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18世纪起,一些学者针对“Lehre vom Menschen (人类学)”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结合起来展开了研究。莱比锡医学和哲学教授恩斯特·普拉特纳(Ernst Platner)在他1772年的Anthropologie für Aerzte und Weltweise中,以哲学和医学的双重专长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总结和本质描述,代表了对人类的整体考虑:“身体和灵魂之间的相互关系,局限和关系,这就是我所说的人类学。” [1] Johann Georg Walchs于1726出版的Philosophisches Lexicon中也有着相似的考虑:“同一个人由两种本质组成,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道德的。前者基于自然有机的身体……;而后者则基于心灵……。身体和心灵以此方式成为两种本质,关于它们的性质和彼此之间的结合,无论是就它们本身还是关于它们在自然状态或超自然状态下的存在,都可以进行讨论和展示。” [2]
这种对“Menschen”的理解同样延伸到了19世纪的各个学科之中。对身体愈发密切的观察,对身体语言作为人类真实情感和思想的一面镜子外显的研究,以及医学界接受精神疾病是人类非正常状态甚至出现其他生理性不适的诱因,这些都充分说明,18世纪和19世纪初可以被看作是在肉体概念及其与灵魂和思想的关系方面的一个重新接触的时期。
根据这一学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旦人们在精神上受到不能承受的打击,与之相联系的身体也会本能地出现反应,其中一个启发和吸引医生、哲学家和作家的明显反应就是昏厥。在泽德勒1740年出版的Grosses vollständiges Universal-Lexikon中,仅关于昏厥的说明就占了18页的篇幅,这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现象在当时的重要性。
在德语文学领域,昏厥现象在歌德、席勒、诺瓦利斯、霍夫曼和莱辛等一众名家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在这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当属克莱斯特。在接触过克莱斯特的作品之后,我明显地发现昏厥的情景设定频繁地出现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众所周知,克莱斯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经常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徘徊,导致其不能正确地感知现实。我认为,在克莱斯特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昏厥场景,正是这种摇摆不定、逃避现实的有力证明。
出于对这个主题的强烈兴趣,本文选取克莱斯特小说中部分典型的昏厥情节进行分析。
2. 昏厥概念研究
关于昏厥的现象,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有哲学家从身体和精神相联系的角度出发进行过解释,比如Lukrez (卢克莱修),他强调身体和灵魂的统一性,灵魂对身体具有指导作用。但在灵魂无法承受的刺激之下,便会对身体失去控制的能力,成为昏厥的触发因素。随后,医生Claudius Galenus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与身体运动的理论,认为灵魂的运动通过心脏作用于身体,灵魂和身体在不断地运动和相互作用。情感虽然从定义上说是灵魂的能力,但实际上也是生理过程的结果,整个身体的行动也取决于情感的参与程度。17世纪,笛卡尔在他1649年的哲学著作Les Passions de l'âme (《论灵魂的激情》)中也探讨了身心关系问题中的具体难题——激情问题。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人们对身体状况研究的兴趣被重新唤醒,昏厥这一现象也成为医学和哲学领域的热门研究对象,人们对晕倒的原因、条件和症状进行了探索。20世纪,在弗洛伊德阐述的精神分析理论之后,法国思想家萨特也对昏厥这一现象进行过解释研究。萨特将昏厥视为主人公内心深处的一种抗议和反叛,是他对现实不满和反感的一种表现。这种现象表明了主人公对于自己身份和处境的不安和不满,以及对现实的掌控感的缺失。
