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1年1月25日，一张名为“跪下的警察”的图片在网络空间广泛传播，该图源于云南昆明发生的一起劫持人质案件，事件发生后，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牛仔裤的男子跪在台阶下的背景照刷屏，该名男子系出警民警，他当时跪地乞求劫匪让自己替换孩子做人质。这张背影照让许多人感动不已，有网民联想到了另一名“下跪的警察”，但其并不是为了挽救生命，这张警察下跪的对比图在共青团中央的微博发出后，引发网民热议，不少网民纷纷表示：对比强烈！有网民感慨“一个为了拯救生命，一个为了夺走生命”，也有网民感慨“全世界唯有中国，警察面前还有‘人民’二字”，可见，仅是一张图像，在网络传播中也能实现对舆论的建构，影响着舆情的发酵，尤其是在对比的图式中，更能激发出受众的视觉联想，其背后蕴含的视觉修辞视角延伸着受众视觉的想象力，从而达到劝服、认同和沟通的目的。
随着视觉技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全世界都在普遍经历一个从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文化形态向以形象为中心的感性主义“视觉文化”形态的转型，整个社会逐渐演变成以视觉性为基础的实践系统和生产系统，进入了以图像为中心的时代 [1] 。在当前社会普遍而深刻的“图像转向”语境下，社会问题建构与公共舆论生成越来越多地诉诸于“图像事件”的方式。尤其是巴特提出的“视觉刺点” [2] ，会加速图像在公共场域中的关注热度和传播速度。可见，图像在舆情场域逐渐占据一定地位，在新型图像技术的加持下，图像能够强化和激发社会风险，在突发事件中，这些社会风险危机主题凸显，并多以各种图像形式展示，加剧了社会个体的激烈反应，个体想象被各种相关图像激化，由此形成不同的视觉框架类别，本文主要从视觉修辞的框架冲突理论视角，对云南省重大突发事件进行图像舆情分析。
2. 图像舆情研究的理论基础
米歇尔所提出的“图像转向”一方面指人文科学学术视野发生了变化，图像成为人文科学的中心话题；另一方面指文化公共领域中，新的图像生产技术制造了“图像景观”，并引发了人类对图像的恐惧与抵制。而图像舆情的研究更多偏向图像在公共领域的影响，什么样的图像能够激活公众注意力，什么样的图像能够产生最大的劝服效果，这本质上涉及到图像本身的视觉修辞问题。此外，视觉框架能够为图像研究和舆情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向度和研究视角，冲突框架的视角或可成为理解图像舆情的重要框架工具。
2.1. 视觉修辞的研究
视觉修辞起源于修辞学传统，但真正作为一个学理问题则源自新修辞学的兴起和视觉传播的发展，由此推进了视觉修辞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崛起。其关注的视觉传播对象延伸到其他领域，包括空间化的视觉传播对象 [3] 。随着视觉修辞的研究视域进一步拓展，研究者们认为互联网图像传播将会成为视觉修辞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视觉修辞是在视觉意义上编织特定的修辞话语实践，包含图像符号在内的一切“象征行动”属性的符号形态都可纳入视觉修辞的范畴。罗兰·巴特的《图像的修辞》、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视觉思维》 [4] 、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 [5] 为视觉修辞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巴特抛出了“视觉修辞”这一崭新的学术命题，阿恩海姆和伯格则聚焦于图像本体论的思考与拓展，从而确立了视觉修辞不同于语言修辞的心理认知基础和修辞批评基础。
作为一种重要的符号资源，图像具有提供“证据”、设置“议程”、制造“框架”、实现“劝服”或认同的论证功能，其在议题建构及舆论动员方面释放着巨大的能量，这使得图像事件能够成为一种重要的修辞实践，深刻地作用于社会动员过程 [6] 。图像事件是指由图像符号驱动而形成的公共事件，其中最有生命力的元素是凝缩符号，突发公共事件中往往包含多个视觉图像，但只有那些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决定性瞬间”能成为事件的凝缩符号。视觉化的凝缩符号也可称为新闻聚像，其主要表现为揭示事件真相、反映集体意识或引发情感共鸣的视觉图像，拥有顽强的感召力和生命力 [7] 。
综上所述，视觉修辞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在视觉文化背景下，传统基于语言文本分析的修辞学研究逐渐开始关注视觉符号的意义与劝服问题，也就是“从原来仅仅局限于线性认知逻辑的语言修辞领域，转向研究以多维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为特征的新的修辞学领域” [8]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归纳与分析发现，当前，视觉修辞的传播实践集中于“图像事件”的话语表达当中。在未来，互联网图像传播会成为视觉修辞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2.2. 视觉框架的研究
