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生大事》(2022)是新人导演刘江江自编自导的处女作。电影取景自湖北武汉，在浓厚的烟火气中讲述了巷陌殡葬师“三哥”莫三妹与古灵精怪的孤儿武小文在经历找外婆、凑三十万等一系列“闹剧”后，由陌生人变为彼此至亲的温情故事。影片将主角莫三妹置于丧葬从业者这一特殊社会边缘人的语境中，将视点下放到底层，使兼具物理意义和象征意义的“身体”成为该语境的重要叙事文本。本文在身份、场域、仪式的多视角下，剖析了影片的身体叙事策略，并从伦理和代际角度解读出影像背后的现实关照——被快感、欲望、力比多裹挟的肉身在具有询唤作用的身体场域中受到规训和惩罚，最终在完成身体仪式的过程中与家庭及社会和解，建立起与他人和世界的联系，实现了身份认同与价值重构。
2. “哪吒”“悟空”：身份叙事中的快感与欲望
梅洛庞蒂反对肇始于笛卡尔的意识主体观念，指出“是身体在表现, 是身体在说话” [1] ，强调身体的主体性。电影《人生大事》借神话人物“哪吒”“悟空”与主角莫三妹、武小文之间身体符号的互文，来建构二人被家庭、社会否认的失序身份，表露其内心“闹”的快感与“叛”的欲望。
“闹”是小文定位自我身份的程序动作，也是其争取生命权利、表达独立人格的意愿外化。影片伊始，摄影机缓缓上摇，画框内出现了一张哪吒画报和一只孙悟空玩偶，电影在开头便通过环境镜头暗示了小文的“哪吒”身份，铺垫了小文与三哥之间的关系发展。从出场到结局，小文始终梳着哪吒头，拿着红缨枪，在造型上直白地塑造了一个古灵精怪的“小哪吒”形象。和戴着眼镜、说着流利普通话的同年龄段表哥相比，操着豪迈四川方言、爱打麻将、捡起掉落饭菜就吃的孤儿小文无疑是叛逆、顽劣、率性的。她用本能的“戳”“咬”动作来保护自己与家人，在莽闯“上天堂”和陌生葬礼时要求三哥及葬礼亲眷“还我外婆”，甚至在老莫打三哥时挺身而出，以“卵”击“石”，用红缨枪抵御老莫的拐杖。孩童未被压抑的生存欲望与原始的生命快感在小文的身份叙事中被淋漓呈现。
莫三妹身份的延宕具体表现为“叛”的欲望诉求。他刚刑满释放，相似于孙悟空逃离五行山重获肉身自由，但身体的主体性依旧被社会伦理的紧箍圈剥夺。在晃动的手持镜头里，莫三妹留着寸头，含胸驼背，戴金链，半踩布鞋，总是漫不经心地嚼着口香糖，手腕上还戴着紧箍圈样式的银镯，言行举止处处体现对父权、教条的违背。这些凝聚着力比多的身体符号标识出莫三妹在身份缺失的延异中展现的桀骜不驯的“边缘人”姿态：他可以当着众人脱光衣服证明自己清白，也可以在目睹女友出轨时大打出手。莫三妹借身份符码与孙悟空反复“对话”，在反叛精神的重复勾勒中，将其身体认同的心理欲望具像化。
武小文、莫三妹、哪吒、悟空，四人皆互为镜像，是传统社会结构体系的反叛者，也是原始情感欲望的载体。在刘爷爷的活人葬礼中，三哥和小文一个用棍一个用枪，在京剧欢快配乐下形成声画对位。这场荒诞闹剧戏仿了“哪吒闹海”与“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神话典故，二人同“闹”共“叛”，在身份叙事的交点处实现了欲望的同频宣泄。
3. “天堂”“婚庆”：身体场域内的规训与惩罚
“赋予身体以意义的元素在别处，在人在其所在集体与世界里的参与和担当中。” [2] 身体被勒布雷东视为是公共空间的符号表征，在《人生大事》中具体表现为殡仪店“上天堂”。“上天堂”作为身体场域介入电影叙事，承担着鲜明的空间修辞功能，具有隐喻暗示和对比烘托的双重作用。
《人生大事》的“上天堂”殡仪店既是莫三妹经营的殡葬服务场所，也是承袭莫家宗法的客观载体，它受传统社会道德、家族伦理强行介入，成为父权伦理的规训场域。老莫在影片中两次到访“上天堂”，分别体现了“上天堂”在身体场域范畴内扮演的规训及惩罚角色。第一次老莫坐在店中央，在近景镜头中表示对家族“绝对权威”的霸占。面对父亲的教育，吃着桃子的莫三妹只是敷衍地点头，并拒绝给已逝二哥磕头。在房本和父辈传承的工作笔记之间，他毫不犹惧选择了前者，意味着规训的失败。第二次，老莫在得知莫三妹“给活人办葬礼”后，就儿子反叛传统伦理的行为怒砸“上天堂”。在这一惩罚场域内，逐客令被投影为惩罚形式，暴力手段则作为具体惩罚内容，来达到恐吓三哥、宣示其家长权威的惩罚目的。浅焦镜头下的混乱空间内，父子矛盾达到阈值，彻底爆发。