到了近代,昏厥这一现象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专注。文学领域中许多文学大家的作品中都包含这一要素。其中克莱斯特对昏厥这一现象更是偏爱有加。例如:在2007年的克莱斯特奖颁奖典礼上,作家威廉·杰纳齐诺(Wilhelm Genazino)发表了题为Die Flucht in die Ohnmacht的获奖感言,强调了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作品中昏厥主题的重要性。他在其中提到:
“克莱斯特对灾难性感受的文学表达自始至终都是通过身体实现的。[…]直到今天,主体的脆弱性仍被认为是一个私人事件,因此很难被传达出。在这方面,克莱斯特的昏厥现象就是个人试图通过一种公开的方式来逃避创伤性的尝试。这些个体通过经历昏厥的场面而被刻画,作为被刻画的人,我们可以对他们的昏厥,也就是他们的创伤进行讨论。” [3]
(一) 基本概念
昏厥这个词在德语中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是指Bewusstlosigkeit (失去意识),Kreislaufkollaps (崩溃),Blackout (突然昏迷/失忆,临时性丧失意识/记忆)。这里的术语大多指的是因大脑瞬间缺血而导致的突然、短暂(通常持续时间不超过20秒)和自行终止的意识丧失。医生也称这种现象为晕厥。同时,它也可以根据单词的组合表达一种“没有权力”的意思,即由介词“ohne”以及名词“Macht”组成。
在第一种含义之下,晕厥主要分为两大类别。第一类因物理上的体力消耗、脱水、失血或极端身体疼痛导致的昏厥。第二类包括心理上的压力、看到血或伤害的威胁后,作为一种保护机制,从而发生晕厥的情况。
晕厥发作之时往往伴有其他的症状。早在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就在他的哲学诗De rerum natura (《物性论》)中对昏厥及其伴随症状作了生动的描述:
“当心灵为更厉害的打击所触动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整个灵魂立刻同事都在人的肢体中受苦:此时人就全身流汗,面如土色,舌头结住了,半句话也说不出来,两耳嗡嗡地叫,眼前一片模糊,双足支持不住了;我们常常看见人们会由于心灵的恐惧而晕倒。” [4]
在百科全书Grosse vollständige Universallexicon Aller Wissenschafften und Künste中,编者泽德勒也对“昏厥”有过相关描述:“头晕目眩无力,失去内外知觉,身体运动能力下降,面无血色,无力倒地”、“出冷汗,呼吸困难,面色苍白”、“四肢冰冷,只剩下一些呼吸和脉搏的迹象。” [5] 只有在解释较轻的昏厥形式而没有失去意识时,泽德勒才包括卢克莱修斯提到的视力下降和耳鸣。
上述有关昏厥的基本特点在克莱斯特小说中大部分都有所体现,将在第二部分具体进行分析。
(二) 女性群体中的昏厥现象
昏厥逐渐成为引起各界人士广泛关注的现象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出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越发频繁的昏厥场面,尤其是在女性群体之中,昏厥出现的频率更高。究其原因,和当时因追求纤细身材的审美,大多数女性选择穿着紧身衣的习惯有很大联系。紧身衣会损坏血液循环,当大脑接收到的血液太少,因而氧气太少时,大脑会做出非常敏感的反应:受影响的人随后迅速失去意识、失去知觉。
