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进入21世纪以来,围绕翻译策略(translation strategy)的研究开始兴起。国内关于翻译策略的论述众多,包含的研究涉及翻译策略概念的界定(郭建中2000;王东风2002;刘艳丽、杨自俭2002;熊兵2014)、翻译策略的发展(孙致礼2002/2003;蔡平2002)、翻译策略的实际应用(贺学耘2006;胡安江2010;张书健、李玲2010)等。虽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但研究韩江《素食主义者》 [1] 中英译本翻译策略的研究相对较少。2015年5月,英国译者黛博拉·史密斯(Deborah Smith)和韩国作家韩江(Han Kang),凭借韩语小说《素食主义者》(채식주의자)的英译本The Vegetarian [2] ,获得了布克国际奖,一度成为热门话题,西方学者纷纷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以文本为依托的评论家们强调了作品的超现实性和诗意;“寓言和暴力从这本不到两百页的小说中获取了特殊的力量” [3]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引人入胜的小说,文笔优美,令人深感不安” [4] ,侧重跨文化互文性的评论家们则是对翻译者史密斯给予了较高的赞许。但随着作品的广泛传播,韩国学者和读者纷纷指出英译本中存在错译、漏译以及变形等问题。文学评论家、高丽大学赵宰龙教授表示:“几乎是重写一部作品的水准……获得布克国际奖不是韩语原作《素食主义者》的胜利,而是英译本The Vegetarian的胜利。” [5] 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尹善京表示:“误译争论是在译作超越原作名声的时候产生的。” [6] 诚然,英译本确实给韩国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曙光,一改西方国家对韩国文学的刻板印象,但英译本中存在的翻译问题也是难以忽视的。本研究以韩语原作、中译本和英译本为研究对象1,运用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改写理论分析中英两国译者的翻译策略及意图,以期对韩江《素食主义者》及相关译本后续翻译研究有所裨益。
2. 翻译策略的选择
在追寻翻译本质的道路上,各国学者有着不同的认知和理解。文化学派认为翻译是重写和操纵,结构学派认为翻译是延异,目的学派说翻译是为了某些目的,语言学派说翻译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而阐释学派认为翻译是一种解释,还有其他学派,不做赘述。虽各个学派均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翻译这一行为,但无论是哪一学派,都不能否认翻译是一个改写(rewriting)的过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安德烈·勒菲弗尔利用“改写”概念覆盖了之前的“折射”概念2。勒菲弗尔认为,“‘改写’不仅反映了客观环境的要求,同时也突出了改写者(如译者)的活动轨迹。就翻译而言,它不仅是原作的某种变相的存在,反映了译语文化能接受的形式,同时改写过程,即翻译过程也是改写者在两个文学系统和文化系统间调停的结果。其次,‘改写’不仅是调停,也意味着‘操控’原文,最终指向不同文化间的不平等权力问题。” [7] 在其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中,勒菲弗尔强调道,“无论是创作翻译、文学史或其相关作品、参考著作、选集、批评或版本,译者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编、操纵他们所使用的原作,使其符合当时的主流思想与诗学潮流” [8] 。
如果仅将目光局限于“原作”与“译作”两项之上,翻译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单一且固定的改写行为,但若将翻译这个过程展开,并在此之间加入译者这个中间项,那么翻译就可以看作是由“改写前期”和“改写中”形成的先后两个“交际活动”的总和。改写前期,为方便译者与原作者进行深入“交际”,身为读者的译者需要将文本内容充分解读并吸收。这一期间,译者会受到其所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社会规范、思想范式、文化认知、先行知识以及读者接受程度和读者期待等要素,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对此时身为读者的译者产生判断和思考方面的影响,所有的变量都可能影响着译者对于文本的掌握和理解。当译者完成这一过程进入到下一阶段时,译者将带着解读和感受,将内容二次输出,翻译成译作,与目标读者完成新的一次“交际”活动。在两次“交际活动”中,译者会同时受到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双重影响。每一个因素都有可能成为改变译者判断和选择的诱因,从而限制或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因此,确定译本的翻译策略对探寻译者的意图有很大的帮助。
