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及其异质性
The Effect of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for Employees on Depress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and Its Heterogeneity
DOI: 10.12677/AR.2023.103063, PDF, HTML, XML, 下载: 219  浏览: 364 
作者: 冀明璐: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关键词: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老年抑郁OLS模型异质性分析Basic Pension Insurance for Employees Depression in Old Age OLS Mode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摘要: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要推动开展老年心理健康与关怀服务,老年抑郁是影响健康中国以及积极老龄化发展的阻碍之一,而养老金作为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有利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本文采用2018年CHARLS数据库,对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于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运用OLS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做了异质性检验,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老年人抑郁水平呈现负相关的关系;二是个人特征和身心健康水平对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三是男性、居住在农村、教育水平较低及婚姻状况良好的老年人获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后,抑郁水平降低得更多。
Abstract: Healthy China Action (2019~2030) propos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and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and depression in old age is one of the hindrance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y China as well as positive aging, while pension as the main source of income for the elderly is conducive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In this paper, 2018 CHARLS databas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for employees on the depress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by using OLS model, and made the heterogeneity test,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ly,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for employees and the depress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show a negative correlation; secondly,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evel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depress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thirdly, the depression level is reduced more when older people who are male, live in rural areas, have a lower level of education and are in a good marital status receive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for employees.
文章引用:冀明璐.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及其异质性[J]. 老龄化研究, 2023, 10(3): 487-497.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3063

1. 引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份报告,全球超过60岁的老人中,有20%的人患有精神类疾病。在60岁以上的老人中,6.6%为精神障碍所致,使其伤残损失生命年的比例为17.4%1。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老年心理健康,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明确指出要关注老年群体心理健康,并为其提供心理卫生服务促进其精神健康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并试图探讨其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核心,养老保险金作为国民退休后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直接关系到国民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影响着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水平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支持“积累优势”理论的研究者们,核心观点是:高收入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会随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积累,进而使个体间老年阶段的精神健康差距进一步扩大 [1] [2] 。也就是说领取职工养老保险金的老年人随着老年人年龄增加,收入对其心理健康带来更多正面影响。但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否能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以及对不同群体进行对比的实证研究不足,研究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对于认知基本养老保险功能,推进积极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老年人抑郁水平

在中国,孤独、焦虑、抑郁、社会孤立等精神卫生问题在老年群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其精神健康水平在不同群体中也有明显的差别 [3] 。WHO《健康老龄化行动十年(2020~2030年)》和中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均明确提出,要以健康公平为核心,大力发展老年心理健康与照护服务,最大限度地惠及最弱势、最边缘人群。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老年人抑郁症发生的相关因素,为制订适合老年人心理卫生需求的科学策略及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公平提供参考依据。

2.2. 养老保险对于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研究

收入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学者通过经验分析发现,低收入者更有可能产生不健康行为、物质生活困难、社会资本缺乏、消极事件频繁发生等问题,从而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以及更大的心理压力 [4] [5]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作为我国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给退休职工提供了一定的收入,使得退休的老年人能够维持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从而使老年人保持心情愉悦。农村养老保险缓解了老人的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和精神贫困 [6] ,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沮丧感,减少了老年人的无助、郁闷等情绪 [7] ,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2.3. 影响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因素

关于影响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因素,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影响因素可归纳为以下三类:一是个人特征。长期以来,有关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往往将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以往研究表明,女性的抑郁检出率明显高于男性,而城市户口居民抑郁检出率明显高于农村户口居民 [8] 。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与其自身群体的特质有着极大的关系。二是社会经济特征。婚姻状况对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自身的抑郁症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婚姻满意度越低,自身患抑郁的风险越高 [9] 。受教育程度、与老年人自身的健康水平对于抑郁水平都有着显著的影响 [10] 。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由于缺乏物质、社会和心理等维度的应对资源,因此在应激反应上表现出更大的脆弱性 [11] 。社会经济特征对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三是社会生活类。一些学者为了更深入的挖掘影响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因素,从更为新颖独特的角度出发探寻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机制。老年人不但要面对因衰老退化而产生的客观心理转变,还有可能要应对负性生活事件以及因此带来的晚年多元身份转变,这些都导致了老年人的抑郁倾向 [11] 。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的心理抑郁程度呈负相关,进一步看,在线非正式休闲活动(社交和娱乐)有助于改善老年心理健康 [12] 。

