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南京市是我国的发达城市及都市圈核心城市。生育水平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南京的人口增长模式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 [1] 。2011年11月国家出台了二孩生育的人口政策，2016年10月进一步放宽为全面二孩政策，是促进国家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针对上述现象，南京市妇联专门成立“二孩政策与女性权益项目组”调查研究发现女性在就业上面临这几个困境：女性工作过程中性别歧视有持续增加的趋势；公司录用女职工成本提升；女性因多种角色冲突而被迫改变职业目标；保护女性就业权利的相关政策法规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 [2] 。
2. 文献回顾
缓解女性在育儿与就业方面的矛盾与忧虑，是目前我国低生育水平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3] 。关于女性劳动参与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对生育率有明显的负效应 [4] ，可能由于女性就业与家庭的矛盾日趋突出，造成就业和生育两个方面的双重下滑 [5] ，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的人口增长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生育率的降低更多地是受到了政策的制约 [6] 。有学者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生育政策的优化有利于育龄女性的生育，但也会对女性的就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7] 。除此之外，受实际经济条件、时间分配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生育水平并不能反应出真实的生育意愿，生育意愿并不等于生育能力。因此，政府可以关注和缓解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行为的负面影响，在尊重女性个人意愿的基础上，促进女性对生育行为的正确认知 [8] ，从提高教育质量、提供生育补贴、促进性别平等、完善公共基础建设、等方面继续探究，为未来中国人口发展寻求出路 [9] 。
3. 女性劳动参与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机制
劳动参与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女性劳动参与率对生育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如图1所示，在二者的影响过程中生育意愿是一个影响因素，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10] 。
社会包容度越高，生育意愿越高，生育水平越高。在社会中女性生育往往承担着更多的经济和照顾压力，同时女性参与到社会劳动中还面临着性别歧视的现象，进而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部分国家或地区没有采取有效的生育政策与措施来抵消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的影响，如较长的产假、生育津贴等，导致生育水平下滑。政府可能会采取各种措施，如提供育婴假、儿童保育服务等，来支持女性参与社会劳动，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进而保持生育水平。
Figure 1.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on fertility level
图1. 女性劳动参与率对生育水平影响机制图
女性工作时间越长，生育意愿越低，生育水平也就越低。女性从事社会劳动，可增强其自我实现需求，形成较高的职业期望，更注重自身职业的晋升和未来发展，同时也使其生育观念发生变化，如将生育的重要性降低，或者生育的最佳时期推迟等。因此，女性参加劳动后，要在工作上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因此减少了对生育与养育子女的时间成本的投入，造成了生育意愿的降低，进而降低了生育水平，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11] 。
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意愿越低，进一步降低了生育水平。女性的教育水平与其劳动参与和生育水平之间有很大关系。通常来说，教育水平越高的女性，更容易进入职场，但同时也可能推迟生育。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通常有更高的生育健康知识水平，知晓计划生育和避孕方法，从而能够更好地控制生育。此外，她们也更容易了解和掌握儿童照顾的知识和技能。最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通常更容易获得高薪和更稳定的工作，也会面临更大的社会压力，生育意愿降低，因此更有可能推迟生育，以追求自己的职业和经济目标。
生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生育水平下降。随着生育成本的大幅上升，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增加，一个家庭承受生育成本的压力提高，如果有关部门没有合理的分担机制，那么他们的生育意愿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12] 。攀枝花市政府立足实践，构建了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与政策实施前一年的数据相比，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当地二孩出生增长5.58%，三孩出生增长168.4%1。总之，生育成本的降低能提高生育意愿。
家庭收入越高，生育意愿越高，生育水平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女性可能更愿意参加劳动力市场，且如果家庭中其他成员的收入越高，女性更有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投入家庭中提高生育投入 [13] 。另外，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对于生育投入的选择不同，高收入家庭更注重提升子女的生育质量，而中低收入家庭更注重生育孩子的成本，收入越高子女数量就越多。
4. 女性劳动参与率对生育水平的实证分析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最近的2018年江苏省南京市人口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相结合的方法，将2018年CMDS数据中南京市的已婚女性(20~49岁)家庭样本作为面板数据，另外还基于南京市统计局对于2010~2018年常住人口数据，研究2016年南京市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深入分析女性劳动参与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4.1. 变量选择
Table 1. Variables for empirical analysis
表1. 实证分析变量
