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斗争策略的前后变化
On the Change of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Strategy of Marx and Engels
DOI: 10.12677/ACPP.2023.128266, PDF, HTML, XML, 下载: 351  浏览: 640 
作者: 申 娜: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关键词: 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斗争策略Violent Revolution The Proletariat The Struggle Strategy
摘要: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无产阶级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因此他们主张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便实现其自身的自由解放。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力量的逐渐强大,他们的革命斗争策略也有所调整,增添了一些“非暴力革命”的新因素。辩证地看待这种斗争策略的调整,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正确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解放路径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in the life of Marx and Engels,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fe of the proletariat could not be guaranteed, so they advocated that the proletariat should overthrow the rule of the bourgeoisie in the way of violent revolu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its own free liberation. However, with the gradual strength of the capitalist forces, their revolutionary struggle strategies have also been adjusted, adding some new factors of “non-violent revolution”. The dialectical view of this adjustment of struggle strate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Marx’s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Marx and Engels’s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proletarian liberation.
文章引用:申娜. 论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斗争策略的前后变化[J]. 哲学进展, 2023, 12(8): 1594-1600.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8266

1. 引言

暴力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推翻各种反动统治是十分必要的手段,但毕竟暴力只是手段,经济才是目的。无产阶级对于暴力革命的认识和使用也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论述和经验总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暴力革命并没有失去其必要性的地位,只是又增添了新的因素,暴力革命并非仅靠一腔热血,还要有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斗争策略。

2. 前期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斗争策略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欧洲三大工人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工人打砸工厂里的机器以此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满,但这仅仅是单纯的暴力行为,也很快会被资本家的暴力所镇压。由于工人缺乏科学的无产阶级政党公开且集中统一的领导,他们此时的暴力是自发的行为,是没有组织的,是零散的,不能形成一股团结有力的力量,也不能彻底地改变他们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而且,他们也许是通过打砸机器的方式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恨,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机器的使用又使得工资降低了,所以必须摧毁它;资本家不给涨工资,当然要采取强制措施要求加薪;经济地位得不到提高,那么就通过政治变革、通过请愿来要求改善经济地位。此时的暴力仅仅是为了眼下的利益,由于此时的工人还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所以并不了解使他们倍受苦难的不是机器、也不是资本家个人而是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想彻底地获得解放也并非仅仅是提高工资这么简单,而是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自己掌握政权。所以,马克思结合工人的实际生存和工作状况,以及工人运动的情况,陆续地写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著作,用理论来武装工人的头脑,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地总结各国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不断地同资产阶级以及打着“各类社会主义”旗号实则故意歪曲、误解马克思理论的人或流派作斗争。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恩格斯无愧于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

但是由于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不同,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在资本主义发展充分的国家是资产阶级例如英国和法国,但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无产阶级不会将资产阶级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反而应该先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因为在有些资本主义发展较不充足的国家,无产阶级除了要面对资产阶级之外还要面对封建势力等诸多反动因素。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实现自己的统治,就需要暂时和资产阶级联盟,共同推翻这些反动势力,然后立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一开始的敌人不一定是资产阶级,但最后的敌人却一定是资产阶级。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便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德国,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 [1] , p. 8)、“德国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的”( [1] , p. 13),于是他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与德国的共产党给予了以下指导:“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 [2] , p. 66)但同时也提醒他们一定不要忘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敌对关系,等到与资产阶级一起消灭了国内的反动势力之后,就立即利用与资产阶级暂时联盟所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一开始的敌人不一定是资产阶级,但最后的敌人却一定是资产阶级。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便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德国,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 [1] , p. 8)、“德国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的”( [1] , p. 13),于是他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与德国的共产党给予了以下指导:“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 [2] , p. 66)但同时也提醒他们一定不要忘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敌对关系,等到与资产阶级一起消灭了国内的反动势力之后,就立即利用与资产阶级暂时联盟所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

但并非所有的无产阶级及其领导者都具有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最典型的一派便是以蒲鲁东为代表的政治冷淡主义。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反对工会罢工、甚至反对无产阶级以任何形式的斗争起来反抗资产阶级。他们只坚持那些他们自以为是“伟大真理”实则漏洞百出的“永恒原则”,而忽视了现实中的无产阶级的实际生存和工作状况,这难道不是懦弱到极致的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马克思对此给出的评价是:“但是必须承认,他们会以基督教殉道者应有的禁欲主义精神来忍受落在工厂工人肩上的14小时或16小时的劳动。”( [3] , p. 345)他认为,那些利用自身的反抗去证明自己的敌人、自己的对立面合法性的那些人,只是将被解放的希望寄予压迫自己的那部分人手中,幻想他们能够牺牲自身的经济利益去对其大发慈悲心,这种想法是可笑幼稚的、是唯意志论,因为他们颠倒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不是自身的反抗显得自身不合理,而是自身的反抗恰恰表明是资产阶级的不合理。

