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加剧，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亿，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养老难题是全社会不容忽视的发展问题 [1] 。与老年人口社会保障密切相关的养老方式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现有研究结果一致表明，目前我国社会中最主要的养老方式是家庭养老，子女在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地点、内容等方面承担重要角色 [2] 。
当前，老年失能失智群体的规模日益庞大，大部分家庭或社区却无力进行全天候且专业的居家照顾，身体素质较好的老年人也需要更多关爱与陪伴，但工作繁忙生活奔波的子女却常常无暇顾及 [3] 。养老机构逐渐成为需要生活照料与情感关怀的高龄、失能老人更倾向的选择 [4] 。同时也带来了中心城区养老资源紧缺，郊区养老资源空缺的问题。促进老年人往郊区流动是缓解中心城区养老资源紧缺，同时充分利用郊区养老资源的关键措施。分析老年人郊区养老意愿对于释放中心城区养老压力，提高老年人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养老方式的划分
养老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和养老方式的选择成为社会的关注点。目前，我国养老方式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和机构养老为依托的养老方式，选择家庭养老占比较高 [5] 。家庭养老是指由子女承担责任对父母进行物质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一种养老方式。但是在新的政策背景下，人们的养老观念已经发生转变，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也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社区养老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辅助、老年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养老服务方式 [6] 。主要区别在于社区养老是在一定条件下和范围内提供一些家庭力所不及的生活照料服务，在经济供养上主要由个人、家庭或政府负责，是对家庭养老的一种补充。
2.2. 养老方式对老年人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有关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成果较多，关于养老方式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及健康水平。有学者研究指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以及健康水平对老年人的养老方式选择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男性、低龄老年人以及健康水平较差的老年人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 [7] 。二是社会因素和经济特征。老年人的收入、职业、养老金等特征影响着他们的养老方式选择意愿 [8] 。三是居住安排与代际关系。家庭的规模大小、与家庭成员的居住安排和距离以及家庭间的代际关系等是影响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意愿的重要因素 [9] 。四是地理位置、传统文化的差异。由于我国不同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当地的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老年人因现实条件和养老观念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养老方式选择意愿 [10] 。现有对于养老方式选择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子女对父母养老方式的选择的影响分析。当前，父母独居养老已是普遍现象，子女在选择理想的父母养老方式时仍受传统道德观念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的影响 [11] 。有研究显示，老年人同谁生活在一起，是养老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直接决定着老年人的经济供养以及生活服务方式，当前中国老年人在居住方式表现出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12] 。
综上所述，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已经在逐渐转变，养老方式的选择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养老方式的选择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在哪里养老的问题已经成为老年人和子女较为关注的问题。养老到底由谁决定更有利于老年人的郊区养老，释放中心城区的养老压力对于优化养老服务资源，提高老年人养老服务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研究养老方式的决定权对于老年人郊区养老意愿的影响，从而帮助优化养老服务资源配置。
3. 数据和模型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上海市养老服务相关情况》调查问卷。数据调查对象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调查范围包括上海市中心城区、郊区和城郊结合区共16个区域的老年人。该问卷对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情况、郊区养老认知、养老需求、养老服务需求以及老年人基本信息进行了详细调查。
《上海市养老服务相关情况》调查问卷共有3067个样本，最终得到2097有效样本。
3.2. 变量解释
文章的变量选取见下表1。本文以老年人是否考虑郊区养老作为因变量，采用问卷中“您是否考虑到郊区养老？”作为依据，选择是赋值为1，选择否赋值为0。
本文的自变量为选择郊区养老由谁决定。由谁决定包括由父母自己决定、由子女决定、由配偶决定以及由子女和配偶共同决定。