翻译策略往往呈现为“异化”和“归化”两个趋势,正如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关于翻译方法的演讲中指出,翻译方法只有两种:“译者要么让作者安居不动,把读者领向作者;要么让读者安居不动,把作者领向读者。” [9] 换句话说,异化是让目标语读者尽量贴近原作的原始面貌,在让读者感受异域民族文化风采的同时,有利于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流。而归化是以目标语读者熟悉的本国语言为导向,将原作想要讲述的内容呈现出来,译者将原作的内容固定在读者的知识范围内,既有助于读者的理解,也有助于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和欣赏性。因此,译者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不仅影响着译者对于各种文化元素的处理和翻译的方法,也影响着译本风格。为确认中译本《素食者》 [10] 和英译本The Vegetarian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下文将围绕这两个版本中的词汇、句子和段落部分展开分析3。
词汇作为构成语言的要素之一,除具有最基本的交际表达功能之外,文化词汇也蕴含着特有的文化信息。为翻译文化词汇,译者或是选择异化处理,通过增添释义的方式,将信息明示,打破文化壁垒;或是采用归化处理,用目的语中具有相似隐喻意象的词汇进行替代。当上述两个方式都难以解释说明某个文化词汇时,则采用文化调停法,省去该部分文化因素,只译其意,增强文章可读性。但无论选择哪一项,都具有难以忽视的弊端,选择添译解读的方式,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增加冗余(redundancy),造成负面的阅读体验;选择替换的方式,会存在难以准确传达神韵和意境的可能性;而选择调停的方式,则会掩盖词汇的文化特色,不利于跨文化交际。
2.1. 词汇部分
2.1.1. 文化词汇
1) 탕평채:荡平菜;an exquisite dish (of mung-bean jelly…);
2) 사상체질:四像体质;a certain ideology;
3) 깐풍기:干烹鸡;fried chicken in a chili and garlic sauce;
4) 한약:中药;herbal medicine;
例(1)-(4)中,中译本多采用音译方式,这是因为汉字词在韩语词汇中占比例高达60%的原因。当译文在目标语读者知识范畴之内,或是通过文章释义可以解读时,译者没有做过多的阐释(例(1)、例(3));当词汇是未知词汇时,则是附加脚注进行阐述(例2)。而当某一文化词汇共同存在于源语读者和目标语读者知识范畴内,译者以目标语读者习惯为基础,将其替换为目标语中的对应词汇(例4)。不同于中译本,英译本选用了文化调停。因源语习惯与目标语习惯重叠性不高,译者将特定的文化词汇隐去,仅对其本意进行释义,虽减少了异国情调,却可以达到降低读者陌生感的作用。
2.1.2. 其他词汇
5) 일본작가 Y:日本艺术家Y;The Japanese artist Yayoi Kusama;
例(5)中,中译本一如既往没有改动,保留了整个文章边缘人物和主要人物分开的特点,维持了小说整洁干练的特质,英译本则是将“日本艺术家Y”替换成了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日本艺术家的名字“Yayoi Kusama”。原作中除主人公以外的其他次要人物,称呼没有特定指明,均是采用字母一笔带过(例:姐夫的后辈J,前女友P等),中、英文译本对于其他字母名称都依照原作,选择零翻译,但唯独日本艺术家的名字在英译本中有所变动,这样的变动可以让作品看起来更为真实,也能相应的扩展、延续小说中所具有的艺术基调。
6) 몽고반점:胎记;Mongolian Mark;
例(6)中,“胎记”一词,作为原作三个故事中的一个,被反复提及。韩语原文的实际含义为“蒙古斑”,是青黑色的斑点,多出现于黄种人。但在中国,很多人对于胎记一词的熟悉程度要远远大于蒙古斑一词,甚至将红色和青黑色的斑点统称为胎记。因此,为减少读者的陌生感,保证阅读顺畅,中译本将之替换为大众熟悉的“胎记”一词。而英译本则选择直译,不仅保留了原文的异域色彩,也保留了该词在原著中所具备的独特美学价值和主题意义。
7) 토플리스 차림(으로) 태연히 (앉아 있었다):袒胸露背、泰然自若(地坐在……);(sat) topless,perfectly composed;
