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机缘》《匆匆》和《沉寂》选自门罗短篇小说集《逃离》中的三连篇。该小说集一经发表就引发众多学者的关注，乔纳森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对该小说集发表评论时更是称门罗是北美最优秀的小说家 [1] 。其同名小说也即开篇之作《逃离》受到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相比之下，其中的三连篇《机缘》《匆匆》和《沉寂》则受到的关注较少。在国外学术界中，伊恩探究了女诗人安妮·卡森的作品以及个人传记对门罗创作朱丽叶这个角色的启发作用，发现门罗对诗人的兴趣促使她创作的《机缘》三部曲女主人公朱丽叶的经历与安妮的相似性 [2] 。而在国内学术界中，仅仅只有两篇权威期刊论文有所涉及。唐瑛、陈红从叙事角度分析了小说的叙事手法。在这三篇小说中，门罗运用隐性叙事进程不断挑战其显性叙事进程从而非常细腻真实地展现了朱丽叶内心的挣扎与纠结。隐性叙事与显性叙事相结合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现实。门罗独具匠心的叙事手法使故事更加真实可信 [3] 。杜慧敏则对《机缘》三部曲进行了哲学思考。她认为小说的逃离主题有和我们自身相通的深奥，一味地逃避并不可取，最终只能面临逃无可逃的悲剧命运，或是陷入《机缘》三部曲中朱丽叶母女相继逃离的轮回 [4] 。
以上论文只是探究了小说的逃离主题，而忽视了伦理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影响。《机缘》三部曲涉及了两个家庭、三代人，而对家庭关系的描写必然涉及伦理关系。《机缘》一篇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朱丽叶无法忍受那个思想落后的小镇以及并不和谐的家庭关系，从而逃离了自己的家庭。《匆匆》一篇中，朱丽叶带着自己未婚生育的女儿重新回到了家庭，再次体会到了父亲与母亲不和谐的夫妻关系以及小镇对自己未婚生育的行为的嘲讽，她觉得这里不是家，又再次逃离。在最后一篇《沉寂》中，朱丽叶不再逃离，她的女儿佩内洛普却延续了自己的逃离，永远的离开了朱丽叶，留下已经风烛残年的朱丽叶独自生活。由此可见，伦理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天资聪慧，二十一岁就获得古典文学硕士学位的朱丽叶为何从前途不可限量的古典文学在读博士沦落至无依无靠的单亲母亲，要想真正理解其原因，不妨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分析该小说。门罗将女性对婚姻家庭生活的无奈展现的淋漓尽致。家庭是伦理意识的诞生地，而女性是家庭的一部分，因此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分析该小说具有实践意义。
2004年，聂珍钊教授于《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第5期发表的论文《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标志着文学伦理学这一本土文学批评方法的诞生。邹建军教授在次年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称“这是我国学术研究与探索不断深入的结果” [5] 。尽管西方伦理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尤其是缺少自己明确的方法论” [6] 。并且，中国的文学研究苦于理论创新久矣，自近代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方法“几乎是清一色的全都来自于西方”，这导致了我国文学研究实践产生了“文论失语症”的严重现象 [7] 。在此大背景下，学者聂珍钊根据我国深厚的道德批评传统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坚持回归文学文本，提出文学教诲论，倡导从伦理的视角理解文学作品”，为学者们提供了文学批评的新方法、新角度 [8] 。
2. 矛盾的伦理环境：反抗还是顺从
“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 [9] 。社会在不同的时期，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可能会有巨大的差别，而文学作为历史的产物，其中展现的伦理环境也会与批评家们身处的伦理环境有所不同。因此，任何文学作品的批评必须回到当时的伦理环境。要想理解朱丽叶为何做出那样的选择，就必须理解朱丽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伦理环境以及与其成长息息相关的家庭伦理环境。
2.1. 社会伦理环境
门罗在《机缘》开篇即提到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六五年。彼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迅猛发展，第二股女权运动的浪潮也随之涌现。战争结束之后，和平的环境使科技得到迅猛发展，这确实使女性渐渐摆脱了对男性的物质依赖，然而精神上的依赖依旧难以除去。于是，被压迫的女性，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都站了出来，她们要求从“第二性”和“他者”中解脱出来，真正实现两性的平等。相比于第一次女权运动对政治权利的关注，第二次女权运动拥护者认为性、生育、婚姻家庭、家务劳动等也是政治问题，她们急需在这些方面同样拥有自主权利，从而摆脱女性的附属地位。
