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哲学比较视角出发，阐述马克思主义生命哲学和儒家生死文化中的主要观念，比较分析二者的相通与互异之处，进而从观念层面加深对生命的认知。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生命哲学都统一于“天地人万物一体”的整体视野中，都着眼于对生命的关怀与尊重，都具有显著的现实针对性。不同点在于，传统儒家的生死文化中带有唯心主义宿命论和鬼神色彩而马克思主义生命哲学兼有鲜明的唯物主义革命性和实践性；儒家重视人死后的仪式感，强调丧礼程序的完备周全，而马克思主义者更强调死得其所去教育激励后人。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comparis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ain concepts of Marxist life philosophy and Confucian life and death culture,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then deepens the cognition of life from the conceptual level.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the life philosophy of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is unified in the overall vision of “heaven, man and everything”, both focus on the care and respect for life, and both have significant realistic pertinence.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life and death culture has the color of idealism, fatalism and ghosts and gods, while the Marxist life philosophy has the distinct materialistic revolutionary and practical nature. Confucianism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ense of ritual after death and emphasizes the completeness of funeral procedures, while Marxists emphasize more on the education and encouragement of future generations after death.
1. 引言
于人类而言，“生”与“死”是每个人必经的生命历程，人类自诞生之初，就开始了对生死问题探索、钻研、追问的漫漫征程。无论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哲人们很早就对死生问题有所思考，并试图对生命现象主体、生命形态好恶、生命实践、生命价值等问题作出科学解释，如孔孟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观点，德谟克里特、伊比鸠鲁的原子论，康德的二元分立生命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灵魂不朽”学说，黑格尔的“死亡的‘二重奏’意义”看法……表面上看，这些观点迥然不同，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哲学家们截然不同观点的背后一定隐含着对世界、生命和来世的相似追求。基于此，本文拟选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为学术资源，对“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的生命观进行阐释呈现，并在“构建哲学命运共同体”的宏观视野下，将其与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古典儒学中的经典《论语》进行比较，找出二者相通相异处。以期从微观层面即东西方经典文本的个案比较研究中，深入理解人类生命奥秘，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价值。
2. 马克思主义生命哲学和儒家生死文化比较的可行性
哲学比较研究即让源自不同传统具有不同风格的哲学思想或观点进行合作式对话、互镜式学习、共生式融通 [1] 。当前，世界的相互作用已冲垮了竖在不同文化传统间的藩篱，该研究作为推动哲学思想创新突破、为哲学事业延续发展贡献新力量的有效武器，越来越成为众哲学家的重要工作和迫切任务。作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马克思被誉为19世纪的智力巨人、不可逾越的思想高峰，其著作、观点历来是哲学比较中炙手可热的研究对象。迄今，已有不少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篇进行各类主题同异比较研究的成果问世，如赵秀娥 [2] 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与《交往行为理论》中的唯物史观论述进行比较，张谡 [3] 比较辨析了《资本论》和《国富论》中的经济思想，张娜 [4] 对比考察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分工问题的文本。这其中不乏与中国本土经典的比较如《论语》《墨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践论》，主题涵盖了“幸福观”、“人性论”、“道德观”、“和谐观”、“集体主义”等。然而，立足于“生命观”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的尚付之阙如。本文拟辨析马克思生命哲学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生死文化之异同，寻出两者间可能潜伏着的对应关系。
首先需说明，上述两者作为被比较对象在研讨范围、深度和高度(质与量)上具有相似性，以此作为笔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行性理由。首先，从研讨范围看，哲学研究本身无法摆脱比较哲学的背景，而从事比较哲学研究避不开对经典名著的解读。因此，在生死观讨论范畴下比较马克思和孔子的经典文本，或者说围绕“如何看待生死”，“生命的主体是什么”，“人死后去向何处”这些二者都关心的话题而展开比较研究，是势所难免的。其次，从高度看，马克思主义与古典儒学的理论建构具有全面性的特征，二者涵盖内容之广泛从学者们“半部论语治天下”、“马克思主义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科学的方法论体系” [5] 等评价中可见一斑。罗列梳理后发现两位哲人的著作中涵盖不少对于生死问题的描述，其中不乏许多相近观点。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某种程度的契合是笔者之所以可以将二者进行平等地比较研究的客观条件。最后，从深度看，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孔子，他们代表作中有关个体生命的描述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对待生死的态度。上述三点恰好为笔者主观上对二者平等地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条件。
