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交叠影响域理论试析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现途径
The Ways to Realize Family-School-Community Cooperativ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DOI: 10.12677/CES.2023.119415, PDF, HTML, XML, 下载: 274  浏览: 1,631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陈佳园: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关键词: 交叠影响域理论协同育人实现途径Theory of 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Ways
摘要: 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家校社合作共育成为教育领域的热门研究内容。尽管我国不断强调三元育人的重要性,但是三方的合作效率仍然低下。其主要原因是协同目标缺乏一致性、协同主体责任边界模糊且缺失合作渠道以及协同内容单一,形式狭隘。本文通过调查研究,结合家校社合作的现状分析我国家校社合作面临的困境,从多个维度分析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现途径,包括保持协同目标的一致性、厘清各协同主体的责任划分,避免越位缺位、通过数字化赋能,深化合作内容和拓宽合作方式以及建立有效的家校社合作共育评估体系,旨在拓宽家校社共育的研究思路和角度,以及为三方能够更加高效地发挥教育合力,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全面发展,最终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cooperative education of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has become a hot research content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lthough our country constantl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the efficiency of trilateral cooperation is still low. The main reasons are the lack of consistency of collaborative goals, the blurred responsibility boundary of collaborative subjects, the lack of cooperation channels, and the single content and narrow form of cooperation.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cooperative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Besid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ways to achiev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maintaining the consistency of collaborative goals, clarifying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mong collaborative subjects, empowering education through digitalization, deepening cooperation content and methods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evaluation system. This paper aims to broaden the research ideas and perspectives of family-school- community cooperative education, and to provide som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three parties to exert their joint efforts in education more efficiently, so that can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finally implement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cultivating virtues and morality.
文章引用:陈佳园. 基于交叠影响域理论试析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现途径[J]. 创新教育研究, 2023, 11(9): 2823-2830.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9415

1. 引言

自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来,家校社协同育人成为了教育界研究的重要议题。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 [1] ”。近年来,尽管中国在家校协同育人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如建立家委会、设立学校开放日等促进家校沟通,但是由于合作观念和目标的不同,其内容往往都流于表面、形同虚设。在社会与学校合作共育方面的努力更是少之又少。美国霍普金斯大学Joyce L·Epstein教授提出的交叠影响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提出了要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个新型的合作关系,以帮助学生获得学业上的发展和成就。因此,就该理论进行阐释和研究,对于拓宽我国家校社合作育人的思路有一定的帮助和启发。

2. 交叠影响域的理论模型

对于交叠影响域的研究最早来自于西方。20世纪中叶,世界上诸多发达国家在教育宏观把控的基础上,开始向微观教育的理论和策略深入,主要涉及到家庭资本与学业成就、教育公平、阶层流动等之间的复杂交错关系。其中,比较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有法国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的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和美国心理学家Bronfenbrenner Urie的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前者强调学校、家庭和社会均在教育发展中起到不容忽视的独特作用,认为通过提高家庭资本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业成就。后者聚焦于人的行为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认为人的发展受到内在自我和外在多层环境的双重影响,突出不同圈层环境对学生发展的不同价值。

受到社会资本论和生态系统理论的启发,Epstein在1987年提出了以“关怀(caring)”为核心的交叠影响域理论(图1),构建了家庭、学校、社会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型理论范式和实践机制。1995年Epstein又在交叠影响域理论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和完善了六种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参与模式,即当好家长、相互交流、志愿服务、在家学习、参与决策、与社区协作。2019年《学校、家庭与社区合作伙伴:行动手册》(第4版)出版。在这一版中,Epstein及其团队提供了一些新的专业发展材料,使该理论不断趋于完善和成熟。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theory of 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图1. 交叠影响域理论图

3.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内涵与特征

虽然我国在21世纪初就提出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概念,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家校社合作育人的模式并未有效实施,因此,有必要厘清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内涵与特征,才能够真正地推进三方合作。

3.1.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内涵

家校社协同育人就是指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在内的三个主体群策群力,共同承担学生的教育责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基于爱普斯坦的交叠影响域理论,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入理解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内涵。

从功能定位来看,家校社协同育人并不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简单加总,而是强调三者通过高质量的沟通和互动,使儿童在不同的场景中接受一致的信息,即受到交叠的影响 [2] 。因此,当下我们所要推进的家校社协同育人并非强制要求所有主体参与,而是要为了统一的目标而发挥合力,从三方协同的高度以加强影响域的重叠。然而,当下一些“附属型”的家校互动,如家长在微信群中的点赞和无意义的“收到”等,即使有双方主体的参与,也无法真正促进影响域的重叠。

