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新冠病毒实施“乙类乙管”后，群体心理也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变化。研究发现，影响灾后心理健康的具体压力源包括丧亲之痛、自我或家庭成员受伤、生命威胁、财产经济损失、社区破坏和流离失所(Norris et al., 2008)。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出风险的不平等性，对于低龄儿童和高龄合并基础疾病的高风险人群及其家人，无疑在心理的外显或内隐层面产生了继续的不确定性甚至生命威胁，出现焦虑和恐惧情绪，对于无工作和低收入群体风险认知更高、信息公开评价更低、情绪更消极、未来预期更悲观(王俊秀，张衍，2022)。关于恐惧情绪的管理，学者多有论述且视角不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之一是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简称TMT)，本文基于该理论的研究成果，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探析新冠肺炎疫情期人们的心理变化及深层动力，并提出应对策略。
2. 恐惧管理理论简述
2.1. 理论初创时期
“恐惧管理”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86年出版的《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Public Self and Private Self)一书中，由Greenberg等人提出。他认为，一方面人类的核心动机是寻求生存，另一方面人类拥有必死性(Mortality)的意识，称为死亡意识(Death Awareness)，两者的冲突导致了死亡恐惧的出现。当面对自身存在的脆弱性时，人们需要对死亡恐惧加以防御，并由此发展出一系列焦虑缓冲机制(buffer mechanism)。Greenberg等人结合厄内斯特•贝克尔(Becker, E.)“英雄主义”的思想，认为人们恐惧管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世界观防御(Worldview Defense)和寻求自尊(Self-esteem Striving)。人作为一种“文化动物”，其建构起来的世界观给宇宙注入秩序、可预测性、意义和恒久性以应对荒诞、不确定、脆弱性及死亡所带来的存在焦虑。同时，作为意义和价值的来源，世界观也为个体提供了评价自己的基础，只有当个体相信自己是文化中有价值的参与者时，存在焦虑才会被平复。世界观与自尊由此就充当了死亡焦虑缓冲器的角色。
2.2. 实证研究积累时期
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者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1) 存在焦虑中的死亡焦虑：强调死亡焦虑是所有存在焦虑中最具代表性的分支；2) 研究的实证化转型：死亡提醒(Mortality Salience，简称MS)效应的提出，为研究该理论提供了可操作化的科学范式。这一时期学者们从世界观和寻求自尊的恐惧管理视角对死亡焦虑缓冲机制开展了大量研究，为该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支持，例如Rosenblatt等人(1989)对道德判断的研究发现，死亡提醒后人们倾向于对违法行为判定更加苛刻，对妇女卖淫的行为作出更严厉的惩罚；Kastenmuller等人(2013)发现，死亡提醒后，无论是观察者、受害者还是犯罪者，人们的公正敏感性都显著提高了；Ben-Ari等人(1999)则探讨了寻求自尊对死亡焦虑的缓解作用，他们发现，当驾驶能力与自尊相关时，死亡提醒将启动更多的危险驾驶行为；死亡提醒也会使得身体自尊水平高的被试更加认同自己的身体。跨文化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此无需赘述(Pyszczynski et al., 2006)。
在实证积累及理论探索阶段，从已有的研究中大致可以总结出如下三点规律：
1) 增加自尊可以使人们在面临死亡威胁时较少感受到焦虑；
2) 死亡提醒使个体对支持自身世界观的人的正面反应增加，对威胁自身世界观的人的负面反应增加，对结构良好或符合特定意义模式信息的偏好增加；
3) 增加自尊或巩固世界观将消除死亡提醒效应带来的自尊寻求和世界观防御。
2.3. 理论模型建构期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研究的积累，研究者对恐惧管理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和补充。在结合心理动力学与认知科学的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认知双加工模型(Cognitive Dual-process Model)，该模型认为人们存在有两种防御死亡意识的机制：近端防御(Proximal Defenses)和远端防御(Distal Defenses) (Pyszczynski et al., 1999)。