二十一岁的朱丽叶身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同样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第二次女权运动的浪潮。而为了融入当时的大环境，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新女性，朱丽叶拒绝将自己的身体视为男性的财产。为了使自己的处女状态“不至于成为对自己的一种约束”，朱丽叶与导师的外甥深夜在威利斯公园的草地上暧昧不清，从而丢失了童贞 [10] 。但是，朱丽叶长期处于男权统治的社会环境中，其自身对男性文化意识的内化使得她不能完全摆脱男权秩序的束缚，“由于受到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气质定义的影响，门罗笔下的女性具有顺从、柔弱等特征，因而无法获得人格的独立” [11] 。长久以来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以及物化让她不敢承认这件事。朱丽叶与埃里克在火车上的邂逅让他们情难自禁，而此时的朱丽叶因为处于生理期不能发生性关系，她脱口而出，“我可是个处女呢” [10] 。话语里的骄傲明显表明了此时的朱丽叶尚未彻底的觉醒，依旧将自己的身体视为男性的财产。
《机缘》三部曲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大背景而创作的，身处男尊女卑的社会伦理环境中的女主人公朱丽叶虽已经意识到了女性觉醒的必要性。但是，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荼毒依然未能完全清除，朱丽叶既反抗又顺从的性格让她在后来虽然选择了以未婚生育来对抗传统的家庭伦理对女性的限制，却在回到那个从小生活的小镇时，二十多年的正统伦理教育让她的反抗意识土崩瓦解，父亲的不理解以及小镇居民的流言蜚语更是让她痛苦不堪。
2.2. 家庭伦理环境
除了社会伦理环境，家庭伦理环境也深刻影响了朱丽叶的伦理选择。门罗作为女性作家，其作品大多以加拿大小镇女性为书写对象，以细腻的笔触刻画那些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挣扎的女性形象，其小说《机缘》三部曲中的女主人公朱丽叶就是一位小镇女性。朱丽叶一家生活在多伦多的小镇上，她的父亲山姆是一位“口碑不错的老师”，母亲萨拉是一位“纤细、苍白的金发美人”，在年轻的时候也教过书，后来因病不得不放弃了工作 [10] 。他们一家的行为习惯与周围的邻居格格不入，似乎有点自诩读书人的清高，虽说古怪却也并非不快乐。
然而，幸福的表面却往往掩盖着难以启齿的丑恶真相，他们的生活并非像他们表现得那样幸福。朱丽叶的父亲山姆是一位传统古板的学者。朱丽叶从小天资聪慧，二十一岁就获得了古典文学硕士学位，这让山姆由衷地感到骄傲。然而，仅仅离家几年后，朱丽叶放弃了正在攻读的博士学位，甚至还带回了未婚生育的孩子。在朱丽叶看来，自己有没有结婚“根本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儿”，她认识的人完全不会关注这些形式 [10] 。在她所生活的地方，议论人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然而山姆却对朱丽叶的行为感到由衷的耻辱，为此他甚至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只因为“老是有人乱说别人的坏话” [10] 。而面对朱丽叶的这些言论，他则回复到，“不幸的是你母亲和我不是住在你的那个地方” [10] 。父亲山姆和母亲萨拉生活在那个女权运动的浪潮尚未波及的加拿大小镇，在那里未婚生育无疑是一件荒唐事。因此当朱丽叶准备带自己的女儿回家时，为了不让女儿沦为小镇人的谈资，山姆让朱丽叶在小镇的前一站下车，以此避免遇到认识的人。可怜的朱丽叶在知道这些真相时，第一次意识到了这里已经不是自己的家了，她不知道自己回来是为了什么，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回到那个有埃里克的小家 [10] 。小镇的闲言碎语加上父亲的不理解让朱丽叶迫切的想要逃离自己的生活了二十年的小镇。家庭原本应该成为朱丽叶的避风港，然而父母的不理解，小镇居民的语言暴力共同构成了朱丽叶逃离的第一个导火索。
其次，朱丽叶的父亲山姆并没有扮演好自己作为丈夫的伦理身份，他对婚姻的不忠以及萨拉对他的一再忍让使得他们的夫妻关系并不像他们表现得那样幸福。由于萨拉精神出现了问题，体力大幅度衰退，山姆请了一位名叫艾琳的帮手。艾琳的丈夫因偷鸡被农场主打死，留下了两个孩子与她相依为命，迫于生计，二十二岁的艾琳只能做一些帮工养活自己和孩子。山姆很快被年轻、能干的艾琳所吸引，甚至觉得“是她，恢复了我对女性的信心呀” [10] 。而对于自己的妻子萨拉，山姆却觉得“她永远都是一位心脏有毛病的漂亮娇小姐” [10] 。山姆取下了自己的女儿朱丽叶精挑细选的装饰画，只是因为“那幅画会让艾琳瞧着不舒服” [10] 。在工作的时候，他故意唱起歌词里包含艾琳名字的情歌，以此吸引艾琳的注意。山姆借助那首歌明目张胆地表达了对艾琳的爱意，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妻子萨拉的感受，也许在他心里，萨拉早就是一个精神出了问题的疯婆子，而不是他的妻子。