3. 后期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斗争策略的转变调整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革命的斗争策略发表了新的看法:依然认为暴力革命是推翻资产阶级的必要手段,但根据时代的变化,无产阶级也可以采用非暴力的手段取得政权,例如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权力。暴力革命的目的也并非是单纯地破坏已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是无产阶级有组织、有目的地“破旧立新”。资本主义社会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竞争的加剧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已有的生产关系便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成为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所以就要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此相联系的上层建筑自然也要发生变化,为旧的生产关系服务的旧的上层建筑,自然要被为新的生产关系服务的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但是,根据恩格斯此时的看法,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也并非使用暴力革命不可。如果旧的生产关系不加以反抗那就和平地替代;倘若其激烈反抗,则暴力革命便是革旧立新的唯一手段。

由此便产生了一个疑问:从共产党宣言中的“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1] , p. 66)在某些情况下并非使用暴力革命不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何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难道真的如冒险主义激进派所说的那样是因为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而变得胆怯懦弱,所以叛变了革命?不,答案当然不是。暴力革命并不会因失败而告终,因为无产阶级有其革命的要求,当然封建势力或资产阶级反动派肯定会采取暴力措施来制止这种要求的实现,但无产阶级革命的势头不可阻挡,即便他们知道自己的革命会失败,他们也做好了汲取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韬光养晦的心理准备。“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 [4] , p. 538) 1848年以及之前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只是在英国和巴黎等几个大工业城市进行的,从1848年起开始的经济革命席卷欧洲大陆,表明资本主义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也造成了遍及欧洲的、真正的大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与此同时,不仅是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得到了发展:马克思的理论是最科学、最符合无产阶级斗争实际的理论,从各形各色的社会主义学说中脱颖而出,这为统一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形成了一支国际性的无产阶级军队。这表明,无产阶级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靠共同的苦难和一腔热血而联系在一起,而是更有组织性和凝聚力。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属于“新事物”,还不足以丧失其现实性;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就连这支国际性的无产阶级大军也不能一次取得胜利,亦得徐徐图之,所以恩格斯总结道:“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4] , p. 541)除此之外,“1871年的送上来的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没有什么成果。”( [4] , p. 542) 1871年巴黎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却没有能够进行长期的统治,致使革命成果胎死腹中。一方面是因为巴黎的无产阶级没有及时和法国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取得联系,致使在被镇压后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无产阶级缺乏取得政权后如何进行保卫建设的理论和经验,致使公社内部发生了分裂。

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相继失败,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去调整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暂时使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 [4] , p. 543)那么在经历过经济革命和王朝战争后的德国,又会给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怎样的经验呢?对此,恩格斯总结了德国工人的两大贡献:第一大贡献是数量巨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存在;第二大贡献是为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提供了一种最新式且最锐利的武器,即教他们怎样使用普选权,这是一种看起来与以往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完全不同的斗争方式。前面分析过资产阶级法律的对于无产阶级而言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德国无产阶级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将欺骗的工具变成他们解放的工具,而且他们清楚明白地知道,这种欺骗的工具曾经带给他们的种种伤害。可他们偏偏利用这种“合法的工具”去“反抗”资产阶级,他们利用国会的选举去计算自己的革命力量,以此来衡量革命的契机;利用国会的演讲去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并且尽最大可能地去同人民群众接触。“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多得多。”( [4] , p. 552)这种以合法的形式去保存壮大自己的革命力量,比在不知己知彼的情况下盲目地去发动起义,效果要更好,即便资产阶级也清楚明白地知道他们的“别有用心”却也无可奈何,因为“向来以法为重”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忍心再将枪口去对那些准遵纪守法的无产阶级及其代表呢?“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够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 [4] , p. 545)也就是说,在否定因素中也包含着肯定因素。无产阶级要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不管这种力量是隶属于敌人,还是将来会变为敌人,这是马恩在总结数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无数的革命者作为炮灰白白牺牲后所得出的惨痛经验。

