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现实题材是土壤，类型是开出的花朵，任何题材都需要根植于现实。全世界所有电影题材归根到底只有一个题材‘现实题材’。”青年导演文牧野曾经如此评价，这个论断在电影《奇迹·笨小孩》上体现得尤为深刻。
《奇迹·笨小孩》是文牧野导演在《我不是药神》之后又一部以商业类型片探索现实主义叙事道路实践的作品。本片是国家电影局2021年重点电影项目和建党百年的献礼片。由文牧野执导，宁浩监制，于2022年2月1号在中国大陆上映的春节档影片。影片主要讲述在2013年深圳一个二十岁青年为了给妹妹治病，和一群普通人一起创业打拼，取得成功的故事。
笔者将以《奇迹·笨小孩》为例从导演创新性、影片群像的记录性、底层叙事的观众共情性三个角度分析现实主义题材商业片的题材特点。
2. 生活之真，最是动人——现实与“导演自我”的创新性
从现实汲取灵感，敢于直面现实是文牧野这位年轻导演的最大特色。导演在《石头》展示了底层打工人民的生存困境；《金兰桂芹》揭示了陪伴与友谊对老年人的重要性，呈现了空巢老人孤独空虚的生活现状；《安魂曲》则把普通人因贫困带来的残酷生活展现的淋漓尽致。导演对社会边缘人物以及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独特的思考在《我不是药神》和本片《奇迹·笨小孩》中表现的更为鲜明。
1) 电影题材的创新性
现实人文关怀的极力体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多以前罕为传播的事情被民众所知晓，这也使得现实题材的影片取材范围更为丰富广泛。近年来关注社会严重现实问题的打拐题材、疾病题材、校园霸凌题材等新题材影片不断出现，如电影《盲山》《亲爱的》和《失孤》都聚焦被拐群体及其家人的艰难生活 [1] ，《我不是药神》更是推动更多人群了解关注特殊药物。《奇迹•笨小孩》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充分展现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飞速发展，以疾病为题材的电影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深刻现代性反思。
2) 电影叙事的创新性
疾病叙事。虽然影片以主人公景浩救助患有遗传病的妹妹为叙事主线，但“奇迹小队”中的其他成员也隐藏着若有若无的叙事分线。除了主线先天性心脏病的遗传性疾病外，还有以汪春梅和梁永诚所展现的听力障碍、腰痛断腿等生理性疾病，以及张恒志张超二人不易察觉的网瘾心理疾病。组成的人物群像中和影片主人公景浩一样，无论是打工人还是空巢老人作为社会的边缘人物导演并没有赋予他们伯格曼式的残酷，也没有德莱叶式的悲惨，没有为了商业电影的效果将他们的生活夸张化，仅是用最贴近生活，最真实的方式以小人物诠释着温柔却坚韧的人性，给人一种在黑暗中点亮一只蜡烛的温柔。
3) 电影创作理念的创新
影片聚焦当代普通人物的奋斗成长历程，将现实题材与类型化策略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添加了更多喜剧元素。与同类型的疾病现实题材电影《我不是药神》相比，《笨小孩》的喜剧元素更为丰富当汪春梅遭遇原来厂家的胁迫，景浩和工友忍无可忍和一群地痞大打出手却惨败倒地时，张龙豪这位曾因打击斗殴入狱后刑满释放的冷面人闪亮登场，大展拳脚，一人制服一群地痞混混。这种浪漫的喜剧元素，符合观众的惩恶扬善的主观愿望，也迎合了中国人的英雄主义情怀，给沉重的剧情增加了欢乐。喜剧情节的增添在贴合节日氛围吸引消费者的同时，也满足了意识形态对公众的呼唤。
作为一部献礼片，在《奇迹·笨小孩》一片中看到了创新点。献礼片的价值使命在于激发公众的认同感，既是有现实性的也要有时代感。特别是作为一部春节档的影片它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使命和公众引导。本片中不仅能看到献礼片普遍的社会性，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本片在保证社会性同时将影片的娱乐性和人物的灵魂性也展现出来了，尽管是一次比较比较保守的尝试，但是却把献礼片的主旋律、商业性和导演个性的进行了融合创新。既有时代需要的社会性，也有导演追求的职业性。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普遍的关怀性，观察性上本片可以说尽善尽美了，在批评性上表达的笔墨比较含蓄和侧面，对本片来说是合适的。作为一个非真实事例的故事，可以看出导演已经极力地在创作和现实中去寻求一个平衡点了。《奇迹·笨小孩》中导演的创新性的体现已经非常充分了，作为一部反映时代特色的影片，其视听表达也具有十分丰富的影片群像的记录性。
3.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影片群像意义”的记录性
艺术是时代的镜子。影片的背景是在2013年的深圳，一个创业浪潮翻滚的城市，本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新生导演与第六代导演在影片侧重表达和呈现上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充分体现，不同于以往对社会变革的反思和批判，新生导演更加侧重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和个体人物的描绘，有相当强的塑造个性人物的欲望和分众化意识。
