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最早可以追溯至2015年的普惠金融。然而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的助力下，金融与科技开始逐渐融合，普惠金融逐步实现向数字普惠金融跨越式发展。在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的不断融合发展中，数字普惠金融孕育而生，就本质而言其仍旧是普惠金融，只是在表现形式上略有不同，主要是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支付、转账和贷款等金融交易或服务。然而作为数字技术推动下的普惠金融新形式，其在农村的发展也面临了数字鸿沟问题的阻碍，探究其成因与解决对策成了当前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发展的首要任务。
2. 我国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持续性增长态势，2020年12月农发所发布的《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研究报告(2020)》研究结果也显示，从2017年到2019年3年，中国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整体发展水平迅速提高。2018年和2019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得分分别同比增长35.92%和34.99%，均保持高速增长 [1] 。
除此之外，十八大以来，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建设问题一直备受国家重视，为了营造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我国制定实施了普惠金融发展5年规划等政策规划。同时，银行业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提出要加快出台银行业非存款类放贷相关条例等举措，助推乡村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在国家的积极号召下，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呈现喷发式增长趋势 [2] 。互联网金融公司层出不穷，惠农助农金融服务和产品不断推出等各种助推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手段在乡村舞台上轮番演绎。
在金融扶贫方面，当前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市场潜在规模巨大，近年来涉农贷款余额的持续增长表明，农户的贷款需求和实现度在不断提升，但扶贫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2015~2020年间，我国农户贷款余额、农业贷款余额都呈现出逐年增长态势，2020农户余额高达11.81万亿元，同比2019年增长14.22%，与之相对的，2020年农业贷款余额仅为4.27万亿元，相比2019年增长7.56%，2020年人民币贷款余额高达172.75万亿元，比2019年增长12.83% [3] 。农户贷款余额增长率始终高于农业贷款和人民币贷款增长率，表明当前农户贷款需求不断提升，而农业贷款余额增长率始终低于人民币贷款余额，说明在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普惠金融服务尚存不足。
在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20年全国共有农村合作机构2158家，其资产总额高达39.59万亿元，同时还有村镇银行1635家，资产总额为1.93万亿元，两者资产总额合计高达41.52万亿元。除此之外，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二者负债总额相比2019年4.14万亿元，增速达12.1%，其中仅农合机构全年累计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就高达10.08万亿元，其中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更是在所有类型银行机构发放总量中位列第一 [3] 。
3.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问题突出
“数字鸿沟”是原指信息时代背景下，拥有信息工具的人与未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鸿沟，然而伴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这一鸿沟开始具有数字金融和数字化特征 [4] 。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数字鸿沟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基础设施使用以及数字素养三方面。在数字设施建设上，虽然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乡村数字化建设获得了显著提升，村村通、电商产业孵化园等乡村数字化设施如雨后春笋出现在乡村建设之中，但当前我国城乡之间依然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55.9%，相较2015年跨越式增长46.2%，但城镇普及率依旧高达79.8%，两者之间的鸿沟仍高达23.9% [5] 。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上的差异，同样也直接导致了城乡之间在数字技术使用上的鸿沟。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于我国2020年网民发展情况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体网民规模同比2019年增长9.4%，高达9.89亿人，其中城市网民占比68.76%，共计6.8亿人，而农村网民数量仅3.09亿人，占比31.24%，虽比2019年增长21.17%，但与城市网民数相比，差距依旧显著，两者在网民规模上相差3.71亿人，在总体网民中占比相差37.52%，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上看，其从2016年以来，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5] ，说明我国城镇化趋势在不断提升，而反观我国乡村数字使用情况占比始终低于40%，可见城乡之间在数字设施使用上的鸿沟依旧是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面临的重要问题。
除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鸿沟外，城乡民众数字素养也是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的重要表现。据中国社科院抽样分析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城乡之间的数字素养水平差额比高达37.5%，其中农村数字素养得分仅35.1，相较城市数字素养得分的56.3，两者差距高达21.2 [6] 。除此之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研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太难不会用、文化程度有限看不懂是导致非网民群体不上网的两大主要原因，二者在调研结果中占比合计高达73.4%，其次则是因年龄问题限制限制上网的非网民，其占比为15.1%，而由于没时间、没兴趣等原因产生的非网民比例则都不足10% [5] 。
4. 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数字鸿沟成因
针对于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所出现的数字鸿沟问题，在分析其成因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维度，即理论维度、历史发展维度以及现实维度三方面来加以分析和研究。
