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白先勇于一九五八年带着他的第一篇小说作品《金大奶奶》登上了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1的平台,从此掀开了他小说创作的帷幕。20世纪60年代初,白先勇与欧阳子等作家一起创办了杂志《现代文学》2,目的是在译介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文学作品的同时探索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并且在中国台湾提倡现代文学。
白先勇经经由了从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手法,到紧扣时代背景、关注人物生存困境,再到将西方现代派小说技巧和中国传统文化交织融合的文学创作历程。尤其是在小说集《台北人》中,白先勇带着怀古的韵调展示了一群在新、旧世界中纠缠的人物,也表现出时空流转、物是人非、命运跌宕而不可抵抗的沧桑之感。
2. 以可感的与意会的象征手法矛刺众生困境
白先勇的《台北人》由十四个篇幅独立而内容又紧密联系的短篇小说组成,《台北人》中的人物几乎涵盖了社会各阶层,描绘出广阔纷杂的众生相。美国诗人和文艺评论家亚瑟·西蒙斯说,象征是“形式对思想,有形对无形的一切约定俗成的表现” [1] 。象征手法作为西方现代派小说的重要技法,用日常所见的,具体可感的事物去表达难以言说的、只能朦胧会意的某些深层次的思想和情感。
首先,“台北人”的称呼似乎明确但又深藏暗示,这些主人公虽居于台北,然而却是从各个地方流落而来,有上海的精致名媛,有南京的军人家属,还有戏台上的名角或底层的舞女,甚至有桂林来的米粉店家。“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每个人都背负着一段沉重的,并且斩不断的往事” [2] (p. 316)。“台北人”作为一个统一的称谓象征着非具体的意味——书的扉页上是刘禹锡的诗歌《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正如白先勇所说的:“我用这首诗做题词,已替这本书定了个调子” [3] 。作品的底调就是时光一去不复返,一切事物尽在变化中,那忧患重重中流落四方的人群,也不过终将被时间埋没。
《永远的尹雪艳》作为小说集的第一篇,小说的开头就直接点出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的主题。“尹雪艳总也不老”“尹雪艳着实迷人”“尹雪艳着实有着压场的本领”,这样一个“万年青”式的女子同时也被赋予了“煞星”的形象。从开始时她依傍的洪处长生意没落倾家荡产,到徐壮图与她交往数日后在工作时惨遭杀害。“尹雪艳站在一旁,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 [4] 150作为小说集的开场人物,尹雪艳既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同时又作为一个符号,象征着旧世界的繁华和新世界当前的荒芜,暗示旧世界坍塌后人们在新世界中难以自处的生存困境:一方面忘不了过去的回忆,带着旧的身份,维护着过去的尊严和脸面;“尹雪艳”作为带有符号意味的人物,像一个旧世界的“幽灵”一般萦绕在迷失身份的人群身边,给予他们在新世界生存的精神寄托。
“意象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带着聚集起来的一切力量,驱动我们的情感和理念。由于微妙的联想和无穷无尽的含义,使原本平淡的事物具有巨大的艺术力量。” [5] “牌”和“戏”作为两种具体的意象在很多篇目中都出现过。麻将在中国是一种充满生活气息的意象。在白先勇的小说中,“牌”出现在《一把青》中飞行员家属院的桌面上,也出现在尹雪艳公馆里无数的社交场中。麻将作为带有中国标识的物件,代表着与过去未曾完全分离,同时,麻将又是一个运气与谋略都不可缺才能赢得的游戏,运气蕴含着命运的不可捉摸,难以把握,正如这些迷茫的“台北人”一样,从掌握牌局的人变为了桌上的牌,他们必定被一种力量操控着。“戏”更是在作品中多次出现,彰显着白先勇先生本身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戏曲的深入涉猎。《游园惊梦》中一文中,从小说题目就能看出和传统戏曲的选用,主人公钱夫人是唱戏为生的名伶,而“游园惊梦”一出恰恰是她的拿手选段,而她的命运也犹如梦中的杜丽娘一般“迷失”,这一出戏无论是从出处还是具体的唱词来看,都饱含着美人迟暮,世事难料的哀叹。
“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艳喻为幽灵,即要证明《台北人》之底层,确实隐藏着一种‘万事皆空’的传统思想。” [2] (p. 337)“牌”和“戏”也并不是作者随意选取的物象,人物、物件、场景在作品中都成为带着特定的使命,象征着众生迷茫又充满重复的生存困境,也象征着众生依然沉湎于传统文化基因的“旧世界”寻找心灵寄托的漫漫长路中。
3. 在意识流的时空中写尽汹涌的情感