当某些情境线索激活死亡意识时将引发死亡提醒(MS)效应，如当人们观看与死亡相关的图片和视频时，人们对死亡的想法将增多，这时个体将有意识地运用否认或注意力分散的策略来抵御这些想法的出现，这一过程称之为近端防御。然而，如果在执行近端防御时遇到以下三种情况：1) 死亡提醒(MS)后高认知负荷；2) 与死亡相关的阈下启动；3) 世界观、自尊的强烈威胁，死亡意识将变得触手可及，即死亡思维可及度(Death Thought Accessibility，简称DTA)上升，这时世界观和寻求自尊这些远端防御就开始工作且不受意识控制(Greenberg et al., 2001)。在随后的研究中，学者发现获得亲密关系也可以缓解死亡焦虑，且在所有防御机制内，亲密关系是被人们优先选择的(陆可心，2019)。因此，远端防御主要有三种适应性的防御反应：世界观防御(Worldview Defense)、寻求自尊(Self-esteem Striving)、亲密关系(Close Relationship)。图1总结了这个过程。
综上所述，恐惧管理是复杂的认知过程，其理论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及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在上述框架下学者们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健康、消费、司法、政治及和平等一系列主题研究也由此应运而生，这些研究不仅进一步证实了恐惧管理理论，而且对人们的现实生活富有启示作用(郭永玉，2011)。因此，尽管有人批评TMT过于宽泛和雄心勃勃，但它确实成功激发了人们对动机、情感、自尊和世界观等方面的关注，并强调了死亡在人类生存中被忽视的重要作用，在这一方面来说恐惧管理理论是成功的。基于此，本文以恐惧管理理论的三种防御为切入点，理解、预判新冠肺炎疫情对民众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如何开展社会心理建设的应对策略。
Figure 1. The cognitive dual-process model of terror management
图1. 恐惧管理的认知双过程模型
3. 疫情引发的恐惧管理
3.1. 疫情下的世界观防御
3.1.1. 行为上的世界观防御——外群体排斥及内群体认同
早期的新冠病毒感染除了对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产生现实意义上的健康威胁，兼具心理层面死亡提醒的派生功能，由此引发的群体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恐惧管理理论的研究。从国外疫情发展呈现出来的群体互动中能够发现，随着感染的持续，群体间以冲突和排斥为特征的行为逐渐增多，如针对新冠肺炎疫区、感染者、密切接触者等群体的回避、羞辱、排斥、边缘化和污名化现象增多(Lee et al., 2022)。新冠疫情的政治化、标签化使得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受到了污蔑，海外华人随之处于这场“污名化狂欢”的风口浪尖(刘泓，田耘，2023)。采用外群体排斥及内群体认同的世界观防御方式(Marmarosh, 2022)，既出现在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抽象领域，如言论、思想、学术、政策、种族、文化等；也表现在与新冠肺炎相关的空间领域，如社区、城乡、国别等(Rodriguez et al., 2022)。
3.1.2. 认知上的世界观防御——谣言与刻板印象
疫情下与病毒共同传播的还有谣言。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呈现出“弱信息、强情绪”的结构性特征(何飞，杨森，2022)。实情或谣言在心理层面上的目的均是对世界形成确定、秩序和规律的认识，是个体为了感到稳定而建构出的信息系统，因此谣言或事实的流行是世界观防御的一种表现。病毒感染所引发的还有因控制感缺失而导致对于秩序的寻求。从根源上来讲，这种控制感缺失源自两方面：其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病毒的不可观测性和极易传染性导致人们无法对其进行预测；其二，对于国际社会而言，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逐渐演变成贸易战、贸易摩擦、分割市场等不确定状态，俄乌战争又加深了市场和国际社会的不稳定性(佟家栋等，2020)。当信息不确定或认知资源有限时，刻板印象可以帮助人们填补认知上的空白。研究者从降低认知负担的角度提出了抵御不确定性的两种策略：回避策略与结构化策略。其中，结构化的作用是通过认知让自身环境转变的简单和可控，刻板印象是其中一种结构化策略。一方面，刻板印象使个体更容易理解和预测环境，属于理解驱动(Comprehension Goal)，另一方面，通过对他人或团体贬低的刻板印象，可以使个体获得高层次自尊及内群体认同，属于自我增强驱动(Enhancement Goal)。
