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城市产生以来,人类便在同一次次灾难的斗争中推进城市的建设与发展。突如其来的灾难给人类社会留下惨痛的记忆,也深刻影响着城市发展的轨迹。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灾难给城市发展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愈发突出。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曾提出“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级增长使社会中潜在的风险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的阶段” [1] 。因此,深入研究历史上城市发展中的灾难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是美国城市史上的重大灾难,但也为该城市的现代化转型创造了条件,推动了芝加哥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变革。灾后的芝加哥迅速展开重建,仅用三十年时间就成为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正如诺曼·奥古斯丁所言:“每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失败的根源,又孕育着成功的种子。” [2] 灾难在使城市陷入危机与失序的同时,也为它的重构和新生提供了机遇。本文将以芝加哥为例,结合现有资料,在国内外学者所做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危机与失序”“机遇与新生”“反思与启示”三个维度,分析1871年大火对芝加哥城市发展的意义,继而探究灾难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机制,为当下城市应对未知的突发灾难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
2. 危机与失序:1871年芝加哥大火的必然和偶然
19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西部大开发运动的推进,大批欧洲移民和美国东部人口涌入芝加哥,这座城市开始逐渐崛起。芝加哥的早期发展,与其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该市位于美国的中心地带,东连发达的东北部地区,西接辽阔的西部边疆,南望肥沃的中部平原,是连接东西部经济活动的重要城市门户 [3] 。在水运条件上,它坐落在密歇根湖最南端,是密西西比河流域和五大湖的交汇处。19世纪中叶,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和多条铁路建成后,该市成为美国西部大开发的交通枢纽和贸易集散地。南北战争期间,为满足联邦军队的战备物资需求,芝加哥的制造业得以迅速发展,并凭借其丰富的资源和交通优势,成为重工业基地和军需物资的集散地。内战结束后,大批外来移民和外部投资为这座新兴城市注入活力,使芝加哥在商业和交通方面的中心地位更加稳固,其农产品加工业、钢铁冶炼和机械制造等产业也呈现蓬勃的发展势头。
截至1871年,芝加哥在短短40年间已从密歇根湖沿岸的一个小型贸易港口成长为美国中西部地区经济贸易枢纽,人口超过33万,建筑约6万座,面积达36平方英里,居西部之首,是全美第四大城市( [4] , p. 11)。芝加哥在工业化、商业贸易、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都走在前沿,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铁路中转站,每年运送游客超700万人次( [5] , p. 90)。
芝加哥的迅速崛起虽属奇迹,却埋下许多安全隐患。首先,建筑的防火性能较差。木材因其廉价和便利的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建设中:芝加哥街头的人行道、桥梁以及下水管道均为木制;中央商务区的大理石建筑,也会使用木质的屋顶,并在上面覆盖毛毡、柏油或木瓦;甚至作为重要灭火设施的自来水厂,其屋顶也是木头制成。此外,随着大量移民涌入芝加哥,他们为解决住房问题而在市中心建造了大量排列拥挤且杂乱无章的棚屋。虽然芝加哥市议会颁布了限制木制房屋修建的法规,但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监管体系的宽松,这些限制并未得到有效执行。
其次,消防安全体系也不健全。1857年,芝加哥市中心一场大火导致22人丧生,这促使芝加哥建立了职业化的消防局,取代了原有的志愿者队伍 [6] 。截至1871年,芝加哥消防局共有193名消防员,16辆马拉蒸汽消防车、6辆软管车和4辆钩梯车,但仍不足以覆盖36平方英里的城市( [4] , p. 30)。市消防队队长威廉姆斯曾多次向市议会提出加强消防设施建设的建议,但均被否决( [5] , p. 144)。在议员们看来,推动城市发展比保障城市安全更为重要。