3. 马克思主义生命哲学和儒家生死文化的内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生命观
马克思本人并未对自己关于生命的看法进行系统梳理和命名，但在其分散性的著作中，不难发现以人为本地关注和回答有关“人的生命及意义”这一隽永深刻的哲学问题是其一以贯之的写作取向和价值导向 [6] 。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生命观作为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有机部分，贯穿其哲学思想始终。
首先，从生命的本质看，马克思对于生命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变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宗教的虚无性、否定“宗教创造人”的荒谬观念，肯定了人的现实性。该时期，他提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破除传统西方哲学家用“物种思维”诠释人生命的习惯，他创造性的提出“类生命”这一概念 [7] 。在他看来，人的生命具有两重维度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前者指人与动物一样有着自然生命、都属于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后者则指人是社会存在物，是沟通社会与自然的中介、需要通过生产劳动、物料交换来满足基本需求。这种依靠实践活动投身现实的具有社会属性的生命即上述提到的“类生命”。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创立了唯物史观。书中，他提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命本质意义在于实践”“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等著名论断，有力抨击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抽象的个人”的人学思想。
其次，从生命的价值看，马克思主张一分为二地看待个体生命价值。一方面，生命具有内在价值，对内要不断完善自我，而这个完善的渠道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人是高等生物体，人的生命活动具有创造性、目的性和计划性，个人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劳动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内在思想、意志和情感，才能满足自我、实现内在价值 [8] 。另一方面，生命具有外在价值。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存在物，个体的生命只有融入社会关系中不断为他人做出贡献，其价值才得以延伸。因此，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这样写“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以“美的规律”发出呐喊，呼吁人们提高精神境界、增强社会责任感，逐步发展为完整的、丰富的、热情的、充实的人；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他揭露不合理分工滋生的现实、阐释共产主义社会、表达对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向往，这些都鲜明体现出他的生命追求即“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
最后，从对待死亡的态度看，马克思始终坚持唯物主义路线，批判“上天堂”、“与上帝同在”为骗人的鬼话，他认为死与生一般都是万物辩证运动中的必经环节、是矛盾转化的必然结果，由此他作出如下论述：“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无情的胜利……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辩证法是死”。也正是因为他看到了死亡的必然性，因此他主张不蔑视、不恐惧死亡，而是去顺应这种新陈代谢的必然规律，坦然的接受最后的命运。1882年6月5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到了一定年龄，因为什么而‘去见上帝’完全是无关紧要的”，最后，马克思也确实如他写的那样，在生命最后几分钟，坐在书房里“安详地”、“永远地”睡去。值得说明，马克思主义对死亡的坦然并不意味着对生命的漠视，相反这种坦然建立在对生命价值无比清晰的认知上。如马克思提出“为人类牺牲自己”，恩格斯提出“群众自己应该明白为什么流血牺牲”，这些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认为死亡不该是“飞蛾扑火”般的莽撞，而应该是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而献身的觉悟。综上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死亡哲学有其独树一帜的内涵。
3.2. 《论语》中的生死观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论语》所体现的生死观。《论语》中直接涉及生死问题的阐述并不多，总共不过二十余处，但其中却鲜明反映出孔子及其儒家对个体生命及死亡伦理意义的一种价值取向。
首先，从生命本体看，《论语》中并无生命概念，孔子表达生死观时往往将“性命”与“天道”相联系，将人的命运称为“天命”。在孔子看来，天为万物之本，人的生命活动缘起于天，人的福祸受外在的、超自然的上天力量支配。《论语》载：“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又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季氏》)之言。上述观点承认神灵意志，带有浓厚宗教色彩，这与孔子深受商周文化影响不无关系。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夏商周以来的神权思想有所动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开始更关注“天”“命”间的自然属性，正确认识了时间不可逆、生命由生至死是自然规律。“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论语·阳货》)这些话都揭示出孔子生死态度的改观——从听天由命、无可奈何到淡定坦然。另一方面，孔子对鬼神态度的转变也侧面反映出其生命观的正向深化。《论语》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该教育论述可见，孔子已挣脱对鬼神深信不疑的桎梏，转而关注现实人生，对鬼神采取审慎态度即“敬鬼神而远之”。