本文采用面板模型进行分析，使用Spsspro统计分析软件，建立江苏省南京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变量见表1，选取FE固定效应模型的F检验进行分析，其检验结果中P值小于1%，非常显著。因此对生育孩子的数量的研究在1%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可以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解释。表2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Table 2. Panel fixed effects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表2. 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分析可知，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对生育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因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其生育水平是一个双向的因果关系，所以这一结论的可靠性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因此，为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以上分析结果进行了验证。选择一个家庭中照顾孩子的成员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后，对该模型进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Robust regression (RANSAC) results of the effect of female labor supply on fertility rates
表3. 女性劳动供给对生育率影响的稳健回归(RANSAC)结果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以家庭中照顾孩子的成员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所得到的结果显著，在女性参与社会劳动之后对生育数量产生负影响，其结果与固定效应模型相一致。
4.2. 南京市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效果评价模型
通过文献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政策对女性生育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我国2010年开始实行二孩政策，在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本文基于201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2018年的人口出生率更多受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因此选择“全面二孩”政策作为评价指标。参考以往学者的步骤，可见图2，构建模型，最后得到政策作用效果评价参照表 [14] 。
利用Spsspro统计分析软件，在GM(1, 1)灰色预测模型中输入2010~2015年南京市常住人口数据，得到2016~2018年未实施二孩政策的南京市预测人口出生率，南京市常住人口出生率实际指标值与评价指标值的比较如表4所示。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actual indicator values of the birth rate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in Nanjing with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values
表4. 南京市常住人口出生率实际指标值与评价指标值对照表
结果表明，在2016年南京市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到2018年，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出生率都比预测常住人口出生率高。
如表5所示，与南京市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情况相比，2016~2018年南京市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常住人口出生率的变化具有正效应作用。
Table 5. Results of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policy on the birth rate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in Nanjing
表5. 南京市常住人口出生率政策绩效评价结果
总之，南京市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后，新出生的人口增加且逐年增多，许多独生子女家庭因为政策的放宽，开始有生育的想法并准备生育二胎，在提高生育水平方面，实施政策成效显著。
5. 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了如下的结论：
首先，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其劳动供给对生育孩子的数量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女性参与到社会工作中会减少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经过实证检验得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对生育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其次，通过影响机制发现配偶参与社会工作可以增加生育孩子的数量，经过实证检验得出，配偶的劳动供给对家庭中的孩子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再次，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得出，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女性，生育意愿越低，但经过实证检验得出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水平产生正向影响，与影响机制中女性劳动参与率对生育水平影响的结果不同。通过政策效果分析发现，主要是南京市“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生育产生了正效应，提升了南京市生育率。
最后，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住房支出越多，生育意愿越低，经过实证检验发现每月住房支出对生育数量具有负向影响，随着房价的提高，生育成本上升，女性的生育意愿下降；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当家庭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便倾向于生育更少数量的孩子，更注重抚养孩子的质量，但经过实证检验得出家庭收入能显著促进生育数量。
女性劳动参与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需要考虑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府和企业需要采取措施，为女性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公平的薪酬待遇、更灵活的工作安排和更多的家庭照顾支持，以便她们能够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从而影响生育率。第一，要平衡多方利益，保障女性平等就业；第二，企业要提供灵活工作时间，提高女性生育意愿；第三，要转变性别角色态度，消除职场歧视；第四，建立多元主体分担，降低生育成本。
综上所述，解决女性生育困境，需要政府、企业和家庭等多方共同努力，提供更加灵活和公平的政策和社会支持，改变传统的家庭、婚姻观念，让女性有更多的自主决策权和选择权，从而促进女性的生育和发展。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第二期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项目编号：20230114043)、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21年第一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项目编号：202101313037)和2020年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项目(苏教师函[2020] 10号)资助。
参考文献
NOTES
*通讯作者。
1数据来源：人民网《逐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各地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