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不断完善与创新社区治理是我们应对老年人数量剧增与需求多样风险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现有的社区治理模式在老龄化社会下仍具有不适应性，还面临着如制度建设较滞后、治理主体单一、社区适老化水平低、社区养老文化建设较落后、治理“智慧性”不足等困境。本文在已有的韧性社区研究基础上，重点考虑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引入“韧性”视角，对如何加强老龄化社区治理提出相应策略，具体从制度韧性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新机制、空间韧性优化社区老人居住环境、组织韧性构建多元共治的新格局、文化韧性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技术韧性赋予基层社区治理动力等方面探索老龄化背景下社区治理新路径，旨在通过增强社区多方面治理韧性来提高社区对老年群体的服务质量。
Abstract:
After China enters the aging society,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us to cope with the risk of increasing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and diverse needs, and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t present, China’s exist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still has inadaptability under the aging society, and it is also faced with such difficulties as lagging system construction, single governance subject, low level of community adaptability to aging, backward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pension culture, and insufficient “wisdom” of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resilient communit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ctual needs of elderly groups, introduces a “resilient” perspective,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of aging communities. Specifically, we will explore new approaches to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aging from the aspects of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innovation of new mechanisms for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spatial resilience, optimization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multiple co-governance, cultural resilience, building of an age-friendly society, and technological resilience, empowering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aim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mmunity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by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multi-faceted community governance.
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并逐渐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在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民生方面的需求得到有力保障。尤其医疗卫生技术飞速进步，为老年群体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保驾护航，因此，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逐年提升，老年人绝对数量得到较快增长。加之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导致的出生率下降，新生人口减少，使得老龄人口占人口总数量比例也越来越高，更加剧了我国老龄化速度。根据2020年最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0%，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91亿，约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50%，65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比率相比于第6次人口普查高出4.63% [1] 。经全国老龄办预测，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将持续快速加深，到2050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87亿的峰值，占我国总人口的35%左右，占亚洲老年人口的40%，占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相当于发达国家高龄人口的总和 [2] 。