其次，从生命的价值看，孔子肯定生命的可贵，在他看来万物皆有灵，但人作为“最灵”者具有其他事物无可比拟的价值。“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当马棚失火时孔子首先关心的是火灾是否危及人的生命，而无暇顾及私有财产，此外，他曾说“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直接反映出其对人地位的肯定。更难能可贵得是，在那个等级森严、烽鼓不息的封建时代，孔子给予普通人的生命同等的尊重与关切。他反对人殉，对残害奴隶的人殉制度表达了强烈愤慨：“为刍灵者善矣；为偶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孔子家语·曲礼公西赤问》；他反对战争，当卫灵公向其讨教兵法时，他故意回答：“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论语·卫灵公》)并在第二日就离开卫国。孔子及其儒家正是因为看到了生命的可贵，因此主张珍视生命，这种珍视不仅体现在己身也体现在他身。《论语》中孔子批评鲁莽冒险、漠视自己生命的行为：“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反之，其赞扬为了百姓大众而放弃轻生的大义之举，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最后，从对死亡的态度看，孔子提倡“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以身殉道”。虽然孔子及其儒家对待生死问题持“重生慎死”态度，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倡导一味地贪生。当生命和仁德二者不可得兼时，孔子主张慷慨赴死，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为实现仁道而死是一种崇高地精神追求，例如“比干谏而死”(《论语·微子》)、“伯牙叔齐饿于首阳之下”(《论语·季氏》)。比干、伯牙、叔齐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忠直贤臣，他们为了社会“大我”不惜牺牲“小我”，高风亮节“民到于今称之”(《论语·季氏》)。反之，孔子不耻放弃仁德而苟且偷生之辈，《论语》载：“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原壤一生不守礼法、无所作为，这种生命是毫无意义的等同于“贼”。反面人物还有齐景公，《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齐景公生前奢靡腐化，死后不为百姓所称道，他的死轻如鸿毛。可见，面对生死问题，儒家提倡成为一个贤人，不懈追求“其生也荣，其死也哀”(《论语·子张》)的崇高生命境界。
4.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生命观的相通相异
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广泛传播及变成一种“实践能力的明证” [9] 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土壤上扎根、开花、结果，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即他与中国本土文化存在某种契合，文明对话过程中不难发现，马克思对待生死问题的看法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生死文化有着诸多相通相异处。
第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生命哲学都统一于“天地人万物一体”的整体视野中。马克思认为人必须处理好三大矛盾即与自然的矛盾、与社会的矛盾、与自身的矛盾，以实现生命的整体性存在。孔子及其儒家强调，人是自然生命、伦理生命、文化生命三维一体的生命 [10] 。这与马克思主义“自然孕育人类”的观念不谋而合。
第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生命哲学都着眼于对生命的关怀与尊重。马克思终其一生都为人类解放和自由而奋斗，他揭露和批判人的异化，正是以人的自由为目标的。《论语》的中心主题是“仁”，孔子多次提出“仁人”标准来教诲人的思想行为，如“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样表现了对他人的无限关切。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生命哲学都具有显著的现实针对性。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对人的存在和发展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从多个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现了其现实性。孔子在回答弟子如何看待生死问题时说：“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也表达出其对现实人生的重视，对人现实生命的关注。
不同点主要表现在：第一，传统儒家的生死文化中带有唯心主义宿命论和鬼神色彩如孔子曾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之言。而马克思主义生命哲学兼有鲜明的唯物主义革命性和实践性。第二，传统儒家重视人死后的仪式感，强调丧礼程序的完备周全，儒家提倡“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孟子》)即君子不应在亲人丧礼上吝啬钱财，此外“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论语·为政》)的表述也佐证了上述结论。而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死后的仪式显然并不在乎，他们更强调死得其所去教育激励后人，如恩格斯在遗嘱中提议将自己的遗体火化，把骨灰撒入大海；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号召群众弘扬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11] 。
综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的生命观既具有融通性也存在差异性。综而观之二者经典文本中所含的生死观，无疑有助于我们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深入理解人类生命意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提供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