4. 辩证地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斗争策略转变调整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暴力不是无产阶级的专利,封建主和资产阶级都曾利用暴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任何反动阶级都几乎用暴力来统治人民。暴力并非是无产阶级特有的武器,它同样也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安分守己时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鞭子;在无产阶级忍无可忍起来反抗时镇压、迫害无产阶级的长枪。资产阶级不仅用暴力残害本国的无产阶级,而且还用暴力去侵略他国。因此,无产阶级采取暴力革命的斗争策略,不是因为无产阶级体内天生就有暴力的基因,而是因为对面的敌人太过于残暴。

“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统治阶级的一个集团手中转到另一个集团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表现出来,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大革命所许下的、在形式上已做出保证的那些诺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打破。”( [3] , p. 220)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相较于以前的封建社会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但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叙述的一样: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只是政治革命,只是对市民社会部分成员的解放,因此,还需要无产阶级来进行社会革命,以此来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解放。这一点,从当时的现实中亦可得到证明:政治革命完成之后,许多国家的人民仍然继续信仰宗教,倘若现实最够幸福安稳,他们又怎能将自己的愿望的实现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神”。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取得了国家政权,他们在革命前后所许下的关于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诺言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而且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必须得是真的,不然他们到头来岂不白白忙活一场。但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却是假的,这些“美好的、信誓旦旦的”诺言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就是“画皮女鬼”。表面上看起来漂亮,实则美丽的皮囊只是蛊惑人心的诱饵,面具之下是食人肉、喝人血的妖怪,当你发现真相后想逃跑,却发现自己反过来被死死地压住,被喝髓噬血。当无产阶级发现真相后,为时已晚,因为这些他们曾经期盼过的、作为希望和救赎的诺言,以合理合法的形式,反过来成为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手段,换句话说,这些曾经美好的诺言却成了暴力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法的支撑”。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身体、精神和道德状况。英国的工人阶级身体羸弱,他们生活资料缺乏、居住环境恶劣普遍地都患有肺病、猩红热、伤寒和瘰疬等疾病,并且无钱去买药看病,只好用鸦片去止痛入睡、去令自己的身体“变得强壮”,结果却是身体普遍地更加衰弱,因此,工人们都普遍地老得更开、死的更早。英国的工人阶级得不到理性的、优良的教育资源,有的只是对宗教的狂热和资产阶级为保障自身利益而编制的道德教育,工人阶级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有学识,因为资产阶级决不允许无产阶级思想解放,如果无产阶级因受教育而思想的到了解放,那么他们就不能被轻易地控制和奴役了,他们必将站起来反抗。英国的工人阶级即使被资产阶级迫害到这种程度也依然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行为只要是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悖,那么就都是违法的。在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下,在这里与其说是资产阶级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产阶级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实体化、具象化,工人们自暴自弃,他们酗酒、纵欲甚至自杀,因为这个社会剥夺了他们做人的尊严和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不管他们怎样努力都始终摆脱不了贫困,仿佛在无尽的黑暗中游荡永远也看不到光明和未来。恩格斯说:“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就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 [1] , p. 403)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状况与其相比,又能够好到哪里去呢?那么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做呢?应该“遵纪守法”直至骨瘦如柴,被榨干最后一丝利用价值,跟随工业废料一起被推进充满垃圾的深渊?不,当然不。伟大的无产阶级必须得用暴力来击碎这虚假的诺言,他们犹如被关在牢笼里每天遭受虐待的一头困兽,不撕毁着牢笼何谈自由、不去与囚禁他们的人斗争何谈解放。无产阶级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有起来用暴力反抗资产阶级的勇气,而不是一直逆来顺受“使人沦为牲口”( [1] , p. 433)。也就是说,当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得不到满足时,采取暴力革命的斗争策略是必然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革命理论之所以会出现“非暴力形式”的新要素,也是基于实际情况和历史经验,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所做出的调整。“这里斗争的条件毕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 [4] , p. 546) 1848年以前起义者成功的原因是在起义者和政府军队中间还存在着第三股力量即市民自卫军,它要么直接转向起义者一方,要么态度摇摆使军队发生动摇。总之,它是有利于起义者的队伍。在筑磊巷战时代,起义者之所以胜利,是因为街垒巷战有动摇对面军心的作用,并非起义者本身力量强大。1848年以前的街道蜿蜒狭窄,1848年以后随着大城市新建的街道的变得长宽笔直,更有利于军队使用先进的武器,而且资产阶级给以军队的好处使得军队很难在给与起义者以同情心,所以1848年以后的起义者失去了筑磊巷战的优势。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政府军队的条件越来越多,而有利于起义者队伍的条件去越来越少。但这并不是说,巷战无用了、起义无用了、革命无用了,一种新的理论的问世必然要遭受许多的质疑,恩格斯用历史事实和理论有力地回应了这种质疑。“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 [4] , pp. 550-551)正如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参加国会选举,并非是为了向资产阶级妥协,而是通过国会增加政党的人数和影响力,不要轻易地上了资产阶级的当——被其骗进巷战。他们现在明确地认识到军队的优势和胜算是大于起义者的优势的胜算,甚至还故意挑衅。无产阶级如果上当,那么就会破坏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资产阶级正愁找不到理由对无产阶级进行武力镇压呢?无产阶级如果不上当,并且政党的势力和影响力继续扩大下去,那么就会逼迫那些资产阶级为了合法地打压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而不得不讲法律修改的面目全非,即“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 [4] , p. 553)此时,人民群众会更意识到资产阶级的无能,进而会与无产阶级政党靠得更近。所以无产阶级不要受资产阶级的欺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韬光养晦,要将实力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共产主义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 [4] , p. 544)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意识到了可以通过普选权来实现无产阶级的目标,但到最后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这中间必然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必然得靠现实的革命实践为基础前提。与其说是马克思暴力革命理论的发展,不如说是无产阶级在于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经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得到了成长。纵然理论可以指导实践,但理论的发展却总要以实践为基础。思想的觉醒需要奔走呼号、需要一腔热血,当思想被革上一层铁皮,非钢钎猛凿再加千呼万唤不得使其释放出半缕青烟儿,但当思想觉醒后真正进入实践阶段,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对于革命的热情、对于目标的渴望,而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更要小心谨慎、采取灵活的策略,不要让这仅仅的一腔热血成为革命者暴露、牺牲自己的原因。