本文的控制变量有：子女经济支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隔代照料支持。
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下表2所示，因变量“老年人是否去郊区养老”的均值为0.537，也就是说大约有一半的老年人具有郊区养老的意愿，未来可能会选择去郊区养老。郊区养老由谁决定这一自变量有4仲情况，控制变量中，子女经济支持这一自变量的均值为41.6，也就是说大约有40%的老年人会享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从性别来看，样本中男女几乎各占一半，女性稍高于男性，平均年龄为68.62岁，接近于95%的老年人婚姻状况为已婚或者丧偶，样本中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均值为4.177，大多数年人的学历处于初中和高中之间，样本中城镇户口占比接近70%，每个老人平均拥有2~3个孩子，36.8%的老年人会对孙子进行隔代照料。
注：***p <= 0.01, **p <= 0.05, *p <= 0.1。
4. 实证分析
4.1. Ologit回归分析
本文因变量为是否选择去郊区养老，选择“是”的为1，选择“否”的为0，因此本文采用Ologit回归模型检验老年人养老方式的决定权对郊区养老意愿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
回归结果有以下几点可以关注：第一，养老由谁决定会影响老年人选择郊区养老的意愿，相比于由子女决定，由自己决定和由子女和配偶共同决定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郊区养老意愿，由配偶做主影响结果不显著。第二，控制变量中，子女的经济支持、性别、年龄、户籍类型、隔代照料支持会对老年人郊区养老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子女的经济支持会提高老年人的郊区养老意愿，隔代照料支持会降低老年人的郊区养老意愿。
Table 3. The results of Ologit regression between decision right and willingness to provide for the aged in suburb
表3. 养老决定权与郊区养老意愿Ologit回归结果
注：***p <= 0.01, **p <= 0.05, *p <= 0.1。
4.2.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使用替换回归法，使用Oprobit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下表4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改变回归模型之后，实证分析的结果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变化。养老方式的决定权对于老年人郊区养老意愿仍然具有显著影响，由自己决定和由子女和配偶共同决定仍然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郊区养老意愿，证明结果稳健。
注：***p <= 0.01, **p <= 0.05, *p <= 0.1。
4.3. 异质性分析
将样本分为男女两组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见下表5。结果显示，对于男性而言，老年人养老决定权由子女和配偶共同决定时会显著提高他们的郊区养老意愿。而对于女性来说，由自己决定和由子女和配偶共同决定都会显著提高郊区养老意愿。
注：***p <= 0.01, **p <= 0.05, *p <= 0.1。
5. 研究结论和启示
本文使用《上海市养老服务相关情况》调研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老年人养老方式的决定权对郊区养老意愿的影响。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老年人自主决定自己的养老问题会促进老年人选择去郊区养老的意愿，相比于由子女做决定，由老年人自己决定和由子女和配偶共同决定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郊区养老意愿，由配偶做主影响不显著，与家人居住在一起，由老年人自己决定促进效应更为明显。其次，在控制变量中，子女给予老年人经济支持会显著提高老年人郊区养老意愿，老年人给予隔代照料支持会显著降低老年人郊区养老意愿。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提倡“我的养老我做主”，老年人掌握养老决定权。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应该充分尊重老年人的意见，将决定权交到老年人自己手中，子女在父母养老问题中起辅助作用，更多的给予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由老年人自主决定他们的养老地点和养老方式。不管与子女住不住一起，子女都应履行照料父母的义务，子女应该经常看望服务，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
第二，积极发展智慧养老服务新业态，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将养老服务与大数据、智能化融合，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实现跨区发展。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规范建设、科学管理的原则建设供养机构，建立健全各项管理服务制度和规范服务，按统一标准建设的人员要求配齐医护人员，确保服务质量，不断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应鼓励在郊区积极打造养老社区的发展，为老年人提供景色宜人的生活环境，同时与旅游、教育等相关产业及配套产业进行广泛融合，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丰富的兴趣培养与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
第三，构建信息化、共享化的养老服务平台，为老年人郊区养老提供便利。推动信息互通和共享应用，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探索中心城区同郊区各类养老服务标准的互通互认，以中心城区养老服务平台为基础，广泛归集中郊区养老机构信息、郊区养老政策信息等，打造覆盖中心城区连通郊区养老服务模式的全市联网养老服务数据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