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劝不脱贫摘帽,农村生产力落后,经济贫困的现象一去不返,农村的经济问题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国家和政府更多的着眼于帮扶机制和返贫监测机制的建设。然而,我国农村老年人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其经济收入水平上的不足而显现出来的贫穷,同时也反应在农村老年人自身健康状况方面的贫穷、生活质量的相对不足和自身权利的缺失问题。同经济贫困相比,我国农村老年人更容易陷入健康和精神维度的贫困,尤其是精神贫困的发生率高达78% [1] 。如何帮助农村老年人摆脱多维贫困,获得较高的幸福感和满足感,防止农村老年人“脱贫后又返贫”、“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等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在2020年年末已达到了18.7%,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也达到了13.5%,距离国际划定的深度老龄化仅差0.5个百分点,老龄化程度之高不容乐观。其中,相较于城镇老年人,农村老年人所面临的老年化问题更加突出。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63.89%,流动人口数超过3.76亿人,表明我国大量的老少青年劳动力向外省市流出,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在农村日渐式微。同时伴随着农村地区养老金、退休金、公共医疗服务设施等社会保障体系功能的不健全,农村老年人面临的多维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直接关乎到众多农村老年人群体的福利生活。
解决好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将极大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一直是农村地区的主流观念,那么在城市化和流动人口问题突出的当下,农村养儿还能防老吗?如何防老?代际互动可以缓解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的发生吗?代际互动又是通过什么途径缓解多维贫困的呢?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文献综述
不论国内国外,解决老年人的贫困是国家和社会致力于完成的重要目标之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医疗费用支出,是老年人返贫的重要原因,Amartya Sen (1999)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同一个体在老年阶段的身体机能相比其青壮年时期更易患病、行动更加不便且更加渴求精神慰籍,整体来看,我国老年阶段需要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医疗、护理和药物来维持健康水平 [2] 。联合国报告也指出,世界上80%的老年人口在应对健康带来失能、疾病的风险时没有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在发达国家,养老金的给付压力随着老年比例的增加,是否足够维持养老金的给付也具有不确定性。可行能力理论认为但从个体收入或消费这一单一维度是无法衡量个体的社会福利状况的。衡量个体的福利应从可行能力、健康、权力等多个维度进行测量 [3] 。Gorman、Heslop (2002)通过对亚非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老年人贫困现象调查后认为,发展中国家老年人的贫困不仅表现在收入,消费水平低,还表现在健康服务、医疗、照顾、社会支持等多个维度的获得缺乏 [4] 。Le Rous (1995)通过对非洲地区的研究发现相比于没有收入保障和社会支持的地区,拥有上述两项内容的地区个人发生贫困的概率更小,同时,个体所在地区仅保证单一维度的支持也将降低养老金等支持性政策对老年人福利和幸福感的改善作用 [5] 。
相比于城镇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发生频率更高。因此,也成为了学界研究的重点。保证农村老年人远离多维贫困,是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品质、幸福感,保证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基础。一般如解垩(2017)、于新亮(2022)等在研究中将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和健康现状作为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维度指标 [6] [7] 。也有观点如马瑜(2016)使用选取健康状况、经济收入、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作为衡量指标构建农村老年多维贫困 [8] 。
对于代际关系会对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产生何种影响,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面,“养儿防老”的观念深入人心,陈志(2021)认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是农村老年人普遍的心结与期望 [9] 。胡安宁(2018)认为这一观念已形成了较强的文化约束,不孝会遭到强烈的舆论抨击 [10] 。乐章、刘二鹏(2016)认为“多子多福”的观念会让拥有子女的农村老年人感受到较为突出的满足感 [11] ,进而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心里健康维度贫困。另一方面,“养儿啃老”也有抬头发展的趋势,在一些农村地区也出现了养儿不能防老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逐渐衰弱。随着“天价彩礼”和农村攀比风气的盛行,贷款结婚,因婚致贫等现象加剧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贫困,进一步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2.2. 研究假设
学界普遍认为,成年子女与父母在经济支持、情感慰籍等方面度互动情况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状况模切相关。基于此,将子女的代际互动分为代际经济支持和代际精神支持分别进行研究。
随着家庭的小型化和工作的快节奏,子女更倾向于通过经济支持赡养父母 [12] 。子女的经济支持具有增加老年人储蓄的功能,对父母劳动收入产生“替代效应”,促使父母减少劳动年限 [13] 。一定程度上减少年迈父母的工作压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退休农村老年人与外界交流的渠道,对农村老年人的孤独感优负向影响,对老年人的多维贫困也具有负向影响。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不断下降,疾病和高昂的医疗卫生费用是困扰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通过研究发现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可以增加农村老年人就医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老年人“因病返贫”的现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医疗支持费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有影响,但是影响情况未知。
越来越多的研究结论表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健康,因此农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对老年人的多维贫困至关重要。李肖亚(2020)通过研究认为,老年人能够见面联系的子女数量愈多,能提供帮助的子女越多,老年人的精神状态越积极 [14]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子女代际精神支持越多,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率越低。
农村老年人子女数量的多少已经逐渐不再成为其获得更多代际支持的衡量标准。现有的文献更多的关注代际关系的“数量”,忽视了代际关系质量的作用 [15] 。目前的部分观点认为多子女的农村老年人未必能够获得足够的代际支持 [16] ,相反子女质量更可能成为改善农村老年贫困发生率的因素 [17] 。有学者认为,子女的经济支持随着绝对贫困的消失而不再成为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发生原因,良好的代际关系更能缓解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发生概率,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代际质量会通过影响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产生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研究指标选取已经较为完备。选用代际质量作为中介变量,了解其影响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作用机制。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一是本文将代际支持进一步划分,划分为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两个子维度。二是少有文献研究代际质量在代际支持和多维贫困之间的影响作用,本文将探讨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推进我国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进一步研究,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政策和措施并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性参考。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运用CLHLS (2018)的数据,保留样本中调查对象为年龄在50岁之上的农村居民,可以较好的满足本文对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需求指标的要求,根据需求,剔除样本中回答为“城镇户口”的样本,共得到有效样本6680个。