4.1. 理论溯源：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城乡关系的发展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主要表现为“同一–对立–融合”的过程 [7] 。城乡对立局面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对立关系的形成发端于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而“城乡分离起源于分工，它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 [8] 。”在早期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只需要一部分人从事如采摘、种植等农业生产，便可满足全部社会成员的需要，此时社会就是一个同一的整体，无所谓“城市”与“乡村”，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当“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 [9] ”时，城乡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第一次的否定，在空间上演化出了“城市”和“乡村”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生活形态，这一否定直接导致了全体社会成员在职业选择和生活环境上发生了变革，形成了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城市工人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乡村农民。这一社会分工专业化局面的产生为城乡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奠定了根基。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城乡对立关系的形成。正如马克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10] 。”这里所指的“生产力”更多是由工业革命和发展所推动的，是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在资本主义圈地运动的不断推进下，劳动力和资本开始向城市集中，乡村农民大量向城市工人转变，并为城市的工商金融资本剥削农业生产者创造了便利。大量资本和可雇佣“自由”劳动力被城市从乡村掠夺而来，城市开始不断壮大和繁荣，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述的“于是村镇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变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 [11] 。”而与之相对的则是乡村由于生存及生活资料的过量流失，导致农村生产条件遭受重创，农业发展停滞，农民生活困苦，乡村呈现日渐衰败的病态特征。城乡之间对立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于尖锐化。伴随着数字技术时代下的社会发展进程加快和生产力极大提高，两者矛盾不断激化，乡村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开始进化，“数字鸿沟”成了城乡关系对立发展在新时代下的必然问题。
4.2. 历史奠基：城乡二元对立的遗留问题
当前我国数字鸿沟问题的产生与我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密不可分，城乡社会的二元化对立在极大程度上为当前数字鸿沟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根基。
在我国城乡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城乡二元对立关系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固化的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加紧对我国的殖民掠夺和资本输入，我国城乡关系受国外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冲击开始加速分离。一方面我国传统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受到重创，另一方面，在国外资本的疯狂输入影响下，沿海贸易城市兴起，资本和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聚集，城市的工商业发展迅速，而农村则沦落为产品初加工地和原料供应地，城乡关系开始加速分离。于此同时，迫于国内外形势，资本开始大量向上海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等高回报、短周期的民族工商实业部门流动，而回报周期长、回报率低的农业部门则人迹罕至，无人问津，农业技术无法改善、农业人口大量外流。城乡之间分离趋势明显且差距不断加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物质差距。在当时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导向影响下，城市和乡村的所有社会经济资源全部都由国家进行统一的调配，其中对于农产品更是采取“统购统销”的政策，并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获得农业和农民剩余，以支持工业化投资和生产，在此制度下，农业生产资料大量流入工业，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加大。
随后，1953年~1957年，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农村人口流动的等文件，从一开始的“劝止”发展到最后的“制止”，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地理区域上被隔开。而后，发展到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中明确提出了户口制度，将城市和农村人口划分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对于拥有城市户口的公民而言，其不仅可以享受到充足粮食供应，还能够享受到国家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福利。而对于农村户口的公民而言却一无所获。这一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出台从法律文件和政策上正式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物质生产资料完全割裂开来，同时也标志着城乡社会二元对立结构的形成。结构的参差不齐带来的结果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同步和不平衡。数据统计就显示，截止1978年，我国城乡之间在人均收入方面的鸿沟高达209.8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57倍 [12] 。城乡之间的断层式发展，使得乡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下长期处于生产资料和生产力严重不足状态，技术无法革新、劳动力素质低下等问题，为城乡间数字鸿沟形成埋下了种子。
4.3. 现实助推：城乡发展现实问题演化
除了历史遗留问题以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数字鸿沟还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当前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导致的技术排斥问题和数字普惠金融高风险引发的金融排斥问题是推动数字鸿沟问题产生的两大现实原因。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截止2020年11月1日，我国总人口数达14.12亿。年龄在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相较于2010年上升5.44%，占比达18.70%，共计26,402万人，其中年龄在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更是高达19064万人。进一步对老龄化人群的地区分布进行统计研究发现，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相较城镇而言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达23.81%和17.72%，由此可见，乡村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亟待解决 [13] 。