然而,关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于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学者做出实证分析。那么,首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否真的有利于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其次,对于不同的群体,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程度是否有差异性?这些都需要进一步阐明。

3. 研究假设与变量选取

3.1. 研究假设

从国内外老年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来看,老年人自身的健康状况一般为老年抑郁水平的主要影响因子,但是,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地以及婚姻情况都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个人特征会影响老年人抑郁水平

假设1.1:年龄会影响老年人抑郁水平

假设1.2:性别会影响老年人抑郁水平

假设1.3:居住地会影响老年人抑郁水平

假设1.4:受教育水平对老年抑郁水平有负向影响

假设1.5:婚姻状况对老年抑郁水平有负向影响

假设1.6:健康状况对老年抑郁水平有负向影响

根据阿马蒂亚·森(1999)的说法,可行能力是一种实质自由,它使得人可以生存,并且可以过上自己所珍视的生活。低收入是影响个人可行能力的重要因素。年龄、疾病等会削弱了人们获取收入的能力 [13] ,而这些因素又会使将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变得很困难,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收入才能进行与别人同样的功能性活动。所谓“功能性活动”,就是人所做的事情与存在状态的组合,如营养状况良好、免于疾病这些基本要素及自尊、尊严、社群生活等复杂要素 [14]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获得更多功能性活动,提高身心健康水平,减少抑郁情绪产生的可能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抑郁水平有负向影响

3.2.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研究(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该研究收集了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CHARLS于2011年开展全国基线调查,该调查覆盖了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覆盖了1万户家庭,总样本大约为1.7万人,调查组分别在2013年、2014年、2015年和2018年进行了全国追踪调查,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2018年CHARLS数据库。

本文探讨的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关系,因此调查对象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调查内容除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加行为及个人抑郁水平外,还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如年龄、性别、居住地、受教育水平、婚姻、健康、慢性病患病状况、生活满意度、健康满意度、其他保险投保行为等。根据以上变量进行筛选,本文最终所得到的样本5175人,以下为样本的基本特征(见表1)。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s

表1. 样本的基本特征

3.3. 变量选择

3.3.1. 被解释变量:抑郁水平

老年期(或老年)抑郁不是以病因而是以发病年龄界定的,即泛指发生于老年期(≥60a)这一特定人群的抑郁症 [15] 。当前对抑郁状况的评价主要使用抑郁量表进行,学者们已开发了一系列抑郁测量工具,美国国立心理健康研究院(NIMH)的拉德洛夫(Radloff)于1977年提出了流调中心抑郁症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该量表最初被用来研究抑郁症发生的相关原因及发展规律 [16] 。CES-D及其后的简表CES-D10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一种筛选普通人群抑郁症状的常用工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17] ,本文即采用CES-D10量表这一测量工具。CHARLAS数据库中包含了CES-D10简表,它使用10个问题来测量被调查者的抑郁状态,本文将这10个问题进行整理,并将“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不太多”、“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大多数时间”这四种回答分别赋值为4分、3分、2分和1分。诸如“我对未来充满希望”这样的正面问题则进行逆向编码,得分从0到40不等,得分越高抑郁水平越高。

3.3.2. 核心解释变量:是否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指的是国家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强制性地设立并实行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根据该制度,雇主和劳动者都要依法缴纳养老保险费,当劳动者到了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龄或者由于其它原因,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之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就会依法向他们发放养老金等福利,以此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使得老年人在退休后仍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有利于老年人维持身心健康,降低抑郁水平。

3.3.3. 控制变量

根据文献综述提及的影响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其他因素,本文加入了个人特征、身心健康状况和其他养老保险投保行为三类变量。其中,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受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身心健康状况则包含自评健康、慢性病患病状况、生活满意度和健康满意度;其他养老保险投保行为包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下表为各变量的具体含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Table 2. The variable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2. 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4. 实证分析

