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2022年11月3日，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正式截止。据统计，本次国考总报名人数已突破250万，相比去年增长了50万人，同比增长25%，资格过审最大竞争比超5800:1。据悉，此次国考的报名人数刷新了纪录，达到了近十年之最，过审平均竞争比为60.5:1 [1] 。其实，不仅国考报名人数近些年逐年增长，各省公务员、事业单位、军队文职、三支一扶等编制类考试报考也呈现火热态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体制内的工作，想通过考试的形式，顺利上岸，成为“国家队”或是“省队”的一员。“考编热”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其背后的形成因素究竟为何？其内在的影响机制为何？探讨“考编热”现象形成因素的研究对于剖析年轻人就业观、价值观以及提升其就业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在现有的研究中，何海清认为在社会话语的渲染、家庭空间的牵引、个体的社会风险感知下，青年对体制内工作内容、时空特性的预设与其对个体对自由和生活意义的想象不谋而合，并将“考编”作为抵御社会结构性困境和个体发展风险的理性决策 [2] 。张廷君认为大学生基层考编的就业意愿受到了家庭与学校资源稀缺的“推力”与优惠政策的“拉力”所形成的“推拉效应”的影响 [3] 。可见，青年的“考编”意愿离不开个人、家庭与社会方面的影响。
2. 研究方法设计
2.1. 建立测量指标
1) 个人的学生干部经历：个人的干部经历包含其在校期间的所有学生干部工作经历，不仅指班长、团支部书记等班内主要任职，也包含学生会、学社联等校内主副任职。
2) 个人的月消费水平：个人月消费水平是指个人平均每月的消费水平，包含其生活费，电话费等在内的所有消费。
3) 父母对于个人考编的支持程度：父母的支持程度是指父母对于子女在考编上的支持，既包含物质支持，也包含精神支持。
2.2. 收集资料的方法
1) 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是教育调查的一种常用方法，它是依托于“问卷”的形式来进行实施调查的研究方法 [4] 。本文为了更好地研究“考编热”现象形成的因素，选择作者就读高校所在地的上海，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了解考生的之所以加入“考编大军”的具体原因。
2) 访谈法。访谈法是指研究者遵循一定的研究目的、规则和流程，通过口头交谈的方式来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定性研究方法，常用于收集特定人群对特定事件的理念、经验等 [5] 。本文为了进一步了解考生考编的真实意愿，选择了部分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次研究主要通过问卷收集相关数据，问卷见表1。问卷第1题为筛选题，用来剔除非本次调研的群体，从而保障数据的有效性；问卷第2题为此次调研的应变量，采用1~5进行赋分，意向程度强弱与数字大小成正比。此次调研的控制变量分别为年龄、性别、所处阶段、高校类别；3项决定性指标分别为个人的干部经历、个人月消费水平和父母的支持程度。其中，第7题“您是否有过学生工作经历？”，设置选项0. 否、1. 是；第8题“您个人的月消费水平？”，设置选项1. 2999元以下、2. 3000~5999元、3. 6000元以上；第9题“父母对您考编的支持程度？”，设置选项1. 非常支持、2. 支持、3. 不支持。
2.3. 分析资料的方法
描述性统计是指运用制表和分类、图形以及计算概括性数据来描述数据特征的各项活动，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常用方法 [6] 。描述性统计分析要对调查总体所有变量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性描述，主要包括数据的频数分析、集中趋势分析、离散程度分析、分布以及一些基本的统计图形。本文通过对上海高校学生调查总体所有变量的有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分析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主要对包括平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等在内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本文通过stata运用OLS的估计方法对个人学生干部经历、月消费水平以及父母对个人考编的支持程度与考编意愿之间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其中，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目前所处阶段和所属高校类别。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3. 结果分析
3.1. 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研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问卷调查法和访谈记录法，其中发出问卷164份，有效问卷140份，有效率为85.37%，另采访4位人员，采访时间为每人30分钟左右。
3.1.1. 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据总体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表2所示。其中，“个人的学生干部经历”的选项设置仅有0代表“无学生工作经历”，1代表“有学生工作经历”这两项，而平均值为0.8，表明个人的学生干部经历对于考编有较大影响；“个人的月消费水平”的选项设置有1代表“2999元以下”，2代表“3000~5999元”，3代表“6000元以上”这三项，而平均值为1.243，表明个人的月消费水平对于考编有较大影响；“父母对于子女的考编支持程度”的选项设置有1代表“非常支持”，2代表“支持”，3代表“不支持”这三项，而平均值为1.586，表明父母对于个人考编的支持程度对于考编有较大影响。因而，笔者认为“个人的干部经历”、“个人月消费水平”、“父母的支持程度”这三项因素对于“考编热”有重要影响。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3.1.2. 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OLS的估计方法检验个人的学生干部经历、个人的月消费水平以及父母对于子女的考编支持程度与个人的考编意愿程度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其中，控制变量为年龄、性别、目前所处阶段、所处高校类别。