在乡村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的影响下，互联网、智能终端等数字化相关技术等在乡村的使用和普及也将面临瓶颈。截止2020年底，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在当前我国非网民群结构中，60岁及以上非网民群体占比高达46%，较其人口比例高出27.9%，由此可见，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仍然是我国非网民群体的主体 [5] 。加之受老年人生理条件限制，数字技术教育大多只能采用“手把手”模式，成本过高致使大多数老年人因无法使用而被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排斥在外，因“健康码”缺失而被限制进出公共场所、因不会使用手机而无法购票和挂号等问题频发，同时老年人自身又会由于技术操作不熟练等情况产生心理排斥，加剧乡村老年人对于数字技术的排斥。
就当前乡村数字金融服务和产品发展情况而言，还存在着金融产品使用鸿沟，民众对于数字金融产品存在着明显存疑甚至抵触心理。一方面，由于农村地理位置的偏远性，使得乡村民众受教育程度明显滞后于城镇。2019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居民中初中文化程度者41.5%的农村居民为初中文化程度者，34.6%为小学文化程度者，高中文化程度者为11.3%，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仅4.7%，另外还存在7.9%的居民表示未接受过教育。教育水平不足与信息接收滞后导致农村居民在金融素养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对于繁冗的金融条款无法理解，对于复杂的金融知识难以掌握，进而导致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产生误解，不愿意更加深入地了解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及相关服务。另一方面由于数字技术所具有的强虚拟性，致使网络空间鱼龙混杂，各种金融服务产品层出不穷，金融欺诈问题频发。中国公安部相关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末全国共计破获32.2万起电信网络诈骗相关案件，其涉案金额约2720余亿元。金融服务本身所具有的高风险性加之数字技术下的虚拟性，致使民众对于数字金融服务大多不敢涉猎，同时加之民众本身金融素养不足，导致农村居民在面对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时普遍选择“一刀切”的方式，从而导致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在使用和推广上存在鸿沟。
5. 消弭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的对策
针对于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数字鸿沟问题产生的理论溯源、历史奠基和现实助推三个维度来看，消弭数字鸿沟的对策也许要结合我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现实问题着手进行解决。
5.1.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本，加快打造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之间的关系也会不断演进，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无法相互适应时，人类社会就会进入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要“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对立逐步消失 [14] ”，对此，应当“打破城乡的地域界限，在农村中利用工业科技改造农业生产方式，允许多余的劳动力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同时工人也能够在城市的新鲜空气中劳动 [15] 。”
结合“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实 [16] ”，我国在推进城乡关系融合发展，消除城乡对立关系时必须坚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17] 。”
5.2. 结合乡村的老龄化现实，构建数字技能帮扶培训平台
从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数字鸿沟成因来看，乡村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严重制约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使用广度与深度。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这些老年人群体成了数字冲击下的边缘化群体。我国“十四五”明确提出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进准帮扶信息弱势群体。
对此，乡村干部要充分发挥带头作用，依托乡村文化礼堂和大学生等年轻群体，与相关志愿服务开展有效对接，合力打造乡村数字技能帮扶培训平台，对乡村老年人等信息弱势群体开展精准化、常态化帮扶，在帮扶时可以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柔性帮扶模式，针对于老年人的生理特殊性，注重加强无感帮扶模式建设。对于部分帮扶困难群体，可以与其子女进行沟通协商，由子女进行针对性帮扶和培训。在帮扶过程中，充分注重“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原则，以老年人等信息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感受为有效衡量标准，同时，对于村委会、社区等基层自治组织而言，也应当将区域数字技能帮扶情况纳入考核，助推数字技能帮扶措施走深走实。
除此之外，国家和政府也要积极采取行动，加强统筹规划，将老年群体数字鸿沟问题纳入“十四五”规划和网络强国建设目标之中，建立短中长分期目标，联合相关部门、行业和机构，建立约束激励机制，为打造全方位、综合性的数字帮扶机制提供政策支持，同时在公共服务方面，必须结合老年人在数字技能上的分层特性，进行适老化便民改造，在大力提倡和进行服务数字化转型和升级改造时，预留出一定的人工受理窗口和渠道，通过“线上 + 线下”的模式，为广大老年群体提供人性化公共服务，并逐步引导广大老年人向数字时代过渡。
对于数字技术相关行业而言，也要加快科技创新和研发，从老年人客户群体自身生理特性出发，研发如无障碍阅读、语音朗读等适老功能，以及穿戴型心率监测、血压监测手表等适老智能设备等，在充分把握和利用好相关政策带来的机遇的同时，自觉承担起以科技助老的社会责任。
5.3. 针对数字金融排斥问题，构建数字金融监管推广体系
除了乡村数字技术使用问题外，当前我国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数字鸿沟还受到乡村居民金融排斥心理的影响。这一心理的产生主要来自于数字金融欺诈问题频发而引发的民众公信力下降和数字金融产品推广宣传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对其认知不足两方面
对于数字金融欺诈问题频发而引发的民众公信力下降而言，必须加快构建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加快监管基本规则制订，提升监管评估和分析工作专业性，加大失信违规行为惩处力度，依托金融科技提升穿透式监管力度，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要注重消费者权益保护，对于通过算法歧视消费者、滥用金融交易消费者数据等侵权问题，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增设相关部门等措施进行高效化处理。
而对于数字金融产品推广宣传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对其认知不足而言，可以依托国家顶层规划设计，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对接，通过在“十四五”期间由央行、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牵头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深入基层，除此之外，各大金融服务平台也要加快产品研发创新和基层宣传推广，尊重消费者多元化的金融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依托大数据加快打造个性化、人性化、多元化的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同时也要注重运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加大推广力度，因地制宜打造多样化推广方式，有效扩展数字金融宣传覆盖面，将广大农村居民纳入数字金融服务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