4.1. 实证模型

研究选取了2018年CHARLS数据库的横截面数据,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VIF值小于5,研究发现,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关系,可用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本研究以多元自变数的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老年抑郁得分为因变量,以老人是否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自变量。在回归分析中,采用OLS模型对因变量与多个自变量进行线性相关分析,模型如下:

Y = β 0 + β 1 X 1 + β 2 X 2 + + β n X n + ε

式中,Y为因变量抑郁水平,X1、X2 、Xn是自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β0为回归截距,β1、β2 、βn为回归系数。

4.2.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以是否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增加控制变量,同时根据各控制变量的性质将其分成个人特征、身心健康状况和其他养老保险参加状况三部分。本文使用的数据分析软件为Stata16.0,采用OLS模型进行分析,对上述假设做出检验(见表3)。

Table 3.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effect of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for employees on depress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表3.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注:*P < 0.1, **P < 0.05, ***P < 0.01。

首先,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其抑郁水平比没有参加的老年人少0.997个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有显著影响(P < 0.01)。

其次,在个人特征方面,年龄对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假设1.1未得到验证,性别、居住地、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对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P < 0.01),假设1.2、1.3、1.4、1.5得到验证。

第三在身心健康状况方面,自评健康状况从好到不好回归系数节节攀升,即自评健康越差的人其抑郁水平也越高;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比没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抑郁水平高出0.546个单位(P < 0.01),以上表明生理健康状况越差的老年人,其抑郁水平更高。而在生活满意度和健康满意度方面,都呈现了显著的负相关结果(P < 0.01),其系数也较高。综合来看,身心健康的老年人其抑郁水平更低,假设1.6得到验证。

最后,关于其他养老保险投保行为方面,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商业保险对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但是这两个变量都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4.3. 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老年人群体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后对其抑郁水平的影响,本文从性别、居住地、受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四个方面进行分类,用分样本评估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带来的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具体变化,结果见表4

Table 4.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for employees on depress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表4.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注:*P < 0.1, **P < 0.05, ***P < 0.01。

从性别差异来看,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养老保险对男性抑郁水平的影响比女性高0.002,几乎没有差别,两组结果都显著(P < 0.01)。从居住地差异来看,农村的老年人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后抑郁水平降低了1.67,而城镇老年人抑郁水平1.109,两者都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P < 0.01或P < 0.05)。从教育水平差异来看,小学及以下的老年人领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后抑郁水平更低,为1.233,且结果显著(P < 0.01),而对于初中及以上的老人这一数据仅为0.832,但是后者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从婚姻状况差异来看,无配偶的老年人参保后抑郁水平下降的幅度比有配偶的老年人低0.336,但无配偶样本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5. 讨论

1)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其抑郁水平比没有参加的老年人更低。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增加了老年人退休后的收入,能够维持其生活水平,老年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功能性活动,其生理健康水平较高,而与没有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相比,更具有自尊感和成就感。

2) 个人特征对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的影响。性别、居住地、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对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保持一致,与以往研究结果保持一致。年龄对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这与以往的研究 [18] 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可能的原因是以往的文献多对年龄进行分组进行分析,而本文将年龄设置为连续变量导致。

3) 身心健康状况更好的老年人其抑郁水平更低,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生活满意度和健康满意度对老年人的抑郁水平都呈现了显著的负相关结果,其系数也较高 [19] [20] 。生理健康水平是影响老年人晚年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健康的体魄可以使老年人在退休后享受更多的文娱活动,提升了其生活满足感和满意度,降低了其抑郁水平,提升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助于积极老龄化的推进。

4) 男性、居住在农村、教育水平较低及婚姻状况良好的老年人获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后,抑郁水平降低得更多。男性往往有着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参与更多社会活动,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养老保险金,其心理健康水平较高。而根据社会比较理论,获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的农村、受教育水平更低的老年人,对于与自己属于同一群体的人,其经过对比可以获得更多的满足感、成就感,其抑郁水平降低得更多。人际关系满意度下降会导致抑郁症状加重,婚姻关系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证明婚姻满意度对抑郁症状具有重要影响,婚姻状况良好的老年人往往具有更好的心理健康水平 [9] 。