除了和穿着有关的外部原因之外,女性群体天生更为敏感的体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与性别差异相关的生物学和人们的思维定式里,男性似乎对外界的影响更具抵抗力,对比之下女性则对外部刺激更为敏感、更易受到影响,更容易情绪化。Carl Herloßsohns在其著作Damen-Conversations-Lexikon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女性的身体结构比男性更为柔弱;女性的生理机能不具备男性的力量和坚韧性,而更富有弹性和丰盈感。女性对感官的感知更加活跃、更为敏锐,比男性更具有感受力。女性的想象力能够以卓越的活力接受并将事物的形象转化为思维中的概念。女性的理解力能够更快速地察觉物体的差异和相似之处,数量也更多,超过了男性。女性的情感更为细腻、柔和、投入,并且更容易被触动,更适合产生共情和爱的情感,与男性的情感不同。 [6]
女性这种更为敏感的体质就注定了对外界刺激的易感性增加。说到外界刺激,相比男性,女性所受到的外界的影响可能更多,即整个社会大环境下束缚女性的各种条条框框。整个社会以美德概念去要求女性群体,这里的美德概念除了日常生活中顺从男性的标准范式,还包括性领域中的纯洁与无罪。这些美德概念在文学作品中通常通过贞洁、体贴、谦虚、礼节、纯洁和美德等词汇得到具体化,在文学世界中打造出专属于女性的枷锁,成为世人要求的女性本性的基础。
综上所述,这些原因都可算是昏厥现象在女性群体中多发的根源,也是文学作品中昏厥情景常出现在女性群体身上的原因,所以在这一部分我单独对其作了解释。在克莱斯特的作品中这点也非常明显,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具体探讨。
3. 克莱斯特小说中的昏厥情景具体分析
众所周知,受康德危机的影响,不可靠叙述算是克莱斯特作品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写作风格了。克莱斯特在1801年2月5日写给他的同父异母姐姐Ulrike的信中,将语言描述为一种不可信、不充分的真理工具: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告诉你一切[...]。但这是不可能的,即使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障碍,我们缺乏沟通的手段。即使是我们唯一拥有的语言,也不适合这样做,它无法磨砺心灵,它给我们的只是被撕碎的碎片。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应该向某人揭示我的内心世界时,我总是有一种恐怖的感觉[...]不是因为它避开了赤裸裸的东西,而是因为我不能向他展示一切,不能,因此必须担心被人从碎片中误解我。” [7]
因此,众多文学学者一直在探寻,在克莱斯特打造的文学世界中,哪些手段可以被认为是确定性的,可以在分析主人公及情节提供价值的。虽然对于克莱斯特而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认识,但是相较于语言符号上的模糊性和欺骗性,或许身体符号更可靠一些。在这里,昏厥作为一种身体符号,在克莱斯特的作品中也必然承载着更深一层的意义。
下面我将就克莱斯特几篇小说中的昏厥的情节展开具体的分析。
(一) 《米歇尔科尔哈斯》
16世纪中期,住在哈韦尔河岸的马贩米歇尔科尔哈斯(Michael Kohlhaas)在去莱比锡参加集市的路上被易北河畔的特龙肯堡附近的容克温策尔·冯·特龙卡下令拦截,并被迫留下他最好的马匹。由于法院驳回了他的申诉,他采取了自救措施,他聚集了一帮人,烧毁了容克的城堡,在全国各地抢劫和谋杀,直到最后接受处罚毅然赴死。
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有各种昏厥的场景。这些场景正如第一部分所说,可以分为物理刺激和心理刺激两大类。
第一个案例包括科尔哈斯的仆人赫尔塞和商人的妻子丽丝白。两个人的昏厥都是由物理上的身体原因引起的。赫尔塞在昏厥之前,先是经历了一顿毒打:“这当儿管家将马牵走,堡长和仆役用脚踢我,用鞭子抽我,用棍棒打我,我被打得半死,最后倒在城堡的大门后面,” [8] 又是被恶狗撕咬:“这时便有十二条狗向我扑来。我从木栅上顺手抓住大约是横木的棒头,三条恶狗死在了我的脚下。我也皮开肉绽,痛入骨髓……” [8] 最终因伤势严重而昏厥。丽丝白和赫尔塞的情况相似,也是受到了外部暴力的袭击:“警卫怒不可遏,用长枪给了她一下,正刺中胸部,” [8] 当即便失去了意识昏了过去。以上是受到物理性刺激导致的昏厥。