视觉框架的学术缘起，可以追溯到欧文·戈夫曼于1979年出版的《性别广告》。戈夫曼在书中提出了“图像框架”这一概念，以回应广告中视觉经验的框架问题。他从六个框架维度出发，揭示了商业广告中女性刻板形象塑造的视觉呈现机制：1) 相对大小；2) 女性触摸；3) 功能等级；4) 家庭描述；5) 屈从仪式；6) 默许离场 [9] 。戈夫曼所提出的这一框架形态，后来几乎成为了性别研究的标准模板。他将框架分析这一经验命题延伸到视觉领域，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框架分析的“视觉转向”，为视觉文本的内容分析或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框架视角”。
何为视觉框架，刘涛认为，视觉框架分析的基本思路是在图像形式维度上识别和分析图像话语生成的框架形态及其运作原理，即通过对视觉文本的内容分析，探讨图像符号再现了何种认知框架，视觉框架是如何建构并生成的，以及框架深层的话语内涵是什么等问题 [10] 。
综上所述，戈夫曼将框架分析延伸到视觉领域，聚焦于视觉框架分析，打开了框架分析的视觉向度，实现了框架分析的阶段性“破圈”。可见，赋予图像研究以框架视角，进而关注图像的框架分析问题，有助于打开框架研究的想象力并赋予视觉文本研究一种全新的框架视角。
3. 云南省(2012~2022)重大突发事件分析
本文选取云南省近10年(2012~2022)的重大突发事件为研究对象，经过人工搜索和数据抓取，共收集了30余起重大突发事件，与之相关的图像共500余张，收集渠道主要是微博、微信、网站等平台，按照传播情况对图片进行针对性的收集、筛选与整理。需要说明的是，因视频与图片的符号构成存在巨大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因此，本研究主要收集图片进行分析。
3.1. 重大突发事件的选取指标
“重大突发事件”这一概念在国内并不是起源于学术研究，而是在国家社会管理实践工作中逐渐形成的。“重大突发事件”曾被用来特指军事、外交等领域突然发生的重大事件 [11]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对突发事件进行了解释，强调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几种事件类型，需要应对这类事件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突发性、危险性、紧迫性和不确定性是突发事件的主要特点。借鉴相关部门对突发事件概念的界定，重大突发事件就是指社会危害程度高、影响范围较大的突发事件。对其判定的标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事件性质、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可控制性。本研究基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定义和性质以及《国家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分级标准》收集云南省近三年的重大突发事件。
3.2. 云南省重大突发事件图像舆情分析
1) 非语言表征放大社会舆情风险
根据图像舆情分析发现，涉及地震突发事件的图像主要呈现出地震伤亡情况、救灾情况以及安置情况等，此类图像往往以大全景展示灾难现场，包含着碎片、撞击、断裂等破坏性元素，以灰白冷色调为主，给受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激发起内心的同情与害怕等情绪。图像中的人物一般以中近景为主，他们表情严肃或悲痛，眼泪、纱布、绷带、灰尘、破烂的衣裤等作为受灾的标识清晰可见，图像上的他们正经历痛苦和无奈。图像里的“千言万语”，实际上是阐释的产物。相对于语言文本，图像的意义是极不稳定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复原图像的出场语境，从主体、图像与社会的关系中识别图像的功能，超越纯粹的形式分析以抵达一个更大的“画外世界”，才能拓展图像阐释的意义空间 [12] 。温馨的楼房、平坦的公路、路边的汽车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符号，而今频发的自然灾害让人们对这些曾经意义单一的符号开始进行多元的思考，迫使人类进一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综上所述，云南省地理条件特殊，地震、泥石流、旱灾、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破坏自然环境的同时，威胁人类的生存，人与自然的冲突升级，事件中的图像能够较为真实、全面地呈现出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图像的再现功能给受众营造出在场感，在深度媒介化的视觉时代，模拟图像和数字图像印证了一种图像事实：概念是可以借助对现实的视觉化操作而加以再现的，正如摄影镜头通过对受灾现场的选择、捕捉与呈现，建立“痛苦”这一概念模型，或者说，现实可以按照“痛苦”这一概念模型再次想象、呈现和理解。