从协同目标来看,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终极目的应该落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一方面,学生应该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的全面发展应该是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落在部分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多元主体摆脱狭隘功利主义的羁绊,从全体学生发展的大局观出发,而非只关注自身利益的多少和相关程度 [3] 。

3.2.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特征

与家庭、学校和社会单一方面的教育相比,家校社协同育人具有以下新特征:

整合性。家校社协同育人能够从多个方面还原学生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与经验,从而消弭单体主体提供的教育的零散性和破碎性,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使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开放性。家校社协同育人意味着信息资源的共享、教育方式与内容的共享以及决策和流程的共享,这就能够凝聚多方主体的力量与智慧。此外,全域教育时代,开放性和共享性是必然的趋势,更加促进学生学习资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互动性。不同于以往学校单向度的灌输和主导,通过三方多渠道、多方面的合作,能够大幅度减少条块分割的限制,极大地提高三方主体的互动和针对性、个性化的回应。

4. 家校社协同育人面临的现实困境

自“双减”政策颁布以来,家庭、学校和社会合作的话题受到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三方协作也更为密切。《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为家庭教育提供了制度化和系统化的指引,教育机构的取缔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生态有所回归,能够让孩子有更多的时间还原生活经验。但是,由于观念上、思想上以及一些合作渠道、方式等方面的桎梏阻碍了家校社合作育人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家庭、学校和社会应该要深入分析家校社协同育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才能够对症下药,因地制宜地提出应对策略。

4.1. 协同目标缺乏一致性

从总体上来说,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目标尚未整合,并没有形成实际意义上的教育共同体。家校社的立场、价值观念、利益等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三方教育目标的分散和错乱。知识经济时代,家庭急功近利地想要培养孩子上“名校”,强调学生间的竞争关系,片面追求功利性目的;学校囿于升学率的要求,不得不使素质教育浮于表面。对学校来说,分数就是生命线,它类似于社会经济领域的货币 [4] 。学校过分强调教育的选拔性,只追求学生的文化水平而忽略了其全面发展;当下社会对于学生的教育功能最大体现在教育机构的发展上。社会抓住家长们“择名校”的要害,鼓吹唯分数论,制造焦虑,导致资本无限扩张,教育机构乱象频生。“双减”政策颁布后,虽然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教育生态,但仍然有不少机构打着艺术培训的幌子进行文化课的补习。此外,家长想方设法为孩子寻找“一对一辅导”、住家教师等变相的文化课培训,以期缓解教育焦虑。社会教育的初心主要是为了填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不足,但是现实中经济目的却远超于教育目的。家校社三方主体的教育目标各行其是,力不往一处使,最终导致家校社合作难以落实 [5] 。

4.2. 协同主体责任边界模糊

家校社难以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合作主体的角色认知模糊。由于阶层的局限以及时间精力的限制,传统家庭不断转移教育责任,认为教育是学校和教师的任务,将全部教育权利“让渡”给学校,并且不断成为学校教育的“附和者”,并没有意识到家庭教育的灵活性、连贯性和奠基性以及其对于学生的道德发展和行为习惯的养成具有根本性意义,最终导致了家庭教育功能的退化和边缘化。出于对“系统知识比生活中积累知识更有效率”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仰,我国仍然将知识的传授放到学校教育的核心位置 [6] 。因此,学校一直“大包大揽”所有教育内容,学校成为了主导者和控制者,导致家长出现了“被动的协作”现象,学校教育严重“越位”,使得家庭教育在闪耀的学校教育的光芒下被屏蔽和忽视,并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简单拓展和附庸 [7] 。然而,一些文化程度高的家庭意识到学校无法真正满足孩子的学习需求,从而出现了权力僭越的问题。他们对学校的教育和教师的工作指手画脚,想方设法干涉学校正常教学活动中,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育工作。不论是“越位”还是“缺位”,都会导致家庭和学校的合作处于无序状态,削弱家校合作的有效性。

从当前政策来看,社会教育仍然游离于家庭和学校教育外。虽然近几年社区教育对学生的教育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经费、机制不成熟等问题,效能发挥低下,难以与家庭和学校教育相融合。在责任边线模糊不清的情况下,一旦学生出现心理上和身体上的问题时,往往会出现相互扯皮、推诿的现象。

