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韦努蒂是西方解构主义的领军人物，与此同时，也是美国翻译理论中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翻译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存异”，并且主张凸显译者作用的异化翻译策略，而反对传统的以目标语言为目标的归化翻译策略，以此抵制西方欧美翻译的文化霸权行为。
《阿Q正传》是鲁迅所创作的唯一一部中篇小说，自1912年12月4日发表以来，便陆续被翻译为多种语言，获得了各个国家读者的喜爱。主人公阿Q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小说因以阿Q为代表的生动形象、辛辣笔触和深入浅出的内容而享誉海内外。然而，国内关于《阿Q正传》的研究大多倾向于英译本，且多为从关联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对《阿Q正传》的日译本及其文化韵味的异化翻译的研究尚且不多。故此，为探究《阿Q正传》日译本中的源文本语言特征、原文化保留情况，文章尝试借助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来分析两译本的翻译特点，以便为《阿Q正传》日译本的解读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并为将来文学作品的日译提供一定借鉴。
2. 译本选择说明
为了使研究更具说服力和科学性，本研究选择了由竹内好和藤井省三翻译的《阿Q正传》两个日译本。下面介绍选择这两个译本的原因。
鲁迅与日本有着深厚的渊源，日本学者对他的作品和思想进行了广泛研究。特别是《阿Q正传》的日译本数量众多，自井上红梅在1928年首次翻译该作品以来，已经出现了十几个不同的译本。在众多译者中，竹内好是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者和翻译者之一。作为日本鲁迅研究的代表人物，竹内好对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尤其在鲁迅研究和中国文学思想研究领域。丸山升曾评价竹内好于1955年出版的译本是迄今为止最高质量的小说译本 [1] 。藤井省三是日本当代著名的中文文学家和翻译家，一直致力于以鲁迅和莫言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对中国文学思想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鲁迅的作品，并于2009年出版了《故乡/阿Q正传》的新译本。
竹内好和藤井省三都对鲁迅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原文的理解能力无可置疑。他们的译本都是优秀的作品，受到了专业译者和读者的赞赏，并在市场上畅销。此外，由于竹内好和藤井省三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不同，以及译者的翻译目的和个人素养的差异，他们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和方法必然存在差异。因此，研究认为，将竹内好和藤井省三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是可取的。
3. 韦努蒂异化论
1813年，在以翻译方法为主题的讲座中，施莱尔马赫指出：“译者要么让作者安居不动，把读者引向作者；要么让读者安居不动，把作者引向读者” [2] 。1995年，韦努蒂以施莱尔马赫的翻译理念为灵感，凝练出“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并在著作《译者的隐身》中进行了论述。所谓归化通常是指译者对源文本采取透明、流畅的翻译，尽量减少源文本带给读者的陌生感。与之相对，异化是指译者有意保留源文本的某些异质性，尽可能地保留源文化的特点和作者的独特表达方式，使读者能够理解源文本的风格，有一种置身于源文本的感觉；简言之，异化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源文化特质 [3] 。
韦努蒂认为，归化翻译法强调流畅性和透明度。他指出，归化翻译以目的语表达方式传达源语言的信息，充分考虑到读者对译语的接受心理和审美意识，不至于影响读者的阅读，但却会导致源语言文化信息的流失，从而造成源文化的失语状态，无法实现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就英美文化而言，归化法满足了他们文化霸权的需要，反映了文化帝国主义和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同时也使得译者和译文处于一种“隐身”状态。因此，为了反对与抵制现如今的欧美国家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规范，韦努蒂认为译者在翻译中不应该处于“隐身”状态 [4] 。此外，他建议用异化翻译策略来遏制翻译的民族主义暴力。韦努蒂指出，异化法抑制目标语言的文化价值，强调源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把读者带出国门 [5] 。总之，异化法是反对透明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规范，是非透明的；其目的是为了表达和强调翻译中的语言文化差异，反映外国的异质性文化，是一种战略性的文化干预，有助于抵制欧美文化霸权，促进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
4. 译本实证分析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内涵是通过语言来传达的。因此，在翻译《阿Q正传》时，要关注译者的语言表现形式和独特字句。下面选取《阿Q正传》中出现的称呼、骂言、四字词语以及惯用语的用例，从异化翻译理论角度尝试探讨译者是如何进行翻译的。
(一) 称呼
称呼是指称呼其名，有各种各样的使用形式，而且在不同的时代，为了保留原文特质，即使是同一个称呼，其叫法也相对有所不同。
例1：
“秀才”别称“茂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荐举人才的科目，二是指科目合格的生员，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称呼。相对而言，日本是没有“秀才”这个称呼的。对这句话的翻译，两位译者均采取异化翻译的方法，明确地向日本读者传达了封建时期秀才这一称呼，使读者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源文本。