从恐惧管理理论视角来说，在死亡提醒下，世界观防御使得民族、种族和国家得以形成和巩固，这也与我国“多难兴邦”、“苦难辉煌”的理念不谋而合(Tradii & Robert, 2019)。在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刻，世界观是思想上的武器，其目的是获得象征意义上的永生以对抗死亡，比如建造庙宇、著书立作、建立家庭、积累财富等，都可以实现“不朽”。虽然肉体最终将会消失，但精神和思想将会被同一世界观中的其他人延续和传承。
3.2. 疫情下的自尊防御
当个体努力达到其所认可的文化世界观所赞许的标准后，自我价值感将得到提升，自尊水平增加，死亡焦虑也随即得到缓解，这个过程称为自尊寻求(Self-esteem Striving) (Pyszczynski et al., 2004)。死亡提醒会使得人们产生更多的自尊寻求行为，如责任偏向、良心偏向与自我服务偏向，因此可以将新冠疫情下的自尊防御区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以良心和责任为特征的向内的自尊防御，一个以自我服务偏向为特征的向外的自尊防御。
自尊假设认为，人有一种把自己界定为“好的”的普遍动力，达成社会群体成员资格或社会特征构建的身份就可以在群体认同中获得有利位置，即使面临生死挑战，集体荣誉感和为群体中他人的幸福作出努力所产生的动力也可以超越由死亡带来的恐惧，亚当·斯密则称之为“良心”(胡怀国，2020)。TMT研究者认为，人们在死亡提醒效应下坚定了自己所认可的世界观，同时积极投身自己世界观所赞许的身份角色建设中。研究发现，死亡提醒可以提升个体在新冠疫情下的慈善行为(Jin & Ryu, 2022)，现实中我们也发现疫情中医生群体更愿舍命救人，民众为其他缺医少药者捐赠药物等等。死亡提醒可以促进这种自尊动力转向以良心和责任为特征的社会认同行为。同一认同群体成员拥有相同的社会表征，彼此分享共同的环境、语言甚至生活常识。
在疫情所带来的死亡提醒效应下，人们也可以通过维持和提高个体的公众形象，达到保护和提升自尊的目的，由此将出现更多的自我服务偏向，对错误更不容易进行自我归因(郭永玉，2011)。Abrams和Hogg (1988)提出了自尊假设的两个推论：1) 人们借助群体区分来提高自尊，例如个体主动将某些社会成员划归到自己所属群体中，以此提高自尊水平；2) 低自尊的人们会表现出更多的群体间歧视行为，例如对外群体进行污名化。恐惧管理理论认为这种不平衡的归因源自死亡提醒带来的自身有限性的启动，为了掩饰这种脆弱性所带来的可能的心理崩溃和未来目标导向行为的不可实施，必须构建出强大自尊假象以减少死亡焦虑。
3.3. 疫情下的亲密关系防御
疫情中，我们看到人们与亲密关系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尤其对后代的死亡焦虑远远超越过其他亲密关系(Rodrigues & Lehmiller, 2022)。这种亲密关系的防御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其一，是短期、基于情景和物理上的亲密性，如当被试被死亡提醒后，给他们呈现的图片上人物数量越多、人物之间距离越近，被试越会感觉有安全感，甚至仅仅一些抽象的图片，比如一些密集的方块的图片，也会让被试感受到更有安全感；其二，是与重要他人建立持久、高度卷入和强烈联结的关系(Vaughn et al., 2010)。从进化角度来看，后代具有实际意义的延续生命的象征，而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既有利于在不利的环境中生存, 也能增加繁衍后代的可能性。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人们与亲密他人形成的依恋是身心放松和归属感的基本来源。不同人群的亲密关系防御方式是不同，譬如不安全性依恋的被试在死亡提醒后，对父母关系的需求增加，而安全性依恋的被试则对伴侣关系的需求增加(李雪娇，2016)。死亡提醒对不同文化下群体行为影响不同，如奥地利被试可以通过提高个体自尊缓解死亡焦虑，而中国被试则需要提高关系自尊，亦即从与重要他人(如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中获得的自我价值(Das et al., 2009)。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亲密关系在缓解死亡焦虑方面似乎更具实际意义。
4. 开展后疫情时代社会心态建设的应对策略
Hofstede (1984)从水平、垂直、集体和个人四个维度将文化分为四种取向，中国文化则属于垂直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将自我视为群体的一部分，中国文化本意中就存在重视将小我融入大我，以集体生生不息的力量抵御死亡威胁的特征(Rietjens et al., 2006)。因此，巩固本民族的世界观，重塑民族自尊，对逝者慎终追远，对生者加强关系链接，是疫情后社会心理建设的重点。