例(7)中,韩语内容在中译本中被翻译成了四字成语,其言简意赅的属性无疑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更易于读者接受。且四字成语具有的中文音韵美,能给译作增加独特的美感。但中译本语言精准度欠佳,“袒胸露背”的本意是敞开上衣,露出胳膊,译者错误的将之理解为“裸露前胸和后背”,阅读时会有所突兀。英译本则是适当的添加副词perfectly,表示强调。
8) 형제:手足;brothers and sisters;
例(8)中,韩语(형제)一词指的是兄弟姐妹,英文选择了直译,而中文却选用了“手足”一词,有一语双关之妙,文中的手足不仅有兄弟姐妹之意,同时也暗指了素食者主人公英惠的身体(树的形象),既是最佳关联,也使译文如行文流水般流畅。
由此可见,在涉及到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terms)的部分,中文译者偏重于异化,尽可能的传递异国色彩。英文译者偏重于文化调停,将原作词汇用容易理解的本国词汇解释,减少读者的陌生感;在其他词汇的翻译上,中英译本同时采用了异化和归化两个策略。两个译本具体更倾向于哪个策略,需要再次考察句子的整体翻译效果。
2.2. 句子及段落部分
9) ST:크지도 작지도 않은 키,길지도 짧지도 않은 단발머리, 각질이 일어난 노르스름한 피부, 외꺼풀눈에 약간 튀어나온 광대뼈(韩江2007: 8)
TT1:不高不矮的个头、不长不短的头发、泛黄的皮肤上布满了角质,单眼皮和稍稍凸起的颧骨。(胡椒筒2021: 2)
TT2:Middling height; bobbed hair neither long nor short; jaundiced, sickly-looking skin; somewhat prominent cheekbones. (Smith 2015: 3)
例(9)中的这一段是作者对素食者主体“妻子”的外貌描写,为了强调“妻子”在成为素食者之前的平庸,作者采用了“既不也不(지도 지도 않다)”的语法凸显她的普通,并且故意强调其长相是属于典型的韩国女性大众长相(单眼皮、高颧骨,黄脸婆形象)。中译本选用了与原作相同的语法进行直译,争取达到字面和意义都与之相对应的效果。英译本则是将此处大幅更改,将“不高不矮的个子”改成了“中等”,将“微黄”的皮肤改成了“黄疸”,不单改变了原作者努力营造的平庸形象和作品基调,而且试图传达出妻子在成为“素食者”之前,就已经存在“素食者”影子的意图。
10) ST:알지,당신이 서두를 때면 나는 정신을 못 차리지. 다른 사람이 된 것처럼 허둥대고,그래서 오히려 일들이 뒤엉키지. 빨리,더 빨리. 칼을 쥔 손이 바빠서 목덜미가 뜨거워졌어. 갑자기 도마가 앞으로 밀렸어. 손가락을 벤 것,식칼의 이가 나간 건 그 찰나야. (韩江2007:29)
TT1:你知道的,每当你要着急出门时,我就会手忙脚乱。我越是想快点,事情越是会变得乱七八糟,我慌张得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快,再快点,我握着刀的手忙个不停,后颈变得越来越烫。突然切菜板往前滑了一下,刀切到了手指。瞬间,刀刃掉了一块碴。(胡椒筒2021: 17)
TT2:If you knew how hard I’ve always worked to keep my nerves in check. Other people just get a bit flustered, but for me everything gets confused, speeds up. Quick, quicker. The hand holding the knife was working so quickly, I felt heat prickle the back of my neck. My hand, the chopping board, the meat, and then the knife, slicing cold into my finger. (Smith 2015: 19)
例(10)中,中英译本的翻译效果有了明显的差异。前半部分原文讲述了当丈夫着急出门时,妻子焦急的状态。中译本依旧采用直译的手法,对照翻译并译出了原文的意思,而英译本的改写则将妻子塑造成一个原本就容易慌乱,神经绷紧的形象,有一种想要突出妻子原本精神状态就不稳定的意图。后半部分的翻译,依旧如此。中译本竟可能的保留原文的形式和内容。而英译者史密斯对于这一情景的描述,则是采用了类似于电影中特写镜头的艺术手法,将读者一点一点带入到小说中去。从“手到菜板,菜板上的肉,再到刀,又回到了手”,一个接连一个,犹如特写镜头一般,具有强烈的“视觉感受”,给读者留下栩栩如生的视觉化印象。
11) ST:없어… 아무도 없어. 너랑 엄마만 있는 거야. 언제까지나 그럴 거야. (韩江2007: 195)
TT1:“没有爸爸。”她简单地回了一句,然后喃喃地说:“没有爸爸,永远也没有,这个家只有你和妈妈。”(胡椒筒2021: 136)