除此之外,丽丝白和赫尔塞的昏厥也可以用概念中的第二个含义尝试解释。他们之所以遭受暴力行为,其实也能说明当时社会环境下小人物的无权无势,面对权贵没有发言权,没有地位。
因心理遭受不能承受的刺激而昏厥的人物当属萨克森公爵。首先,萨克森公爵是以“权势”、“专横”为特征的权贵代表,拥有着无限的权力,愿望总是可以得到满足。对一直以来拥有无限权力的萨克森公爵来说,他拒绝接受自己有任何失败的可能性。在萨克森公爵得知科尔哈斯手中掌握有预测自己命运的纸条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挑战。说到这张纸条,上面记载了一个神秘的吉普赛女人对萨克森公爵命运的预测,他忌惮吉普赛女人的通灵能力,从这时起萨克森公爵对自己世界的看法就已经有所动摇。他想从科尔哈斯手中拿到这张纸条,但所有方法都没有成功。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权力的局限性,意识到自己的欲望也不是一定会得到满足,意识到自己的命运竟然掌握在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手中,意识到自己相对于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而言是多么的软弱无力。这种不受控制的意识极大的动摇了萨克森公爵的自信心,现实显然与萨克森公爵之前的经历相矛盾,让其不能接受。
萨克森公爵不能想象任何负面的结果,不能想象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的质疑,不能想象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任何的挑战。因此,他通过昏厥,失去这种可怕的意识,从而保护自己免受世界观的坍塌和最后的绝望。除此之外,在第一次昏厥之后,萨克森公爵在短时间内又经历过两次昏厥,并且在此期间几乎没有意识,随后萨克森公爵的健康状况也是呈现急剧恶化的状态。这就表明此时萨克森公爵想要维持原有的虚幻的权力世界,压制不想承认的现实有多么困难。
萨克森公爵对纸条的执着和渴望极具强迫性,哪怕已经到了自身出现外显的疾病症状时,他也拒绝承认自己的失败。直到他亲眼目睹科尔哈斯在临刑之前取出字条阅读过后一口吞下的场景,萨克森公爵的幻想这才彻底破灭,“见此场景,那人登时昏倒在地,浑身抽搐起来,” [8] 最后一次晕倒在地上。这里的晕倒背后代表的是萨克森公爵构建的自己是权力拥有者身份的彻底毁灭,彻底认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和随之而来的世界观的崩溃。
总的来说,针对昏厥这一主题,《米歇尔科尔哈斯》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研究文本。
(二) 《O侯爵夫人》
昏厥在《O侯爵夫人》中是一个重要的、反复出现的主题。侯爵夫人的第一次昏厥发生在F伯爵将她从困境中救出之后:“他带着这位被惊吓得说不出话的女子到了宅邸的另一侧……一到此地她便完全失去知觉,倒在地上。” [8] 虽然她的晕倒似乎有充分的物理环境因素(围困、火灾、士兵强奸的威胁),但作为一种面对恐怖的反应,它似乎被不适当地推迟了:当她处于实际的危险中时,她有效地抵制了晕倒的倾向,反而发出了更实用的“Zetergeschrei (呼救声)”。只有在伯爵把她带到安全地带后,她才会失语并且晕倒。这种时间上的衔接让人觉得,与伯爵的相遇这件事本身才是导致她昏厥失去意识的直接原因。“对侯爵夫人来说,他不啻是从天而降的天使。” [8] 在昏厥前,O已被天使般的F伯爵所触动,在这个动荡的时刻,F伯爵在她身上引起了一种在O认知中不该有的感觉,唤醒了她一直被压抑着的情欲、被压抑着的对爱和性的需要。她认为这是一种禁忌的感觉,她不应该具备这种能力。但理性的意识已无法再控制大局,她逃到无意识中,似乎是在新出现的情欲时刻挽救意识的纯洁性的应急反应。
Dorrit Cohn在谈到侯爵夫人的晕倒时,却把它理解为一种女性对男性的倾心、委身的标志,也是一种战术手段,让侯爵夫人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情欲而不受惩罚。 [9] 甚至克莱斯特自己,也在1808年4月/5月的Phöbus杂志上发表了以下附言:这本小说不适合你,我的女儿。晕倒!无耻的闹剧!我知道她只是闭上了眼睛。 [10]