虽然影片中的小人物的个体展现，在影片后半部分被主角景浩创业赚钱给妹妹治病的主线有所冲淡，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影片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依旧是可圈可点的。田雨饰演的养老院护工梁叔身上有待兄妹俩同子女的热情善良；王传君饰演的李经理展现的生活压力下的麻木漠然；田壮壮饰演的看门大叔身上这种边缘人物让这一代观众都联想起学生时期热心肠的大爷大妈，章宇饰演的清洁队队长将一个铁汉的柔情直击心灵。该影片的群像记录表现手法上有着新的突破，不论是从影片场景设计的呈现还是鲜明的人物特色的展现，或是打破传统大众对女性固有印象的诠释都有着新的特点：
1) 现实考察，真实代入
文牧野导演在谈起创作《奇迹·笨小孩》时的标准和原则时，多次提到“真实”，预设真实，场景真实，人物真实。他表示：“土壤和烟火气很重要，要让观众看到一些自己身边熟悉的人、熟悉的事、熟悉的场景。这对电影本身和观众都很重要。”“烟火气”是这部电影贯穿始终的氛围。使故事还原真实、将情感落到实处，是电影创作的诉求。烟火气需要落地，需要观众看到电影里的人物在这个环境里，他们的言谈举止，演员的呈现方式要和现实生活一样，符合实际 [2] 。
为了电影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团队找了许多资料，也去做了大量的采访，对网吧、高空蜘蛛人这些城中村的生态都做过田野调查，还特意去找了一些当时拍打工者以及深圳生态的一些社会摄影师，去他们的住所看影集，去搜索这些能够支撑我们美术风格的资料，甚至影像风格、音乐风格都是从这些照片中产生的。我们也去当地做了很积累下来的资料来支撑我们写作这样的人物。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人物其实也等于奇迹，他们是深圳这个大城市的奇迹中的个体的奇迹。
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有不少观众们对《奇迹•笨小孩》的评论都带上了“真实”“感人”的标签。一部作品之所以能够感人至深，必然是观众与作品内容所蕴含的情感在某些层面达到了共情。而观众来自于社会的各行各业，能够让各种不同身份的观众走进影院受到触动，“真实”就是最佳的选择。
2) 人物形象，反差明显。
一类人是因黑心厂家为省钱不安装防噪设施导致“耳朵坏了”的单亲母亲——汪春梅，因为工人出头打伤工头而坐牢无人敢用的工人——张龙豪，因为爱情而良心发现不再浪迹网吧的“网吧大神”——刘恒志，还有被兄弟照顾的“追风少年”——张超，他们正是景浩要找“愚公们”，在景浩的带领下一起搬动命运这座大山。他们也是那个年代干干万万底层劳动人民的真实写照。“耳朵坏了”但仍能热情服务、认真工作，为景浩大声说话嗓子不舒服而自责道歉的汪春梅，与“心坏”的要求撤诉的厂商头子形成强烈反差；热爱拳击运动，为工友出头打伤工头而坐牢无人敢用，不被人理解的性格古怪的张龙豪，却经常喂养好几条流浪狗形成反差。
另一类人“永远只会说是”的市场部李经理，景浩好朋友嗜赌成性的陶智勇，还有“吃硬不吃软”的赵总下属以及劝说景浩放弃的人等等。这些都是“西装革履”的上层社会对底层劳动人民的不屑与高傲等的映射。面对李经理的不待见，景浩不服输不怕输的态度与李经理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时，景浩也是在赌，他是因为命运逼迫，被现实打压而不得不孤注一掷。但他与陶志勇的赌完全不同，陶智勇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去赌博，而景浩是为了妹妹的病在赌，为了与现实抗衡，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 女性形象，鲜明突出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本片对女性形象不同角度的呈现。齐溪饰演的有听力障碍的单亲妈妈汪春梅因为工厂过失，损伤了听力，当端盘子的服务员都困难。演员表演上，汪春梅的笑从一开始对厂长不自信讨好意味的笑，到熟悉工作后朴素单纯傻呵呵的笑，再到最后才发自内心十分自信的笑，戏份不多，却层次丰富给人印象深刻。黄尧饰演的“重工萝莉”开机械车的挖掘车工人虽然是一个小角色，却万分欣喜的让我们看到现实里劳动美、阳刚美的女性形象的歌颂，是对电影女性固有形象标签的多元化塑造和探索。
《奇迹•笨小孩》的主角们并非是被主角光环照耀的幸运儿，相反，他们极其普通。相依为命的兄妹，老人之家的护工梁叔，因工听力受损的单亲母亲汪春梅，打拳伤人坐牢、出狱后无人雇佣的张龙豪，战争时期失去半条腿的老钟匠钟伟，在网吧通宵度日的网瘾少年刘恒志和“追风少年”张超，以及高空清洁队队长越哥。从这些人身上你看不到幸运二字，相反，连平淡安康的生活有时也是奢求，而他们如同台风之中摇曳的大树，拼命地努力生活，才终于在风雨过去，又一次挺直了腰杆。
文牧野导演说，人物的原型是每一个人努力奋斗的人。相比于春节档的其他影片，《奇迹•笨小孩》的前期宣传其实并不够出色，然而在首映日过后收获了良好的口碑和票房，不少观众在电影结束后都表示，在影片中多多少少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影片以鲜明的叙事主题、典型的人物形象、严密的叙事逻辑，书写了平凡小人物的奋斗成长史。通过“奇迹小分队”不懈奋斗创造“奇迹”的故事，展现出新时代中国人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等精神，激发了人们的情感共鸣 [3] 。
