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49年沈从文调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结束了其文学创作生涯,开始对中国传统物质文化史进行研究,在这期间他为中国的文物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集中展现了沈从文有关文物研究的治学思想及古代服饰研究的重要成就。本书共179个单篇,25万字,400余张图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自旧石器时代至清朝末年的中国服饰发展状况。这部由周恩来总理生前提议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从最初动笔到最终完成,经历了整整16个春秋,是沈从文先生呕心沥血的成果,其价值自然也不言而喻。
2. 建立学科体系
中国古代服饰体系庞大,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以及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服饰的设计要素都会有所不同。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服饰设计主要具备以下特征,即类型多样、题材广泛和艺术设计手段多样。可以发现,无论是哪个朝代的服饰都有着强烈的视觉艺术特性,包括传统题材图案、民间色彩等。部分服饰还运用了传统美术中的艺术手法、构图形式以及色彩效果等创作思路。书中用异常丰富的文物内容和条理清楚的排比梳理,构筑起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体系。
一是服饰的时代体系,全书有着明确的时间线索,揭示了中国古代每个时代服装的基本特征,初步勾勒出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脉络;如唐朝之圆领衫、清朝之长袍。唐朝圆领衫造型独特,款式得体,在唐代流行于各阶层,特点是圆领、及膝、窄袖。与其他服饰相比,唐朝圆领衫穿着体验更加舒适。唐朝圆领衫得以设计产生离不开三个原因,即开明的政治环境、纺织技术的发展进步以及不同审美的结合。清朝长袍造型简练,立领直身,偏大襟,前后衣身有接缝,下摆有两开衩,四开衩和无开衩几种类型。长袍有单袍、夹袍和棉袍之分,单袍又俗称“大褂”。清朝初期的长袍又肥又大,长及脚面,并且没有领子,穿时须别加领衣。清朝晚期,长袍则演变成又短又瘦,并且加上了立领。
二是服饰的性别体系,有如女性服装的旗袍、裙、凤图饰,男性的马褂、长袍、龙虎图饰。男女服饰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材质、图案、色彩、款式以及配饰上,两者区别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男女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三是服饰的年龄体系,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发式、发饰,不同的著衣要求等等。四是服饰的地域区别体系,有如元朝北方人的裹衣、长袄,南方人背子、裙子等。五是服饰的季节体系,春夏秋冬各有不同衣着,譬如春天的绸衫、夏天的纱衣、冬天的裘装。六是服饰的材质及加工体系,有金贵精细如金银、丝绸的,也有平实如葛麻棉布、乃至树叶兽皮;而加工则主要有缝纫、编制、绣制等。七是服饰的社会身份体系,有如军人的戎装、农民头戴的笠帽、庶民穿著的褐衣、文士的白衣等等。八是各具特色的民族服饰体系,譬如汉族、满族、傣族、苗族等等。九是服饰的实际功用体系,有最直接的遮体御寒,也有较为间接的社会阶层、尊贵贫贱等等。最后一个即是服饰的审美体系,时尚的、朴素的、华丽的、尊贵的……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与以往服饰研究的最大区别在于这项研究是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的服饰专题研究。在点上形成了不少很有创见的认识,在线上爬梳出一条纵观古今的服饰发展脉络,在面上形成一整套服饰文化体系研究的框架。” [1] 而将这各个部分连接起来的,即是从文先生服饰研究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扎实的服饰实物材料。书中每一小节的论述都是以文物资料为出发点,其资料不仅包括出土或传世的直接资料,还包括传世绘画、器物画像、岩画、墓葬壁画、玉石雕刻、铜器构件、俑、画像砖石,甚至还包括纺织图像、纺织工具等反映服装加工生产的间接资料。正如沈先生自己所说的:“文字以外的从地下挖出的,或在纸上、或绢上、壁画上,画的、刻的、印的,以及在目前还有些人手里使用着的东西。” [2] 这部分资料大都来自于科学的考古发现,引用的部分传世文献也是经过较为严格的对比分析而得出,其资料来源可信度是极高的。同时,该书的文物插画基本都是经过人工描摹而得,其绘图不仅能方便其他学者得研究,摹绘的过程也体现了研究者对于这些文物的理解的认识,这也可称之为一种研究的方式,这些文物插图的本身也成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研究资料。