中国进入老龄社会这一结果具有不可逆转性，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也涉及多方面，如国家治理、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文化观念、技术创新等 [3] 。人口老龄化、高龄化、低生育率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通常被认为是“危机”或“人口定时炸弹” [4] 。社会进入老龄化并不意味着是社会倒退或是完全有害，出现一些问题或矛盾只是说明当今思想观念、制度安排、政策制定还不能及时与老龄、高龄相适应，故我们理应转变思路，及时完善制度体系，调整政策安排，如何响应国家号召以积极的态度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关乎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时代问题。
2. 老龄化社区治理探索
在知网以“老龄化社区治理”为主题进行搜索，得出24条检索结果，其中较大部分文章在讨论社区治理时都以积极老龄化为视角，强调老年人自身参与管理的重要性，如李泽南认为老年人既是社会的受益者也是社会的贡献者，低龄老龄人口有时间充裕、精力尚存、一定威望等优势，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他们减轻了社区治理的难度，还能实现自身价值 [5] ；梁贤艳、江立华在研究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动机时发现，这一群体参与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可以有效解决现代城市社区“居民冷漠”的难题，因此可制定相应的老年人激励机制，激发其深度参与社区治理的动机 [6] ；鞠春彦、李凯提出在积极老龄化理论的三原则中，“参与”原则尤为重要，为了支持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需要我们在文化氛围、法律法规、社会保障体系、社区教育等方面努力，给予其外部支持和保障 [7] ；王喜红则关注如何提升离退休干部这一老年群体社区治理的参与效度问题，指出这需要党和政府科学规划积极部署、老干部提升服务理念和转变工作思路、相关部门资源整合与协调合作、完善老干部参与社区治理平台以及健全保障机制等 [8] 。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来探究社区治理，如孙雅娜等人认为城市社区治理应该与智慧养老相结合，完善社区的养老服务，实现城市社区的精准治理 [9] ；宋凤轩、康世宇发现当前中国推进的老旧小区改造，涉及老年群体的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为了优化老龄人口的居住环境，提高社区绿化率、适老化程度和居民受益程度必不可少 [10] ；陆杰华、韦晓丹提出在老龄社会新形态下，要在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机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医疗养老护理等方面发力，才能有效应对老龄社会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11] ；赖昊辰等人在元治理视角下，以“五社联动”的行动逻辑为指导，对社区基层养老治理提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健全长效联动机制、引入资源整合网络等建议 [12] 。赵栩等人指出在老龄化背景下，社区治理过程中还存在社区养老经费紧缺、社区养老服务水平低、社区养老文化宣传力度小等不足，并提出政商合作、社区自治建设、优秀社区试点推广等对策 [13] 。
3. 人口老龄化对社区治理带来的挑战
“十三五”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与老龄事业发展作出相应规划，提出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 [14] 。总体而言，国家实行积极老龄化战略，不断进行政策法规引导、创新社区治理、深化社区服务供给侧改革，目前社区养老模式凭借其独特优势已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可，但由于老年人数量大、需求多，社区治理难度越发升级，并暴露出制度建设较滞后、治理主体单一、社区适老化水平低、社区养老文化建设较落后、治理“智慧性”不足等短板。
3.1. 制度建设较滞后
