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人口形势发生显著变化，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显示，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我国人口出现了负增长。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推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了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曾出现短暂的生育“小高潮”，此后出生人口数逐年回落，2019年降至1465万人，2020年降至1200万人，2021年降至1062万人 [1] 。全面二孩政策没有让我国的人口数量实现持续的增长，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降，老龄化、少子化问题更加突出。90后男女青年是最年轻的育龄人群，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影响着出生人口规模，在全面三孩的政策优势条件下，需要全面了解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制定有效针对性的政策方案，让青年人想生育、敢生育。
2. 研究假设
2.1. 生命历程中的情境因素
根据生命历程理论，生育的选择是在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和个人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人们选择生育孩子不是临时的决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做出的重大选择不仅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更会受到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生育作为嵌入特定社会情境中个人生命历程的重要事件，需要考虑个体的早期经历将如何形塑他们以后的生活与抉择 [2] 。我国推行实施的不同类型的生育政策、义务教育政策、高考政策和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会对青年人的生命历程产生一定影响，又有可能对青年人的生育意愿产生差异化的影响。90后群体作为最年轻的育龄人群，他们受到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政策的影响，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以往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其再生育发生概率相对较低 [3] 。因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受教育程度越高，90后青年的生育意愿越低。
2.2. 性别差异与生育意愿
在社会性别理论视角下，社会性别是各种社会关系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它基于性别差异进行问题分析。男女性存在思想的差异，对相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女性是家庭决策中生育决策的关键参与者，是育儿责任的承担者，男性则是育儿责任的次要承担者，父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承担着与母亲不同的任务。不同性别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婚姻生活中也具有差异性的任务划分。在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中会出现微观政策的社会性别问题，可能会存在性别的偏见。例如，有些企业为降低因女性生育造成的经济负担，甚至在招聘过程中优先选择已婚已育女性，这无形中加剧了就业市场中女性的被排斥或被边缘化 [4] 。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二个假设如下。
假设2：男性与女性的生育意愿存在差异。
2.3. 成本–收益视角下的理性选择
“经济人”假设中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身的利益，人们面对多种机会选择时，总是倾向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机会。一方面，生育孩子会付出金钱和时间成本，女性也会付出健康成本，生育、养育孩子长大所花费的金钱是直接成本。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显示，0~17岁城镇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63万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才竞争的趋势，生育成本会不断提高，生育二、三孩需要充足的经济支撑。生育孩子的间接成本则是职业发展机会、可使用资金减少和个人时间减少。另一方面，养育孩子的收益是孩子带来的成就感、精神幸福感和父母年老后履行的赡养帮助。目前我国社会趋向家庭结构小型化，养儿防老的观念不断弱化，这会降低青年的生育意愿，生育孩子的预期收益也会下降。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三个假设。
假设3：家庭经济情况会对90后青年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
假设4：个人收入会对90后青年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
假设5：职业发展因素会对90后青年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3.1.1.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于2022年11月使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方式开展问卷调查，以上海市下辖的16个行政区为抽样总体，将16个区按照2021年的GDP进行排名，将以上16区划分为高、较高、中、低四个层级区样本框，从四个层区样本框中各抽取人数最多的一个区，在这四个区使用滚雪球抽样对90后青年发放调查问卷。本次调查总共收集问卷13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27份，问卷有效率为98%。