3.2. 分析方法
选用AF贫困测量法和Logit回归分析法方法,探究代际互动对老年人对为贫困的影响,基于贫困剥夺计数的多维贫困指数测度方法,将调查的每个样本在不同维度的观察结果记为
,表示家庭i在维度j上的取值,构成一个n × d维矩阵:
对每个维度的贫困识别定义一个剥夺临界值
,表示在第j个维度的贫困线。对矩阵
,可以得到矩阵
.
表示个体i在j维度的贫困状况。同时,定义一个列向量
,代表第i个样本所承担的总的被剥夺维度数量。
对得到的各维度进行等权重赋权方法。本文所选用的因变量为农村老年人是否存在多维贫困,回答结果为是和否,符合二分类变量。适用Probit回归模型对代际互动与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影响进行实证回归,回归模型如下:
3.3. 维度指标选取
宋佳豪(2019)针对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选取学界常用的衡量指标经济水平、福利贫困和能力贫困进行测量 [18] 。本文借鉴学界常规研究方法,使用CLHLS (2018)数据寻找对应变量,各维度选取指标及指标赋值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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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imensions, indicators, thresholds and weights
表1. 维度、指标、临界值及权重
3.3.1. 经济水平
郭熙保,周强(2016)通常使用人均年收入、当年贫困县作为经济维度的判断指标 [19] ,但是也有部分观点认为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具有不确定性,且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使得我国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吴海涛(2017)认为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更多的依靠子女代际支持而不是个人退休金,因此难以准确测量其收入来源 [20] 。为了更好测度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本文选择农村老年人的主观评价指标“生活来源是否够用”、“在当地的相对经济水平”作为衡量经济水平的主要指标。
3.3.2. 生活质量
将生活质量划分为以下三个维度:住房条件、居住现状和饮用水情况。已有的文献更多的使用“燃料使用情况”测量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然而,根据CLHLS (2018)数据显示,被调查的样本中农村居民的天然气使用量达到了100%,因此本文选用了同样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房间中是否有霉味”来测量农村老年人的居住现状。
3.3.3. 健康状况
本文将健康状况划分为以下两个维度:身体健康自评和精神孤独状况。老年人的健康早已不单单指身体上的健康,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维度上总体的健康。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农村空巢老年人、一对老年夫妻和老年人带孙辈的家庭越来越多,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籍大量缺失,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缺失。
3.4. 变量设置
被解释变量为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现状(存在多维贫困 = 1;不存在多维贫困 = 0)。K值表明农村老年人有几个维度处于贫困之中,K = 1即为该农村老年人在一个维度上处于贫困状态。本文将K = 2时定义为该个体处于多维贫困之中。当K = 2时,样本中农村老年人存在至少两个维度的贫困,暨赋值为1,相反则赋值为0。通过stata16.0对CLHLS (2018)数据进行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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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for rural older persons
表2. 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指数
当K = 1时的贫困发生率为60.36%,表明有超过半数的农村老年人还没有摆脱贫困问题。K = 2时,多维贫困指数为0.0435。当K = 3时,贫困发生率为5.78%,这也表明这类样本的生活状态最糟糕。与往年数据相比,我国多维贫困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多维贫困情况逐年向好,贫困率有所下降。
解释变量为代际互动。代际互动由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构成,选取CLHLS (2018)中的问题“近一年来,你的子女给您现金多少元?”作为经济互动的变量。“您的孩子是否经常来看您?”作为情感互动的变量。并从农村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角度出发选取控制变量 [21]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4. 实证分析
4.1. 基本回归
本文通过VIF方法计算各解释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VIF均值为1.23且最大VIF值为1.74,表明各变量之间共线程度较低。
运用Logit回归模型检验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影响。在模型一中加入代际经济变量和代际精神变量,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样本个体特征变量,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样本家庭特征,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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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o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mong rural elderly
表4. 代际互动对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影响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由表4的回归结果可知,在代际互动变量中,子女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多维贫困回归结果不显著,假设1不成立。子女的精神支持与老年人的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得出结论:子女的精神支持可以缓解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发生,子女的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发生没有显著的影响。可能的解释是,随着绝对贫困的消失,农村老年人在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在生理健康方面的脆弱性有所降低。我国传统的观念认为“儿孙满堂”是福,因此在生理健康有一定保证的前提下,农村老年人对儿女的精神支持需求强烈,假设2成立。
农村老年人的年龄、文化程度、性格、婚姻和收入状况对其是否陷入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男性农村老年人相比女性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可能的解释是,受教育年限的时间越长,代表了老年人的人力资本状况越良好,也意味着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储蓄越高。性格会对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产生影响,开朗的性格会缓解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发生,表明性格会对老年人精神层面的需求产生正面影响。已婚农村老年人相比未婚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发生的概率更低,表明认识社会动物,交流是每个人所必须的。男性农村老年人在精神调节能力方面弱于女性是造成男性多维贫困高发的可能原因。