我们习惯性地将人口老龄化问题等于老年群体的问题，政府治理着重开展某地老年人工作或是发展老龄事业，未将老龄问题社会化，进而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来应对与治理 [15] ，宏观角度意味着制度的顶层设计，政府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问题未能对其作出一个较为完善的安排，导致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指导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统筹治理成效不显著且可持续性较差，老龄化社会治理问题不能从根部解决，最终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就会失调。从微观角度来看，法律法规政策制定之后，治理效果着重体现在具体实施层面，当前老龄化催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针对问题及时处理，虽然危机破解精确性较强，但由于我国老龄化、高龄化程度越发严重，风险也具备多米诺骨牌效应特点，若是还继续将绝大部分资源投入事后处置，而忽视事前防范，那么政府势必处于矛盾解决的被动弱势地位，在未来将难以应对错综复杂的老龄风险 [16] 。并且，老年人的治理涉及养老、医疗、住房等内容，相关联的部门众多，而各部门之间缺乏统一调度，职能交叉问题严重阻碍了政府理论政策转化为实践基础工作 [17] 。
3.2. 治理主体单一
政府凭借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先天优势，承担着绝大部分的治理责任，因此，留给社会与市场的自主性空间较少，政府虽然是治理的主导性力量，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对一切老龄化事务都包揽，厘清政府职能边界，让社会其他主体参与进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老龄化问题才能得到较好解决。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垄断力量和较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在老龄经济领域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建设较为薄弱，推动老龄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 [18] 。尽管政府在各领域都助力市场介入，提高其自主性与主动性，但实际上在老年人服务与管理方面，市场功能发挥仍受制约。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健康的低龄老人也逐渐进入社区治理空间，各有特色的老年人社区团体兴起，为老年人参与社区基层管理提供依托平台，但其发展仍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导致整体覆盖率低局面，出现如设施建设落后、功能较单一、自治能力弱等问题，其治理水平与发展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19] 。另外，受传统“供养论”思想的影响，政府或是社会习惯性地将老年人看作是治理以及服务的对象，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未看到一些健康老年人、退休干部、老龄知识分子在社区治理的优势，因此，构建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体制还未有效提上日程。加之一些老人缺乏主人翁意识，对自身价值还不清晰，导致参与社区治理的源动力较缺乏。
3.3. 社区适老化水平低
很大部分老年人居住在老旧社区，而这些社区年代久远，常常出现房屋破旧、基础设施老化、物业管理缺乏等问题。相对于青年人，老年人对于社区居住环境的要求更高，尤其是对无障碍设施建设需求更大，在现实中很多老旧社区改造更倾向从宏观整体的建筑角度出发，进行修葺危房、完善基础设施等工作，但对于特定老年人的核心需求，如无障碍、智能化等设施建设以及服务水平提升却较少涉及。在城市社区的适老化改造愈发成为老年群体的刚性需求并引发关注的当前，各个城市已相继开展惠民德政的老旧社区改造工程，但由于建设成本与维护成本较为高昂、管理与监督主体缺失、利益主体矛盾复杂等原因，改造实施工作仍难以持续推进，建设成果也较难保持。其实，在当前空间规划下，我们应当认清老旧社区的适老化改造是一项覆盖多方内容的系统性工程，然而目前城市社区规划还没有跟上老龄化发展速度与程度，我们在设计社区居住、通行、娱乐等空间时，其理念与构造都是偏向于对口年轻社会，因为在潜意识里认为社区空间使用者更多的是青年人，而不是“鲜有出行”的老人，这完全低估了老龄型社区或是有老人居住社区的现实需要。比如，在社区较为落后的适老交通规划与在道路设计上，一些分隔栏、坡道、楼梯均不利于老人安全方便通行，在更高需求层次上，老年人的休闲场所、社区参与工作场所、友好型学习教育场所建设仍十分滞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老年群体沟通交流、提升自我与身心健康。
3.4. 社区养老文化建设较落后
在大辞海的解释中，积极老龄化这一词语对于个体与群体都同样适用，个体自身要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在各个年龄段时的体力、精神、社会方面的能力，根据自己需求以及凭借自身能力去参与社会，当我们需要帮助时，又能得到充分的保护、保障和照料 [20] 。一方面，在积极老龄化理论体系中，包含健康、参与、保障三原则，这一理论的底层逻辑基础是个体的积极老龄化，或是老人自己的积极老龄化，即重视老年人的参与。当前，我们号召要实行积极老龄化，在乐观的心态下大力推进社区老人的服务与管理工作，必不可少的是老年人对自身价值的认同进而有意愿参与社区活动与治理。但深受传统思想或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影响，绝大多数老年人即使健康、有精力与空闲时间，也默认为自己不能再参与社会活动之中，在心理上有着惧怕被排挤被嫌弃的担忧，重返社会参加劳动的意愿较低，因此较难投入价值再造中。另一方面，积极老龄化又涵盖群体内涵，个体积极老龄化想要实现又必须以群体积极老龄化作为必要支撑，这就要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多元格局，老龄化社区治理关键在于提供高效且高质量的社区养老服务，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发挥主导作用，协同社区、社会组织、市场，以及带动家庭来共同为社区老人排忧解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这为开辟老龄社会治理新局面提供了方向与指导，并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热潮，但由于主流社会仍将老人与疾病、负担相联系，对于老龄化影响抱有负面观点，因此并未有效开发具备社会活动条件的老年人价值资源，老年人的社会劳动始终难以的到认可。究其原因，除了法律制度还不成熟之外，我们对于积极老龄化的思想宣传也很不到位，导致基层百姓思想还较保守，社会助老爱老思维较陈旧。