“在意识里面没有任何可以连结在一起的东西——意识是一直流动着的,因此用河流或者流水作为比喻来形容意识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6] 。意识流达出“宣泄”和“流淌”的水流一般的特征,因此在作者想要直接抒发感情或者是通过心理活动展现人物性格时都经常被采用。意识流作为能够直接表达人物内心活动的手段出现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最常见的手法是内心独白。作家常常通过描写书本中人物内心深处的心理活动,来表现人物或是作家借人物之口袒露出的真挚的情感。白先勇在小说中经常采用内叙事视角展现空间,这既可显露人物所处的真实空间,又可折射人物内在意识,最终实现环境和心境相互交织的效果。
从《台北人》合集中《游园惊梦》《花桥荣记》《秋思》等一系列篇章中可以看到,白先勇经常运用内心独白这样的现代主义小说表现手法,构建出人物视角展现的一片故事空间,在这空间中有真实的,也有想象的,用来传达出人物内心纷乱复杂的真实世界,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如同陷入“迷狂”一般的表达效果。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以女主人公“金大班”的意识流动贯穿构成整篇文章,用大段大段意识流的描写串联金大班过去几十年作为歌女的生活和现在主人公正置身的最后一场舞会。第一部分从主人公在化妆间意识的流动,引出了过去的她作为“玉观音金兆丽”叱咤舞池的场景——她在情场中的成功和失望,令她心爱或失望的男人都在她的脑海里交叠。第二部分先是从对朱凤的责骂想到过去的自己,进而从在舞池中遇到的年轻男孩想到曾经的真爱月如。全篇意识如瀑布一般倾泻,大段大段的文字交代出“金大班”最后一晚的焦灼与心酸,记忆的洪流汹涌浓缩在现在的点点滴滴中,使金兆丽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在这个短暂舞女生涯的夜晚展现出了动人心弦的魅力。
《游园惊梦》一篇更可谓将意识流手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粹融合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这篇小说中,白先勇采用了大段大段意识流的描写。这篇文章从钱夫人的视角开始叙述,建构出一片独立的“故事空间”,整体围绕聚会看戏这一事件展开,其中穿插了与诸多旁人的对话以及往昔的回忆。“昆曲是非常美的音乐,我想用意识流的手法把时空打乱,再配合音乐上的重复节奏,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3] 对昆曲特征的深刻把握使得白先勇选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叙述时,游刃有余地将小说和昆曲《牡丹亭》紧密联系:《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唱词内容正映射出小说女主人公过去经历——蓝田玉原是南京的昆曲名伶,嫁给一个年纪可以做她父亲还要多的将军后变成尊贵的“钱夫人”,在将军过世并辗转多地之后,她自己的身份也下降了许多,与从前身份相当甚至是从来比不上她的旧友在一起,反而映衬出她如今的不得意。意识流手法和《牡丹亭》的唱词交叉穿插在叙述当中,文中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原本是杜丽娘渴望真挚爱情的独白,此时投射在钱夫人的心中,则是过去“姹紫嫣红”与当前“断井颓垣”景象的流转。伴随着蒋碧月的敬酒和揶揄,程参谋的好奇打探和邀请,月月红十七的劝酒与试探——呈现在钱夫人眼前的却是过去师傅给她伴奏讲戏的场景,是师娘为她做的占卜和劝解,还有丈夫钱鹏志将死之时的宽慰和嘱咐……一连串错综的景象交织在一起,意识流叠合昆曲并行,营造出现代与古典并存的叙事时空。
白先勇对意识流技巧的运用在表达小说文本的主题、传达个人的思想和情感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由小说人物视角的不断转换,将不同时间段的故事背景通过中国传统戏曲的叙事空间展现出来,无论是人物经历的过去和现在,还是“现在”与《牡丹亭》的唱词交叠与重合,都将小说情节涉及的故事时序淡化,呈现出独立的、空间中写时间的时空特征,在这由现代派艺术手法与中国传统文化戏曲形式相结合而营造出的时空中,让人物尽情地倾泻情感,吐露真心,读者亦将直观地、身临其境一般看到人物的生平经历和汹涌情感。
4. 以变形的镜头凸显“畸人”的生存状态
“人们被许许多多个绳索连接,一旦某个人身上的绳索松了,那他就会悬浮在空中;如果绳子断了,那他就会从空中跌落下去。” [7] 卡夫卡曾这样说明现代人生活的变形,但是白先勇小说中人物的“畸变”并不是全如《变形记》中在物质外观层面的变形,更多的是因生存环境的前后变化和巨大的生存落差导致的心灵和性格的变异。“白先勇有意塑造了一群都市生活中的‘畸人’形象,他们一边否认现实,力图从现实中脱离出来,一边又拼命地想融入现实。” [8] 《台北人》中的“台北人”具有两层身份,首先是“故乡的自己”,然而历经世事变迁后迁居到台北便拥有了一个“台北人”的新身份。如果说“绳索”是人的社会关系与生活环境,那么这一批“台北人”都或自愿或被迫地扯断自己过去的“绳索”,从而在新世界织出新的关系网,从而保证自己不被“消灭”,这个被迫与过去分离,强行融入新环境的过程造成强烈的冲突,过去和现在的事物和人的重叠,让这一群流离的“台北人”生活在重重矛盾之中。