最后,极端干燥的天气成为火灾发生的导火索。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档案记载:“自1871年9月起,芝加哥的降雨量骤减。9月仅三天下雨,降雨量为0.74英寸。10月的第一周没有降雨,空气湿度降低至30%以下,芝加哥地区异常干燥。” [7] 在10月的前七天,芝加哥就发生了28起火灾。在大火爆发的前夜,消防队刚刚结束一场长达17小时的紧急救援任务,有多名消防员在行动中负伤。此外,消防水管也因爆裂而无法使用,两台蒸汽灭火泵也因损坏严重而报废( [4] , pp. 26-29)。
1871年10月8日晚,芝加哥大火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爆发。火灾起源于城市西部贫民窟的一个谷仓,起初火势并不大,但由于消防站接线员报错了火灾的具体位置,使得消防人员错过了扑灭的最佳时机( [4] , p. 42)。此外,由于消防设施的不足,木质的供水管道被烧毁,加之大风天气等因素,火势很快失去控制,并通过木质桥梁越过河流向北部市中心迅速蔓延。这场大火持续了两天,造成了惨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据统计,1871年芝加哥大火共导致300多人丧生,10万人无家可归(占当时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17,420栋建筑被毁,2100多英亩土地被焚,直接经济损失约2亿美元(占整个城市估值的三分之一),是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城市火灾之一( [8] , p. 77)。
3. 机遇与新生:灾难重构下芝加哥的复兴之路
尽管遭受巨大的物质损失,芝加哥得以复兴的重要基础在灾难中幸存。作为芝加哥经济核心的运输业、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产业的结构性组成部分基本未受影响。在基础设施方面,该市的36条铁路、运河网络和电报线路均基本完好,仍能保持与全国各地及欧洲的商业贸易联系。灾后的芝加哥迅速展开重建,三十年间即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并以其开创性的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成为现代化大都市区建设的典范。这场灾难是芝加哥城市化进程的转折点,也是芝加哥得以摆脱传统束缚向现代化城市转型的重要契机。基于历史事实的剖析,笔者拟从以下四个角度具体阐述灾难对芝加哥城市发展的影响机制。
3.1. 安全保障体系的完善
第一,建筑材料使用的规范化。木材在城市建设中的普遍使用是大火造成惨重损失的主要原因。因此,完善法律中关于建筑材料的限令是芝加哥灾后重建工作的重要前提。新任市长约瑟夫·梅迪尔多次宣称:“我坚决反对在芝加哥范围内建造木结构建筑,消防禁令应当与城市边界共同扩张。” [9] 1872年2月12日,芝加哥市议会通过了修订后的防火法案。该法案明确了木制房屋的限制范围,涵盖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毗邻市中心的南部和西部的豪华住宅区( [10] , p. 106)。此外,其对易燃企业的选址也加强了管制,禁止在防火限定区域内开设伐木场、家具厂、火药厂和烟花厂等 [11] 。芝加哥新修订的防火条例在提高城市的消防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平衡了不同社会群体对个人财产保护的诉求,维护了更加多元的公共利益。
第二,消防救灾系统的改进。芝加哥消防局在灾后进行重组,将全市划分为18个责任区,每区配备若干消防队,并推行军事化管理( [4] , p. 127)。1877年,全市消防站均装备火警电报系统,可与消防报警办公室直接语音联络。在供水系统方面,公共工程委员会用耐火材料修缮自来水厂,增设供水管道和消防栓,并安装了霍利抽水系统——该系统运用机械动力维持消防管道的水压,可大幅提升灭火效率。截至1890年,芝加哥拥有129辆消防车、日抽水量达5亿加仑的自来水厂、长达1500英里的下水道系统,其消防安全体系之专业化、现代化,在世界城市中堪称典范( [5] , p. 178)。
第三,公共福利机构的健全。由于缺少应急赈灾的政府机构,时任市长梅森于10月13日接受芝加哥救济和援助协会负责临时救济工作的提议,并任命其为官方慈善机构。该协会是成立于1850年的民间社会福利组织,其执行委员会由十五名实业家和商人、四名律师和一名医生组成,他们都是兼具领导力和影响力的社会精英( [12] , p. 115)。在现代企业的专业管理方式下,该协会摒弃政治投机的选票考量,以科学慈善为原则,旨在提供物质援助的同时,提升穷人的生活能力而不是依赖于救济,从而增强城市发展的韧性和活力。在灾后18个月内,该协会成功将440余万美元的现金和援助物资分发给全市11万以上的人口,并为市民提供了医疗、住房、就业援助,为重建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13] , p. 87)。芝加哥救济和援助协会的工作不仅得到了全世界的赞誉和支持,也为后来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范式。
3.2. 精神文化共同体的塑造