6. 结论

推动积极老龄化的着力点在于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作为老年人退休后重要的生活来源,极大地提高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不断受到各方的重视。本文使用2018年CHARLS数据库的横截面数据,以是否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增加控制变量,同时根据各控制变量的性质将其分成个人特征、身心健康状况和其他养老保险参加状况三部分,采用OLS模型做实证分析,结论如下:

一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老年人抑郁水平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二是个人特征和身心健康水平对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

三是男性、居住在农村、教育水平较低及婚姻状况良好的老年人获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后,抑郁水平降低得更多。

NOTES

1世界卫生组织. 精神卫生与老年人.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ental-health-of-older-adults.

2卫生与健康委员会.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7/15/content_5409694.htm.

参考文献

[1] Amroussia, N., Gustafsson, P.E. and Mosquera, P.A. (2017) Explaining Mental Health Inequalities in Northern Sweden: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Global Health Action, 10, Article ID: 1305814.
https://doi.org/10.1080/16549716.2017.1305814
[2] Hajizadeh, M., Bombay, A. and Asada, Y. (2019)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Suicidal Behaviours among Indigenous Peoples Living Off-Reserve in Canada. CMAJ: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191, E325-E336.
https://doi.org/10.1503/cmaj.181374
[3] 董亭月. 社会支持对中国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研究——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J]. 调研世界, 2017(8): 3-9.
[4] O’Rand, A.M. (1996) The Precious and the Precocious: Understanding Cumulative Disadvantage and Cumulative Advantage over the Life Course. The Gerontologist, 36, 230-238.
https://doi.org/10.1093/geront/36.2.230
[5] Ferraro, K.F. and Pylypiv, S.T. (2009) Aging and Cumulative Inequality: How Does Inequality Get under the Skin? The Gerontologist, 49, 333-343.
https://doi.org/10.1093/geront/gnp034
[6] 刘一伟. 社会保险缓解了农村老人的多维贫困吗?——兼论“贫困恶性循环”效应[J]. 科学决策, 2017(2): 26-43.
[7] 柳清瑞, 刘淑娜. 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减贫效应——基于PSM-DID的实证分析[J]. 人口与发展, 2019, 25(3): 38-46.
[8] 李然. 老年抑郁、焦虑与认知功能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关系研究[J]. 中国卫生产业, 2015(15): 139-140.
[9] 王学义, 彭敬. 老年夫妻婚姻满意度对抑郁症状的影响[J]. 人口研究, 2023, 47(1): 72-86.
[10] 白玥. 劳动参与缓解老年抑郁症状的影响研究[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0(5): 144-154.
[11] 杜本峰, 黄振霄. 生活事件与老年人抑郁倾向: 累积效应、社会后果与影响机制[J]. 人口学刊, 2020, 42(6): 83-100.
[12] 杨梦瑶, 李知一, 李黎明. 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基于两级数字不平等的视角[J]. 人口与发展, 2022, 28(6): 132-147.
[13] Wedderburn, R.B.D. (1970) A. B. Atkinson. Poverty in Britain and the Reform of Social Secur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80, 719-721.
https://doi.org/10.2307/2229982
[14] Nussbaum, M. and Sen, A. (1993) The Quality of Lif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https://doi.org/10.1093/0198287976.001.0001
[15] 王祖新. 老年抑郁综合征[J]. 新药与临床, 1998, 17(3): 175-176.
[16] Radloff, L.S. (1977) The CES-D Scale: A Self-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 385-401.
https://doi.org/10.1177/014662167700100306
[17] 章婕, 吴振云, 方格, 等.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全国城市常模的建立[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0, 24(2): 139-143.
[18] 陈美, 张勇之. 社会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21, 48(9): 1644-1647, 1652.
[19] 李金平, 徐德均, 邓克维. 体育锻炼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及幸福度影响[J]. 中国公共卫生, 2006, 22(4): 390-391.
[20] 牛田华, 孟庆跃, 宋涛, 李向云. 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累积logistic回归分析[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 17(11): 1324-1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