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是发展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揭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依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剩余的剥夺和流失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和发展失衡的后果 [1] 。在旅游研究中，依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过程和问题，例如许多东南亚海岛国家在旅游业非常发达的情况下却依然得不到有效的本土经济发展现象 [2] 。
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是大势所趋。作为体育与旅游交叉融合而产生的新型服务产业，体育旅游是指以体育资源和体育设施为条件，以体育运动项目为核心，以参与体验和参观游览为主要形式，以满足健康娱乐、旅游休闲为目的，向大众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3] 。
本文将依次分析社会学与旅游研究中的依附理论，运用其理论视角，结合奥运会的实例，探索体育旅游的内涵。
2. 发展社会学中的依附理论
发展社会学中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是一种分析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理论，它认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导致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剩余被剥削和转移，从而加剧了贫富差距和发展不平衡 [1] 。
依附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范围内许多前殖民地地区完成了独立与解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时拉丁美洲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普雷维什、法尔南德斯等，在上述背景下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提出了批判，认为现代化理论忽视了国际体系对于不同国家发展的影响，以及不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他们指出，拉丁美洲国家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一种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这种结构使得拉丁美洲国家受制于发达国家的需求和价格波动，无法实现自主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他们提倡进行结构性改革，打破对外依赖，建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2] 。
依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如弗兰克、阿明、沃勒斯坦等，将依附理论从拉丁美洲扩展到全球范围，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中心–边缘模式理论(Core-Periphery Theory)、欠发展理论(Underdevelopment Theory)等概念。他们认为，全球范围内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由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层次组成，每个层次都有其特定的经济功能和政治角色 [4] 。20世纪80年代，一些后依附理论者，如卡多索、埃文斯等，对依附理论的一些假设和结论提出了批判与修正。他们指出，一些半边缘(Semi-peripheral)国家，如巴西、韩国等，通过与跨国公司、本地资本和国家的联合，实现了一种依附性发展，即在依附关系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他们认为，这种依附性发展虽然也存在着不平等、非可持续和侵略性的问题，但也表明了依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来改变的。他们提倡进行结构性调整，改善对外贸易条件，增强国内市场和技术能力 [4] 。
综上所述，发展社会学中的依附理论是一种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启发性的理论，它揭示了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对于不同国家发展的影响和机制，促进了对全球不平等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和反思，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策略。然而，依附理论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和缺陷，它有时过于强调外部因素对于发展的决定作用，忽视了内部因素的作用和多样性，以及不同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动性和变动性。因此，在借鉴和运用依附理论时，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进行适当的修正和创新。
3. 旅游社会学中的依附理论