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生育情况与二、三孩生育意愿、宏观影响因素和生育意愿量表。其中，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部分主要收集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户口类型、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人口学特征内容；生育情况与二、三孩生育意愿部分的问卷设计主要收集调查对象的婚育情况、希望获得什么类型的生育帮助和二、三孩的生育意愿以及影响因素等内容；宏观影响因素部分是调查90后青年对生育政策的了解情况和在全面三孩的政策背景下对其生育孩子数量的影响状况；生育意愿量表部分是根据贝利的生育意愿量表进行修改，调查对象对每道题的回答分数进行加总，能够说明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强度。
3.1.2. 访谈法
此次研究的访谈采用线上访谈和面对面访谈两种形式，以无结构式访谈为主，访谈共计5人，其中男性2人，女生3人。访谈的问题主要有：“未来是否有生育孩子的计划？没有政策限制的话一生希望生育几个孩子？配偶对此也是同样意见吗？”、“是否有二孩、三孩生育意愿？”、“您觉得生育孩子对您有什么意义？”、“您对‘全面三孩’政策和相关生育保障政策有了解吗？您觉得这些政策对您生育或再次生育的意愿有影响吗？”，并且对不同婚育状况的被访谈者提出针对性的问题。从访谈案例中了解90后男女青年在全面三孩背景下选择是否要生育孩子时顾虑的具体问题，为之后的对策建议部分提供参考。
3.2. 变量测量
3.2.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生育意愿。生育意愿是指人们想生育的孩子数量，90后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本研究设置了“期望生育意愿”问题以及“目前的婚育状况”问题，并且设置了修改后的贝利生育意愿量表，通过量表总加的分数反映90后青年的生育意愿情况。
3.2.2.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自身经济条件和家庭经济状况。被调查的90后男女青年分别回答了月收入所属范围以及对自身的家庭经济水平情况评估。
3.2.3. 控制变量
性别、民族和教育年限等个体特征，以及婚姻和生育等生命历程事件也是青年生育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 [5] 。本研究在对90后青年的自身经济条件和家庭经济条件进行分析的同时，将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因素等人口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样本分布和变量取值见表1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N = 127)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N = 127)
4. 研究结果
4.1. 全面三孩政策背景下上海市90后生育意愿特点
4.1.1.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访者越不想生育孩子
本文以生育意愿量表得分来表示生育意愿的强烈程度，得分越高生育意愿越强，反之生育意愿越弱。表2是不同受教育程度的90后青年的生育意愿量表分数的分布情况。首先假设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对他们的生育意愿强烈程度没有影响，由表3可得，当显著性水平α为0.05时，卡方检验的概率p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α，因此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认为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强烈程度有影响。影响系数值为0.661，大于0.5，说明影响程度较大。由表4可得，当显著性水平α为0.05时，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的概率p值为0.033，小于显著性水平α，因此认为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对其生育意愿强烈程度有影响，并且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为负值，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想要生育孩子。
Table 2. Education level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scale score
表2. 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量表得分
Table 3. Chi-square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level and fertility scale total score
表3. 受教育程度与生育量表总分的卡方分析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education level and total score of fertility scale
表4. 受教育程度与生育量表总分的相关性分析
斯皮尔曼等级相关性系数 = −0.189，p = 0.033；Phi系数 = 0.661，p = 0.000。
4.1.2. 男性比女性的生育意愿更强
我们想要了解性别对生育意愿的强烈程度是否存在影响，于是假设性别对生育意愿不存在影响，由表5可知，生育意愿量表分数在2~8分时，男性受访者比例大于女性受访者，男性受访者比女性受访者更想要生育孩子。由表6可知，当显著性水平α为0.05时，卡方检验的概率p值为0.012，小于显著性水平α，因此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认为性别对生育意愿的强烈程度有影响，并且Phi系数为0.392，大于0.3，说明影响强度中等。由表7可得，当显著性水平α为0.01时，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的概率p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α，因此认为性别生育意愿强烈程度有影响，并且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为负值，说明男性比女性的生育意愿更强。
Table 5. Gender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scale scores
表5. 性别与生育意愿量表得分
Table 6. Chi-square analysis of gender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scale scores
表6. 性别与生育量表总分的卡方分析
c2 = 19.507, p = 0.012.
