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新时期下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和商业银行总体运营状态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越来越频繁，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持续攀升，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根据中国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国各类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共计2.85万亿余元，不良贷款率1.73%。然而，不论是不良贷款余额还是不良贷款率，国内大多数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事件几乎都源自于商业银行本身的内部控制不足。据监管部门数据，2021年4月，国内各类型商业银行因内部控制不到位而受处的罚单共238张，受罚金额共8622万元。在这些受处的罚单中，信贷业务涉及的罚单共计148张，占罚单总张数的51.93%，显然，因信贷业务操作不规范和监督不到位而受到的处罚依然是全国商业银行所受处罚的重灾区。
更重要的是，近几年国内商业银行因内部控制不力而诱发的信贷风险典型违规案例，直接导致了全国金融系统风险潜在发生率的增加，更带来了经济社会的不良预期。2017~2021年间，全国商业银行因内部控制不力而导致的信贷事件典型违规案例中(表1)，有接近一半以上是源自于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不足。因此，如何从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角度，加强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对提升商业银行金融系统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
Table 1. Typical violation cases of credit incidents of commercial banks nationwide from 2017 to 2021
表1. 2017~2021年全国商业银行信贷事件典型违规案例
信息来源：根据金融监管部门发布的信息整理。
2. 文献回顾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研究，最初始于信息不对称问题。Arrow (1964)在市场交易行为研究中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充分，经济中的个人会做出只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他人利益的决策和行为 [1] 。在信贷市场，Diamond (1989)的研究发现，由于借款人掌握自身完全信息，为规避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通常通过提高借款人贷款利率来弥补自身过高的查证成本和信贷风险损失，但这也导致了商业银行潜在风险发生率的不断提高和预期收益率的进一步下降 [2] 。到了本世纪初，Guner (2008)发现，通过构建科学、完善的内部控制防控体系，可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控能力 [3] 。更进一步地，Marie-Sophie (2014)的研究还发现，信贷风险内部控制的理论与方法开始延伸到其他金融杠杆产品市场，其风险治理效果也十分明显 [4] 。
然而，针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始终跟不上金融市场环境的现实变化。到20世纪下半叶，信息数字技术在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出现了新的变革。但是，金融科技的应用是否真的能有效降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理论界持保留态度。Lee (2018)认为金融科技的应用更多的可能会带来隐忧，并集聚各类金融风险，而不是各类风险的防控手段。这是因为大多数商业银行在考察金融科技对信贷风险的影响时，常常过多地关注个人零售银行业务，而实际上，对公信贷业务才往往更是金融科技的用武之地 [5]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金融科技是现代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深刻创新，其对金融风险和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防范效果应是明显的，如Sutherland (2018)的研究发现，通过大数据技术创立的金融信息共享机制，可丰富贷款人的信息获取渠道，降低对借款人信息进行甄别和控制的成本，制约借款人不合理决策与行为 [6] 。另外一个金融科技对信贷风险防控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改善了传统的信用评级方法和内容，如Jagtiani (2019)在其研究中认为，Lending Club信用评级方法中的FICO评分技术，可将非传统数据纳入到借款人违约评价体系，能直接提升Lending Club信用评级在借款人违约率评估方面的效果 [7] 。