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415，整体结果显著。个人是否有学生干部经历的回归系数(1.388)在1%水平上显著，个人的月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0.290)在1%水平上显著，父母对于子女的考编支持程度的回归系数(−0.288)在5%水平上显著。
其中个人是否有学生干部经历这一因素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其对于个人考编意愿程度有正向的强化作用；个人的月消费水平这一因素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其对于个人考编意愿程度有反向作用，也就是月消费水平越高，个人考编意愿越低；父母对于子女考编的支持程度这一因素的回归系数为负，由于在选项设置时，1表示“父母支持”，2表示“父母无所谓”，3表示“父母不支持”，说明父母越支持，个人考编意愿越强。
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variable on the degree of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amination
表3. 各自变量对于考编意愿程度的影响
注：***表示p < 0.01，**表示p < 0.05；标准误经过异方差调整；省略了常数项的回归结果。
3.2. 影响个人考编意愿程度的因素分析
3.2.1. 个人的学生干部经历
考编是所有想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年轻人选择的最普遍的方式，而进入体制内只是成为“体制人”最基本的一步。由于现阶段大部分高校均开设了大学生职业规划类课程，对于学生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了基本的介绍，因而学生在选择职业时也会提前了解职业岗位所需要的各种能力。编制工作，简单来说就是由国家及相关单位给予待遇保障。与此同时，国家及相关单位也会挑选培养人才，继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领导干部的培养。
2020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 [7] 。个人在学校的学生干部经历，无形之中所锤炼的就是总书记对于领导干部提出的七种能力。学生在了解过编制内岗位所需要的能力之后，对比自身所具有的能力，进而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考编”便成为了其最适合的工作之一。
3.2.2. 个人的月消费水平
编制工作的待遇，以公务员为例。根据我国《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员工资是指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的公务员通过履行国家公职所获得的由国家财政负担的货币性收入 [8] 。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较于一些如IT、金融、销售行业来说，编制的工资待遇处于相抵劣势水平。如果个人想要追求像上述行业的高薪待遇，那编制内的工作便不是其最优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科学树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好干部标准，是新时期党的干部必须始终坚守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 [9] 。“清正廉洁”是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所应该坚守的底线原则，任何人不得逾越，一旦逾越，便触碰了党纪国法的雷区，严重者会受到法律的审判。正如近些年的反腐记录片，如今年的《永远在吹冲锋号》里的大老虎、小狐狸、小苍蝇，这些党员干部正是因为对于金钱没有清醒的认知，导致其逐步迷失在金钱的诱惑中，最终沦陷在金钱的陷阱里。
个人的消费欲望，消费水平所代表的是个人的消费观，背后折射的则是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消费水平过高所表明的是个人的极度的消费欲望，这与作为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编制工作理念背道而驰。消费水平低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个人正确的金钱观念，简朴的生活态度，在这样的价值观念的引导下，才能更好地扎根岗位，做好工作，服务群众。
3.2.3. 父母对于考编的支持程度
总书记不止一次指出，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际形式风云变幻。尤其是近些年社会形势不断变化，就业环境不断改变，对于高校学生而言，存在一定的就业压力。虽有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建议：大学生不要满脑子都是央国政 [10] 。但现实情况确是“考编热”有增无减。正是因为报考人数逐年增加，导致竞争压力越来越来，考生越来越卷，备考的周期也越来越长。笔者读研前，曾在两家大型上市公考机构工作，就曾遇到过18岁便准备考编的大一新生，也曾遇到过34岁依旧在为了上岸而不懈奋斗的大哥大姐。
现在的考编，注定是一场漫长的征程，短则半年，长则数年，这就需要考生做足充分的准备，需要有个稳定备考环境。家庭的态度，尤其是父母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毕竟备考的考生大部分依旧是应届生，毕业后待业的考生，而这部分群体的主要经济来源仍要依靠父母的支持。父母支持程度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考生是否考编，并且也影响着考生的心态。因为父母的支持不仅仅是金钱的帮扶，也包括情感的维系。像在考生备考遭遇瓶颈时，父母可以及时地给予暖心的鼓励，也包括考生在取得阶段性成功时的，父母可以给出衷心的表扬，这些对于长期处于高压备考状态的考生来说至关重要。
4. 研究结果
4.1. 个人转变观念，找准自我定位