同时,沈从文在书中还尝试性地提出了若干问题,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在从事文物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沈从文非常强调将实物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强调了考古材料在服饰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不过这样也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受制于出土材料,材料的多少、材料的真伪等不定因素都会为研究带来不小的影响。由于该方面的限制,使书中的一些研究还有待于扩展和深入,很多资料也需要继续补充。沈从文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很多新见解、新认识都尚未形成系统的学说体系,譬如对服饰起源的推测,服饰起源与纺织起源的关系,纺织工具及其技术水平,装饰品与社会等级等问题都是服饰研究纵深发展所无法回避的,也是未来考古学有可能涉及并不断展开的方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沈从文的服饰研究为未来的服饰专题研究构建了无限扩展的空间,也为后人提供了继续深入的可能。
3. 研究方法创新
1925年,王国维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开了一门叫做《古史新证》的演讲课,他在《总论》中说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此‘二重证据法’。” [3] 沈从文前半生的文学家经历,使其习得了文学上的修养,他在青年时代又阅读了大量关于杂书笔记、野史以及关于工艺的各种书籍,从而又积累了大量的文物、书法、绘画知识,同时还培养了对于文物的鉴赏能力。在转行以后的20多年时间里,沈从文过手了近百万件文物,积淀了深厚的文物知识经验。这些经历为沈从文在其研究过程中发扬“二重证据法”,开创以实物、诗文以及文献相互验证的研究方法做了充分的铺垫。
《韩熙载夜宴图》据传是南唐人顾闳中所画作,历来不曾有人提出质疑,不过沈从文在书中却从图画的两处细节入手,认为该幅图画可能出自于宋代北方画家之手。首先从男子服色来看,在画作中除韩熙载二人外,其余坐立男子都是穿著绿衣,然而据南唐降宋后颁布的法令,不论官品高低,统一穿著绿色官服。该法令到淳化元年才被废除。其次是画中人礼仪形式,凡是闲着的人,都是双手交叉示敬。沈先生指出,在所有宋墓壁画及辽金壁画中,都反映出“叉手示敬”属于两宋制度,再以宋元人刻《事林广记》中《习叉手图》,辅以文字说明相互比证也可该结论。与此同时,沈从文还指出画中家具器皿也都是宋代北方常见之物。通过上述推论,作者得出“这个画卷可能完成于宋代北方画家之手。” [4] 的结论,这种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文学的形容描述赋予了死板文字描述下的服饰以生命和色彩,反过来,实体文物的具体形象,又弥补了文学描述所造成的模糊性缺陷。由此我们便可以看到沈从文在开创这个研究方法上得天独厚的优势,其所征引的材料之广乃常人所难以企及的。
同时,沈从文不拘泥于学科限制,在使用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去验证大量文物资料时,还同时使用民俗学、文学、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一些特征。譬如,通过诗词歌赋、小说评话等一些文学资料中的服饰描写去发掘以及印证时人风尚,典型如《红楼梦》、《金瓶梅》;宋人有一个商贸习俗,即是以博塞(棋类游戏)的方式兜售商品,沈从文在此基础上去推测宋朝妇女们购买首饰的途径;以蒙古贵族喜欢行猎的风俗习惯,从而推测出服装的材质特点以及风尚;通过行业术语、口诀等内容去推测其行业的一些情况,如通过元朝理发行业的通用口诀去揣摩当时所流行的发式等等诸如此类的内容。
实证同时,沈从文在研究过程中还注重“常理”的运用。《世说新语·汰侈》中王君夫与石季伦斗富的场景如下:二人的步障分别是用紫丝布和锦绸缎作成,前者长达四十里,后者更甚,长达五十里。沈从文在“五十——南北朝甯石棺线刻各阶层人物”一节中说到:“《世说新语》记西晋豪富贵族王恺、石崇斗富,一用紫丝步障,一用锦步障,数目达三四十里。历来不知步障形象,却少有人怀疑这个延长三四十里的手执障子,得用多少人来掌握,平常时候,又得用多大的仓库来储藏!” [4] 他从本节刻图、敦煌壁画《剃度图》(插图六三)以及《宴乐图》大致推断出古人在郊游时一些工具的形象和使用方法,后又通过《西岳降灵图》及宋朝人所绘制《汉宫春晓图》而得知“步障”的各种式样。古代“步障”实际为一种长约三五尺,以整幅丝绸为材料作成的布障,其功用主要是在车乘行进的过程中遮挡路人视线、防避沙尘、路口交叉处阻挡行人等。《唐六典》有关于帷帐数量单位作“连”或“重”的记载,再据本节刻画所见,“里”字当是“重”或是“连”的误写。古代“步障”功用正如先生所言,此处不必再做赘述,这类“步障”主要是用丝绸或布作成,是一种可以折叠的古人郊游所需物,所以数量单位一般都作“连”或“重”。如若真的有三四十里的步障,一是无法使用,二是无法储藏,实在有违常理。
4. 推动关联学科建设