尽管国外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内部控制的研究成果为国内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提供了积极参考，但国内的实际情况与国外有很大的不同，国外商业银行绝大多数属私人资本银行，其风险治理和内部控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国内大中型国有商业银行的目标有着本质差异。国内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发生意味着金融系统风险的爆发，更意味着国家风险的发生。因此，国内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内部控制的目标比国外的要更明确、更具体。故而，国内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内部控制的研究更多的是侧重银行内部控制的规范性问题。比如：王蕾(2019)认为银行内部权责不清、责任落实不到位、对内部控制重视不够、监督制度被削弱等因素，是内部控制问题监管不到位的主要原因 [8] ；但林競(2012)和张从海(2014)则认为，将社会信用体系纳入内部控制体系可能是改善银行内部控制环境的一个有效方法 [9] [10] ；刘星(2022)更建议引入主体信用评级方法，以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提供直接证据支持 [11] 。另一方，国内学者为解决内部控制的规范性问题，也尝试多领域、多理论和多方法的引入。杨子晖等(2020)建议，应重点关注“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影响 [12] ；刘少波(2020)则强调信息技术的引入，认为大数据重构技术能弥补传统技术下银行信息搜寻在数据质量低下、信息提取能力不足、系统运转低效等方面的不足 [13] ；李建(2020)则建议通过建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TIF治理模式，能有效降低银行信贷风险控制成本 [14] 。国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治理手段便是互联网科技金融，尽管国内的大数据技术在金融科技中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成效比较突出，但其表现出来的具体问题也依然存在，如：章梦虹(2021)发现，大数据的数据孤岛问题和信息安全问题，仍然是大数据技术在信贷风险防控中能否起到明显效果的关键性因素 [15] ；徐立平(2014)也提出，网络金融发展和风险管理模式是否合适等问题，会严重制约着网络金融的发展 [16] ；顾恒枭(2021)和吴林(2020)更强调，中小型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科技的开发重点应关注如何突破边际成本过高的问题 [17] [18] 。
然而，国内外关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内部控制的主流文献侧重于信贷风险治理方法的引入，忽略了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内部控制的主体微观视角，缺乏相应的微观基础，其研究结果也仅限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整体控制效果的评价与改进，而并没有抓住信贷风险发生的基础内容和关键环节——信贷业务的退回率分析。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退回率的分析和研究，不仅能反映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在审批环节上的各类问题和不足，更能抓住信贷业务中的各类具体操作问题，提出更具体、更实效的优化措施。因此，基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内部控制中的信贷业务退回率分析，为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内部控制提供了一个更微观、更具体、更深入的研究视角和切入点。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的对公信贷业务入手，通过对业务退回率的深入分析，找出该分行信贷风险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及其发生的内在原因，最后给出该分行信贷风险内部控制优化的相应举措，以期通过此例为国内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内部控制提供更微观的研究视角和切入点。
