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国际上通常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 [1] 。实际上，我国早在2000年就基本达到了这一标准 [2]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处于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0% [3] ，标志着我国迈入了老龄化社会的新阶段。国家卫健委预计，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在总人口中占比将超30%，届时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这也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4] 。十八大以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各大会议、文件中频繁出现；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6] 。系列讲话及文件内容昭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已成为新时代老龄工作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普及无疑为当今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尤其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之后，几乎处处都在推行数字化，各类事务都在网络化，不可否认的是，这给更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的年轻群体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困扰身为数字移民甚至数字难民的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也随之而来。“老人因没有手机而无法展示健康码被司机拒载”、“老人冒雨交保险而被拒收现金”等新闻报道屡见不鲜，出行不易、就医不便、交往不畅等数字化融入障碍使得老年群体难以享受到数字化社会带来的红利，甚至被排除在外，成为数字社会中的“盲人”，老年群体数字鸿沟问题日益严重。因此，提升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融入水平成为数字时代响应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方式，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重点与痛点问题，同时也是缩小老年群体数字鸿沟过程中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法，基于数字鸿沟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水平分解为低阶、中阶、高阶三个层次，以便更准确细致地测度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融入水平；接着选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中属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老年群体的调研数据作为本文的分析数据，选定人口统计学变量中更为客观的年龄层次、户口类型以及受教育程度作为自变量资本禀赋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筛选出调研问卷中与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相关的题项，通过对选项科学赋值，可实现因变量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水平的量化；最后，在Stata软件中，通过描述性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完成了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现状及其间差异的描述与分析。以期丰富长江经济带的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相关研究，加快解决我国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推进。构建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2. 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
2.1. 数字鸿沟理论
1999年，《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中首次给出了对于数字鸿沟的定义。在社会中，存在部分人拥有着最高水平的信息技术，他们不仅能够使用这些信息技术，而且在这一领域中接受过最好的教育；而由于各种原因，另一部分人是无法接触到与其等同的信息技术条件的，两个群体间的差异日益扩大，形成了所谓的“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使人们有机会认识到技术富有者和技术贫穷者之间存在的不平等，是社会分化、社会排斥等传统两极化问题在数字时代的延续 [7] 。
学者们依据社会中不同群体对互联网在可及性和使用上的差异的形成原因将数字鸿沟分为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三个阶段 [8] 。接入沟是指在国家、社会、社区及个人因素等影响下拥有者和缺乏者在接入互联网或其他信息通讯技术方面的存在的机会差距。使用沟是指人们在相同的接入条件下，对互联的使用方式和使用程度的不同。知识差距是指由数字技术的获取和使用上的差距所导致的互联网使用的有益结果及其使用后引起的不平等，本文侧重于通过人们数字素养的高低来衡量其间的知识沟宽窄。
2.2.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了后来被广泛应用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将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级且呈倒三角排列，从低级到高级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其中，生理需求是最基础的需求 [9] 。马斯洛强调，由于个体的心理、生理、社会经济特征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虽然五种需求虽具有普遍适用性，但五种需求的表现形态和满足状况也具备着鲜明的个人和社会特色 [10] 。此外，从需求具备层次性的特征可以看出，能够激励人们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自身最迫切的需求，并且必须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低层次的需求，高层次需求才会充分展现，当基本满足了低层次的需求之后，其带来的激励作用和优势地位将不再保持，高层次的需求便会取而代之 [11] 。
2.3. 数字化融入
虽然老年人与年轻人在技术接入方面(包括设备、基础设施等)的差异正在逐渐缩小 [12] ，但年龄仍是互联网使用技能的最强预测因素。并且，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融入障碍，不是单纯的技术使用问题，也包括老年群体在数字融入过程中产生的生理和心理等问题 [13] 。由于缺乏一定的知识，老年群体会产生对计算机的焦虑和对科技的恐惧，这会进一步阻碍老年群体深入、自主地使用互联网，从而产生数字化融入困难，最终沦为“数字难民”。国际电信联盟认为，数字化融入就是通过信息技术赋予人们权力，提升土著居民、农村人群、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等有特殊需要的人群使用信息技术的机会，从而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其核心在于使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能够利用信息技术的各项功能为自身赋权并由此获取更好的生活 [14] 。实际上，数字化融入概念的提出源自对“数字鸿沟”概念的修正 [15]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与普及，“接入”的鸿沟不断弥合，信息技术引发的不平等不但没有消失，甚至有助长社会不公平的隐患。因此学术界的研究焦点开始转向“数字鸿沟”中的“使用沟”与“知识沟”，助力数字化融入困难问题的解决。
本文基于数字鸿沟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数字化融入水平分解为低阶、中阶和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是针对数字鸿沟中的“接入沟”提出的，拥有接入互联网或其他通讯技术的机会越大，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越高，越能满足数字基本生存需求；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是针对数字鸿沟中的“使用沟”提出的，在拥有接入的前提下，越清楚互联的使用方式并越熟练使用所接入的通信技术，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越高，越能满足数字日常生活需求；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是针对数字鸿沟中的“知识沟”提出的，具备越高的数字素养，越明确信息获取和利用的方式方法，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越高，越能满足数字价值实现需求。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 2017)的数据开展研究，该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于2003年发起，全面收集社会、社区、家庭和个人多层次数据的综合性项目。2017的CGSS项目共收集有效问卷12,582份，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中国居民的真实情况，且该数据库含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居民互联网使用数据。首先进行数据清洗，剔除不属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地区或年龄未满60周岁的个案，最终保留符合筛选条件的有效样本2121个。