2) 视觉再造拓展视觉观看的想象力
根据图像分析发现，涉及旱灾的图像主要呈现受灾情况和救助情况。受灾情况呈现方式主要分为两种：水库干涸及土地开裂情况、农作物受损情况。前一种图像以全景、中景、近景为主，土黄色为主要的色彩结构，整体图像框架提供平视和俯视的视角，借助航拍等新兴技术的“视点再造”极大地拓展了视觉观看的想象力。后一种图像以中近景为主，人物多居于图像的中心位置，突出人物的表情和周围环境的反应，开裂的土地、晒死的庄稼、严肃的表情以及农民粗糙的手，这些视觉元素把中国最底层农民的普通劳动者推到舆论顶端，各种利益冲突的弊端开始显现，农村的民生问题成为热议的话题，人与自然、城市与农村、政府与农民形成二元对立的关系。救助情况的图像呈现出灾区群众抗旱的决心以及政府部门对灾区的帮助情况，图像中的水窖、水桶、水管等标识成为触发情感的重要符号，映射出干旱下人类生活的艰辛。
综上所述，图像中的元素之于观看者的吸引力并不是对等的：有些元素的意义增长较快，往往具有打开画外空间的穿透力 [2] ；有些元素携带着先天的戏剧性和冲击力，往往容易捕获观看者的视觉注意力；有些元素则更多的是某种意象的化身，往往容易唤起观看者的视觉想象。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乃生命之源，图像中所携带的不同视觉元素携带着不同的意义话语，例如搁浅的船只、干瘪的鱼干、开裂的土地等，而当这些意义组合在一起时，便构成了多维度的、多层次的视觉话语体系。
3) 视觉对立元素重塑视知觉系统
根据图像分析发现，涉及劫持人质事件的图像以中近景为主，灰暗冷色调为主色调，人物居于画面中心位置，突出人物与周围环境的状况。分析发现，该事件视觉文本中的元素以对立元素为主，嫌疑人与被绑架男孩、嫌疑人与记者、嫌疑人与警察均构成对立的关系结构，古德温说：“视觉对立的基本运作策略为转喻还原、替代、偏向和移置，最终这些策略，特别是移置作用，使得观众对广告内外的社会关系产生误读，比如将复杂的视为简单的，将互补的视为对等的，将区隔的视为差异的，将矛盾的视为对立的” [13] 。概括而言，视觉对立不仅体现为符号表征维度上的对立，同时体现为意义结构层面的对立，还体现为认知框架层面的对立，而“对立”本身则是修辞建构的产物。
那么，沿着该事件中对立框架的认识路径，反观图像中的视觉刺点——持刀者、男孩脖子上的划痕、跪下的警察、勇敢的女记者等——它们如同一面反射的镜子，成为舆情发酵的助推器。另外，如果两种图像共享相同的或相似的视觉图式，则很容易形成一种联想关系，也就是从一种图像到另一种图像之间的视觉想象，由此便形成了视觉修辞意义上的互文语境。例如跪下的警察对比图，一名警察下跪为了交换人质，一名警察下跪将黑人男子压在膝下直至死亡，如此强烈的对比加上视觉上的冲击凸显出中国警察不畏牺牲的精神，带有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综上所述，社会安全事件的发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恶劣行径的出现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担忧，加之图像所营造出来的在场感更能激发受众的情绪，人的视觉系统是一个构建的过程，观看的过程实际上是将图像中所包含的直观的视觉信息转化为知觉，借助以往的视觉体验进行分析理解的过程，即完成图像与受众的交流，而这种交流是通过图像符号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意义共同实现的。从图像符号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图像的观看和理解主要受到色彩、景别和构图等因素影响。此类事件的构图多含有对立元素，从而构成了视觉冲突框架，正义与邪恶的博弈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动载体。
4. 云南省重大突发事件图像舆情的基本特征
结合相关理论、舆情分析及图像分析发现，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舆情变异与转化已成为常态，图像舆情可以成为我们体察民情、观察民意的重要“窗口”，其所具备的特征如下：
4.1. 图像舆情优先框定舆情发酵的风险走向
海德格尔说我们正进入一个图像的时代，随着新型图像技术、AR、VR等各类技术的大量出现，无疑给人类带来一场又一场的视觉盛宴，视觉上的震撼力远比文字带来的更强，语言文字对应的是系统性认知机制，而图像信息则对应于启发性认知机制 [14] 。图像信息往往被优先选择，首先被阅读者的视觉和听觉接收，产生心理感觉、情绪反应；对于能产生好奇、有趣、关心、责任感、自豪、愤怒等心理感觉的图像信息，获取者会进一步深入了解舆情信息的文字部分，对舆情的来龙去脉进一步了解，适时参与舆情讨论。因此，图像成为了人们关注舆情热点的最初原因，逐渐成为舆情场域的“入口”。例如，社会安全事件中出现的“校园欺凌”、“持刀砸门”、“持械伤人”等事件中充满着极具破坏性的视觉元素，当此类图像信息被受众接收后，以图像为载体、敏感议题为内核的冲突性画面极易激发公众情绪，加快传播速率，影响舆论走向。
4.2. 图像舆情的跨域映射力增强社会矛盾
