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科西克看来，所谓“日常生活”指的是社会个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存在方式，即它是未加批判的伪具体的世界。科西克从海德格尔的“烦”、经济人与系统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以及人对自然的异化操控这三个向度对这个伪具体的物化世界展开了批判；他指出，“烦”创造了一个非人类的世界，人的主体性淹没在其中；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统治下，人的主体性进一步沉沦，彻底下降为系统运行的存粹工具，而且人对自然的全面统治把人的生存境况拉入深渊，因为它代表着人的无尊严的时代的到来。针对现代人的这一困境，科西克指出遵循“间离”原则的艺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修正以及以具体的辩证法为核心的革命性实践成为三种可能性的出路，但由于前两者只强调思想层面的变革，因此不可避免的会走向失败，只有革命性的实践才能成为现代人走出异化困境的唯一出路，因为它既摧毁伪具体世界表面的拜物教化，又根植于实践，带来现实的变革。
Abstract:
According to Kosik, everyday life refers to the alienated way of existence of individuals under the capitalism, i.e., it is an uncritically pseudo-concrete world. Kosik provides a penetrating critique of this pseudo-concrete world from three directions: Heidegger’s care, the domi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o oeconomoicus and the system as well as man’s manipulation of nature; he puts that care creates an inhuman world, in which human’s subjectivity is submerged totally;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subjectivity is further submerged and completely reduced to a mere instrument of the system’s functioning, and the total domination of nature by human beings draws human beings into the abyss of their existence, as it represents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the human being’s lack of dignity. In response to this dilemma, Kosik points out that art based on estrangement principle, the revision of existentialism represented by Heidegger, and revolutionary practice centered on dialectics of concrete are three possible ways, but since the first two emphasize only the ideological level, they will inevitably fail. On the contrary, whereas revolutionary praxis is a contribution not onl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uperficial worship of the pseudo-concrete world but also to bring about change in reality, it can be the only way out of the dilemma.
1. 引言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继续从宏观层面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然而也有一部分哲学家开始转向微观层面，特别是从人们无比熟悉的日常生活来揭示当代人所面临的深层社会危机。对于日常生活，人们长久以来仅停留于经验层面的狭隘理解，把它仅仅看作是与历史相对的一种生活状态，当作与公共生活相对的私人生活，认为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就可以把握其本质。但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ik)看来，日常熟悉的生活世界并非一个已知的和已被认识了的世界，为把握其实质，我们有必要将其问题化，即将其上升到哲学层面对其加以批判，以便撕开其拜物教化的熟悉性，暴露其残忍的异化本质。为此，科西克通过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烦”以及日常与历史的碰撞两个层面对日常生活的具体内涵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阐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日常生活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和理解。
2. 科西克关于日常生活的概念界定