4.1.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每当面临生死存亡的特殊历史时期，总是不分南北、不分老幼，共赴国难，表现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最终取得战斗的胜利。每一次社会危机都会带来社会制度的深层变化，同时对人们的观念具有强大的模塑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鼠疫在中国肆虐后，首次着手医疗和卫生事业的现代化改造，被学者称为“卫生的制度化”，力图将多疾之中国，逐渐转变为清洁宜人之中国(饭岛涉，徐慧，2015)。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从中央到地方，我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众志成城、坚韧不拔”的抗疫精神，使得在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新冠肺炎病人死亡率反而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新冠疫情使我们清楚的认识到，全人类当今已成为一个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有机整体，亟需通过推进全球集体行动，保障全人类共同的卫生健康福祉(喻小勇，2022)。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不同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之间实现同情性共鸣，这不仅能在现实层面促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工作，更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路径。
4.2. 提升民族自尊
世界观及建立其上的自尊寻求，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人们在死亡提醒时的行为表现。恐惧管理理论所强调的自尊寻求从良心和责任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对事物是非曲直判断的道德标准。它不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品德修养，也是社会和谐的保证，更是危急时刻自发行动的准绳。我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疑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要抓住我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体现出的制度和文化上的优势和竞争力，构建以民族自尊为特征的自我意识。同时，结合新冠肺炎疫情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通过树立个人和群众的榜样作用，实现民族自尊的替代性满足与强化。另外，要警惕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和私欲作出的违背良心之事反而受到鼓励的现象，这不仅违反道德规范，践踏正义和法律，加重社会秩序的混乱，这种被曲解的荣誉甚至会激起更多人模仿从而造成无法遏制的严重后果，进而威胁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固。
4.3. 处理集体哀伤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死亡具有突发、仓促和无亲人陪伴等特点，失去亲人之后所产生的负性情绪，是深刻、持久、难以忘怀的，对于死者家属来说，丧亲之痛的康复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需要求助者个人的努力以及亲友的支持，才可共克时艰(刘希平，邢敏，2020)。因此要特别关注疫情期丧亲家属群体的心身健康，通过政府社会保障部门和民间丧亲心理支持团体对这类人群提供包括生活扶助和心理抚慰在内的社会心理支持，以便使丧亲者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4.4. 重建亲密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对亲密关系造成了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长时间内群体互动将导致亲密关系中彼此的熟悉性增加，新颖的资源和观点越来越少，冲突变多，个体感知到的关系满意度逐渐下降，外部替代伴侣的诱惑性加大，这些变化对亲密关系的稳定性和忠诚度都是较大的威胁；另一方面，持续的隔离措施导致社会交往范围缩小，对孤独者建立新的亲密关系形成挑战，个体更容易体验到孤独感，而孤独感又增加了健康风险和情绪障碍的发病率。基于此，在缓解亲密关系威胁的措施中存在两种可能的逻辑选择。
4.4.1. 维持亲密关系