首先,芝加哥大火为这座城市提供了重塑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契机。在大火之前,芝加哥的赌博、卖淫、酗酒和违反安息日戒律等行为泛滥,社会价值体系陷入混乱。重大的物质损失改变了芝加哥荒淫、奢靡的生活方式,而重建城市的需求孕育了坚毅、朴实、勤劳、自律的城市精神,并最终成为芝加哥创造历史奇迹的内生动力。文化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为芝加哥的教育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灾后,芝加哥商人致力于发展当地的文化事业——包括建设博物馆、图书馆和大学以及筹办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等,希望通过科学文化建设塑造文明、道德的社会价值体系,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14] 。
其次,芝加哥大火增强了不同阶级市民群体之间的团结意识。芝加哥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一直存在着阶级差异明显、民族矛盾尖锐、身份认同缺失等社会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财富分配不均。据经济学家爱德华·布尼斯估算,1870年,芝加哥20%最富有的家庭占据城市总财富的90%,他们大多数是美国本土出生的新教徒。而占人口半数以上外国移民家庭(主要是德国人、爱尔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拥有的财产不到1% [15] 。然而,大火的灾难性影响打破了这种旧有的社会秩序,迫使不同阶级和族裔的市民共同面对生存和重建的挑战。1873年,由外来移民组成的政党——自由公民联盟,以12,000票的优势赢得芝加哥市政选举,这是芝加哥民族差异逐渐消弭,政治、文化日益多元、包容的突出体现( [13] , p. 255)。
最后,芝加哥大火激发了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世界上其它民族相比,美国的国民身份和国家认同一直存在争议。独立战争后,殖民者虽然成了美国人,但是民族共同体并没有形成 [16] 。芝加哥大火的消息通过电报传遍全国,各地民众的悲伤与同情超越了表面上的差异和分歧,他们重新认识到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共同价值和目标。为了重建这座城市,联邦及各州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各地企业家在芝加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中西部地区的群众也来到芝加哥参与重建。芝加哥的未来被赋予了美利坚民族的期望,不仅因为芝加哥对全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因为它的复兴将是整个民族韧性和创造力的体现。
3.3. 经济秩序的恢复与发展
芝加哥优越的发展条件赢得了全球多数资本家的信心,他们纷纷将重建芝加哥视为最明智的投资选择。大火后不久,芝加哥就吸引了逾2500万美元的外来资金,其中大部分流入了房地产业 [17] 。这场空前的重建工程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各大媒体纷纷展望芝加哥未来的发展潜力,以充足的岗位和高额的报酬吸引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工人。
其次,灾难使芝加哥得以充分适应和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时代机遇,促使其经济结构更具创新力和现代性。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由于以钢铁和电力为核心的机械重工业迅速崛起,作为工业原料和能源的煤炭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芝加哥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构建了以钢铁为主导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实现了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1871年至1873年年间,芝加哥的钢铁制造业产值增长了75%,钢铁制造企业数量猛增27%,钢铁产量在1875年居全国之首( [10] , p. 153)。此外,芝加哥还发展为机械加工、石油精炼等综合多样的制造业中心。截至1879年,芝加哥拥有156家金属厂和245家铸造机械厂,合计2271家工业企业,年产值高达2.68亿美元 [18] 。
同时,商业金融是芝加哥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大火后,随着芝加哥重工业的发展和其他行业的繁荣,许多企业需要筹集资金来扩张业务或进行创新。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一些企业家在芝加哥等地创办了证券交易所和期权交易所等金融机构,建立了交易各种金融产品的公开透明的市场平台。这些金融机构也为企业提供了有效的融资方式,并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芝加哥成为美国工业、商业和运输领域的中心,并被誉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摇篮”。
3.4. 现代化城市空间格局的建构