旅游社会学领域，依附理论是一种主流的理论视角。它分析了西方旅游发源地“中心”与发展中国家的“边缘”目的地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该理论认为，中心地不仅拥有世界游客的主要来源，也掌握着旅游业的经济、商业和政治利益 [5] 。许多发展中国家将旅游业视为一种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生活质量提升的手段，但旅游业对于这些国家的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以及它们是否有利于发展或者阻碍了发展，仍然存在着争议。依附理论最常与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布里顿(Stephen G. Britton)的工作联系起来。布里顿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以斐济为例，揭示了第三世界目的地如何遭受都市资本主义企业的剥削，这些企业操纵并主导了前者的旅游发展 [5] 。他提出了“边缘经济中的旅游飞地模式(enclave model of tourism in a periphery economy)”，指出这种模式虽然满足了旅游环境的需求，但实际上是都市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目的地提供的旅游体验的形式和特征，并且往往由这些企业拥有和提供相关的产品或服务。布里顿直言，“由于外国所有权的占优势，旅游业给边缘目的地强加了一种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加强了对发达国家结构性依附和脆弱性的特征” [5] 。此外，还有大量学者研究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旅游系统的依附问题，如Manyara与Jones研究的肯尼亚，Lacher与Nepal研究的泰国以及Winter研究的巴西 [6] [7] [8] 。
除了国际旅游系统，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心–边缘”理论也逐渐被应用在分析国家内部旅游系统中的权力和发展水平差异。特别是，在这些中心–边缘关系中，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模式，即“主导”的“大都市”与其“边缘”目的地之间 [9] 。大伟·韦弗(David Weaver)在他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主导(dominant)”岛屿与安提瓜和巴布达“从属(subordinate)”岛屿的研究中指出，在其国内背景下，旅游业起着一种离心力作用，既反映又放大了现有的中心–边缘关系 [10] 。“主导”岛屿有权促进或限制游客到达和外国投资，并对“从属”岛屿的旅游政策和发展有有效控制。同时，“从属”岛屿与主要全球中心的互动往往需要得到“主导”岛屿的政府的批准，因此“从属”岛屿可能面临“双重剥削”。然而，将依附理论简单的应用为旅游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外围地区受到核心地区的剥削的观点可能过于绝对 [11] 。例如，Chaperon与Bramwell就用依附理论对马耳他的主岛与其边缘的哥佐岛(Gozo Island)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其之间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存在着一定的“依附–能动性(Dependency-Agency)张力” [12] 。更进一步来说，Sharpley与Knight指出依附理论难以解释为何有些国家的旅游业没有出现依附效应，比如古巴 [13] 。Harrison 总结到，依附理论对外国资本的敌对主义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在当地旅游业的推动作用 [14] 。
综上所述，在旅游社会学领域，依附理论对于旅游业是一种可以延续发展中国家依附性的产业的论证是令人信服的 [15] 。旅游业并没有减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与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的区域性社会经济差距，反而通过其“飞地”结构加强了这些差距。然而，我们又不能忽视来自发达地区的外源资本对欠发达地区旅游业的起到的推动作用。
4. 体育旅游与依附理论
体育旅游是指为了参与或观看体育赛事而前往某个目的地的旅游行为。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说法，体育旅游是旅游产业中发展最快的分支之一 [16] 。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提到，要“实施体育旅游精品示范工程，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等重大体育赛事为契机，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体育旅游精品线路、精品赛事和示范基地，规范和引导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 [17] 。
体育产业作为二战后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带动的产业之一，其许多行业标准、技术以及运营主体，特别是主流与高端体育项目，一直被西方所掌控。除此之外，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体育活动作为一种贯穿人类历史长河的社会文化行为，受制于社会经济结构，并表现为统治群体的文化偏好与利益 [18] 。因此，依附理论的特点在体育行业也有所体现。早期文化与体育社会学研究关注于体育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上的体现，而美国作为前殖民地与当今的世界霸主以及全球体育文化最盛行的国家，其体育文化收到了广泛的关注 [19] [20] [21] 。美式橄榄球与英式橄榄球这两种不同规则的同类球类运动的诞生、发展与传播即是体育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的体现之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澳大利亚的社会学家就在风靡一时的“全球化”的背景下，根据当时澳大利亚的体育发展状况批判地认为，所谓的全球体育(global sport)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形式的体育文化的全球性输出，即使澳大利亚当时已经在全球体育行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仍然摆脱不了其作为前盎格–鲁萨克殖民地的文化殖民，从体育文化到产业上都深深依附于美国与英国 [22] 。此外，与依附理论的研究相似，大量关于前殖民地的欠发达国家的体育文化与产业受到了研究，如印度、肯尼亚以及加勒比海地区 [23] [24] [25] 。刘健松用依附理论视角研究了我国冰雪运动的发展路径，指出冰雪运动对科技及培训水平要求较高，在中国的相关技术水平尚不足以满足的情况下，大量装备的使用与维护和冰雪运动人才培养体系依附于只能发达国家的企业 [26] 。韩磊磊与李艳翎在讨论依附理论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时指出，“中国竞技体育几千年来的价值观念、礼仪、思想、行为准则、权利架构不但没能得到体现，反而随着中国竞技体育对国际竞技体育的依附而逐渐荒废、消逝” [27] 。