综上所述,恩格斯晚年关于革命思想的转变,主要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致使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还处于上升时期,所以企图用一次革命将其连根拔起是万万做不到的。马克思也曾将“两个绝不会理论”作为对“两个必然性理论”的补充,揭示了发展前途的光明性、道路的曲折性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证了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性和艰难性。

5. 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斗争策略的意义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暴力革命是指:运用暴力的手段对在社会上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彻底性的大变革。而所谓“彻底性的大变革”,就是指社会性质的根本性变革,例如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变。这种根本性变化,在政治上表现为一个政权为另一个政权所取代;而在经济上表现为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取代了原本较为低级的生产方式,这两大方面的在社会上的具体体现就是对于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彻底颠覆。但暴力革命的地位在政治和经济上几乎是一样的。就政治方面而言,要想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的政权,暴力革命仍然是最主要的手段,即使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考量,暴力革命也许会暂时退居幕后,但也必须时刻牢记其“火车头”意义上的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暴力革命是实现政治目标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就经济方面而言,暴力革命的与经济的关系可以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去探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借用奴隶主统治奴隶的例子说明:奴隶之所以服从奴隶主的支配,并非仅仅是害怕其手中的鞭子,更重要的是奴隶主有可用于生产并以此来维系奴隶生存的生产资料。除此之外,恩格斯还用所有制的更替和陆战、海战等两种作战方式的变革,来反驳杜林先生的暴力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 [5] 的观点。火枪火炮攻破了曾经坚不可摧的骑士的铁甲和战斗的城堡;掌握着军舰制造技术和成本控制的工程师其重要性也大大超过了直接发号施令的舰长。在战争中,武器的改进以及战斗形式的完善都得益于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进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条件的发展。所以,恩格斯说,没有经济帮助的暴力,就不能称其为暴力。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下两种结论:其一,“飞雪连天射白鹿”,这里的“箭矢”指的是暴力革命,仅仅是手段,但却是必不可少的,“白鹿”则指政治、经济目的;其二:“一将功成万骨枯”,这里的“将”指的也是暴力革命,“万骨”则是指在斗争过程中除了暴力革命外的其他因素。

6. 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在无产阶级运动中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此理论的发展又为那时的无产阶级根据历史情况的变化下一步“如何进行革命”指明了方向;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将来的“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思想指导和战略规划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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