影片里的这群边缘草根人物形象，他们都看到了生活中的不易，却都选择追求美好。每个人身上都有着时代的烙印，与其说他们的群像是艺术性的不如说是时代性的，记录性的。
正是这份记录性，从真实生活中提炼的艺术，对底层人民群众生活的真实再现和人文关怀，才让更多观众对影片产生情感的共鸣，和影片达成共情。
4. 蚂蚁崇山，逆流而上——底层叙事的“观众共情性”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提出以来，“共同体”成了国内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述不仅针对国际关系，更体现出其对以“个体”与“共同体”关系为基本结构的现代性的深刻思考 [4] 。在电影共情、“电影共同体”的建立上“鲍曼指出：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共同体的话，那它只可能是(而且必须是)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只可能是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以及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如此共同体美学才不仅是审美的，更是扎根现实世界的个体自由与安全的感性呈现 [5] 。”
《奇迹•笨小孩》是现实主义的，是底层叙事的，却不是“俯视的”。尽管影片在视听上有很多俯拍镜头的呈现，但是作为一部主旋律的献礼片它是能让观众在片中找到自我的，对于影片的人物它是“平视的”。导演自己也说“我们都是那个小人物”。反复出现在雨中的艰难爬行的“蚂蚁”，有极强的隐喻特征，它既象征着蜘蛛人擦玻璃的景浩，也象征着逆流而上不向生活退步的每一个人。
国产商业类型电影引发观众共情是通过电影的视听语言艺术再现观众的经历，使观众能够调动生活中的经验，对影片人物产生共情。例如在迎接千禧年，北京申奥成功国足闯入世界等事件背景下的《80后》、《同桌的你》、《匆匆那年》等青春片；再如《夏洛特烦恼》乘风破浪也穿插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以及近年播出的《我不是药神》、《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等多部影片，直接从现实出发，联系生活，借鉴时代热点，在形式和内容上努力贴近观众，引发共情。虽然同样是现实主义的底层叙事，但是若把《我不是药神》的社会影响和思考拿来和《奇迹•笨小孩》比较，不论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的差异，单从影片制作的出发点和背负的责任来看，这个比较本身就是不成熟，不公平的。观众在影院热泪盈眶，在《奇迹•笨小孩》里找到的自我和慰藉，就是这部影片在社会性实践上成功的证明。观众的共情，从个体的认同感到家国的认同感，毫无疑问影片实现了它的社会意义。
剧情内容上《奇迹•笨小孩》追求的“奇迹”到底叫成功，还是叫幸福？幸福就是成功，成功却不一定是幸福的。影片最大的争议点莫过于影片的结尾有些强烈的“成功学”味道，给观众带来脱节的不真实感。从春节档的合家欢结局出发，确实也能够理解本片追求平衡点的不易。类比影片《当幸福来敲门》也是一个在逆境中的奋斗故事，就不难看出，其实两部影片主人公追求的“奇迹”都叫幸福。《奇迹•笨小孩》虽然是一部商业类型片但是其情节内容中对喜剧、追逐等不同类型的呈现也比较成熟，多元的将影片的价值观呈现出来，在现实的土壤里开出类型的花朵。现实主义的文艺之路，电影的人物焦点的探索，同样需要更多的“芥子纳须弥”小中也有大；“不惧碾作尘”直面别害怕的勇气。
5. 结语
以当代中国商业类型电影为切入点，借鉴社会学“共同体意识”，文化研究的“情感结构”，心理学的“共情”理论等可以挖掘更多现实主义题材类型电影的特色，并以此作为创新点，创作更多立足于时代特色，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与此同时，在类型电影的创作中如何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生活，以电影作为载体反映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以及社会文化热点同时融入民族文化，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做好中国电影也就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在未来，现实主义题材类型片的电影创作上，应更加注重把握时代特征，时代脉搏，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丰富的生活意象、人民的兴趣取向。在电影蓝海中稳掌舵，稳扬帆，找准方向，才能行稳致远。
基金项目
本文是“2023年汉江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院级项目《从“奇迹•笨小孩”看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特点》(项目编号：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