TT2:“No,” she would answer shortly. And then, soundlessly: “No one at all. There’s only you and me. That will have to be enough, now.” (Smith 2015: 134)
例(11)中的“没有别人(아무도 없어)”是具有双重含义的。这里的“别人”可以单指“三口之家中的爸爸”,也可以指“以外公外婆为首的大家庭中的其他人”。中译本选择翻译成前者,那么这里的“没有爸爸”就可以看作是对第一次回复“没有爸爸”的二次强调;英译本在该部分选择对应翻译,给读者留以同样的解读空间。而对于后一句话的翻译,中英译本也选择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中译本是将“永远也没有”这句话的位置提前,并用表示时间的词汇“永远”,突出其决心,从而完成第三次强调。英译本则是直接改变原作的意思,翻译为“现在,这就足够了”,更改了原文的基调。
可见,在句法的处理上,中译本大多采用奈达的形式对等翻译(formal equivalent translation),为减少话语累赘,中译本将部分原文翻译成四字成语,不仅使原文看起来更加简洁,也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就英译本而言,为最大程度淡化原文所带来的异域陌生感,译者有意识地采用流畅自然的文风,消除部分地域文化色彩,让译文总体与目标语读者的偏好保持一致步调,无论是具象的词汇、语法方面,还是抽象的文化、文学风格上,都更贴近目标语言习惯。Schuttleworth & Cowie (2014: 44 + 59)曾合著《翻译研究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1] ,文中称归化指译者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以尽可能减少译语读者对外语文本的生疏感的翻译策略;异化则是指刻意打破目标语的规范而保留原文的某些异域语言特色的翻译策略。至此,两个译本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可以有个定论,两个译本并没有单一选择异化或归化策略,而是在二者中更为倾向于其中的某一项(中译本倾向于异化策略,而英译本倾向于归化策略)。毕竟,文化不可译性形式多样,纷繁复杂,无所不在,这就要求译者不停地在文化的层面上调整翻译策略,其所具有的启发性作用,有助于译入语读者解码文化信息,认识背后那些看似无法攻破和费解的文化差异 [12] 。当然,对于归化与异化的不同侧重,也会引起译者不同的在场效果——现身或是隐身。
3. 译者的现身或隐身
译者主体介入的情况下,译者的现身或隐身是受其主观能动性调控的。也就是说,语际转换过程中,译者可以通过各种翻译方法使其自身显现或者透明,其中文化翻译部分最能言明译者的在场或是缺席。译者准确传达原作内在文化信息的前提是“解码、解析和整合”。为完成上述三项,译者需要充分掌握原作品所在国家和自身国家的文化特色与文化差异,并对于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文化内容进行解析,再以此为基础,做到从语义,到文化、审美,再到读者需求的全局性文化翻译。至此,对于源语和目标语共同拥有的文化背景知识,可以使用对等的方式进行省略,针对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的情况要做到文化补偿。由于两国译者对韩国文化认知和理解程度有所不同,两个译本的文化翻译内容产生了巨大差异。
12) ST:달리다 죽은 개가 더 부드럽다는 말을… 개에 물린 상처가 나으려면 먹어야 한다는… (韩江2007: 62, 63)
TT1:跑死的狗的肉更嫩更香……他们说要想治愈狗咬伤,就必须吃狗肉……(胡椒筒2021: 41)
TT2:driving a dog to keep running until the point of death is considered a milder punishment… The saying goes that for a wound caused by a dog bite to heal you have to eat that same dog… (Smith 2015: 41, 42)
例(12)中,中英译者因文化背景差异对“狗肉”文化解析产生了分歧。对于这一部分内容的解析,若译者以后面的话语信息作为依据,再对前一部分进行阐释、解码的话,就会得出“杀死这条狗就是为了吃它肉”的信息,那么再回顾第一句话,将解码后得出的信息补足,就会得出“跑死的狗(的肉)更嫩”的意思。因中国就“狗肉文化”与韩国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知识,译者不仅准确的将源语解析出来,而且毫无异国文化色彩,做到了译者的隐身。倾向采用归化策略的英译本则错误的将其解析为“让狗跑死是一种较柔和的惩罚手段”,错误的传达了原作信息。
13) ST:자네한테 면목이 없네 (韩江2007: 40)
TT1:我真是没脸见你啊(胡椒筒2021: 25)