3.5. 治理“智慧性”不足
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社区治理形式日渐严峻。而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下，社区智慧养老成为解决社区老龄化问题的有效方式，近些年，在政府养老服务政策文件中，“互联网+”、“智慧养老”、“信息建设”等字眼出现频率逐渐提高，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智慧性”养老模式可有效满足老年群体的日常照料、医疗护理、情感慰藉等需求，这也能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的服务效率与服务质量。但当前我国社区老龄化治理“智慧性”尚缺，具体体现在，一方面智慧养老服务人员专业性不够，在现有的智慧养老服务设备的应用条件下，智慧养老服务人才决定着其服务水平。服务人员的匹配数量、岗位设置、服务水平等方面的不足导致智慧养老服务系统性和专业性不强问题。虽然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社区引入了智慧养老平台，但与之匹配的专业服务人员十分短缺，难以直接招募到优秀的专业性服务人才，而社区自身又没有良好的培训平台，在培养人才方面存在较大困难。另一方面智慧养老服务的应用与推广水平不足，智慧养老所涉及的互联网信息具有容量大、更新快、涵盖广、表述新、用词专业等特征，而这与老年人的信息化技术认知水平和思维敏度低也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使得老年人在数字化应用上缺乏信心。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与数字信息化生活存在较为明显的距离感，老年人明显对智慧养老模式缺乏认识，在面对智慧养老的应用时，主动参与性不强，对很多智能化功能的操作使用不了解，存在一定的畏惧心理。
4. 理论基础及其适用性
韧性(resilience)可被翻译为弹性、抗逆力，从较为模糊的广义概念上来讲，其指的是可以有效化解风险与冲击，并且能够从危机中反思学习，进而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环境的一种能力。至于韧性这一概念最初源自何处，在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如同学者周锦章在梳理韧性的概念谱系时谈到，韧性在许多政策和学术领域都有出现，将韧性理论作为一个概念工具的现象较为普遍，但它仍旧是一个多维且充满争议的概念，在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阐述 [21] 。
韧性概念最早在心理学、物理学、生态学中被提及，20世纪90年代后，其逐渐开始进入社会学研究，城市韧性、社区韧性、组织韧性等词也被广泛使用。当前城市韧性研究主要从防灾减灾的视角，指出完善物理设施与安全系统等方面增强城市内力来面对外界环境不确定性影响，从而达到维护城市经济、社会安全稳定的目的 [22] 。城市韧性通过物质系统与社会系统来体现，具体包括基础设施韧性、社会韧性、制度韧性和经济韧性 [23] 。基层社区作为社会有机系统的子集，是风险防控的一线阵地 [24]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社区的韧性建设问题在城市韧性探讨基础上也成为研究热潮，与城市韧性注重物理设施与社会系统建设类似，社区韧性也关注物理层面的“抗逆力”、社会生态层面的“恢复力”，以及微观角度社区成员的“自治力” [25] 。也有学者将社区韧性分为社会韧性、环境韧性、制度韧性三个部分。其中，社会韧性指社区如何应对老龄化、人口结构等问题 [26] ；环境韧性指社区的防灾避难空间与住宅规划设计等；制度韧性则涉及社区建设的各机制构建，如多元主体建设机制，鼓励社区居民、专家团队和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组织建设中 [27] 。当前国内对韧性社区研究与韧性城市研究一脉相承，多集中于预防与应对灾害领域，或是社区整体空间布局及精细化设计 [28] 等方向，又或从新冠疫情角度提出韧性社区如何规划与建设 [29] 。而在老龄化背景下，如何针对老年群体打造富有韧性的社区这一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社区韧性最终体现的是其不仅自身能抵抗老龄化带来的社区治理挑战与风险，还能为老年群体带来各种生活上的便利与服务，以及深层次心理的疏导与照料，实现社区适老化程度的提升，给居民带来更高层次的生活品质。
5. 适老化韧性社区的构建
进入老龄社会以及老龄化、高龄化程度加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国情，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已成为老人聚集区域，老龄化社区如何治理以及老年人的社区生活如何保障问题亟需解决。我们要准确把握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从治理层面入手，积极迎接新时代下人口老龄化对社区治理带来的挑战，在今后才能更好地完善社区老年群体治理工作。
5.1. 制度韧性