日常生活是社会个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存场域。科西克认为，日常生活存在于人类的每一种实存和在世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伪具体世界。这种日常活被具体化为它既以某种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现实本身又在某种程度上掩盖这一现实。因为日常只是现实总体的某些方面，它不是现实总体本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日常生活的这种二重性，尽管人能理解他所进行获取和操控的这个直觉世界，却无法理解自己，而且他的主体性也必然淹没在日常生活的拜物教之下。
一方面，日常生活被人们当成已知的世界来加以把握，因为它表现为“冷淡的、机械与直觉之夜”( [1] , p. 54)，即它是人们熟悉、可信和亲密的“家乡”。但对于科西克而言，未经历奥德赛之旅的日常生活是非批判的、神秘化的。它未经考察且未被发现；同时日常生活表面的自然性、熟悉性只是派生的、而非真实的，因而它只是现实总体的某种特殊现象形式，所以这是一个伪具体的世界。
另一方面，日常生活表现为人可操控的经验世界。科西克指出，“日常是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才能与资源来控制并计算其维度和潜能的世界。”( [1] , p. 54)数学等计算手段为人们掌控其生活世界提供了钥匙，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世界的主体；但他不知道的是，在数学为人们提供计算日常生活世界公式的同时，数学也成为日常操控人们的抽象手段。换言之，对于日常而言，不仅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可以置换为相应的另一天，并且作为日常生活之主体的社会个体也可以还原为另一主体，因为“数字和印记能最好地描述和标记它们。”( [1] , p. 55)在这个意义上，主体陷入无名化的尴尬状态。同时，在这个无主体的生活氛围中，产生了一种把人的实存当作一个可获取和操控的客体，而且也是这样对待它、解释它的日常宗教。科西克坚决反对这种把人还原为某一抽象物的做法，他指出，“人不是由平均人组成的”( [2] , p. 121)而且“对于每一个普通人而言，都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质。”( [2] , p. 122)因此，只有把人从日常生活拜物教解放出来才能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必须以革命性的实践和辩证法摧毁日常生活的拜物教化表象，并用真理、真实性和自由取代它。
3. 科西克关于日常生活的三大批判向度
在界定日常生活概念的基础上，科西克从“烦的人”、“经济人”与系统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三个向度对日常生活展开了批判，并指出革命性实践是消解日常生活拜物教化的唯一救赎之路。
3.1. “烦神”的人：人终身烦扰
“烦”是科西克考察日常生活拜物教时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科西克借用海德格尔的“烦”对其进行了经济性规定，即“烦”是经济对人存在的原初的和基本的模式。在他看来，烦虽是主体中的世界，但绝不是真正的人类世界。个人不仅是他认为的世界之所是，更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超主体。
烦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实践基础上的伪具体的世界。科西克认为“伪具体的世界是真实与谎言相互映衬的世界，”( [1] , p. 3)因此，“烦的哲学的方法既是神秘化又是去神秘化。”( [1] , p. 56)一方面，在烦中，获取是抽象劳动的现象方面。与抽象劳动的本质被掩盖相反，它是某种直接显示自身的东西。在20世纪，作为确证人的总体性的劳动，被碎片化和去人格化了；不管是物质领域、行政领域还是知识领域，操控和获取将劳动取而代之。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首次确认了劳动的本质，即它是人的自我确认。科西克注意到，这一劳动范畴在20世纪却被化简为获取和操控，这不仅仅代表着哲学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到以海德格尔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转变的一个蜕变过程，更关键的是从“劳动”到“获取”的转变揭示了人类关系拜物教化不断加剧的过程。
在烦中，未来拜物教是日常生活异化的另一个层面。科西克认为“在烦中，个人总是已经处于未来之中，并把现在变成实现事业(project)的一个手段或工具。”( [1] , p. 62)也就是说，现实的总体性的意义取决于未来并不存在的世界，而对这个并不存在的世界而言，现实的个人建构起的唯一真实的世界被剥夺了它自己存在的意义，并且只有在其与未来的功能性联系中被承认，因此我们会不可避免的与真实的世界与虚幻的世界的矛盾产生冲突。首先，以未来肯定甚至决定现在，是对现在的否定，当下不可避免沦为纯粹的暂时性和无常。正如科西克所指出的，“这是某种一个家庭没有时间围绕一张桌子坐在一起而是像一个亲密的社区中的人那样，或是一个忙于一场竞选而没有时间来思考他的活动的意义的政客的境遇。”( [2] , pp. 56-57)其次，烦以未来取代现在，把人停泊于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以自我异化的方式逃避异化，也就是一种虚假的克服异化；上帝作为最高价值已经死亡的故事宣告了非本质之物战胜本质之物的悲剧时代的到来，未来成为新的上帝。人们只有不断向前奔跑，才能在未来中确认自己的主体性，实质上他却在后退；科西克直接指出，以退为进与以进为退的自相矛盾成为现代人悲喜剧本质的根源。最后，科西克认为，实践是人的基本规定，烦以及烦的暂时性源于人的实践，它们都是实践的物化形式。