3. 农行云南省分行信贷风险内部控制问题
得益于早年间的传统储蓄业务和惠农业务的迅速发展，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的资产规模不断壮大，但近些年随着信贷行业的竞争加剧，该行的信贷业务发展成效并不理想。根据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金融统计公报，截止到2019年末，该行对公贷款总额49.36亿元，仅占全年贷款总额84.21亿元的58.62%，全行不良贷款率仍维持在3.71%的高位。为探究该行信贷业务发展缓慢、不良率高居不下的深层次问题和原因，文章以信贷退回率为研究主线，通过深入分析发现，该行2021年上半年对公信贷业务平均退回率高达37.11% (表2)。
Table 2. Return rate of public credit by Yunnan Branch of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表2. 农行云南分行对公信贷退回率情况
然而，为挖掘该行信贷风险内部控制的具体问题，文章从“贷前–贷中–贷后”这一纵向思路入手。通过深入分析和研究，文章发现，以退回率分析为问题识别切入点，该行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各类具体问题具体有几下几个方面。
3.1. 贷前授信调查不严
主要体现在调查和审查环节中测算小企业授信额度时，该行未将法定代表人及其配偶等在分行的个人经营性贷款纳入统一授信。尤其是在申请小微信贷时，未披露相关小企业主在分行的个人经营性贷款情况，未对小企业集团成员做统一授信。另一方，由于总行部分线上信贷审批规则不完善，在已有小企业法人贷款情况下，小企业主网上自主办理个人线上信贷业务操作不规范，导致相关小企业主未纳入统一授信管理。该行的贷前调查和审查环节不完善，直接导致了相关信贷业务被退回，严重降低了贷款审批效率和资源的浪费，分行信贷风险潜在发生率不断攀升。
3.2. 贷中审批问题突出
3.2.1. 信贷资料填写不规范
退回率的具体分析中发现，该行贷中审批具体环节中，信贷资料填写不规范、不一致、不完善等问题突出(表3)。业务借据的大小写金额不一致、合同填写的大小写金额不一致、扫描件缺页、空白处漏划线、系统录入错误、抵押财产清单的抵押人姓名和不动产登记证明的抵押人不一致等细节性问题及其严重，为信贷风险发生埋下潜在隐患。
Table 3. The proportion of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public credit business in Yunnan Branch of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表3. 农行云南分行对公信贷业务中各类问题的比重情况
3.2.2. 不动产抵押登记问题突出
在该行的对公信贷业务中，不动产抵押是各类信贷放款的主要抵押形式，而对于不动产抵押登记环节的规范处理是影响银行信贷质量和信贷风险发生的最主要内容。2021年1月至2021年6月，该行在不动产抵押登记方面风险问题比较突出，遗漏登记、不及时登记等问题频繁发生。同时，不动产抵押登记经办人员的法律意识不强，业务技能不够扎实，岗位互控也流于形式。
3.2.3. 信贷合同传达不及时
一方面，由于总行对各类信贷合同的更换比较频繁，在新旧版合同交替更换过程中，该行对信贷合同的传达不及时、不充分。同时，由于施行时间紧迫、任务繁重，部分二级分行对合同更换的具体要求执行不到位，错用、乱用合同文本问题，合同文本、新支用单、借据填写不规范问题等不断增加，进而导致放款资料反复退回，严重影响放款效率。另一方面，合同文本更换与业务系统升级不配套也对放款质量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客户经理在信贷系统内录入利率、逾期、挪用利率等错误情况明显增多，信贷系统内的还款计划与授信审批不一致等问题也经常发生。
3.3. 贷后管理不到位
3.3.1. 信贷资料填写不规范
一是对贷款资金用途的监控不严，客户将贷款资金用于支付保险费、融资租赁款、担保公司担保费等问题突出。另外，客户使用小企业贷款偿还其他债务的问题比较严重，如偿还分行前一笔贷款、偿还前期拆借资金、偿还过桥资金等。二是贷后检查流于形式，检查内容质量差甚至不合规，包括贷后检查报告填写不规范或错误、检查形式不符合制度要求、贷后检查报告无相关人员签字、首次贷款的贷后检查影像资料缺失等。三是未落实审批意见中的贷后管理要求，对财务指标变动情况、产业政策和市场走向、环保政策变化、企业和自然人负债变化情况、抵押物变化情况、行政处罚与执行风险等内容未进行及时跟踪与分析。四是对贷款资金跟踪不到位，包括自主支付缺少银行流水或部分银行流水不全、信贷资金划转至他行同名账户或客户内部员工或其他关联方、提供的凭证材料未能全额覆盖分行贷款资金金额、贷款用途凭证真实性存疑等。
4. 农行云南省分行信贷风险内部控制问题的原因分析