子女数量和家庭地位对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子女数量多意味着农村老年人得到精神支持的概率越高,生理和心理健康得到改善。家庭地位高的农村老年人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在选择性问题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具有提高经济水平、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的能力,多维贫困的发生概率就越低。
4.2. 稳健性检验
倾向匹配方法(PSM)具有减小选择性偏误以及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功能,可以进一步使用以达到检验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影响。利用近邻匹配(表5)、卡尺匹配(表6)与核匹配方法(表7)对秦相之进行匹配得到代际支持的ATT效应(表8),该效应是指存在儿女代际支持的农村老年人假设在没有得到儿女代际支持情况下多维贫困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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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hanges of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before and after sample matching (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
表5. 样本匹配前后特征变量变化情况(近邻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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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Changes of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before and after sample matching (caliper matching)
表6. 样本匹配前后特征变量变化情况(卡尺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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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Changes of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before and after sample matching (kernel matching)
表7. 样本匹配前后特征变量变化情况(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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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estimation results
表8. 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
4.3. 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机制分析
通过前文的实证结果来看,子女的代际精神支持是缓解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发生率的重要影响因素。现有的研究也早已表明,我国基于血缘关系的代际质量比基于婚姻关系的代际质量更能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率。因此,本文认为,子女的精神支持可以提高农村老年人的代际质量,进而子女的代际质量可以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选取中介变量为子女的代际质量。选用问题“如果您有心事或想法,最先向谁说?”该回答限选两项,将回答为儿子、女儿的样本赋值为1,其余回答赋值为0。
表9的回归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得到子女的精神支持越多,农村老年人所感受的代际质量就越高,代际质量对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代际质量的影响机制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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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tergenerational quality mechanism test
表9. 代际质量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结论
为了研究目前代际互动对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影响及机制,使用2018年中国老龄人口健康状况调查数据(CLHLS)并将子女代际互动划分为“子女经济支持”和“子女精神支持”两个维度,采用倾向匹配方(PSM)保证样本的内生性问题,验证了代际经济支持和代际精神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率的影响,并就其影响机制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第一,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的老年多维贫困现状较为严重,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一维贫困、二维贫困、三维贫困)的发生率分别为:60.36%、23.95%、5.78%。第二,子女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影响不显著,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不同,本文认为随着农村地区绝对贫困的消失,子女的经济支持已经不会影响到老年人多维贫困,更多的需要关注农村老年人精神慰籍、社会网络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不足对多维贫困的影响。第三,子女的精神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相比物质上的索取,农村老年人更加需求子女的精神陪伴。第四,子女代际精神支持会改善子女与农村老人间的代际质量,更高的代际质量可以缓解农村老年贫困的发生率。
5.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子女代际互动对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保障投入的加大和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有所变化。经济支持不再对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应当更加注重如何提高子女对老年人精神方面的支持,增加子女与老年人的沟通渠道与频率。
5.2.1. 构建一个老年友好型社区
社区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区域,社区的作用在老年阶段显得尤为重要。由于退休和身体功能的退化,老年人的生活和日常活动空间更容易受到限制。比起年轻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留在自己家中和社区中的时间更长,也更依赖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联系,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部门发挥自身贴合群众优势,对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形成常态化关心,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与外界的交流通道,增加街道老年活动中心、报纸阅览室等场所,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
5.2.2. 加快发展本地建设
以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福利体系、医疗服务水平、养老金的金额和覆盖面,坚持完善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服务供给制度,通过非正式组的力量,鼓励企业担负社会责任,组织社会团体,志愿者团体“结对子”式帮扶,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养老需求,增加农村老年人健康状态的时长,降低农村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风险。
5.2.3. 加大本土产业的扶持力度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发展二三产业,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发展乡村产业,促进流动人口的回流和减缓本地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而造成的“空巢老人”现状。缩短子女与农村老年人的居住距离和往返时间,增加子女与农村老年人的相处时间,提高代际互动的频率和质量,实现“养儿防老”、“儿孙满堂”的和谐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