作为体育研究与旅游研究融合产生的新领域，体育旅游的行为既涉及了体育活动的休闲性，又包含了旅游活动的的异域性，其产业模式也吸收了体育与旅游两个母产业的影响 [28] 。作为体育旅游最典型的例子，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其背后的经济学效益体现了主办国、奥委会与赞助商之间的依附关系。在早期二十一世纪的奥运会上，特别是在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后，学者们普遍认为奥运会对于主办国与背后的资本赞助商是一场双赢的游戏，即主办国的旅游业通过借助奥运会的举办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奥运会期间的旅游与后奥运时期国家国际形象提高所带来的旅游红利)，赞助商则通过奥运会的宣传与销售得到了资本的再生产 [29] [30] 。
然而，作为首次在受殖民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南美洲举办的奥运会，2016年的巴西里约奥运会为世人展示了主办国与国际奥委会和来自发达国家的赞助商背后的资本之间的依附与剥削。一方面，巴西政府为了满足国际奥委会与赞助商对于举办奥运会的各种要求，预算超支352%，达到了130亿美元，然而巴西政府承担了奥运会绝大部分的成本，而国际奥委会和赞助商则只负责了一小部分的费用 [30] [31] [32] 。然而，本届奥运会的总收入为55亿美元，其中国际奥委会从电视转播权、赞助商、门票等方面获得了40亿美元，而里约奥组委只能从门票、纪念品、当地赞助商等方面获得15亿美元 [33] 。另一方面，作为主办国，巴西政府在奥运会的决策过程中并没有享有足够的话语权和自主权，而是受到了国际奥委会和赞助商的干预和制约。国际奥委会作为奥运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拥有对奥运会各项规则、标准、程序等方面的最终解释权和决定权，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偏好来要求主办国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配合。例如，在里约申办成功后，国际奥委会就要求巴西政府修改了相关法律，以保护奥运会的知识产权、商标权、广告权等，并授权国际奥委会对违反者进行处罚 [34] 。赞助商作为奥运会的重要资金来源，也拥有对奥运会各项活动、场馆、产品等方面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它们可以通过合同条款、市场策略、公关手段等方式来推广自己的品牌、产品、理念等，并排除或限制竞争对手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35] 。例如，在里约奥运会期间，赞助商可口可乐就在各个场馆内外设置了大量的广告牌、展台、自动售货机等，并禁止其他饮料品牌进入或销售 [36] 。
综上所述，里约奥运会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依附理论在体育旅游中的应用。巴西虽然身为奥运会的主办国，但实际上却是奥委会与赞助商对赛事收益与管理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使得主办国在转播权、赞助权、文化权等方面都处于被动和弱势的地位，而奥委会和赞助商则在各个方面都占据了主导和优势的地位 [35] 。由于自身的动荡局势与腐败政府，作为前殖民地与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将这种不平等如杠杆般放大。同时，这种不平等关系不仅削弱了主办国从奥运会中获得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的能力，也削弱了主办国展示自身文化和特色的机会，也削弱了主办国参与奥运会决策和管理的权利。这种不平等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剥削关系，是奥委会和赞助商利用自己的资本、技术、市场等优势，从主办国获取更多的利益和资源，而主办国则只能承担更多的成本和风险 [37] 。这种剥削关系不仅损害了主办国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祉，也损害了主办国的政治尊严和文化自信。
5. 依附理论视角下的都安瑶族自治县潜水旅游
都安瑶族自治县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位于南宁市以北约两百公里，是一个以潜水运动及旅游而著名的县城。潜水运动(水肺潜水与自由潜水)是水上运动的一个分支，由于其自身的探险性与对于环境的依赖性，成为“体旅融合”的重要发展要素 [38] [39] 。具体来讲，旅游者会在潜水专业人士的带领与指导下，在旅游目的地进行以潜水运动为主要目的的活动。
在潜水旅游的模式中，潜水培训组织、潜水专业人士以及潜水目的地是三方结构性势力。潜水培训组织指的是为潜水培训、教学以及休闲娱乐提供指导性方针以及系统性训练的组织机构，如潜水教练专业协会(PADI)、水肺潜水国际(SDI)、国际氮氧混合气及技术潜水员协会(IANTD)、国际水肺潜水学校(SSI)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组织机构常以(协会、学校)等自称，但其本质上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且都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本土尚未有获得国际认证的潜水培训机构。潜水专业人士通常指的是拥有教练及以上的专业资质的人士，其通过依附于上述潜水组织，如成为某个组织的教练，为游客提供潜水培训与服务。潜水目的地值得是如都安、三亚等拥有适合潜水的自然资源的旅游目的地。