3.2. 经济人与系统
从“烦的人”到“经济人”的转变既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也揭露了客观现实转变为客体性现实的拜物教化现象。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经济活动与经济生活方式都转变为人们下意识的和未经思考的日常生活，人不再仅仅是构建世界的介入与活动。现在他作为总体的一个构成要素被整合进受经济规律支配的虚假的总体中，因此，在科西克看来，对日常生活的考察，就是对这种由经济生活所抽象而导致的人的贫困化的“经济人”的考察。
首先，“经济人”的‘抽象性’是由经济系统决定的，并且他只能作为“经济人”才能发挥作用。把“经济人”看成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系统的一个存在只会造成荒谬的虚构，因为“经济就是一种把人变成经济人，把人拖入征服人，改造人的客观机制之中的趋势的生活氛围。”( [1] , p. 66)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古典经济学非批判的接受了这一现象，并把系统作为研究的起点，把经济人预设为经济系统得以构建和运转的一个已知的要素。因此对古典经济学而言，人不是在自身中自我规定的，而是以系统为参照。也就是说，人在多大程度上被还原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他就在多大程度上就是现实的。甚至是研究他自己，古典经济学也只有把自己看作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才可以，因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没有意识到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与在实践上把人真正化约为‘经济人’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它把‘经济人’看成一个‘合理的虚构’”( [1] , p. 67)。
其次，科西克指出，古典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它模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3] , p. 20)用物理意义上的自然建构起来的社会现实取代了现实本身。换言之，它把这个物化了的世界看作人类的真正的世界，以特殊性取代普遍性，是对否定性的否定，丧失了批判的向度。在这个意义上，一种双重客体生成了，即客体现实僭越了真正的现实本身，人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地位被系统取代了，因此，人只有通过把自己从他的主体性中抽象出来，把自己还原为系统的一个功能性的存在，才能获得关于自己的理解，因为“在系统之外，他是非现实的。”( [1] , p. 70)也就是说人的全部丰富性被压缩为系统的一个功能性要素，对于不能促进系统运转的人的能力、才能和倾向全部都被剔除，造成人的贫困化，“最终实际上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4] , p. 148)
浪漫主义预设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预设，认为古典经济学用金钱消解了自然价值和道德准则。在科西克看来，“浪漫主义者的概念是一个次级系统的概念，它是对古典理论的肤浅的、退化的和浪漫主义的诠释。”( [1] , p. 71)因为，浪漫化的“自然人”概念并未意识到陷入了古典经济学的陷阱，即将人降格为系统的一个要素，否定人的完整性，因而这种“自然人”所呈现的必然是一种被阉割的、宗法式的、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的完整性。显然，与现代人的完整性相比，这是一种倒退。科西克认为，现代人的完整性表现在差异与矛盾性的统一之中，而非表现为对形式和形状的限制之中。另一方面，“科西克虽然批判现代性的异质特质，但却坚持历史进步论”( [5] , p. 43)，肯定现代性对于人的解放的积极意义，特别是技术的进步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社会主义发挥某种解放性的替代选择的作用提供了巨大的现实支撑。科西克认为，浪漫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把人从系统和抽象中剥离开来，从而导致某种神秘化。他提醒人们，人总是生活在系统内的存在，并且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总是暴露于被还原为一定的功能的和物化的趋势之下。科西克对待系统的态度是辩证的批判的而不是形而上的。在他看来，两个人的相互作用就可以构成一个系统，更确切的说，两个人的相互作用就可以构成社会系统的一个最小的单位：黑格尔的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就代表人类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模型。这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不谋而合。科西克进一步指出，人又是具有超越某一活动系统的可能性的具体的存在，并且，作为人，他不能被还原为某一个系统。人的具体的存在，置身于一种被还原为某一系统的束手无策与反抗这一系统本身的历史可能性之间的巨大张力之中，“而真正的整合和实用的功能则置身于某一环境系统和关系系统之中。”( [2] , p. 84)所以科西克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正是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一个个体能够且必须进行的那种反抗。