近代考古学兴起之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农业起源、中西划七交流等重大课题成为很多考古学者努力攻关的对象。《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问世使得曾被视为“边缘”物质遗存的服饰的学术价值得以充分发掘。服饰及服饰文化是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因此,《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学术实践不仅吸引考古学者开始关注服饰这一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考古学者们开始以此为基础来推动对古代社会生活考古相关研究课题的全面展开。此外,《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的很多观点也给考古学中的其他专题研究以一些间接启示。例如,该书在讨论晋宁石寨山发现的骑士服饰形象时,注意到骑士所乘的马具比较特别,作者结合这件器物出土地点的地理环境和马橙形象指出,马踏瞪的发明使用与我国西北地区游牧民族联系较少,而与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比较密切。
于训诂学而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影响就较为直接的多,随着这本巨著的问世,许多训诂学的难题迎刃而解。较为典型的是关于古代“深衣”研究中“衽”的问题。在古文献《礼记·玉藻》中记载,深衣有“衽”当旁;而《释名·释丧制》记载,古代棺材缀合之小要也谓之“衽”。两书中皆有提到的“衽”异物而同名,作为棺材缀合之物的木榫,又名“小要”,而与此物同名的衣中之“衽”又为何物,其功用如何呢?郑玄在注深衣之“衽”时仅仅只用了十八个字,通过这短短的十八字去窥得此物原委实属难事。古今中外,有许多学者对“深衣制度”作了详细的研究和广泛的考证,但在“衽”的问题上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公认的答案。这样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得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在此书“一七、江陵马山楚墓发现的衣服和裘被”一节中介绍一件小菱纹绛地棉棉衣(图三九,N-15)时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深衣制中的“衽”实为两块长三七、宽二四厘米左右的,大小相同的矩形衣料,这是此件菱纹棉衣还需要的两块“嵌片”,需分别放置于左右两腋窝处,“即‘上衣’、‘下裳’、袖腋三交界的缝隙间”。这个矩形的“嵌片”与它周边衣料的缝接后会产生让人惊喜的效果,它的两个短边会向反方向扭转,把这个“嵌片”横置于衣服腋下,棉衣的上衣两胸襟下部分会向着衣服的中轴线推进十厘米,这一推便加大了衣服的胸围尺寸,而且胸襟部分的倾斜会导致两个肩膀部分成八字式微微下垂。将衣服穿著于身上,结带束腰后,棉衣的下裳部分即会变成筒状,上衣胸襟部分也会因此而向外隆起,窿袖也会扩张,肩背部分会微微往后倾,这样的设计还使得两手臂的举伸获得较大的灵活度。整件衣服因为小小两块“嵌片”的插入瞬间变得立体而富于人体审美趣味,这样一个成熟且充满才智的设计,实在让人不得不感叹前人惊人的智慧!沈从文并没有于此止步,他在后文又对深衣之“衽”和缀棺之“衽”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的阐述。通过上文所谈到的菱纹棉衣的分析,大致可以判定“嵌片”便是深衣制度中的“衽”。而作为缀合棺材之“衽”的木榫,其形象均为两个倒三角相连的图形,这是学术界已经得出的定论,作为矩形的“嵌片”与这个图形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是书中却发现把衣服平摊放置时,此布片的中部会因为折皱而变成束腰状,由此便可以看到深衣之“衽”的形状和棺木之木榫的形状是非常相似的,如此,虽然毫无交集的两个物品却拥有了同一个名称。
又如,唐代温庭筠《菩萨蛮》中有一首描写美人早起梳妆情景的词,“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关于其中的“小山”指的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谓眉山,一谓屏山,一谓枕山。这三者都有其合理之处,但细想之下,似乎又都不合理,如若“眉山”,又怎会重叠;如若金漆,当是硬枕,无重叠之理;如若“屏山”倒是真有可能,但是整首词都在围绕美人梳妆展开,这样描写屏山意欲何为,似乎有些突兀。由此,“小山”到底为何“山”,一直以来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说法。但沈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旁征博引,清晰的梳理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唐朝妇女喜欢用小梳子做头上装饰,其材质有玉、金、银、犀等多类,插于头上时一般露出半月型梳背;数量多少不一,最多能到十来把,但整体趋势是逐渐在减少,而梳子的规格却在不断的变大。早期梳子的大小基本上还和汉代相近,汉代一般梳篦多作半月式,唐代一般作月牙式,到北宋,敦煌图所见有方折成梯形式大及一尺的。这种装饰始于盛唐,到中晚唐时期尤其流行。“这种小小梳子是用金、银、犀、玉、牙等不同材料作成的,陕洛唐墓常有实物出土。温庭筠词‘小山重叠金明灭’所形容的,也正是当时妇女头上金银牙玉小梳背在头发间重叠闪烁情形。”可见,书中的这一考证更为合理。