在侯爵夫人意识到怀孕后,又发生了一次晕厥。在医生和助产士对侯爵夫人进行了检查并宣布了她的新情况后,她又昏倒了。怀孕对于O来说是如此极端以及难以想象的事情,接生婆和医生的诊断是她婚外性行为的证明,这意味着她在性领域中不再纯洁,自己不再具备社会要求女性应有的美德,违背了意识中社会的准则。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继而通过昏厥,“逃避意识的监控”,“掩饰和逃避它直接面对内心强烈的情感渴念时显出的无能为力”。 [11]
在父亲得知这件事之后,给侯爵夫人下达了驱逐令,在这里侯爵夫人再次昏厥。这里的晕倒可以被看作是侯爵夫人因意外怀孕而被家人抛弃时崩溃的一种生理反应。然而,这种崩溃却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不仅反映了侯爵夫人的处境,也反映了18和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妇女的处境。在那个时代,妇女必须放弃自己的意愿,服从男人的命令,侯爵夫人的情况就是例证。因此,这种无力感有助于描绘妇女的艰难处境,这实际上也是克莱斯特在故事中表达的社会批评的一部分。
(三) 《养子》
上面的内容讲到了因社会对女性美德的高度要求,O侯爵夫人选择压抑自己的情欲。在克莱斯特的笔下,还有另一位女性,同样选择了压抑自己的欲望,同样出现了多次晕厥的情况,甚至比侯爵夫人更为严重,出现了类似歇斯底里等其他精神病症——《养子》中的埃尔维蕾。
埃尔维蕾的丈夫收养了尼科洛,并和埃尔维蕾一起将其抚养长大。在这段时间里,埃尔维蕾仍然被一个关于名叫科利诺的热那亚骑士的旧记忆所困扰,他把当时13岁的埃尔维蕾从着火的房子里救了出来,并在这件事三年后去世。两年后,埃尔维蕾与皮亚基结婚。从那时起,因为埃尔维蕾对这段经历仍然有着激烈的情绪反应,人们便不再讨论关于科利诺的话题。
埃尔维蕾将科利诺视为英雄,视为圣人,视为自己感情上的救世主。因科利诺的离世,埃尔维蕾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检验自己对科利诺的感情,因此她创造了一个抽象的科利诺的形象,这个形象是埃尔维蕾美化后的理想男人,她可以将她的爱投射到这个形象上作为替代。埃尔维蕾和皮亚基的婚姻并没有帮助埃尔维蕾摆脱这种幻想,毕竟在这段无实质性的、不圆满的婚姻之中,二人之间一直缺乏感情上的温暖和亲近。
带着对科利诺狂热的痴迷,埃尔维蕾定期对科利诺的画像进行膜拜。只有在这种时候,埃尔维蕾才会释放她平时被压抑着的情感。由于当时社会针对女性的美德观念,埃尔维蕾不被允许透露或者表现出对心中救世主的爱与渴望,可何况现在自己是另一个男人的妻子,种种条件的束缚之下,埃尔维蕾选择压抑自己的情感(包括性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冷漠又平静。
埃尔维蕾建立的虚幻世界只有在她的继子尼科洛那里才真正受到威胁。当她在一个狂欢节的夜晚遇到伪装成热那亚骑士的他时,她立即失去了意识:“她将遮盖着壁龛的丝绸帏幕一拉开,一眼便看见了他,失声叫了起来:科利诺!我亲爱的!继而便晕倒在地板上。” [8] 这一行为打破了埃尔维蕾对自己打造的科利诺形象的固守,将内心一直被压抑着的欲望带到了表面,使得她无法在忽视自己的情欲。在欲望与女性美德的思想冲突下,埃尔维蕾就像侯爵夫人一样,无法接受情欲是自己的一部分,最终昏厥。
除此之外,结尾部分皮亚基的昏厥也值得一提。尼科洛在选择替代皮亚基死去的儿子,成为他的养子之后,就意味着他必须接受和满足皮亚基赋予他的这一职能角色所提出的全部要求。皮亚基在尼科洛的整个成长过程中掌控着绝对的权力,认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养子,对养子的爱也是建立在利益得失的权衡之上。直到尼科洛公开反抗自己,将自己逐出家门,侵犯自己的利益,触碰到自己作为商人的底线时,皮亚基才无法维持一直以来养子的乌托邦式的形象。此时他不受控制地陷入了昏迷之中:“老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种无以复加的厚颜无耻的行径简直要使他昏厥过去……他一进房间,连一句话也没讲出,便昏倒在床边。” [8] 一直以来对养子的掌控权的失去,自己对尼科洛错误的判断,自我认知的干扰,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皮亚基此处的昏厥也是合情合理的。