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应该要有清晰的认知。面对良莠不齐的信息时，个人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要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加入“考编大军”。同时，个人要加强沟通，主动与家人、老师、企业联系，通过交流明确自身优点，更要知晓自身不足。另外，更应该勇于实践，力所能及地投身各种实习，在实践中查漏补缺，从而根据自身能力，自身喜好匹配相应的岗位。
4.2. 家庭及时关心，给予适当支持
人是社会人，是由各种社会关系所组成的个体，家庭承载着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教育。良好的教育应该告知子女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告知其最基本的是非对错，礼义廉耻，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成长过程中，子女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遭遇多种多样的挫折，作为最基本的教育单元，家庭理应告知子女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尤其面对一些重大的人生选择时。父母的经验其实就是子女的宝贵财富，父母要能察觉子女的变化，了解其学习，关心其生活。在就业择业的过程中，无论子女是否选择考编，父母都应该多给予一些理解与支持，既要保障物质生活，也要满足精神需求。
4.3. 高校调整课设，做好教育帮扶
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重要阵地，承担着为党育人的重要职责。无论学生选择何种职业，归根结底都是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而服务。一个社会能否发挥其最大的效能，根本在于个人能否找到喜欢且适合的工作。
高校的课程设置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市场的需要，学生的需求进行及时调整。可以进一步优化就业指导课的教学内容与形式，提高其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加强对这门课程的考核工作，提升该课程教师的教学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 [11] ，同时，增加实践规划类课程，高校可以通过与企业搭建平台，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给学生提供实习就业岗位；高校内部也可以借由部门合作的形式，加强资源共享，信息公开，给学生提供诸如实习就业信息，场地等方面的帮扶，也可以组织相关技能培训，讲授诸如面试，软件操作等方面的课程。
4.4. 政府灵活调整，完善相关制度
政府作为社会的掌舵者，把控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虽然政策的制定极其精细且需要时间，但面对一些特殊情况，政府理应快速反应，找到解决之法。在当下高校毕业生破千万的背景下，稳就业，促增长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难题之一。
因而，政府要主动作为，准确破解就业难题。政府可以拓宽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 [12] 。教育部门可以联合各大高校通过问卷的形式了解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难点，进而制定有关政策；人力资源部门可以根据现实情况，给予学生诸如合理降低就业门槛等帮扶举措；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地财政情况，因时因人，发放相应补贴。
4.5. 社会加大宣传，做好教育引导
社会主流媒体应该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承担社会责任。主流媒体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正处于三观形成时期的学生，因而媒体报道的内容就显得尤其重要。虽然当下的就业形势稍显严峻，但媒体不应该过度渲染，更不应该为了流量，制造噱头，刻意放大难题，制造焦虑。要知道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一个社会的欣欣向荣，也一定是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考编一定是某些人的最优解，但一定不是所有人的最佳选择。
社会媒体领域也要积极加入帮助毕业生就业的队列中，用媒体的方式宣传优秀毕业生的创业先例和成功事例，激起毕业生的创业热情，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科学而正确的就业观念 [13] 。一方面，高校要深入挖掘典型人物，及时报道成功案例的经历、遇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另一方面，也应该向同学宣传务实的就业导向，介绍普通学生的成功就业经历，告知学生要脚踏实地，选择自己适合且喜欢的工作才是解决就业的根本所在。
5. 总结与讨论
本文基于当下就业话题，着眼年轻人偏爱的编制工作展开了相应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是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并利用回归分析建立了相应模型，得出了个人的学生工作经历、个人的月消费水平以及父母对于考编的支持程度与个人的考编意向存在一定的关系。二是采用了深度访谈法，在与有考编意向学生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其考编的真实意向以及在考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进而针对性提出相应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由于环境的限制，只选取了上海高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并不能涵盖其他省份。二是本文的样本量不够充分，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下一阶段，在扩大样本量的同时，需要涵盖更多省份的数据，从而保障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