将社区养老服务相关项目制定统一标准，用政策法规将其规范在制度下，进一步阐述细化积极老龄化理论，并在社区养老政策中有所体现，使老年人的利益得到有效保障，社会参与渠道选择更多；法律政策制定后，政策解读宣传十分重要，需在社区搭建专属于养老政策的宣传平台，内外联合将人物财资源整合到社区之中，加大养老宣传力度，才能让大众对当前国家的制度设计、具体举措有着充分的了解。除此之外，社区治理离不开监督管理，政府方面建立权威的社区养老服务监督机制，对参与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的有关方的财务、行为等进行监督，时刻关注其进展进度，另外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入第三方监管机构，相比于政府，其有着能灵活调度资源、先进的养老技术、信息平台更加广阔等优势，在实际操作中总结出较为科学的反馈机制，专业人员定期对社区老人进行访谈，了解他们所需以及调查社区养老工作，收集老年群体对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意见与建议，在反馈中及时调整养老项目，切实提高养老服务质量 [30] 。
我国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方针指导下，制定出的法规政策也越发注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让他们融入公共生活环境的机会更多，幸福感和社会获得感更强。《“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提到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社会多方主体为老龄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注入活力、老年群体也是国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七章中提到，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投入社区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参与维护社会治安、协助调解民间纠纷”。2021年3月发布的《养老机构社会工作服务规范》也在为老年群体参与经济社会互动提供政策支持，因为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不再是社会发展的负担，而是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贡献力量。
5.2. 空间韧性
城市中心城区面临着社区老旧、老龄化的双重老化问题，为了更好解决老人的实际所需，提高其生活质量，社区适老化改造十分必要。当前，我国中心城区有着人口密度大、老龄化程度高、空间资源不足等弊端，在实践摸索出的社区嵌入式养老设施成为老旧社区适老化改造的有效方式，因其效果显著，相关政策也大力推行。法规政策为社区养老服务建设指明方向，社区中的综合服务平台提供养老设施，将设施集中于有需要的社区可充分发挥公共资源配置效率。除此之外，目标人群是全体社区居民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还能为老年群体提供参与社会互动的机会，这能有效缓解社区代际矛盾，促进家庭社会和谐。有关社区养老的热点大多聚焦于“社区综合养老服务设施”，社区空间的设施建设目的是不仅可以实现在微观社区中养老设施功能综合化，而且还能全人群服务及全年龄段老人得到关怀，这与国家养老政策、积极老龄化理论目标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加强社区养老空间扩展与完善，用综合性的养老服务设施满足多样化的老年人需求，政府带头并带动社团、群众等有关主体，多方力量关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使用和经营情况，规范社区养老服务行为与缓解社区养老压力。从细节来讲，老城区社区空间一般较小，老年人出行通道也较为狭窄，在空间优化时，应该重点考虑老人通行道路的通畅度，在有条件下加宽小道尺度，提高道路平整度，从而建成步行友好、可达性高的社区，且目前大部分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提供老人照料服务，尽量安排规划独立的建设用地，目的是能减轻周围环境对养老服务设施的干扰破坏，设施独立还能拥有良好的采光通风，若条件允许，其与绿化、其他服务设施也可临近布置，让老人在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室外活动有着更多可能性 [31] 。
5.3. 组织韧性
政府是老龄化治理主体中的核心关键，在宏观层面制定法律法规政策作为工作中的指导方针，更多的提供财政支持以便提供更为完善的基础以及中高端养老服务供给与设施，对于社区养老工作，重点还需要协调好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与责任分配，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质量与效率。为了在老龄化社区构建一个供需均衡养老保障体系，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群众等主体间的协调关系与互补功能发挥是关键。政府在多方供给中起主导作用，为社区养老服务与管理工作制定政策、培养建设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特别关注特殊弱势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做好兜底工作；政府所要覆盖的是绝大多数老年群体，而市场在市场规律下应凭借自身优势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个性化、专业化、差异化的养老服务，不同需求的老年人能得到更为精准的服务；对于有老人的家庭，一方面要铭记尊老的优秀文化传统，为老人创造温馨舒适的家庭环境，承担起子女养老的责任，另一方面树立起消费者与监督者的角色意识，将政府与市场提供的养老服务项目、设施、服务等在使用之后积极反馈意见与建议 [32] 。