首先,大火为芝加哥城市面貌的更新提供契机。经济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空间压力促使芝加哥开展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在横向上,芝加哥的城市边界不断向外延伸。在重建工作开始的短短两年内,芝加哥修建了103座新建筑,城市直径扩大了37,013英尺 [19] 。在纵向上,芝加哥的建筑师选择向上拓展建筑空间。他们设计建造了兼具美观和安全性的钢架结构的现代摩天大楼,也由此形成了专事高层建筑的建筑师群体——“芝加哥学派”。他们的代表作品有1895年建成的被誉为“世界第一座摩天大楼”的芝加哥家庭保险大厦,以及1893年为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建造的芝加哥艺术学院。作为艺术感和现代性的结合,摩天大楼的出现永久改变了现代城市景观。正如美国规划和公民协会创始人麦克法兰在1926年曾说:“每一个渴望成为大都市的城市,都希望拥有至少一座摩天大楼,它是这座城市进取精神和重要地位的象征。”( [5] , p. 317)
其次,大火促进了芝加哥土地利用格局的合理化和现代化。灾难前,芝加哥缺乏城市规划设计,住宅、商业和工业用地在市中心交错分布,没有明确的功能分区,致使城市拥堵、环境恶化。在正常情况下,土地利用模式的根本变革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建筑的物理耐久性、交通条件的限制、个人情感的依恋。而大火打破了这些制约因素,为芝加哥土地利用格局的优化创造了条件。在工业用地方面,许多企业撤离到更具经济理性的城市外围。而住宅用地的变化,则反映了芝加哥不同阶级的空间选择。工薪阶级受到市中心建筑材料限令的影响,又受惠于郊区地价的低廉和邻近工厂的便利,因而向西迁徙至草原地带。而上层阶级在通勤需求相对灵活的前提下,为了寻求更优质的居住环境,沿着密歇根湖的南北两岸向湖滨郊区迁移。随着工业和住宅用地的外迁,芝加哥的市中心逐渐重塑为一个工商业高度集中的、高楼大厦林立的中央商务区。
大火促使芝加哥完成了现代化的城市功能分区建设,为美国乃至世界城市的科学规划提供了范例。通过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的科学重组,芝加哥形成了聚集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有效地降低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运输成本,促进市场信息的交流和共享,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进一步扩大规模效应,为芝加哥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4. 反思与启示:灾难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机制
芝加哥大火是该市历史演进的重要分水岭,也是创造性破坏的典型实例。灾难虽然给芝加哥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也促使其在安全保障、精神文化、经济秩序和空间格局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重建和创新,从而实现了城市的复兴和崛起。火灾后十年间,芝加哥的人口从33.4万增长到100万以上,超越费城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 [20] 。1893年,芝加哥成功举办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吸引了全球2750万游客,展示了其作为世界级大都市的风采( [12] , p. 140)。反思芝加哥在灾难重构下的复兴之路,笔者认为灾难对城市发展的影响需要辩证地看待,既不能回避其造成的巨大损害,也不能否认其创造的机遇。
4.1. 塑造了共同的历史记忆
灾难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危机,它与社会动乱等冲突性危机有本质的区别。灾难社会学认为,灾难是一种“共识性危机”,它使整个社区面临共同的威胁,从而激发社会成员的团结意识和利他行为 [21] 。
在前所未有的灾难面前,不同种族、阶级的芝加哥人以人类的意志和本能联合起来,为重建家园的共同目标而奋斗,锻就了与众不同的城市文化基因。在芝加哥人心目中,1871年的火灾是这座城市发展史上的转折点。这使他们能够以火灾所具有的不可预知性、戏剧性、破坏性和不可逆转性为基准,来建构和理解这座城市的过去以及灾后迅速崛起的现实。与此同时,芝加哥大火也成为美国国民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1920年,威尔逊总统签署法案将10月9日定为美国国家防火安全日 [22] ;1925年,柯立芝总统宣布将10月的第二周定为美国国家防火安全周 [23] 。
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研究表明,记忆具有知识性、集体性和功能性,它既反映了社群的历史和文化属性,也影响了社群的行为和态度 [24] 。灾难影响下的集体记忆建构不仅可以防止集体遗忘,还可以弘扬灾难斗争中展现的精神品质,从而为社群提供动力和激励。
4.2. 完善了城市的防灾体系建设