4.3. 家校社缺失合作渠道

尽管不少学校表现出与社会合作的意愿,如建立校外农场、研学基地等等,但是学校没有专业的人员和多余时间收集、整合和利用社会上的有效教育材料和资源。此外,即使一些社会公益组织如博物馆、科技馆等都想与学校建立合作,参与到学校教育的过程中,但是由于建立合作的渠道受限、缺失相应的合作模式以及校方未建立专门沟通校社合作的部门等原因,无法与学校交流合作事宜,导致大量社会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搁置。即使有些学校有资源,但大部分缺少针对性,无法与学生的需求相匹配,使得资源无法真正流向需要的地方。

此外,许多社区开设了社区教育服务以及一些志愿服务活动供青少年参与。但是大部分家长都会对社区教育的质量有所质疑,并且认为孩子参与志愿服务是浪费时间,因此家长方面直接阻断了孩子参与社会教育的渠道。不论是校社还是家社的合作,由于缺乏有效渠道、尚未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与模式等,都无法达到理想的教育成果。

4.4. 协同形式狭隘,内容单一

当前家校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家长会、家校委员会、学校开放日以及班级微信群等,虽然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校联系,但都仍然以学校的单向灌输为主导,家长只能被动地接受而无法主动了解孩子在学校的状况以及向校方提出建议。毋庸置疑,家长的一些边缘化权益,如校服制定和餐饮问题等能够通过家校委员会表达出来,但是许多学校的家校委员会沦为浮夸比拼的名利场以及家长贿赂教师的通道,如深圳一中学家委会发动所有班级为教师买礼品等,导致家长不断批判家委会,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家委会的异化加剧了家校合作的困难和矛盾。同时,有研究者通过分析微信这一家校协同的微小场域发现,家校微信互动成为学校布置作业等任务、进行褒奖与惩罚的途径,呈现出规训与支配的社会关系 [8] 。而家校合作的内容单一,基本围绕学生的学习成绩展开,缺乏全面的、细致的针对性沟通,忽视了学生的身心成长问题。此外,社区作为一个大型场域,更是没有渠道和形式参与到学校和家庭的协作中。

5.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现途径

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学校、家庭、社会作为教育系统中的三大主体,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构成完整良好的育人生态 [9] 。三方协同育人的新模式不仅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最终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还有利于化解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与压力。爱普斯坦的交叠影响阈理论从外部结构即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主体的经验、实践和价值观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双减政策下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10] 。学生始终处于家校社合作伙伴关系中的中心地位,是协同育人过程中的主角和重心。因此,笔者根据前文提出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相应的纾解之道。

5.1. 保持协同目标的一致性

家校社有效协作的关键前提是明确教育的最终目的。一个清晰的、共同的目标决定着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方向和持久度,是有效发挥三方合力的指路标。一致的教育目标取向能够确定适宜的合作内容、有效的合作方式以及合作的程度,保证合作能够高效持久地进行。因此,只有先转变家长“择名校”的学习目的,明确学校和社会的育人目标,将教育目的聚焦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最终落实立德树人的目标才能够使家校社合作育人新模式有效运转。

家长方面,只有让家长认识到教育不是金钱和时间的堆砌,才能让家长放弃资本的简单投入。尽管新时代不断强调素质教育,摒弃应试教育,但是“以分数论英雄”的教育定位仍然根植人心。为了改变家长片面的教育目的,学校和社会要主动了解家长的教育需求和短板,进行针对性的“一对一”辅导,缓解其教育焦虑。同时,学校的公众号、社会媒体等都应该注重宣传素质教育,让家长彻底理解和接受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学校方面,大部分学校都将升学率作为教学质量的首要考量指标,导致了学校教育目标的偏离。因此,学校应该要改变原有的教学衡量指标,增设课外活动,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作为教师教学的考核标准,这样才能将三个主体的统一目标制度化和系统化,更加有力地促进家校社协作育人。

社会方面,社会上的各个组织和部门所需要的人才不尽相同,这就致使其育人目标各行其是。因此,笔者认为,社会教育应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激活党对于教育工作的需求导向。社会可以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共同目标纳入到社区、村和街道的党建工作和考核中。因为这些组织都有党建工作,如何建立丰富而有效的党建工作体系和模式是他们不断探索的任务,而将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作为家校社的共同目标,不仅能够解决丰富合作内容与形式要求,还能够高效和创新性地将党建工作和道德教育相融合,实现党的基层组织的社会服务和教育功能。

