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萧伯纳的剧作《皮格马利翁》是深受观众喜爱的浪漫戏剧，剧中伊莉莎由一位平凡的卖花女，经过语言学家希金斯的训练成了一位举止典雅、语音纯正的淑女。这种转变导致了伊莉莎社会伦理身份的困惑，但最终伊莉莎成功摆脱了这种困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都是和谐共存的。本文运用生态女性批评将伊莉莎比作不同环境的花，分析伊莉莎的女性意识是如何一步步被唤醒，以及伦理身份的迷失和回归。通过对三个时期的分析和探寻，揭示伊莉莎女性意识觉醒和伦理身份回归的奥秘，同时也尝试寻找一种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和谐共存的模式，为当下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的立足提供了一些启示和帮助。
Abstract:
George Bernard Shaw’s play Pygmalion is a popular romantic drama in which Eliza is transformed from an ordinary flower-seller, trained by the linguist Higgins, into a lady of elegant manners and pure voice. This transformation leads to a confusion of Eliza’s social and ethical identity, which ends with Eliza successfully escaping this confusion and finding her own direction in life. Using eco-feminist criticism to compare Elisa to a pristine, untouched forest, this paper analyses how Elisa’s feminine consciousness is awakened step by step, and how her ethical identity is transformed, lost and returned. Through two dimensions of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it reveals the mystery of Elisa’s awakening of feminine consciousness and return to her ethical identity, and also attempts to find a model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male and female.
1. 引言
随着三次工业革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结束，自然遭到极大破坏，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成为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课题，生态主义开始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同时，随着第三次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主义渐渐成为一门显学，女性批评已成为受人瞩目的批评方法之一 [1] 。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提出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联系，他们把二者结合起来，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是西方女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与环境保护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生态女性主义者把视线聚焦到整个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中，尝试找到保护生态与女性、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生态女性主义分为自然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无论如何划分，他们都要求人们保持自然、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平衡。生态女性主义，又称生态女权主义，由法国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于1974年提出 [2] 。它是女权主义的一个分支，研究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运用了两性平等的基本女权主义原则，重新评价非父权或非线性结构，以及尊重有机过程、整体联系、直觉和协作的优点的世界观。它既不是环保主义，也不是女权主义，也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是对两者的批判性继承。它涉及到女性的统治与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关系。