灾难暴露了城市在防灾减灾体系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对完善城市的防灾体系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首先,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灾难有助于推动城市消防设施的更新换代,并增强城市抵御灾害的能力。在灾难发生之前,民众对安全隐患缺乏认识和重视,往往将灾难视为偶发而无可避免的事件,而非可以预防和减轻的风险。因此,在防灾成本与收益之间存在着感知上的不平衡。相较于改善老旧基础设施,当地的官员和商人更倾向于向外拓展基础设施建设,并购买保险以降低灾难带来的财产损失。然而,基础设施的灾难性崩溃可以激发公众警觉和社会动员,促使市政当局采取措施克服传统上的变革障碍。
其次,在制度体系建设方面,灾难促进了城市防灾规划、管理、法律、组织等方面的完善和变革。芝加哥大火后,市议会通过的城市消防安全修正案大幅提升了建筑防火标准,如增加墙壁厚度、用砖块隔绝地板木材、禁用木制屋顶和外部装饰等,并在市中心划定区域限制木制建筑的建设。
灾难的发生,既是对城市建设者的警醒,也是其完善不足的契机。对于决策者而言,他们既应当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发现并纠正现有的缺陷,为城市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也要从现实中寻求突破,为可能遭遇的各种灾难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这样才能增强城市的抗灾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4.3. 提供了破旧立新的发展机遇
灾难往往能够打破传统的束缚,激发城市的创新和变革,促进城市的重建与现代化发展。城市更新面临着建筑物的物理限制、拆迁的经济成本、居民的心理障碍等多重难题,而灾难则以其强制性的破坏为重建创造了现实条件和社会动力。
在1871年的大火之前,芝加哥存在严重的基础设施缺陷,但由于市政府的经济压力、党派矛盾等阻力,城市改革进程十分缓慢。而大火对建筑的毁坏打破了物理空间对城市变革的阻碍,也为城市重建创造了空间和条件,推动了城市结构和基础设施的全面更新和改造。另一方面,大火也激发了市民(尤其是精英阶层)对渐进式改革的热情和支持,促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新的公共政策观念和实践方法,更加重视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公共利益。为了更科学、更高效地推进重建工作,具有改革思想的精英阶层组建了芝加哥救济和援助协会,并最终通过立法获得重建工作的领导权。社会机构的介入削弱了市议员参与和控制城市建设的传统权力,使得重建工作较少受到议会两党竞争的影响,而更多地反映公共利益的诉求。灾难赋予城市强大的发展动力,推动芝加哥实现了许多以往难以完成的改革。
灾难往往促使人们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激发对新思想和新制度的探索和实践。因此,灾难是城市发展演化的重要驱动力。正是在同灾难斗争的实践中,许多城市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创新能力,实现了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发展、创新、飞跃。
5. 结语
1871年的大火是芝加哥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这座城市韧性的纪念碑。这场大火充分展示了一座城市在危机与失序中寻求机遇与新生的历史进程,也反映了一个社会在灾难中重塑价值体系及发展模式的变革之路。芝加哥大火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重建和创新,更体现在精神层面的转变和进步。它为这座城市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和意义,也为我们理解灾难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加剧了灾害风险;另一方面,灾害也促进了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空间形态、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变革。灾难既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它可以暴露出城市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同时也为城市提供变革的机遇和动力。在与灾难的斗争中,城市乃至国家的精神文化共识得以进一步凝聚。然而,灾难是兴邦还是衰邦,并非仅与灾难本身的影响有关,更重要的是城市建设者能否在灾难面前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理性认识灾难,正确应对灾难。只有深刻认识灾难与城市发展的内在关联,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防灾规划,才能真正提高城市抵御灾难的能力,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