5.2. 厘清各协同主体的责任划分,避免越位缺位

家校社协同共育是基于新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新型教育模式,并不是三个主体的简单叠加,而是建立在三方具有一致的育人目标、平等的主体地位和均衡的责任划分基础上的现代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因此,家校社三元协作应该澄清各方责任边界,强调三方主体的平等性,并且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

首先,家长应该增强主体责任感,既不能“出让”教育权利,同时也不可将所有的教育责任均归咎于学校和教师,而是应该致力于转被动接受学校反馈为主动了解情况,可以通过班级群、学校公众号或者与孩子或者教师直接沟通的方式,参与学校的教育活动和事务管理。但是仍然要把握参与的限度,不应过度干涉而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计划。更为重要的是,家长应该关注孩子全面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发展,而不仅仅是拘泥于孩子某个阶段的学习成绩。2021年,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家庭教育的职责、方式以及家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法律的高度明晰了家庭教育的权利边线与责任划分,必将推进家庭教育向前发展与进步。

其次,学校一家独大、独揽教育大权的时代已然消逝,但仍要避免“越位”和“抢位”。学校必须了解自身的责任与义务,不应只追求知识教育而忽略道德教育,现代合格的教育应该是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的教育。学校要积极寻求多渠道、多方式与家长、社会建立合作。学校要依托线上平台和线下家长会、学校开放日等活动,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成绩观和育儿观,鼓励家长对陪伴孩子,更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同时,学校更不能缺位,将自身的责任如批改作业等强制成为家长的任务。

最后,社会教育具有学校和家庭不可与之睥睨的庞大的教育资源,对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具有关键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因此,社会各方都应该认识到自身的角色定位,发挥社会的教育作用。社区教育作为最直接的社会教育,可以增加家庭教育指导的课程以辅助《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更好实施;社会中的青少年宫、博物馆等等,更应该发挥其教育作用,积极寻求与校方的合作、免费面向青少年开放等;社会大众媒体的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因此可以着力于利用大数据精准把握用户需求,推送线上课程和宣传家庭教育等。

质言之,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要理顺三方关系、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坚定不移地引导、鼓励和支持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才能够做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最终扩大三方合力,取得最好的教育效益。

5.3. 拓宽三方合作渠道

家校社三方应尽力破除资源困境、拓宽合作渠道,利用网络进行资源共享。其中,政府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网络部门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和家长的需求,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加强针对性和适配性。同时,要扩大资源共享的辐射范围和积极推动泛在学习,不仅要让部分家庭拥有更好、更广阔的学习资源,还应该让所有家庭和学生,包括贫困家庭、弱势家庭等,都能够享有更加充裕的学习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政府部门应该破除社会各部门的边界,充分了解各方教育资源的内容、类型以及与学生需求的匹配度等。

学校的课后延时服务中对于社会资源引进的要求更为迫切。因此,学校应该建立相应的部门积极寻求与社会上的机构,如青少年宫、科技馆等的合作机遇机遇,还原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同时,学校还应尽力吸纳课外优质教育资源,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退役的运动员等等,扩宽课后延时服务的内容和形式。在家校合作的渠道方面,学校可以利用线上平台,如钉钉、腾讯会议等方式进行直播,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孩子的课堂,在班会课、课后延时服务中进行互动和监督,并且使这种直播的形式走向常态化和制度化。此外,学校可以利用邮件、公众号等形式搜集家长的建议,增设家长发声的平台和渠道。

5.4. 通过数字化赋能,拓宽合作方式和深化合作内容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更迭,“全域教育”已经到来,学校一家独大的时代已然逝去。网络的加持为拓宽三方合作方式和深化合作内容提供了更多可能。数字化技术与多主体协同所强调的信息与资源共享、运行的互联互通、均衡与非均衡的动态转化等特征高度契合,可以为家校社协同提供重要载体,也可以数字化思维打破传统条块分割、时空区隔对于家校社协同的阻滞 [11] 。除了利用微信进行家校沟通,家长和社会可以通过多方平台接收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的日常的图片、视频以及文字等,使得家长和社会对于学生的了解不仅仅停留在成绩方面,能够从多元化视角评估孩子的发展和能力;此外,社会教育中,除了社区方面为学校提供实践平台、为家庭提供教育指导服务外,社会大众媒体如微博、抖音等平台都可以成为家长、学校和社会沟通的渠道。社会媒体可以以喜闻乐见的方式、采用多媒体的形式更新家长的教育理念、普及正确的家庭教育方式等等,以期推进家校社三方集体行动的频度和深度。