TT2: Oh, you must be ashamed of her! (Smith 2015: 27)
14) ST:아내의 수고를 덜어줄 사람이 자신뿐이라는 것을 그는 알고 있었다. 한마디 불평도 없이 안팎의 살림을 혼자 해내는 아내가 고맙기도 했다。(韩江2007: 91)
TT1:他心知肚明,能够分担妻子劳苦的人只有自己。他对从未有过一句怨言、总是一个人任劳任怨地照顾家里和小店的妻子感激不尽。(胡椒筒2021: 61)
TT2: He knew that this was the only time of the week she would allow herself a bit of a break. She was even grateful that he let her take on… (Smith 2015: 62, 63)
例(13)、(14)中,译者需要将原文中隐藏起来的主语进行还原。无论选择何种翻译策略和方法翻译主语省略句,译者都将出于整个语篇和语境进行分析思考。因此通过分析译者对于主语省略句的翻译,既可以对译者的翻译能力进行考察,也可以掌握译者的翻译意图。对于中译本译者来讲,主语省略句的翻译简单明了,不仅准确还原被省略的主语,而且依旧沿袭对等翻译。但对于英译本译者史密斯而言,主语省略句没有被完好的翻译转化出来。错误的主语带入,不仅让前后文产生违和感,也转变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微妙的改变了剧情发展。
15) 처제와 형부:小姨子和姐夫;she’d had with her now ex-husband.
例(15)中,英译本的错译,是因为史密斯被复杂的韩国称谓搞混淆了。韩语称谓词数量多、指称具体,有尊卑之分,但英语称谓词数量少、分类简、指称含糊,英韩称谓之间并无一一对应关系,因此翻译时译者须依据语境,对原语的称谓进行推理换算,变通成译语中对应的称谓语或者直接以名字替换,方能符合译入语的称谓表达习惯。事实上这并不是译者的唯一一次称谓错译,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几次类似的错译(例:将大姨子仁惠(인혜)错译为小舅子英浩(영호) (TT2: 44))。英译本出现误译(和随意删减)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史密斯对于韩国文化和语言掌握的程度有一定不足(译者从2010年才开始学习韩语,译本The Vegetarian出版于2015年)。二是因为其主观想法过强,过于想呈现出唯美且具有冲击性的效果。三是因为出版社并没有进行二次校对,致使低级错误的存在4。由于史密斯对于韩国主语及家庭关系名称不具备相应的文化意识和文化预设,难以正确解读原文所负载的信息,在进行输出对等过程中,错误的阐释了原内容,导致前后文章矛盾,影响了阅读的体验,造成译者“强制现身”。
从话语策略、词语策略和文化转化策略的单一层面上来看,两位译者有着不同程度“现身或者隐身”的倾向。但是将翻译方法剔除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文本的选择。异国文本的选择,连带着文本差异的输出和交换。一旦翻译差异引起、挑战甚至是颠覆接受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秩序,这就意味着外国文本中存在的“异化”效果被无限放大,同时译者将再也无法“隐身”。诚然,译者的现身和隐身并不单单局限于作品的内容之上,译者可以通过异化翻译的各种手段让自己显形,在译作上标明译者身份,并且利用译作的前言、后记及相关文章、讲座、访谈等,阐明实践异化翻译的依据,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劳动投资”(labor investment) [13] 。
统而言之,英译本在内容方面尽可能将原作内在的文化和内容本土化,为了迎合读者喜好,给读者一个更好的阅读体验,译者努力将自己隐藏起来,不惜利用改译、创译和删译等翻译方法对原文进行改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隐身,但这并不是真正的“隐身”。因为,真正的“隐身”是让译入语读者看到或看清原作的本来面目,以及可能带有的特异性(idiosyncrasy) [14] ,英译本反而将这些巧妙地将这些掩盖起来了。此外,译者在翻译中,由于自身对韩国文化理解的错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误读和误译,导致前后文内容突兀,致使译者本体瞬间出现,打破了一度试图营造的“隐身”效果。中译本则是利用对照翻译等手法,没有过分强调译者的参与,也没有将自己隐藏起来。但由于中韩文化背景的重叠,译者在某些情况下被自动隐身了。由此可见,译者的现身和隐身是由多重方面影响的,现身和隐身也不是对立唯一的,而是相互融合的关系。
4. 中英译本对比分析