萧伯纳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是男性主导的时代，女性并不能作为真正的独立个体立足于社会。女性要想突破精神枷锁，获得真正独立必须要实现意识觉醒和身份回归 [3] 。意识觉醒也就是女性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而身份回归则是在意识觉醒之后社会身份在经历短暂的“真空”状态后实现了身份的重塑。众所周知，《皮格马利翁》又称《卖花女》，花是自然之物却也与女性息息相关，仿佛花的特性也完美复刻在女性身上。《皮格马利翁》主要讲述了著名的语言学家希金斯通过教授身份低微的卖花女伊莉莎纯正的英语，并对其行为，服饰等进行改变，最终将其成功塑造成舞会上美丽高贵的小姐的故事。文中既反映了英国下层社会普通人社会身份改变及其调适的问题，也体现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并且开始寻回属于自己的社会伦理身份的现状。本文试从三个阶段——男性意识的操控、女性觉醒的反噬和身份回归后的和谐，剖析作品中女性意识觉醒和女性身份回归的原因与过程，试图寻求一种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的一种和谐相处的方式。
2. 花篮里的花：男性意识的操控
从文本的最开始，希金斯教授就一直在尝试用自己的“男性意识”对伊莉莎进行洗脑，“一个说话口音那么难听的女人，在哪儿也不能待，根本就不该活着。”“你这片烂菜叶，你丢尽了这里庄严的圆柱建筑的脸，你对不起英国的语言。” [4] 伊莉莎也在遵从社会道德(男性制定的道德，维护男性的特权地位)对她的约束，不断地重述“咱可是个正经人”，毫无疑问一开始的伊莉莎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多数女性一样被男性“驯服”，成为男性身份的附属品和男性权威的卫道士。
但是萧伯纳之所以写伊莉莎，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遭此凌辱要么逆来顺受，要么只逞口舌之快就草草了事，但是伊莉莎拥有很强的学习意识和不甘现状的进取心理，她听到了希金斯教授与皮克林上校的谈话，意识到自己有跨越阶级的可能性，所以不惜“委曲求全”，决定“师夷长技”，拜访希金斯教授并且尝试雇佣他做自己的教师 [5] 。这里的“雇佣”也暗示了伊莉莎并没有完全被男性权威和男性身份异化为男性的附属品，她依然保持了一定的女性独立人格。笔者认为当伊莉莎意识到自己有跨越阶级的可能并为之开始做出尝试的时刻，就是她女性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刻，当然皮克林上校对伊莉莎的态度和对待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伊莉莎觉醒女性意识。
但同时她的伦理身份也开始从“卖花女”逐渐地模糊起来。随着伊莉莎跟从希金斯教授学习了标准的英语读音和上流社会的礼仪，她开始接受英国上流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摒弃了原有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准则 [6] 。此时的伊莉莎伦理身份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她拥有上流社会的礼仪和价值观，但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地位，难以维持她的上流身份。但是她也绝对无法回到原先的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因为那种生活习惯已经不符合伊莉莎现在的道德准则。此时的伊莉莎尽管女性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但依然被希金斯教授(男性)完全控制。伊莉莎就像花篮里被卖的花，可以任由男性操控和改变，没有任何的自主权和反抗能力。
3. 花店里的花：女性觉醒的反噬
随着伊莉莎的不断学习，女性意识的觉醒程度也越来越大。当伊莉莎跟随希金斯教授和皮克林上校参加了大使的晚宴并且被认为是匈牙利的公主之后，伊莉莎的女性意识开始完全觉醒，其标志就是她不再完全听从男性也就是希金斯教授和皮克林上校的意见，而是开始有了自己的主张。希金斯教授从晚宴回来以后，依然和皮克林上校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两人相互恭维彼此夸耀对方但却对于伊莉莎的努力与刻苦丝毫不提，两个人心照不宣地忽视了伊莉莎的存在这倒不是因为两个人好大喜功不愿意分享功劳，更不是个人人品的问题，要知道皮克林上校是个十足的英国绅士形象，这里所体现的就是女性主义批评经常遇到的“他者”问题。原文中用了象征手法来暗指“他者”问题 [7] ，“他停下来看着拖鞋，好像是自动出现似的”。他觉得他获得拖鞋(这里喻指赌约的胜利)是完全靠自己获得的，却没有想过拖鞋是伊莉莎拿来的(赌约的胜利也是伊莉莎勤奋地学习、正常的发挥换来的)，在这里女性的缺失是一种典型的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分析，因此本文在这里不再赘述。
此时的伊丽莎不再是花篮里任由买者决定的花，而是花店里的花。虽然仍然有一部分人(贵族或富豪)可以决定她的命运，但是至少伊莉莎已经摆脱了大部分男性的控制与制约。伊莉莎女性意识的完全觉醒帮助她获得了反抗希金斯教授的勇气和砝码，她不再完全依靠于他。是夜，她离开了希金斯教授的住宅，吹响了反抗男权社会反抗希金斯教授“专制”的号角 [8] 。可是，当伊莉莎离开以后，她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她觉得自己可以去花店卖花、可以去教别人发音，可以去给涅波墨克做助手，但突然又发现自己的伦理身份丢失了，这也是女性觉醒的反噬，犹如《圣经》当中亚当与夏娃偷吃了禁果之后启迪了智慧却发现了罪恶。女性意识的觉醒虽然帮助伊莉莎成功反抗了希金斯教授的专权却也让伊莉莎发现了自己伦理身份丢失的窘境。她有能力去做她想象中的那几份工作，可是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去做呢？在花店老板心中，她可能是个贵妇人是个消费者；在学习正宗英语的学生眼里，她可能是个英国贵族甚至是王室宗亲；在涅波墨克印象里，她是一位身份显赫的匈牙利公主 [9] 。无论是哪一个身份都无法让她获得心仪的工作。而她现在光鲜的外表，依然是依仗希金斯教授和皮克林上校的资金支持才得以维持，因此如果没了经济支持，伊莉莎会如同过了午夜十二点的灰姑娘一般原形毕露的。