研究发现，亲密关系各方共同参与活动是维持关系的重要策略(Reissman et al., 1993)。共同活动的愉快性、兴奋性、新颖性和挑战性，以及活动中同伴之间互动的主动性和平等性，都是影响亲密关系质量的重要因素，即使是洗衣、做饭和带孩子等日常活动，只要转化为高挑战性和高激发性活动，也可以促进亲密关系(Graham, 2008)。另外，当亲密关系各方遇到困境或紧急事件时，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关心、帮助和支援，并采取倾听、妥协和承诺等积极方式，会缓解孤独体验和增加亲密感(胡丹莹等，2023)。
4.4.2. 建立新的亲密关系
疫情期间给社会带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转变是人际关联载体不断从物理空间转向互联网空间，同时对商务交易、公共服务、政治协商、在线教育等领域进行着颠覆式的重塑，亲密关系也拥有了全新的表现形式。从历史上看，我国历经了从乡土社会到总体性社会，再到市场社会和网络社会的结构变迁，亲密关系在各阶段亦有其独特的内涵与禀赋，新冠肺炎疫情则加速了这一阶段性转变。亲密关系不再局限于家庭领域，也开始转向“缺场”的网络平台。线上亲密关系具有虚拟化和模块化的属性，“点赞”“关注”“转发”“刷礼物”等在线社交行为看似虚拟，实则满足了网民归属感和亲密互动的需求(王斌，2017)。由于规避了传统权威的审查，在线亲密关系的建立呈现出较强的流动性、主动性和去权威性，亲密关系更易结缔也更易断裂，人们更容易放松对自身的道德约束，在网络途径带来便利性的同时，还应对在线亲密关系可能出现的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加以疏导和解决。
5. 结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所引发的存在焦虑是众多心理与行为的动机性因素。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简称TMT)从文化世界观防御、自尊防御、亲密关系防御角度，提出了缓解死亡焦虑的三种方式，恰与疫情期间群体和个人的大量行为相匹配，如外群体排斥、内群体认同、刻板印象、良心偏向、责任偏向、自我服务偏向、亲密关系增强等。本研究以恐惧管理理论的三种防御为切入点，解读新冠肺炎疫情对民众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升民族自尊、处理集体哀伤和重建亲密关系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本研究关注本土民众面对新冠肺炎死亡威胁时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等心理机制，探索恐惧管理理论的实际应用，以期提高民众面对死亡相关应激事件时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助于为未来研究提供相应参考。
第一，有利于建立科学的生命态度。
人类目前生活在一个“风险不可避免的社会”，突发公共事件频发，同时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癌症等发病率逐渐增高，人的一生充满不确定性，最终都要面对死亡议题，如何建立科学的生命态度与死亡观念，是每个人需要面对的课题。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与恐惧管理理论为视角，呼吁在认识死亡的前提下提高生命意义感，减轻消极死亡态度，增强生命质量。
第二，有利于促进社会文明发展。
当今人们生产生活的大部分环节已经逐渐走向现代文明道路，然而面对死亡的善终、善死和善葬的环节，仍然部分存在盲目和愚昧的现象。从恐惧管理理论角度探究新冠肺炎疫情的死亡威胁对心理层面的不同影响后，坚持科学改革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临终事业发展，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相应作用。
第三，助力本土死亡心理相关社会问题的解决。
中国人对生命意义的解读受到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多重影响(王进，李强，2019)，唯物主义、面对死亡的禁忌等死亡态度都深入人心，面对死亡，究竟是应恐惧、否认、回避抑或是关注生命质量，不同地区和民族均建构起了丰富的死亡相关文化，同时也暴露了诸多社会问题。例如死亡相关的宗教信仰与封建迷信的界限不清，难以运用科学的方式提高临终者及家属的生命质量。因此，本研究从心理学视角，探索新冠肺炎死亡威胁下的心理行为特征，为树立科学的死亡观念，促进相关社会问题解决尽一份力。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科青年项目(编号：TJSRQN22-004)；天津行政学院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育项目(编号：22QMWT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