(四) 《决斗》《智利地震》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克莱斯特笔下的人物十分倾向于将自己的欲望和想法与自身和他人的关系绝对化。遇到不能接受的情况他们选择逃避,选择将现实阻挡在自己设定的幻觉世界中。在《决斗》和《智利地震》中,作者在更高的层次上转向了同样的问题,通过展示主人公在理解神的意愿与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引发了认知上的危机。因此,在这一部分我将这两篇中的昏厥场景放到一起分析。
在《决斗》中里特嘉德被扣上不洁的指控,在里特嘉德的求助下,弗里德里希·冯·特洛塔为其出面决斗,讨回清白。里特加德确信,鉴于她的无罪,“上帝的裁决”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对她有利,并使她摆脱所有的指责。这一点在她对弗雷德里克担心的母亲海伦娜的慷慨陈词中说得特别清楚:“我的良心洁白无暇。他即使不戴盔披甲,走向战场,上帝和众天使也会护佑他的!” [8] 然而现实则是弗里德里希不幸战败,身受重伤,里特嘉德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晕倒。里特加德并没有通过弗里德里希的失败认识到上帝的意志对人们来说是不可揣测的,而是仍然被困在她对上帝的理解中,而这种理解则是由长期的社会习俗所塑造的。她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怀疑自己的清白,要么质疑上帝的正义,甚至质疑上帝的存在。无论做出哪种选择都会让她怀疑自己的认知,怀疑自己的无罪,这样的结果让她无法接受,于是逃避地选择了昏厥。
同样对上帝的意志有错误的认识的还有《智利地震》中的主人公。与《决斗》不同的是,《智利地震》主人公没有直接要求上帝做出决定,但把对自己有利的出乎意料的事件被解释为神圣的迹象。但即使是这种对自己判断能力的绝对信任,无异于乌托邦,也不可避免地以破坏虚幻的世界观而告终,不仅在心理上而且在身体上都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赫罗尼莫在得知心爱之人即将被处刑时,向神虔诚的祈祷,认为只有神能拯救自己。然而情况没有丝毫的改变,赫罗尼莫也变得绝望起来,意识到人们并不能改变神的旨意。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在此刻给赫罗尼莫带来了意识上的改变。地震的发生让赫罗尼莫遵循着生存本能逃到了城外,在这里,由于意识到自己生命的脆弱和地震对已知秩序的破坏,引发了无意识的退缩:“他爬到一个土丘上,继而晕倒在地。” [8] 当他最终发现何赛芬和他的儿子恢复健康时,他确信地震是上帝派来拯救他们的“天上的奇迹”。这场地震因被解释为积极意义的神的旨意而失去了所有的恐怖,加之地震后田园诗一般的情景,给了赫罗尼莫和何赛芬自信,甚至所有来自旧秩序的威胁都不复存在。这种对神的意志的误解让他们决定返回城市。在充满暴力的弥撒期间,他们终于意识到他们把地震解释为积极的神示,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愿望和希望而产生的幻觉。他们不得不接受所有看似救赎的现象都是矛盾和具有欺骗性的事实。因为错误的认知,最终悲剧收尾。
由于克莱斯特的其他三篇小说,《洛加诺的乞讨女人》《圣凯茜丽或音乐的魔力》和《圣多明哥的婚约》中昏厥场景较少,在此文章中暂不做分析。
4.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晕厥在克莱斯特作品中承载着深刻的意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克莱斯特笔下的主人公,由于有限的认知,常常基于自己的个人的、主观的对事物的感知和体验,去创造一种按自己意愿发展的解释模式。这些人物显然难以承认以前被压抑的关于他们自己的不被接受的事实,以及他们有限的感知能力和随之而来的无能为力的认知。因此,作为每部作品的核心,意识到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而昏厥作为主人公意识到对当下情况无能为力的反应,也成为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