中英两国译者出于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词语选择、话语策略和文本转换,打造了两种不同风格的翻译作品。继而,两个译本在“读者感受、美学体验、功能差异和市场效应”方面上也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
原则上讲,同一类型书目的目标读者拥有着可视化的阅读偏好和读者感受。因此,针对由韩江小说《素食主义者》翻译而来的中英译本而言,两国目标语读者群体拥有着(由同一本书带来的)类似读者感受。中译本读者对于该小说的评价大多集中在:“诗意、构思精彩、充满文学性的隐喻、怪诞且唯美、卡夫卡、父权” [15] 之上。英译本读者的评价则多集中于“隐喻、凄美、卡夫卡、自主权、父权制、奇怪、难以忘怀的。” [16] 可以看出,中英目标读者对于译作的感受大同小异,一面惊讶于小说内容的怪诞和其特有的文学性,一面就父权社会的压迫和特定人群引发的排挤发起深思。这一重叠的读者感受,是限定于韩江原作基调之上的,是不受翻译方法、译者(及赞助人)意识形态等其他因素所左右的。除小说类型所带来的读者感受共性之外,两国读者因两位译者对于文化翻译和翻译策略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和倾向,产生了相异的读者感受。虽中韩两国文化有所相交或重叠,原作中一部分异域风情被削弱,但因中译本译者尽可能的传递原作异国特色和文化底蕴,目标读者群体还是可以感受到由异域色彩带来的神秘和吸引力的。而英译本更多的是将具有韩国文化特色的文本淡化甚至移除,缩小了读者探索韩国文化的视野范围,没有给目标读者带来更多的阅读体验。
需要提及的是,史密斯淡化韩国文化特色的这一举动或是出于自身目标语水平不足,或是为确保译文的可读性和有效性,或是因为自身(或出版社)的意识形态问题,但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都具有潜在的文化“暴力”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译者出于迎合目标读者(阅读习惯和趣味等)的目的,将原作在一定范畴内进行更改,出于读者对于异域文化的接受程度和审美期待,选择性的将原作内的异国文化特指进行隐藏或改写,从而实施了一种“民族中心暴力行为”。韦努蒂在一次访谈中提及到:“所有的翻译,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在本质上都是对外语文本和文化实施‘民族中心主义的暴力’。‘暴力’的说法不是比喻。为了在接受语的情景下使读者能读懂、感兴趣,译者必须这么做。” [17] 这里的“民族中心暴力行为”不同于语言暴力,是以民族文化为基础,让文本的形式、内容以及意义在一定范围内更偏向于自身民族文化的一种行为。换句话说,翻译中所实施的“暴力行为”,是在意识形态和象征性存在空间内施暴的,一方面该行为消除了外来文化他者中存在的“异”,以一种巧妙的手段将之转换为“同”,另一方面,译者可以按照自身意愿,将自己认知中的异国文化,进行输出。无论是将原文中的“异”变成“同”,还是将错误认识到的“异”,再次修改重新输出,实际上都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暴力行为的具体体现。因此,对于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差异来说,简化主义及删减主义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消除了跨文化交际的意义,具有排斥异质他者文化的负面作用。此外,由于史密斯对韩国文化理解不足,导致翻译不当,形成错译和漏译,让目标读者在译者现身和隐身中来回跳脱,影响阅读体验。而中译本由于有两个版本,部分读者也会拿来进行比较,从而有了不一样的读者体验。
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考虑语言对照,文化转换,读者感受,同时也要顾及原作中的美学因素,没有美感的翻译会让译作变得索然无味。译者的美学认知对于是否能够准确传递原作中美学价值和深刻内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更好的展现原作中的美学价值,译者需要剖析原作的审美构成,并且充分发挥译者主体的翻译能动作用。其中,审美对象(原文)的审美构成可划分为语言形式美以及意境美,译者利用目标语言中的音律美,修辞手法等展现语言美,利用情感、意象及神韵等传递意境美;主体翻译能动作用依托于译者的审美能力,受制于审美客体(读者)的制约。