萨拉慢慢感受到了丈夫的变化，只能不断的做各种事希望引起丈夫的注意，然而却只是让山姆更加厌恶她。丈夫对艾琳的特别关注使得萨拉对艾琳怀有深深的敌意，她不想吃艾琳准备的食物，觉得“她没准想毒死我呢” [10] 。由此可见，萨拉应该很早就注意到了自己的丈夫的不忠行为，却无力改变，只能默默忍受。最终萨拉因为长久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快便抑郁而终。未婚生育之后的朱丽叶带着自己的女儿回到原来的家庭，却发现父母之间的婚姻生活早已不像自己曾认为的那样和谐幸福，而是犹如一地鸡毛，破碎不堪。在此环境下，朱丽叶感到迷茫与无所适从，从而丧失了对婚姻的信任，也让其彻底接受了与埃里克的不正当同居关系。甚至在埃里克的妻子因病去世很久之后，也不曾想过与埃里克结婚。
朱丽叶深受女权主义的影响，渴望男女平等，迫切希望女性能够自己掌控身体，而不是沦为男性的附庸。然而，她从小生活的家庭中却处处充斥着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朱丽叶的父亲山姆无法忠于自己的伦理身份，对自己的妻子的不忠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婚姻生活也不和谐。这让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的朱丽叶对于婚姻和爱情有了不同的理解，从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父母之间压抑的关系导致了朱丽叶的逃离，选择一种不合伦理的家庭关系是她对自己的父母的反抗。
3. 艰难的伦理选择：学业还是爱情
伦理选择是“人类继第一次生物性选择之后进行的第二次选择” [12] 。第一次选择将人与兽区分开来，这次选择使人获得了人的外形，而第二次选择才使人真正脱离了低等生物界，拥有了理性意志。人从兽进化而来，因此人的身上还保留着兽的本性。文学伦理学认为每个个体都等同于一个完整的“斯芬克斯因子”，也即每个人身上都同时包含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人性因子“指的是人类在从野蛮向文明进化过程中出现的能导致自身进化为人的因素”，而“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相对，是人的动物性本能。动物性本能完全凭借本能选择，原欲是动物进行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10] 。人性因子代表的是人的理性意志，与之相对应，兽性因子则代表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朱丽叶对于自己学业以及不被认可的爱情之间的选择其实就是朱丽叶身上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交锋。
年仅二十一岁，朱丽叶就获得了古典文学硕士学位，并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那个时候的朱丽叶风华正茂，拥有大好的前程，人性因子代表的理性意志占据了上风。然而，正如喜爱她的导师所说，“问题就在于她是个女孩” [10] 。那个时代对女性怀有极大的偏见，如果朱丽叶选择婚姻，那她大概率就会为了家庭而抛下自己热爱的古典文学研究，然而就算她不结婚，她也“很可能在提升的问题上输给男士”，因为男性是要养家糊口的更需要提升 [10] 。因此那个时代大部分女性最终都会因为婚姻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朱丽叶也不出所料。
事业与爱情的两难抉择让朱丽叶陷入了伦理困境，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成为让家人感到骄傲的女儿，还是成为不愿再婚的已婚男人埃里克的情人，这两个伦理身份的冲突让朱丽叶陷入了伦理困境。而“伦理困境的产生是人物自身性格和伦理环境的不合而产生的，同时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13] 。朱丽叶生活于女权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女性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独立的价值，不想成为男性的附庸。然而，由于矛盾的性格以及家庭伦理环境的影响，让她既反抗又顺从，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她身上的兽性因子所代表的非理性因素让她只顾追求动物性本能的快乐而忘记了自己的责任。
朱丽叶的这次选择正是她一生痛苦的起源。火车上的浪漫邂逅让朱丽叶爱上了已有妻室的埃里克，并不顾一切地去见他。而她做出这种选择实际上是一种对家庭的反抗，在家庭伦理环境的影响下，朱丽叶对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追求建立在一种违背了传统道德伦理的婚外恋之上。就如朱丽叶自己所说，“她没有结婚这件事给了她一种成就感，一种傻乎乎的幸福感” [10] 。然而这种成就感其实是对传统道德伦理的背离所带来的。