图像信息更具真实性，作为真实图像更具说服力，“有图有真相”和“无图无共情”的现身说法，指向图像生产意义的关键性，它是公众情感和情绪会意的索引，建构视觉事件引起的政策辩论。当图像的视觉直观性和现场可证性与语言文字的逻辑性和阐释性相结合时，不仅能够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出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而且图像本身的直观属性和情感色彩在视觉修辞的修饰下能够实现对社会现实的跨域映射。在宏观话语体系下，图像的独特性具有指涉意义，“像”就似一面镜子，映射到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多个问题。例如，丽江女性游客被打事件，该事件的引爆点是受害者在微博上发布自己在丽江旅游时被陌生人殴打的照片，在她发布的照片中，左边一张是她出事情的照片，右边一张是出事当天的照片，从两张对比图中很难看出是同一个人。该事件充分映射出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把女性的权利议题以及云南的旅游乱象问题推向舆论风口。由于互联网的记忆功能，此后发生的与该事件类似的事件更加放大受众的感官刺激，催化负面情绪，如“唐山打人事件”、“西安地铁暴力拖拽女性乘客事件”、“小花梅事件”等，有大量网民根据事件进行图像的再创作，或进行雕塑、绘画等，主要借助此类艺术作品表达情绪，或讽刺社会现实，由此造成图像舆情的愈演愈烈。
4.3. 图像舆情的情感动员能力辐射全社会
社交媒体中，人们常常在发布动态、观点等信息的同时，为其配上图像。其原因在于图像不仅可以在情感方面影响他人，而且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发布人的态度和情感。在宏观社会话语环境中，图像的情感动力与大众的情绪点产生耦合，从而带动舆情发展。同时，由于图像可进行二次或多次创作，从而导致图像舆情的传播可能建构刻板印象，偏离事实真相，且最大程度催化负面情绪，传播碎片事实，甚至可能引发舆情反转。突发事件图像中的敏感信息容易引发网民的负面记忆，由此与事件中的图像共同构成网民固有认识的消极图像和愤怒图像，从而引发舆情发酵。图像舆情在加剧网民感官刺激的同时，也激发着社会公众参与意见表达的热情，引发网民个体的情感共鸣，提高事件热度。例如事故灾害中出现的“大火”、“炸弹”、“碎片”、“坍塌”等图像信息，容易唤起受众内心的负面记忆，通过与以往事件的联想，强化情感反应。图像框架所营造出来的文化意象所激发出的负面情感具有相对一致性，由此生发出的情感动员机制影响着舆情的发展和舆论的建构。
4.4. 图像舆情的监测需要建立大数据机制
根据修辞学可知，在进行情感表达所使用的话语会运用部分修辞手法以达到强调、暗示等修辞作用，常见的语言修辞手法有隐喻、夸张、拟人等，当语言表达运用多种修辞策略时，它所蕴含的意义就不再只存在于表层，其深层次的意义才是修辞想要达到的目的，因此，一般的网络舆情监测并不能对这些隐含多种修辞的话语进行分析和把握，尤其是对于正负评价的分析常常会面临着失效。因此，在进行网络舆情监测时，不能仅仅是依靠新兴的网络舆情监测系统，还需结合传统的舆论调查，两种方式实现互补才是实现资源的整合，使得舆情研究更科学、更严谨，成为各种决策的重要依据。
文本语言是如此，图像亦是如此。图像舆情是网络舆情的重要表现形式，由于网络图像数量巨大，容易被恶意篡改，虚假图像传递错误的信息引发错误舆论，而错误舆论又容易在短时间内引发舆情事件，不容易监控和及时处理，由于网络的保存功能，敏感图像难以被彻底删除。对于突发事件中的图像而言，图像信息在网络空间的即时传播使得图像网络舆情预警时间大大缩短，网络舆情从爆发到扩散的速度大大加快，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可能形成重大的网络舆情。这一过程中，网民对于图像的观看与理解成为新的思考和观察事物的方式，也悄然改变着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建构方式，成为网民实现话语赋权的一种新途径。可见，以视觉符号为主要手段的图像传播正在悄然改变着网络舆情、舆论构建的方式。
5.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云南省近三年的重大突发事件进行舆情分析、图像分析和框架分析发现，图像舆情具备四个基本特征：图像舆情优先框定舆情发酵的风险走向；图像舆情的跨域映射力增强社会矛盾；图像舆情的情感动员能力辐射全社会；图像舆情的监测需要建立大数据机制。可见，图像正成为舆情发酵的“入口”，而图像舆情的研究能够将图像学和舆情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合，把握图像舆情的传播特征，从而尝试寻找图像对社会的映射和组织的能动性，拓展图像时代的社会治理新路径。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3年度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图像与舆情：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视觉框架及其视觉修辞分析”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JSJJ23-B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