕾和曹韵秋(2018)发现男性的敌意性别偏见预测了其提供依赖定向帮助的概率，且这种效应只存在于受助者为女性的情况下。当男性接触善意性别偏见后，其对女性提供依赖定向帮助的概率会增加。当男性感知到求助的女性符合传统的女性角色时，他的善意性别偏见会激起怜悯之心，并鼓励他向女性提供依赖定向帮助来对她们进行赞赏，从而把她们进一步限制在传统的性别角色之中。在男性擅长情境中，他的善意性别偏见越高，越倾向于提供依赖定向帮助(董文举，2020)。谭开桦(2017)也发现仅在男性擅长的情境下，男性被试比女性被试提供了更高的依赖定向帮助。
5.3. 亲密关系
表面上看，性别偏见和亲密关系并无交集。在一般认知范围中，完美的异性亲密关系充满了关心与爱护，而不是性别偏见(Lee, Fiske, Glick et al., 2010)。然而研究发现，亲密关系中存在更多的善意性别偏见(谭开桦，2017)。男性更愿意给关系亲密的女性提供帮助(姚诗语，2021)，具体来说亲密关系中的男性会为女性提供更多的依赖定向帮助(谭开桦，2017)。女性也更愿意向关系亲密的男性寻求帮助(姚诗语，2021)。善意性别偏见环境会使男性提供依赖定向帮助的意愿增加(姚诗语，2021；曹欣蕾，曹韵秋，2018)男性和女性擅长情境中均会受到依赖定向帮助的影响(董文举，2020)。
5.4. 群际互动
对群体进行分类，最典型的就是按照性别进行分类。作为最大的两类群体，男性和女性的互动受到了学者的关注。董文举(2020)发现作为外群体的男性，对女性有更多的误解，也对女性有更高的矛盾性别偏见。随着矛盾性别偏见水平的提高，个体消极元刻板印象水平也随之提高。这意味着在与异性相处过程中，当对异性存在偏见时，也更倾向于认为异性也会如此看待自己。
5.5. 婚恋择偶
Erickson的八阶段论认为，个体18岁到25岁的阶段主要任务是克服孤独感，获得亲密感，体验爱情的实现。从成人之初，个体便要学会获得和建立亲密感以及亲密关系，这不仅对于个体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个体今后建立其他社会关系也举足轻重。而爱情的建立需要从择偶开始。择偶偏好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进化心理学的观点认为，男性对年轻、貌美、身材好的女性的偏好是具有遗传性和跨文化的一致性的。而女性则更偏好具有经济资源、高社会地位、年长的男性。何方玲(2008)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善意性别偏见较高的男性更倾向于选择温柔顺从符合传统女性特质的伴侣，而女性则倾向与选择物质条件较好的异性为伴侣。李唱(2021)的研究也发现善意性别偏见水平高的女生更重视伴侣在地位–资源方面的特征。选择完美伴侣后将步入婚姻的殿堂，在婚姻中两性所处的地位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话题。男性，作为父权制社会的主导，固然在婚姻中处于支配地位，这一支配地位是从择偶这个婚姻的起始阶段就已经奠定的。男性偏好选择温顺贤良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女性作为伴侣，以此实现对伴侣的支配，维持男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优势地位。越认同善意性别偏见的女性越倾向于牺牲自己的目标和追求，支持伴侣的发展(陈志霞，何芳玲，2009)。
6. 未来研究展望
6.1. 样本代表性
本文检索到的中文文献大多属于硕士学位论文，绝大多数研究均以大学生作为样本，结论的普遍性有待进一步检验。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扩大样本选择范围，提高样本异质性，增加样本量，以增加样本代表性。
6.2. 生态效度
除了上述的样本代表性问题，多数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采用的模拟情景法和语义启动法等实验方法，其所处的环境与真实环境仍存在差距，因此生态效度低。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改进。
6.3.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已经成熟的量表，对善意性别偏见的实验研究也应该进一步发展起来。未来研究也许可以根据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采取实验研究的方法探讨变量间关系，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
致谢
读书的路不难走却考验毅力，回想起读书的19载，我想最先应该感谢的人便是我的父母。他们不仅辛苦将我养大，给我一个快乐的童年；而且在我生活和学习中也是百般支持和鼓励，让我成长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除此之外，我要感谢求学路上遇见的各位恩师，正是因为有各位恩师教导和栽培才能让我成长为今天更好的自己。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教师的伟大，更是我能遇见各位恩师的莫大的幸运。最后，还应该感谢提出善意性别偏见概念的学者Glick和Fiske，以及将概念引入国内的中国学者陈志霞老师，在他们的带领下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到性别偏见的问题，为建立更公平更平等的两性关系做出贡献。善意性别偏见的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它的出现却并不是国外专属。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男性仍是社会的主导。但是，当今社会女性的地位和意识不断觉醒，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并关注了性别偏见的问题，相信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女性发展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最后的最后感谢那个从未放弃的自己！
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