小说《花桥荣记》以台北米粉店老板娘的视角展开,以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又不失人情地展现出常客卢先生的“畸变”。常来吃米粉的卢先生和老板娘来自同一个故乡,“卢先生是个瘦条个子,高高的,背有点佝,杆葱的鼻子,青白的脸皮,轮廓都还在那里,原该是副很体面的长相。” [4] 191他本是一个规矩的读书人,也是桂林有名的大善人的后代,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老板娘心中暗暗许定的侄女婿。在老板娘试图将侄女秀华介绍给卢先生做媒时,他却以在故乡有妻子而拒绝。妻子与自己的“已婚”身份是卢先生处事底气和自尊来源,然而在为了这份底气积攒了多年积蓄后却发现进入了一场诈骗,关于家乡妻子的信息都是假的,希望与坚持的破灭抽走了卢先生生存底气。继而老板娘又听人说卢先生和洗衣房的女人在一起,再次被这个女人欺骗侮辱,最后变成了“疯子”,“畸变”的卢先生死去了。卢先生和现实生活的连接的“锁链”是对道德的坚守和对未来的希望,他正是怀着这样的希望勤恳本分地生活,然而在积蓄全被骗走,精神支柱破灭时,他精神世界崩塌、人格变形直至“疯癫”和毁灭。
畸变的人格在白先勇的小说中有着多种形式,《那一片血样的杜鹃花》中,老实巴交的管家王雄在被自己暗恋的丽儿嫌弃并被女仆喜妹取笑成“大猩猩”后,在自我与他人的不断否定中变得暴戾且怪异,最后自杀惨死;《孤恋花》中,苦命又隐忍的娟娟在遭受无数次性虐待后奋起反抗,如发狂一般以瘦弱的身躯杀掉了侮辱她的恶人,像一只发了狂的“尖叫的野猫”。正直的读书人成为“疯子”,忠诚的好人走向暴戾,隐忍的女孩变成恶魔……这些小人物、边缘人在巨大的冲突面前无法自洽,最终选择与世界同归于尽。白先勇通过“畸变”塑造前后人格具有强大反差的人物,最终走向的是对流散的、迷茫的底层“台北人”异化的现象的揭示。
《台北人》中的许多人物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展现出人格的对立面,被一种外在的、异己的不可控的力量驱使行动。作家以变形的镜头凸显着“畸变”人物的生存状态,作品直指动荡的现实局势破坏了美好的人性。白先勇用小说中人物的生存困境揭示出真实生活中蕴含的荒谬性,也用不同人物“畸变”的人格传递出浓郁的悲剧意味。
5. 结语
西方现代主义是在人类在二十世纪经历思想危机时出现充满反叛性、创新性的思潮,以“反传统、反文化”为特征,关注重点在于人的真实生存状况。白先勇认为中国台湾文学作品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碰撞,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和一部分作家试图寻求创新的共同结果。“其小说中的‘回归’意识与合湾社会的整体发展流向是不可分离而论的,小说中写到的人物大都经受着不同文化碰撞带来的冲击,同时也具有双重经验滋生的双重视城,而最终显现出对自己原有文化的回归。” [9] 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内容上并不全盘搬用西方现代派形式与技巧,而是用巧妙的艺术构思让自己的作品体现出非常浓厚的中国古典文化传统韵味。他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他将西方现代派手法和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以及自身所特有的丰富人生体验交织在一起,他的作品中有着西方现代派的笔法技巧,更有着汤显祖《牡丹亭》中的至情与至真。正如白先勇自述“作家的写作目的也并不是为了全然‘复古’,而是为了在现代社会与文化语境中努力找寻过去与现在,创新和传统之间相对的平衡点。” [9] 白先勇在创作过程中始终置身于现代和传统之间,他用现代的眼光审视旧世界中的人物,挖掘出人性的深度,他还以现代手法结合传统文化基因行走于文学世界,带着旧的视角去观察新世界,又以反思的态度来重塑旧世界。
总之,在中国文学于世界文学之林处于微弱甚至有一些劣势状态之时,白先勇率先带着故土的文化记忆和新的人生起点来观察、用崭新的视野体味异域的文化思潮,广泛又细致地观察世界——大到沧海桑田的社会变化,小到个人的心理活动。他更以传统结合现代为手段来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开创出新颖独特,但又拥有厚重文化内涵的文学技法,这确立了他在台湾当代文坛的地位,也为推进中国文学走向更广阔的的世界文学天地拓宽了道路。
NOTES
1夏济安(1916~1965)评论家。《文学杂志》于1956年9月由台大外文系主任夏济安教授及吴鲁芹和刘守宜创办。内容倾向于十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它介绍了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发表了大量创作或翻译的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
21960年3月5日,白先勇与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在台北创刊《现代文学》(双月刊、季刊),白先勇任发行人兼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