为了使复杂多元的养老服务群体更有活力与积极性，有效的激励方式必不可少。政府自身要在绩效责任评估考核机制下，落实养老服务工作，对不负责、缺位等现象及时追究，有突出成绩者给予奖励；对于参与社区养老建设的市场力量，政府需认识到市场不是破坏者而是协助者，给予多方面支持帮助其健康成长，如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加大资金倾斜力度、对力量较弱的机构给予福利待遇，并安排专业人员对其进行养老服务指导；对于社会志愿群体，在他们热心参与社区养老活动后，及时提供志愿服务时间证明，对有突出贡献的民众授予证书，让其有自豪感与荣誉感；对于有积极参与社区养老服务意愿与行动的老年人，可以建立志愿服务积分兑换机制，根据老人志愿时间、次数等记录来兑换领取一些奖品或者生活用品，在社区举办表彰大会，对社区贡献者颁发荣誉奖章，这样一来，老年群体在社区事务参与中既能得到物质奖励，又能得到精神满足。
5.4. 文化韧性
加大养老宣传，营造积极老龄社会氛围。如今时代背景下，老年人再非是“无能”的代名词，这一群体的主人意识觉醒，积极参与社会互动是积极老龄化目标下的重要支撑，是具备现实可行性条件的。老年群体自身有着自我实现的意愿以及价值创造的潜力，我们要用开放的眼光看待且为老年人参与社会互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首先，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弘扬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在社区定期开展表彰大会，对家庭、社团、社区组织等对养老服务先进典型事件与人员进行公开表扬，颁发相应奖励与纪念奖章，对逃避养老责任、虐老恶劣行径进行举报、披露和惩罚，让敬老助老护老的文化深入人心；其次，提倡终身教育理念，政府助力社区发展老年教育事业，构建老年学习机制，让老年大学进入社区，老年群体能在有时间精力的情况下学习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并重视对老人的智能手机等智能设备的使用教学，让老年人跟上当前信息化时代快速发展的速度，进而减轻其内心对智能设备使用的恐惧与不安；最后，对于有就业需求的低龄健康老年人，政府要尽可能消除阻碍其经济建设、社会参与的制度文化影响因素，切实保障老年人就业权利，当然，除政府等外界创造的政策物质环境条件外，老年人自身也需要突破传统封建思想束缚，将自己看作是积极老龄化的建设者，塑造重返社会的信心与自信，在当前良好机遇下，在条件能力范围内做好力所能及的事务，在社区养老服务活动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最终能在奉献社会中提高精神境界、实现人生的价值追求。
5.5. 技术韧性
一方面，科技优势的发挥离不开人，创建人才队伍是关键，在社区养老项目中加入智能养老服务设施，需重点强化智慧养老服务全方位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为了保障社区养老服务团队能提供精细化的服务，要考虑根据养老服务类别、服务持续时长、服务强度，对“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团队进行分类，使得其能与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的老年人实现高度匹配。此外，人才队伍的专业化是提供优质服务的立根之本，对于进入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从业者，根据法律法规，结合老人市场需求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培训教师应当具有权威认证证书与丰富的知识与从业经验，线上线下教学同时进行，制定多样化的培训内容与形式，根据培训人数、预算、种类的不同也需要差异化的培训计划。对于学员，强化技能考核，定期对其专业能力进行测试，也可按照养老服务经验丰富程度来划定等级，并在专业机构内实行资格认定，且重点关注就业人员下沉社区提供的服务质量，及时回收群众意见反馈，让社区养老服务队伍更加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确保智慧养老服务人员与服务的质量。
另一方面，智慧养老属于新型养老模式，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对于智慧养老、互联网+的特点、性能、服务方式缺乏认识，社会可接受度不高，人们持怀疑态度，因此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的宣传迫在眉睫。具体做法有积极开展面向老年人的互联网教育培训活动，首先是打破老年人传统对互联网惧怕的心理，再使老年群体在多样化学习方式中了解、认可并使用智慧养老设施设备，让老年人真正从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中获益，在社区生产生活中更加便捷。由于老年人鉴别虚假信息的能力较弱，社区还需定期举行有关网络信息诈骗的安全知识讲座，教老年人如何识别和规避电信诈骗，不要轻信网络谣言，不泄露自身信息，保护财产安全。
对于大众，通过政策解读、利用电视、微信、微博、媒体等途径介绍有关社区智慧养老的知识，对智慧养老产品的应用、智慧养老服务成功经验进行宣传推广，提升社会可接受度，促进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社会化，以及可利用试点示范效应，总结地区成功实践经验，结合地区差异性，不断优化改良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从而使社区智慧养老模式进一步成熟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