两位译者在创作过程中,都注意到了语言美学与审美感受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用词和修辞方面注重各自国家目标语读者的细微用语习惯、文字偏好及审美品味;在意境方面,中译本更贴合原作,利用小说中的人物情感交替及人物物化的手法,展现了一种怪诞却又不失唯美的意境,让整个作品更富有张力,意境深远。英译本则是去除了一部分原有的东方意境,赋予了小说更为西方化的美。相较韩江原作,英译本更具有冲击性,将社会问题赤裸裸的一次又一次击出,引人深思。两个译本产生审美区分的主要原因是,中文和英语的读者受众对于韩国文学和文化的接受存在着很大的“时间差”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韩流就已经开始席卷中国,而且两个国家因为历史和地理位置相毗邻的关系,不只是在文化上存在交互作用,文学作品内包含的审美感受和审美情感方面,也有着不同程度的重叠。而西方国家的读者由于对韩国文学和文化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认知体系,如若照搬原作中的翻译美学,不一定能够达到激发读者美学感知的目的。
再者,译本内容的差异也会导致译本功能性的不同。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和工具,具备桥梁功能、信息传递功能以及促进的功能。整体来看,中英译本均起到了促进异质文化有效沟通,促进翻译文化发展的作用,但英译本起到的桥梁功能更为显著。此外,在市场效应方面,两个译本也有着不小的差别。随着布克奖的授予,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英译本The Vegetarian的热度只增不减,仅在短短几年内,韩江原作版权就售出了43个国家和地区版权。就连翻译该书的史密斯也正式的走上了翻译这条道路,开设了非盈利出版社倾斜轴出版社(Tilted Axis),励志于译介不被西方所重视的亚洲及非洲文学作品。而中国因早在2013年就曾出版过中译本《素食主义者》(千日2013),有一部分读者早已阅读过此版本,因此译本《素食者》(胡椒筒2021)所带来的市场效应远不如英译本。
5. 结语
综上所述,两位译者受所处国家的文化、时代背景,自身意识形态,赞助人以及目标读者喜好和主流诗学审美等诸多要素的“操纵与制约”,促成了“改写”这一过程。韩江《素食主义者》的中英两个译本均采用了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策略完成了翻译的“改写”。中译本多使用音译、逐词翻译和直译的方法,以功能对等为主,兼顾形式对等和文化对等,将原作中异域文化因素保留,传递了小说的文学内容和艺术美感。英译本多利用重构(reconfiguration)、文化调停和释义等手段消除文化陌生化,利用增译、删译及改译的方式迎合目标读者,达到渴望的文学效果,虽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文章趣味性和可读性,但也引发了多处误译、错译的存在。当然,黛博拉·史密斯的大胆“改写”造就了译本的成功,因为她没有陷入单一的文化层面直接转换,而是更在意阐释原作家韩江思想意识的具体化和扩展翻译美学的颠覆性。
两个译本存在差异性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翻译永远不能脱离目标语文化价值体系。这种差异性以言语选择和韩国文化特色的保存或删减为依托,被赋予了不同的东、西方意识形态立场与文化身份解读,并被二次编码输出。又因翻译中的转换不能单纯停留在语言这一表层上,两个译本的差异性在“文化信息、思想、意识形态、诗意和美学等”诸多方面也有所不同。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英译本的文化输入和市场效用是大过中译本的。该译本所产生的政治、文化、美学随着时间的推进,可能会再次反作用于原作品及该作品所在的整个韩国文学,甚至在未来的某天引发回译。
参考文献
NOTES
1本文的研究对象如下:英译本The Vegetarian选用由Portobello books出版社于2015年发行的版本,中译本采用四川文艺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的《素食者》一书(该版本为获得布克奖后重新翻译出版的版本)。
2“折射”概念是勒菲弗尔以捷克学者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的“元文本(metatext)概念”为基础,在此之上提出的一个概念。勒菲弗尔在谈论文学的折射时,利用隐喻“光谱”(Spectrum)一词来解释说明文本是如何反应文学系统的,即(折射)文本会像光谱一样,反映出文学系统内外的各种制约因素,但折射的行为是静态的、被动的,与“改写”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依旧是有所区分的。
3本文所举例文中,韩江的韩语原版《素食主义者》(「채식주의자」)标记为ST,中译本《素食者》标记为TT1,英译本The Vegetarian标记为TT2。考虑到篇幅原因,本文仅选取中英小说中能够体现两位译者在“异化”和“归化”策略倾向上有明显区分的词汇、句子及段落部分,作为例子展开详解。
4当英译本The Vegetarian内存在的误译、删译等问题在韩国引发争议后,2018年初,黛博拉·史密斯承认自己有60个误译,并对之进行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