“天堂”象征符能指的不断滑动，推动着叛逆者身份的逐渐化解。“上天堂”之于莫三妹的意义从最初帮前女友加盟母婴店一纸房本，到为留下小文与父亲打赌的三十万，最后变为主动记录工作笔记上交父亲，他的态度在伦理规训的驱动下不断嬗变。莫三妹最终“接受了传统，但为个体生命的价值重新标定了价格” [3] ，他接受了社会道义、家族责任的规训，真正接手“上天堂”，由反叛者、边缘人、小人物转变为一位合格的儿子、弟弟、父亲，为家庭所认同，被社会所需要，扩充了自我价值。
如果将“天堂”视为“死”的秩序场所，那么“婚庆”顺理作为“生”的教化场域。不同于逼仄破旧的殡仪店，隔壁的“大胖婚庆”有着宽敞明亮的门庭、明亮立体的门头招牌；一生一死、一新一旧的空间错位隐喻着中国传统文化亘古不变的生死观——对“生”的向往、对“死”的恐惧。导演用充满隐喻色彩的身体场域对比呼应了题目“人生大事”，寓意所谓人生大事也不过是一桩生事和一桩死事尔尔。在电影结局中，莫三妹的二位合伙人兼挚友、这对从良的小偷小贩从“大胖婚庆”走进“上天堂”，结为夫妻。这戏剧性的一幕在带有强烈命运感的俯拍镜头下虽被简单叙述，却从“上帝视角”再次串联并折射出“生”与“死”的母题，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社会千年来恒定的伦理观念。
4. “星星”“烟花”：仪式叙事下的冲突与和解
殡葬服务兼具处理死者身体和慰藉生者心灵的双重作用。因此，莫三妹所事的工作本身即是一种身体仪式——此岸世界的人通过这种仪式虚构彼岸世界的往者形象——成为“孝的象征维度或仪式维度” [4] 。导演在《人生大事》中利用“种星星”和“烟花葬”这两种奇观化的殡葬形式巧妙地推动叙事，以此作为化解小文与三哥、三哥与老莫这三代人之间代际矛盾的工具。
莫三妹和武小文之间的矛盾由“还我外婆”的纠缠展开，为“种星星”的死亡解释所化解。“她去了另外一个世界，飘到天上变成星星了。” 三哥随意搪塞的一句话竟使小文坚信离世的外婆真的变成了星星，而莫三妹也因此成为了她心目中“种星星的人”，并为之自豪。在幼儿园老师告知莫三妹此事时，随着特写镜头缓缓推进，画面中心被置于莫三妹泛红的眼睛上，将其内心翻涌的震惊与感动表露无余；于是他拉着小文走到舞台，放下了平日里玩世不恭、离经叛道的桀骜身段，毫不犹豫地向台下家长和孩子们鞠躬道歉。显然，“种星星”是小文在孩童视角下对三哥职业作的纯真解读，却使从未受到过他人理解和尊重的莫三妹体验到了“被需要”“被认可”，并开始重新思考工作意义与自我价值。三哥和小文相互治愈，一同成长，在电影“看星星”的圆满结局中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再次呼应“种星星”。
三丫头和父亲老莫的代际问题主要集中在二哥之死，不曾知道真相的莫三妹将老莫对自己恨铁不成钢的管束归结为对二哥的偏心，不愿活在逝者的阴霾中。直至父亲住院，二人才在医院这一象征死亡与离别的特殊场所里收回了平日的芒刺，吐露真心，化解了多年的误会。电影片末，莫三妹从大姐手中抢过骨灰盒，在一群人的追逐中，用“烟花葬”解答了父亲遗嘱中留给自己的最后一道题目。烟花绚烂绽放，老莫的骨灰冲上云霄，被儿子以最“体面”的方式扬到了天上，葬在了人间。父子间的代际裂隙通过这一场“烟花葬”得到彻底修复。
“种星星”和“烟花葬”都是对丧葬这一身体仪式富有“童话”色彩的解读策略。不同于日本电影《入殓师》所强调的庄重、虔敬的入殓仪式，《人生大事》消解了同题材影视作品处理死亡的哀戚表演，以奇观化、艺术化、浪漫化的身体仪式重写死亡。通过在世者对丧葬祭祀仪式的再定义，《人生大事》引导观众解读出死亡背后的生命延续，以此慰藉生者以乐观态度接纳亲友的离世，弭合家族代际隔阂。
5. 结语
电影艺术中的“身体”能驱动叙事前行，也能建构伦理价值，回应社会文化。《人生大事》将交织的身体符号嵌入叙事，用主角彼此救赎的浪漫主义文本外壳，包裹住影像背后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内核，深入浅出，消弭了刻意的价值观念输出。正是基于导演对身体叙事的娴熟把控，观众能理解《人生大事》中莫三妹等人的身份处境、行动动机及其情感困境，并与之产生共鸣，最后以抚慰的姿态实现了对幕中角色及幕外观众的伦理询唤和代际赓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