5. 述评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是沈从文付出大量心血而写出的成果,所取得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它带来的价值也不可估量。但是,不可否认,本书也存在一些小小的不足,以下是笔者关于本书或长或短的一些评析。
5.1. 学术之“开山铺路”
首先,沈从文以其深厚文物积淀为基础,书写了一部中国古代服饰史,填补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空白区。我国服饰文化历史基础深厚而绵长,能够用于研究的材料也极其丰富,但是却没有一部完整的服饰史。记载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典籍颇丰,如正史《五行志》《仪卫志》《舆服志》《郊祀志》,不过内容偏重于记载上层统治阶层的朝会、朝服官服及郊祀等方面的服饰。而关于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虽有却极少,具有代表性的有黄宗羲、江永、任大椿等人,在清代训沽学和考据学的学术浪潮推动下,少部分学者曾经关注到了古代服饰的相关问题,对“深衣”进行了一系列考证。到民国时期,王国维作《胡服考》提出不少有关服制的新见解。就服饰研究本身而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之前,学界对服饰关注甚少,只有如上为数不多的散点式研究。而此书的问世,也正好填补了这样一片空白。
其次,本书的研究不仅具有“开山”的功劳,同时也为后人的研究“铺下了路”。一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领域的拓展。本书的研究都是以文物作为基点出发,不断考证,从而推断出论点,在此过程中很多问题作者都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说明,所以文中提出的许多新问题都有待后人对其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古代服饰能被记载于文物文献的居于少数,能够流传到现今的更是其中的零星散点,而本书的研究正是广泛深入的一个窗口。其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本来准备以《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之名而出版,后经改动以前者出版。可见,本书还是一部具有丰富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汇编,可供后人借鉴参考。
5.2. 实用之“古代服饰参考书”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实用价值不容小觑,此书出版后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它在海内外的多次再版即说明这种影响的深远和持久。
在发掘报告编写中,《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结论常被用以比对出土人物的服饰形象,成为考古学断代的重要依据。在文物鉴定方面,书中也有多处以服装为线索对绘画时代提出质疑的实例。例如,作者认为东晋顾恺之名作《洛神赋图》所描绘的侍臣笼冠实创始于北魏迁都洛阳后,画作年代应晚于顾氏;传世周防的《替花仕女图》或为宋人据《贵妃纳凉图》增饰而成。而在古代服饰文化的应用普及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插图线条清晰、形象简明,它们不仅被其他研究大量转引;还成为现在许多影视剧作品的主要图像参照,在这个网络贯穿于每个小角落的时代,我们可以想象它在潜移默化中所带来的影响。
需要提及的是,此书插图是在沈从文先生指导下,很多青年共同参予摹绘的,他们中的很多人边绘边学,后来成为服饰织绣研究领域的专家。从这一方面来说,从文先生在无形中培养了大量后续研究力量,如王㐨、陈娟绢等人,其社会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5.3. 白璧微瑕之论浅形散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甚至于推崇。但是,从文先生有一句自我评价的话说的很好,全书“内容材料虽有连续性,解释说明却缺少统一性。给人印象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 [4] 这段分析可以说是较为准确而到位的。此书在理论深度方面的挖掘略有缺憾,同时史论脉络的梳理也存在不足。但是相较于全书的成就而言,这似乎只是白璧微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