例2：
“地保”一词是指“从清朝到民国初年在各地方完成政府事务的人，大致相当于秦汉时期的亭长、隋唐时的里长、宋朝的保长” [6] 。在翻译这句话时，竹内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并在文章末尾处对其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与之相对，藤井则是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用日语中的词语替换。对于这种中国社会特有的职业，笔者认为竹内的处理更能保留源文本中的文化特点。
(二) 骂言
《阿Q正传》中有几个阿Q与村民打斗的场面，也有阿Q被比自己厉害的人骂的场面，主要是向读者再现清末封建中国农村地带的生活。其中，出现了很多具有中国代表性的骂言，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然而，由于中日两种语言在文化和语言习惯上差异较大，翻译成日语时，译者如何在保持原文语言特色的同时让日本读者接受也是一个问题。以下是从原文中抽取的含有骂言的例句。
例3：
无论在中国，亦或是在日本，狗这一动物都被视为人类的朋友。人类对其的潜在印象都是积极的，比如：提到狗，人们一般会联想到“忠心·可靠”等词语。但在汉语中也存在着许多关于狗的消极意义的表达，如“狼心狗肺·癞皮狗·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对于这句话的翻译，两位译者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其中藤井添加了“め”字，以表示鄙视骂人之意。这样的处理充分保留了源语言文化的信息，形象传达了中国农村地带的生活特色。
例4：
“秃儿驴”是生活中常见的谩骂语，出自《水浒传》的第四回中鲁智深对僧人的谩骂。这里由于钱太爷的儿子留学时剪去了辫子，被阿Q视作和尚般的存在，因此被谩骂成秃驴。从翻译策略上来说，在翻译“秃儿驴”时，藤井采用了归化的策略，把其所指的意思翻译了出来；而竹内则采用了异化的策略，直接保留了源语的特色，更为准确地传达了“秃儿驴”一词最初的语言表达内涵，表达了中日间语言文化的差异。因此，笔者认为此处竹内的处理更为恰当。
(三) 四字词语
四字词语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特色之一，意思凝练、音韵优美，具有极强的修饰效果。然而，这仅仅四个字的表达却往往表达了很深的寓意，令诸多翻译者头疼。
例5：
“三教九流”中的三教指儒家、佛教、道教三教；九流则是指儒家、法家、墨家等先秦汉初的九大学术流派。对于该词语的翻译，竹内译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直接翻译成“三教九流”，并加以注释，能够清楚地将源文化中的语言差异展现出来，并将作者的真实意图传达给读者。与此相对，藤井译则将其翻译成“まともな人”，因此可以说藤井译本并没有准确传达原作的真实意图。故此，笔者认为此处竹内的翻译更佳。
例6：
“不足为奇”作为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到的词语，具有非常典型的汉语特色。在翻译该词语时，竹内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其译为“ともかくとして”，虽然增加了译文的流畅度，但却损失了源语言文化信息。与之不同，藤井在翻译时则是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其译为“奇とするに足らざる”，保留了该词语的源语要素。因此，笔者认为此处藤井的处理更能体现汉语语言文化的信息。
(四) 惯用语
惯用语通常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合而成的，是一个表示特定含义的固定化的词组。惯用语产生于人们的生活文化等，是人们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的一种反映。然而，由于中日两种语言在文化和语言习惯上差异较大，翻译成日语时，译者如何在让日本读者接受的同时，保持原文语言特色也是一个问题。
例7：
“引车卖浆者流”出自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魏公子列传》，指拉大车做小买卖的人，亦指平民百姓。在翻译该句惯用语时，藤井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将惯用语的意思解释出来；而竹内则将其翻译为“車夫馬丁”，使得译文更具有异域特色，且也保留了原文的文化信息，理解更为容易。
例8：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是中国的典故，是出自《淮南子》的古训，比喻事物具有两面性，有好有坏，都不需过分在意。因这个典故已经传到日本了，且广为日本读者熟知，能够为日本读者理解。因此，在翻译这句惯用语时，两位译者采取异化翻译的方法，明确地向日本读者传达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文化内涵。
5. 结语
韦努蒂以其独特的见解和思维，在历史和政治的背景下对文化霸权提出质疑，其主张的异化翻译在翻译界开辟了新天地，给译者和读者带来了新体验，颠覆了传统的通顺和忠实原文的翻译理念，打破了限制。本文借助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分析《阿Q正传》竹内好译本与藤井省三译本在称呼、骂言、四字词语以及惯用语这四个层面的翻译特点。总体而言，两位译者在翻译时都对原文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了源文本的语言文化特色和原作者的独特表达方式。这给中国文化外宣提供了一定启示，即：在翻译中国文化作品时，需要注重软实力的传播和中国文化的外化，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凸显中国的文化韵味，提升中国翻译的话语权。译者应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采取适当的“异化”翻译策略，突出汉语的语言特色，隐性传达中华民族优越的文化价值，进而达到吸引更多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效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