尽管在该行的退回原因分析中发现，资料填写不规范、资料有误或不一致、放款条件未落实和内部规章制度频繁变换是该分行退回率居高的四个主要原因。但通过对该行的“贷前–贷中–贷后”业务流程深入分析发现，贷前人员匹配不充分、贷中统筹衔接性不高、贷后管理中的改进与落实缺失等才是导致该分行不良贷款率高居不下的主要深层次原因。
4.1. 贷前人员匹配不完善
该行的人员匹配不完善，主要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数量上，该行应对突发业务量增加的人员匹配不到位，在面临信贷业务爆发性增加时，该行缺失较好的前期预估和事前协调统筹能力。具体体现在，业务量暴增带来员工的工作负荷陡增；业务高峰期团队成员连续工作长，人均加班次数频繁；员工休假时岗位空缺得不到及时补充；借(抽)调人员的借(抽)调期满时，人员不能得到及时补充。上述人员数量不匹配和不完善，直接导致贷中信贷审批岗位的职员心理压力增大、情绪波动变化增大，信贷风险潜在发生率不断提升。质量上，信贷人员的培训力度跟不上放贷业务需求。全行的贷中信贷审批和风险防控部门的人员变动比大，新入职员工没有及时被安排跟进培训，信贷业务开展效率低、业务办理错漏百出。同时，二级分行客户经理的信贷业务的专业能力欠缺，信贷基础性工作不牢，退回率攀升，信贷效率直线下降。
4.2. 贷中统筹衔接性不高
一是该行在信贷业务办理过程中，信息传递层级多，信息扭曲严重。特别是当分行受到意外激增的业务量冲击时，信贷中的统筹性与衔接性效果不理想。如：业务量激增时，由于二级分行业务报送时间不均衡，信贷业务集中于周末、月末和季末报送，分行业务中心一时无法合理安排充足的工作人员，业务处理时效递延，业务堆积压缩高峰期业务审核时长，业务送审质量无法保证，重复退回影响作业效率，操作风险潜在发生率明显上升。二是在总行出台的关于信贷风险防控的各类规章制度后，该行并没有很好地、及时地对该类文件进行梳理、总结和学习，导致部分二级分行对文件传达不到位，致使信贷业务在办理过程中资料不完整、不规范等问题突出。另外，由于对文件学习时间紧迫，部分分行对文件通知的要求执行不到位，漏签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内容不规范等问题明显增加，业务退回次数攀升，信贷风险潜在发生概率明显上升。
4.3. 贷后管理中的改进与落实缺失
个别员工的极端利己行为导致联合骗贷事件时常发生，而这部分骗贷的借款人利用其“特殊”身份致使该业务贷后跟踪流于形式，贷后事故追查不了了之。更重要的是，部分基层信贷人员为追求个人业绩，只注重信贷数量而不重视信贷质量，进而导致部分信贷业务贷后跟踪管理跟踪困难、成本高、质量差，潜在信贷风险无形被放大。与此同时，分行风控部分对于贷后的改进工作不予重视或流于形式，致使信贷事件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
5. 启示与建议
5.1. 强化贷前授信调查、完善贷前人员匹配
建议贷前调查时，重点审核借款人的资金流动状况、盈利能力、债务偿还能力和营业收入能力等内容。同时，跟进借款人的资金流动比率分析、资金周转率分析、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结构分析等动态变化情况。与此同时，合理配置贷前人员岗位，将风险控制专岗同批发类监督岗互设AB角，同时增配对公信贷资料预审岗，稳定放款审批队伍。另外，及时提升员工职业道德素养，着重开展风控培训，将员工的风控素养和道德责任感界定为员工晋升的首要因素，并将风控考核融入到员工的监督激励机制。最后，及时开展风险案例共享的培训计划，打造学习型团队，强化放款审核情况反馈机制、鼓励员工参与跨团队轮岗交流。
5.2. 强化贷中信贷审核、提升业务报送衔接
一是强化审批考核，建议将送审退回率纳入业务条线考核，促使各二级分行重视送审资料质量，压降送审退回率。二是加强审批业务培训力度，各二级分行应加强审批业务培训，特别是加强对新业务、新制度、新单式填写规范的培训，提升送审资料质量。三是加强同各二级分行的沟通与协作，统筹协调业务发展目标与放款计划时间安排，提前动员布置，定期召开年末旺季工作调度会，帮助各二级分行解决实际问题，提高放款效率。四是增强省行业务部门同各二级分行的沟通与衔接，做好人员需求测算，按轻、重、缓、急错峰发起和处理业务，避免业务扎堆上报。
5.3. 强化贷后追查、完善贷后考评
首先，严格督查借款人借款资金的使用用途，派出专员督查借款人是否严格根据合同内容和信贷要求合理划拨借款资金的使用方向，严格敦促借款资金专款专用。其次，严格督查借款人借款资金使用过程中的经营情况，重点关注借款人是否根据借款合同履行稳健经营原则，密切关注借款人是否参与股票投资、房地产投资及其他高风险投资。再次，督查借款人财务状况，及时开展对借款人的营收能力、债务偿还能力等财务指标进行持续监控，重点关注借款人联合贷款的联合投资行为，确保能精准把握借款人的连带风险责任。最后，完善贷后考评通报，加强贷后监督管理，坚持对每笔放款后的整体跟踪工作进行有效性评价，对放款资料问题多、退回频次高、信贷人员风险意识淡薄的分行，进行风险提示。与此同时，做好员工违规行为管理，强化贷后主体责任，坚持处理好基层信贷人员的业务发展和合规管理之间的协调关系，杜绝因员工个人利益而引发的一些信贷风险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