5.5. 建立有效的家校社合作共育评估体系

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学校、社区和企事业单位建立一个明确有效的家校共育评估体系,没有将家校共育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 [12] 。然而,Epstein与Sheldon指出,实施评估有利于促进高效、高质量家校社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因此,学校、社区和企事业单位应该合力推进家校共育评估体系的制度化和常态化。首先,要建立系统可行的家校共育评估指标。数据化的评估指标不仅能够推动学校与社会积极开展合作,强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同时对于合作内容、方式和目标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和指导性作用。对于学校来说,学校应该着重于对家庭教育的指导、与家长双向平等的沟通以及学校对于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与运用,保证社会资源的针对性和匹配度。而社区、企事业单位应该将与学校、家庭的合作内容、效果等作为考核评估的指标之一,与工作效率挂钩,促使社区和企事业单位积极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和与学校开展实质性合作,以推动社会资源高效地流向家庭和学校。其次,要依托互联网,开展线上评估体系。线上评估体系有利于多主体参与评价,除了学校和社会内部的评价,线上评价能够使学生、家长对三方合作的效果进行形成行评价和终结性评价。通过建立相应的网络评价平台,扩大评价主体的辐射范围,以期更为全面的搜集各方多样的、动态的评价内容,能够切实提高合作效率。最后,在搜集线上线下评价后,要及时将评价结果进行反馈。学校可以根据家长在公众号上的建议、对于课后延时服务的满意程度等做出改进和调整;此外,社区和企事业单位可以利用评估结果及时修正策略和政策,同时也可以用于规范政府购买企业服务,作为允许企业进入教育市场、采购企业服务等决策的重要依据。

6. 结语

总的来说,虽然家校社协同育人具有整合性、开放性和互动性等优点,但是要真正实现三方协同育人仍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当前,我国实现家校社协同育人面临着协同目标缺乏一致性、协同主体责任边线模糊、主体间缺失合作渠道以及协同形式狭隘、内容单一等问题,既需要我们从理论层面上正确理解合作的内容与性质,还要在实践中科学地把握其关键点位,从而确保家校社协同育人能够有效、持久地进行,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基金项目

本文为绍兴文理学院研究生校级课题“基于交叠影响域理论试析家校社协同辅助初中英语教学的实现途径”(编号:Y20221314)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 人民日报, 2018-09-11(02).
[2] Epstein, J.L., et al. (2018) School, Family, and Community Partnerships: Your Handbook for Action. 4th Edition, Corwin Press, CA.
[3] 梁红梅, 李刚. 当前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困境、归因与路径选择[J]. 当代教育科学, 2010(22): 11-15.
[4] 邱昆树. 新异化的隐忧——对现代教育速度逻辑的反思[J]. 教育研究, 2022(9): 76-86.
[5] 李海龙, 李广海. 中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价值、困境与实现路径[J]. 教学与管理(理论版), 2022(8): 1-6.
[6] 吴重涵, 张俊, 刘莎莎. 现代家庭教育: 原型与变迁[J]. 教育研究, 2022(8): 54-66.
[7] 叶海波, 魏超燕. “双减”背景下家校社“三元循环”的协同育人策略[J]. 教育科学论坛, 2022(13): 37-40.
[8] 赵钱森, 石艳. 共同在场: 家庭–学校互动时空的变革与出路[J]. 教育科学研究, 2020(7): 23-28.
[9] Epstein, J.L. and Sheldon, S.B. (2019) The Importance of Evaluating Programs of School, Family and Community Partnerships. Aula Abierta, 48, 31-42.
https://doi.org/10.17811/rifie.48.1.2019.31-42
[10] Epstein, J.L. (2010) School, Family, Community Partnerships: Caring for the Children We Share. Kappan, 92, 81-96.
https://doi.org/10.1177/003172171009200326
[11] 顾理澜, 李刚, 张生, 等. “双减”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J]. 中国远程教育(综合版), 2022, 43(4): 10-17.
[12] 周序. 家庭资本与学业焦虑——试论“双减”政策引发的家长焦虑问题[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7(6): 96-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