Table 7.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gender and total score of fertility scale
表7. 性别与生育量表总分的相关性分析
斯皮尔曼等级相关性系数 = −0.333，p = 0.000；Phi系数 = 0.392，p = 0.012。
4.2. 全面三孩政策背景下上海市90后青年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4.2.1. 家庭经济状况
调查对象中已经生育一个孩子的占比3.1%，因此我们对90后生育孩子的意愿进行统计。我们统计了受访者认为可能会影响自己生育孩子与否的因素(见表8)，有80.3%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对自己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同时，由表9可知，有33.7%受访者表示自己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正是经济压力大。表10反映的是个人收入对生育意愿存在的影响，并且月收入越高，生育的意愿就越强烈。因此认为家庭经济情况是影响生育的因素之一，并且影响程度较大。
Table 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will have an impact on your intention to have a second child
表8. 以下哪些情况会对您的二孩生育意愿产生影响
Table 9. Your reasons for not wanting to have a second child
表9. 您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原因
Table 10. Influence of personal income on fertility intention
表10. 个人收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4.2.2. 职业发展因素
根据表9显示，有19.9%的受访者认为工作的影响，如产假时间短、单位等原因使他们不想生育二孩。从表11可知，有16.8%的受访者认为生育孩子想要获得保障女性就业升职平等的权利。女性的生育意愿较大程度地决定着社会的生育水平，根据上文调查结果显示，女性的生育意愿比男性低，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女性生育需要付出身体健康、收入损失和工作暂停的代价，如果在工作中由于生育而受到性别歧视或工作升职的权利不平等时，女性会倾向于选择工作，生育意愿会降低。因此需要更加注重职业平权问题。
Table 11. What help do you want to have a baby
表11. 生育孩子想要获得的帮助内容
5. 对策建议
5.1. 推行特殊生育福利政策
第一，为夫妻双方提供多样化的生育津贴，并根据经济水平和生育数量对生育津贴进行动态调整。上海市需要建立与物价和工资水平相匹配的生育津贴制度，向夫妻双方发放生育津贴，也需要根据生育孩子数量来调整生育津贴的发放基数，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的基数要适当增加，并对生育三孩的家庭给予奖励补贴。应通过相应的生育福利政策来激发已有一个或两个孩子夫妇的生育意愿，让想生孩子的夫妇具有选择生育孩子数量的权利。第二，对生育二孩、三孩的上海户籍家庭给予购房补贴和租房优惠等公共福利。高房价是90后不愿结婚和生育的重要因素，政府需要增加住房供应来降低房价，为生育二孩、三孩家庭提供买房补贴，为租房的多孩家庭提供房租或水电优惠，确保育龄家庭能够有住房保障。第三，扩展家庭税收优惠形式。可根据家庭收入状况、婚姻状况的不同，提供不同的税收优惠，还可以在其他税种实施优惠政策，比如对抚养子女的家庭在购买汽车时的车辆购置税等方面进行一定额度的减免，以缓解家庭负担 [6] 。要制定差异化的税收抵扣标准，税收减免的额度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多而增加，可以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给予更高的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5.2. 完善产假和育儿假制度
目前上海市男性有陪产假10天，女性有产假158天，男性的假期相对较少，男性过短的陪产假不能让男性尽到照顾孩子、呵护妻子的责任。女性在生育孩子时，更希望得到家庭成员的生活照料、精神支持，因此配偶和双方父母态度、家庭成员相处关系以及是否有人照料孩子都将影响其三孩生育意愿 [7] 。因此，国家在政策方案制定时要适当延长男性的陪产假，为生育二、三孩家庭的父母提供时间更长的陪产假，并且提供物质激励。夫妻双方要共同承担养育孩子的家庭责任。可以设立夫妻共同育儿假，夫妻双方轮流休假。这样可以更好的实现家庭养育责任的“去性别化”，也能够减少用人单位在招聘时的性别顾虑，帮助平衡用人成本。同时，政府应给予用人企业一定的职工生育假补贴，弥补企业的成本损失。
5.3. 提供全过程的育儿支持
提升青年家庭的生育意愿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相对柔性的生育文化可能对人们生育行为的影响具有更强的韧性、惯性和延续性 [8] 。建设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设立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完善托幼服务体系，解决孩子入园难、上学难等问题。上海市教育部门要构建公办、社区和民办等多层次的托幼体系，重点关注农村、郊区等灵活就业人员多集中的地区，兴办惠民性的托育机构，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发放儿童补贴，对不同年龄的儿童发放相应的补贴，将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阶段，为二孩、三孩家庭适当减免学费，缓解家庭的育儿成本。
6. 结论
上海市90后青年的生育态度反映了他们的生育意愿、生育影响因素和对社会生育环境的评价。本文通过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在全面三孩政策背景下上海市90后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上海市90后生育意愿的性别差距大，男性比女性的生育意愿更强。女性怀孕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会受到很大挑战，职场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会让女性对生育孩子望而却步。第二，上海市90后的生育意愿与受教育水平成反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越低。第三，经济条件对上海市90后的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上海作为国家经济中心，消费水平和工作压力相对较大，孩子的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很高，在当前背景下，随着个人经济收入的增加，会刺激90后生育意愿的释放。第四，上海市90后男女青年生育意愿普遍较低。在本次调查中生育意愿量表(分数越高生育意愿越强)得分在5分(包括5分)以上的仅占9.5%，由于经济压力、工作压力和生育成本增加等原因，90后仍没有强烈的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