作为一名社会学专业出身的潜水专业人士，通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笔者认为，在潜水旅游的产业链中，存在着“外国潜水培训组织–我国潜水专业人士–我国欠发达地区潜水旅游目的地”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依附关系。首先，潜水培训组织作为行业发展的牵头者，其依靠着早期积累的知识产权与成熟的资本运作，对潜水专业人士有着直接的控制权。福柯认为，知识体系代表着话语权，从而带来系统性的权力 [40] 。得益于较早的发展与较高的消费水平，西方潜水培训机构早在上个世纪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培训知识体系，并制定了一系列行业标准，专业人士必须服从于培训机构的治理逻辑与框架 [41] 。从经济上看，若一个人希望成为潜水专业人士，他/她需要向相应的培训机构购买昂贵的教材，并缴纳专业人士申请费、考试费等费用。以全球最大的潜水培训组织PADI为例，其教练级别的教材费、申请费与考试费约为15000元。此外，潜水培训组织每年向其旗下的专业人士收取高额的会员费，约为2000元至5000元不等，专业级别越高，会员费越高。在潜水培训的过程中，每当专业人士签发出一张潜水证书时，教练就必须向培训组织机构缴纳一定的签证费，约为300元至500元。早在2006年，海南日报的记着吴钟斌就在调查中发现，潜水旅游公司有一半的培训费都是被国外潜水组织机构赚取的 [42] 。然而，即便专业人士需要为培训机构缴纳许多费用，潜水培训组织仍对专业人士的专业资质有着无限的裁量权，即潜水培训组织可以随时以“不符合机构利益”为由开除一名专业人士。
从依附理论的视角来看，我国的潜水专业人士(半边缘)以直接的货币形式为西方培训组织机构(中心)提供了发展和完善培训知识体系所需的经济资本。西方培训组织(中心)再将经济资本转化为知识体系并高价出售给我国的潜水专业人士(半边缘)，完成了资本的再生产。同时，西方培训组织(中心)有权促进或限制专业人士(半边缘)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统治性与剥削性的不平等关系。
其次，由于参与潜水运动所需要的经济投入较大，我国大部分的潜水专业人士以及参与潜水活动的游客都来自于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43] 。而作为潜水目的地的都安，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经济欠状态，始终无法拥有本地的潜水专业人士，也很少有本地游客来参与潜水活动 [44] 。因此，虽然旅游者前往都安作为潜水旅游的目的地，但其大部分的消费，如潜水培训与服务的开销，均流向了同样来自于发达地区的潜水专业人士，并没有直接贡献于潜水目的地的经济，甚至连潜水专业人士的税收都是流向了其原住地发达地区的政府财政体系。而作为潜水旅游目的地的都安，仅在潜水气体填充、装备租赁等低端商品输出上获取了微薄的收益。从依附理论的视角来看，一方面，作为潜水旅游目的地的都安(边缘)向来自我国发达地区的潜水专业人士(半边缘)提供低端原始的物料供应，而潜水专业人士(半边缘)的绝大部分经济收益并没有留在都安(边缘)本地。另一方面，潜水专业人士(半边缘)对作为潜水旅游目的地的都安(边缘)有着议价权，及他们可以决定是否带领游客前往都安进行潜水旅游活动。这种现象与许多学者在欠发达地区的潜水旅游系统中得出的结论类似，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埃及 [41] [45] [46] 。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总结出了“外国潜水培训组织–我国潜水专业人士–我国欠发达地区潜水旅游目的地”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依附关系图(见图1)。
Figure 1.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in diving tourism
图1. 潜水旅游依附关系图
尽管这种结构性依附关系存在于都安的潜水旅游系统中，但与上文提到的欠发达海岛国家的情况相比，都安凭借潜水产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与其长久以来的合理政策密不可分。虽然游客并没有通过潜水产业为都安做出经济上的贡献，但由于都安当地政府在旅游配套产业，如餐饮、住宿等产业上做出了许多建设，形成了差异化优势。《河池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发展“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借助都安特有的喀斯特山水地貌，推动都安地下河国家地质公园(AAAA级景区)中的都安国际洞穴潜水基地的建设，在打造旅游胜地新格局中植入体育旅游项目和业态，培育体育旅游品牌 [47] 。在“世界天窗之都，洞穴潜水天堂”的旅游名片的加持下，都安大力实施“旅游旺县”发展战略，将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全县新时期精准脱贫战略性支柱产业，并于2020年成功成功推出贫困县序列 [48] 。
6.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逐步深入分析了社会学与旅游研究领域中的依附理论。运用这一理论视角，并结合奥运会的实例，我们将探索体育旅游的深层内涵，并为体育旅游现象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诞生于马克思主义与冲突理论的依附理论为解释旅游与体育行为中的种种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视角，认为欠发达地区和主体在经济上、政治上与文化上受到了发达统治地区和主体的剥削，并使这种不平等得到了系统性与结构性的再生产。奥运会作为体育旅游的典型案例，在里约展示出了当主办国处于明显弱势地位时，奥委会与赞助商将如何对其进行支配。通过依附理论的视角观察，作者指出在潜水旅游这种旅游形式中，存在着“外国潜水培训组织(中心)–我国潜水专业人士(半边缘)–我国欠发达地区潜水旅游目的地(边缘)”的依附关系。欠发达地区的潜水旅游面临着体育上与旅游上的双重依附负担。因此，同依附理论学者们所呼吁的一样，欠发达地区与主体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制度权，改变这种不平等和剥削的关系，实现多方共享共赢的体育旅游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