3.3. 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在根本上就是人的全面异化，因为它表明人的尊严已经丧失。首先，科西克认为，“获取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现象形式，它创造了一个同样抽象的效用世界，在那里，所有的东西都转变成了功利主义的工具(instrument)。”( [1] , p. 50)换句话说，自然成为工业社会获取的对象和原材料，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化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仅仅被化约为一个工厂的原材料库的角色而存在，自然的其他所有丰富自然属性被剥夺。从人的外在自然来看，自然环境的破坏势必会破坏生态环境。更可怕的是，自然会反噬，以人无法抵挡的自然力毁灭人的生活环境。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直接地自然存在物”( [6] , p. 167)。也就是说人是作为具有自然力和生命力的自然存在物，他集欲望、天赋、感性于一身。因此，自然的贫困最终会导致人的内在自然的贫困化，人性被缩减，人的生活走向异化；其次，自然的异化势必导致人的精神异化。科西克认为，物质主义主导着整个世界，无论是资本家还是社会主义者，都被卷入这个历史洪流之中。在这里，自然继续面临着被转变为原料和物质的悲惨命运，而且程度还在进一步加深，即自然被还原为完全受制于狂妄自大的主体的随意性和贪婪的纯粹的物质、有型物和原材料。“在这种现代的炼金术中——它走在与传统的炼金术相反的方向上，并且不再试图从铅中获得金，而是将‘金’(即，地球的宝藏)转变成废物和铅–‘精神’(即，人)也被改造了，并且他的转变在更大程度上是某种堕落而非上升。”( [2] , p. 58)至此，人的精神蜕变为没有灵魂的实在。在科西克看来，“精神寓于精神性之中，而自然寓于自然性之中。”( [2] , p. 59)一旦精神被打造成最高价值，最高价值意味着无价值。把自然还原为某种可测量的和有利可图的价值，只会把自然亵渎为一个被无情剥削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地。这是尊严蜕变为价值的时代转折点，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尊严的时代，人彻底走向异化，成为某种没有尊严、没有灵魂的可操控之物。
4. 科西克关于日常生活的超越：艺术、存在主义与革命性实践
在科西克看来，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因为它打造了一个非人道主义的世界，是一个只见物不见人的世界。同时，日常生活把资本主义社会非法预设为一个永久的无时间性的“现实”。为摧毁日常生活的假象，科西克指出存在三种可能性的选择，它们是艺术的疏离、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修正以及以具体总体的辩证法为核心的革命性变革。
科西克认为，生活在日常中的人们天真的、未加批判地接受它，被它的熟悉感的虚构性所遮蔽，好像它就是自然存在的现实。但这只会造就日常生活的神话，导致一种荒谬感。为了透视日常的本质必须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去除其亲密性，暴露其异化的本质。科西克发现，现代艺术、诗歌和戏剧以及电影和绘画就是通过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的方式来驱使日常，以便摧毁伪具体。比如佛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把人变成一只大甲虫，展示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异化，以荒谬的方式展示了人的生活的荒谬与扭曲。
但是“仅仅把现实之真理展示给人是不够的，人还必须实视这一真理”( [1] , p. 62)，因为人们所提出的关于人类现实的真理与现实本身存在一定差距。概而言之，以艺术的疏离方式摧毁伪具体只是某种乌托邦幻想。因为关于现实的真理没有降临到人间，还停留在天国，现实的变革这最为关键的环节被忽视了。存在主义的修正的根本问题也是无法带来现实的革命性变革，它仅仅是“一个个人在世界上上演的戏剧。”( [1] , p. 62)存在主义通过思考日常的准死亡状态，把个人从他自己的不真实的实存中解救出来，并从多种实存中选择所谓的真实的那个实存。存在主义的这种超越之路注定失败，因为他使日常及其全部异化都归因于无效并进行超越。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全然否定了自己活动的意义。因此，存在主义的此种修正并非是实现个人真实性的最恰当的方式。进言之，它只是某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内容的历史性选择，这是它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
鉴于此，科西克认为只有以具体总体的辩证法为核心的革命性实践才是唯一的救赎之路。在理论上，具体总体的辩证法“不把固定的人造物、形成物、客体以及物质世界与理念的和日常思维的世界的整个复合体看作是原初的、自主的东西”( [1] , p. 8)，并把现实看作是一个不断进化着的、结构化的，永远处在自我形成中的整体。并且它是从整体到部分且从部分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且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且从具体到抽象的一个具体化过程，揭露了日常生活的异化本质。从实践上看，辩证法根源于革命实践，它的根本使命就在于改变现实。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方面的展开是同时进行的。因此，在个体与整个人类实践的与精神的进化过程中，通过辩证法与革命，匿名者的无差别的全能统治终将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