不幸的是，朱丽叶这种随意的选择让她不得不在未来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埃里克并没有像他所表现的那样完美，他虽然一直在照顾自己瘫痪的妻子，但却不忠实于自己的妻子，在婚姻存续期间与自己的情人苟合。可悲的是，失去了理性的朱丽叶知道了埃里克的为人以后仍然不知悔改，甚至觉得“他是要她的” [10] 。就算埃里克不愿意再结婚，她也还是给他生了一个女儿。然而，朱丽叶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回报，埃里克在婚后依然改不了自己的本性，在自己带着一岁的女儿回老家探望父母的时候，“就在她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在思念埃里克的时候”，埃里克却因为寂寞干脆跟自己曾经的情人克里斯塔重续旧欢。朱丽叶与埃里克的孽缘最终以埃里克的死亡终结。
4. 误认的伦理身份：自我还是替身
聂珍钊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一文中指出，“在文学作品中，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而“伦理混乱表现为理性的缺乏” [14] 。朱丽叶终身未婚，她的伦理身份直接从女儿变成了母亲，而这种缺乏过渡的形式导致了伦理混乱。偏执的朱丽叶并没有认清自己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即她并没有将佩内洛普视为拥有完整人格的个体，而是将她当作自己的替身，强行将自己的思想与孩子捆绑。就如朱丽叶自己所说的那样，“但求她长大后生活得能跟我一样” [10] 。这种混乱的身份认知在朱丽叶失去了埃里克之后依然没有变化，反而更加严重。朱丽叶对佩内洛普的控制欲越来越强烈，而这种欲望最终使朱丽叶彻底失去了佩内洛普。
朱丽叶将佩内洛普视为替身首先体现在她给女儿取的名字上。朱丽叶对希腊古典文学颇有研究，女儿的名字佩内洛普取自荷马《奥德赛》里的主人公奥德修斯的夫人。这位王后忠贞的美名流传于世，几十年来为外出征战的丈夫守住国家，盘旋于络绎不绝的求婚人之间，独自抚养儿子长大成人，是贤妻良母的象征。朱丽叶作为古典文学的研究者，自然清楚这个名字的意义，她将名字赋予自己未婚生育的女儿恰恰代表了其对传统伦理的激烈反抗，对男性凝视的辛辣反击。由此可见，女儿佩内洛普在朱丽叶看来只是一个对抗世俗的象征，而不是拥有独立自我的个体。
其次，朱丽叶还控制了女儿的信仰自由权。在《匆匆》一篇中，朱丽叶就曾与一位看望自己母亲的牧师唐恩就是否应该让自己的孩子信仰任何宗教有过争论。朱丽叶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她觉得所有的宗教都是谎言，于是就认为自己的女儿也应如此。而唐恩则认为不让孩子接触宗教就像“不向她提供营养一样” [10] 。那个时候的朱丽叶依然固执己见，坚持认为宗教都是谎言，不值得信任。如果朱丽叶把女儿当作独立的个体，就应该把选择权交给佩内洛普，让她有接触任何宗教的自由，而不是一开始就把宗教完全否决。由此可见，并不是信不信仰宗教这件事值得争论，而是孩子是否应该像自己一样，成为自己的替身才是朱丽叶心中最重要的事。而这种近乎独裁般的控制最终也致使佩内洛普越来越叛逆，越是被压迫，越是要反抗。佩内洛普对这种控制的反击就是选择追随自己的母亲最反对的宗教，永远地离开了。
最后，埃里克的去世加剧了朱丽叶对女儿的控制。二十一岁的朱丽叶已经拥有了硕士学位，而二十一岁的佩内洛普还和自己的母亲“黏在一起，没怎么分开过呢” [10] 。朱丽叶操控着女儿的人生，并以此为傲。她以为按照自己的方式能够把女儿培养的更好，避免步自己的后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佩内洛普“既孤独又不幸福” [10] 。朱丽叶对女儿的控制欲让反抗的种子早早埋进了女儿的内心。在佩内洛普以寻找内心的平静为由进了“精神平衡中心”并离开朱丽叶六个月之后，她才终于感受到了自由的气息，并决定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延续了自己母亲的逃离。朱丽叶原本想通过控制来引导女儿避免自己逃离家庭的悲剧，却因为对自己伦理身份的误认使这个小小的愿望沦为一场空，并最终亲自导致了这场母女分离的悲剧。
5. 结语
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朱丽叶的悲剧命运的根源清晰可见。朱丽叶在特殊的社会伦理环境以及家庭伦理环境的影响下做出的伦理选择，最终为自己孤独终老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在压抑的家庭关系中，朱丽叶选择了反抗，她逃离了自己的原生家庭。最终在女性主义的裹挟下，接受了违背伦理的婚姻关系，误以为自己对传统道德伦理的反抗标志着自己的独立自主，却不曾想个人只是时代的洪流中微不足道的泡沫，她的这次选择不得不用自己一生去付出代价。放弃了事业的朱丽叶也未能收获爱情，甚至在与自己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离家出走之后，她失去了最后的亲情，只能孤独地度过余生。而这一切悲剧都来源于那次错误的伦理选择。通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解读，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小说中女性的逃离原因，女性对性别平等的渴望，对自我的解放需求让她们义无反顾的选择逃离令人窒息的婚姻家庭生活，然而，长期处于父权统治的社会环境中的女性，其自身对男性文化意识的内化使得她们不能完全摆脱男权秩序的束缚，推行性别平等的理念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