这种反噬不仅仅体现在女性伦理身份丢失的显现，同时也体现在女性对男性权威的无差别攻击。在文中，皮克林上校虽然也犯了忽视伊莉莎作用的错误，但是皮克林上校却一直非常尊重伊莉莎。从赌约一开始，他便强调不可以欺负或者欺骗伊莉莎，要让伊莉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平时对待伊莉莎的语气、动作、礼仪，也都是按照对待淑女的方式进行的，可以说伊莉莎女性意识的觉醒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皮克林上校，此外伊莉莎的吃穿用度和参加晚宴的服装首饰也都是皮克林上校出资支持，可以说皮克林上校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男性角色，尤其在维多利亚时代。但是，伊莉莎的女性意识的完全觉醒之后却依然没有“放过”皮克林上校。伊莉莎不辞而别，全然没有将昔日恩情记在心中。对于希金斯教授，他也并非没有值得尊重的地方，并不能全盘否定，这些都是女性意识完全觉醒后且伦理身份没能回归的反噬。
4. 自然界里的花：身份回归后的和谐
伦理身份处于“真空”状态下的伊莉莎，并没有实现一种真正的独立，因为人类是一种群居性动物，如果一个人没有在所属的群体中获得相应的地位，那么他也就无法独立生存最终要么被淘汰，要么只能依靠他人成为别人的附属品。对于伊莉莎来说，要想达到和谐的境况，必须要实现伦理身份的回归。文末，伊莉莎最终在希金斯夫人、她的父亲杜利特尔和她自己的帮助下实现了伦理身份的回归 [9] 。
首先，希金斯夫人同样身为女人，最能理解伊莉莎的经历和遭遇，她给予了伊莉莎应有的尊重和招待。在文中这样描述，“你们有什么权力到警察局去报告她，就好像她是一个贼或者是一把丢了的伞什么的。”希金斯夫人真正理解伊莉莎想要的是别人的尊重和自身的独立，她没有物化伊莉莎，而是把她当作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来对待，这无疑让伊莉莎获得了心理上的支持，此外，也可以大胆设想，伊莉莎的聪明美丽很受希金斯夫人的喜爱，也许她会给她一份不菲的收入让伊莉莎做自己的侍女甚至可能想让她成为自己的儿媳。因此，伊莉莎对自己伦理身份也就有了明确的认知——希金斯夫人的侍女或伊莉莎·希金斯夫人 [10] 。
其次是伊莉莎的父亲杜利特尔。他因为意外获得了一位美国富豪的遗产，成为了一名绅士。他现在已经拥有了社会地位、伦理身份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实力。可以说杜利特尔完全有能力给伊莉莎一个不错的伦理身份——杜利特尔先生之女。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伊莉莎自身。她在意识上的完全觉醒和个人能力的提高让伊莉莎获得了独立的资本和身份回归的保障。她不再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道德的卫道士，而是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女权主义者，一个拥有完整人格且独立的个体。她在希金斯夫人住处与希金斯教授和皮克林上校的对话可以看出，她已经在女性意识觉醒的帮助下实现了伦理身份的回归 [11] 。她面对希金斯教授和皮克林上校，没有像以前一样无差别的攻击或者失去理智的怒吼。伊莉莎与他们二人的对话始终非常有礼貌，以至于让希金斯教授都气得失去了理智。她感谢皮克林上校对她始终如一的尊重，原文如是说，“我才到温波街的那一天，你叫我杜利特尔小姐，我的自尊心就是那件事上开始的。”她面对希金斯教授对她的冷嘲热讽并没有失去理智，而是巧妙地进行了一一回复，她告诉希金斯教授她并不属于他家里的一件物品，她也有能力养活自己，更有权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她表示自己如果同意与弗莱迪相好并不贪图他的身份地位，也不嫌弃他的家境困难，她认为“如果他软弱可怜并且需要我，也许比那些比我高明而欺负我不需要我的人更能使我快乐呢” [12] 。而且她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上等小姐和一个卖花姑娘地区别不在于她怎么做，而在于别人怎么对待她，这就如同揭开了男性霸权的遮羞布，公开了男性随意物化女性的累累罪行。至此，伊莉莎实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伦理身份的回归，成为了萧伯纳心中真正的独立的女性。
5. 结语
不同的花，在花篮中和花店中是不同的价格，但是在自然界中每一种花都拥有相同的价值。本文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将女主人公伊莉莎比作花篮中的、花店中的、自然界中的花，探讨与分析了不同阶段伊莉莎女性意识的觉醒和伦理身份的回归。伊莉莎的女性意识开始于当她意识到自己有跨越阶级的可能并为之开始做出尝试的时刻，发展于伊莉莎跟随希金斯教授学习正宗的英语发音和上流社会的礼仪，完成于反抗希金斯教授对她的忽视与物化。在女性意识觉醒的同时，由于她获得了上流社会的礼仪和价值观但她自身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实现跃迁，导致了伊莉莎伦理身份的丢失。她通过希金斯夫人、父亲杜利特尔以及她自身的帮助，实现了伦理身份的回归。这对当下的女性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都不能放弃自己的伦理身份以及经济地位。
致谢
感谢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为我提供的优质资源，感谢我的导师于杰老师对我的悉心培养，感谢我的父母对我教育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