3.2. 变量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融入水平，可细分为老年群体的低阶、中阶、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对于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选取“C51：您家里能上网吗(通过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上网都算)？”作为衡量指标；对于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选取“C41-1：我会使用电脑打开网站”、“C41-2：我会使用智能手机下载安装APP”、“C41-3：在网上查找自己想要的信息并不难”、“C41-5：当我想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想法时，我知道怎么操作”作为衡量指标；对于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选取“C41-4：网上(如微信、微博)看到周围人转发的重要消息，我会先验证再相信”、“C41-6：在网上进行支付或者交易时，我会观察使用环境来确定是否使用”作为衡量指标。
对于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在剔除选择C51中“不知道、拒绝回答”的样本后，还剩下“能、不能”分别编码为1~2的2个选项；对于中阶和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在剔除选择C41中“不知道、拒绝回答”的样本后，还剩下“非常符合、符合、无所谓符合不符合、不符合、非常不符合”分别编码为1~5的5个选项。为了体现分值越高，数字化融入水平越高的原则，本研究将“不能、能”分别赋0~1分，将“非常不符合、不符合、无所谓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分别赋1~5分。将各样本在C51的分值相加，得到表征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分数；将各样本在C41-1、C41-2、C41-3、C41-5的分值相加，得到表征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分数；将各样本在C41-4、C41-6的分值相加，得到表征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分数；将表征低阶、中阶、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分数相加，得到表征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分数。
3.2.2. 关键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为资本禀赋，由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相对更客观的年龄变量、户口变量和受教育程度变量组成。对于年龄变量，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老年群体，故仅保留60岁以上的样本，并归为“低龄(60~69岁)、中龄(70~79岁)和高龄(80岁以上)”这3个取值；对于户口变量，归为“非居民户口、居民户口”这2个取值；对于受教育程度变量，归为“没有接受教育、非正规教育、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及以上”这7个取值。变量赋值及基本描述统计见表1。
Table 1. Variable assignment and basic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1. 变量赋值及基本描述统计
3.3. 模型构建
由于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是非连续的分类变量，故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来构建资本禀赋对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影响的模型，描述两者之间作用关系的模型可以构建为：
其中y代表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实际观测值，x代表资本禀赋，i代表指标变量。
由于中阶、高阶以及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是连续的多元变量，故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构建资本禀赋分别对中阶、高阶以及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影响的模型，分别描述两者之间作用关系的模型可以构建为：
其中Y分别代表中阶、高阶以及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实际观测值，x代表资本禀赋，k和i代表指标变量。
4. 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分析
我们在表1中对不同地区老年群体的基本指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居住于非长江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地区的老年群体的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得分均值分别为19.74和19.93，虽然数值上相差并不大，但是居住于非长江经济带地区的老年群体的平均年龄较小、受教育程度更高，既往研究结论表明，存在“年龄沟”的老年人群在数字融入的过程中会因受到歧视而产生困难 [16] ，高等文化教育的老年人可以在数字融入过程中起到带头作用 [17] ，因此，其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理应更高，但实际上却更低，因此可以认为，居住于长江经济带地区的老年群体的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相对较高。除此之外，在取值为6~31的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得分中，有70.71%的老年群体得分达到了17分以上，可以认为居住在长江经济带地区的大部分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水平较高。
在年龄分布上，低龄老人(60~69周岁)人数较多，分布较为均衡，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较少，仅占样本13%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有接近60%的老年人只拥有小学及以下的教育水平，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老年人仅占样本的5.81%。并且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明显存在年龄异质性和户口异质性，总体而言，非居民户口的老年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更低，年龄更大的老年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更低。
4.2. 回归分析
本研究分别构建了4个模型来研究年龄、户口类型和受教育程度对长江经济带地区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影响，见表2。其中，模型1是对老年群体整体的数字化融入水平进行回归，为了细化年龄、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对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不同水平的影响，进一步构建模型2~4分别用来研究年龄、户口类型和受教育程度对长江经济带地区老年群体低阶、中阶和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影响。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level of elderly group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表2. 长江经济带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回归分析结果
注：括号里面代表的是t/z值；*表示p < 0.1，**表示p < 0.05，***表示p < 0.01。
模型1和模型2分别显示，年龄、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对老年群体整体和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影响均显著，并且，年龄越小、户口类型为居民户口、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群体的整体和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越高。根据描述性分析部分所提到的既有研究结论 [16] [17] 可知，此处得出年龄、受教育程度与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程度的关系结论与其相适，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地域会影响到基础信息设施的差异，进而影响老年群体对信息设施使用需求的满足，从而产生“数字贫困” [17] [18] ，此处得出户口类型与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程度的关系结论与其相适。因此，模型1和模型2得出的结论得到了既有研究结论的支持。
模型3显示，年龄、户口类型对老年群体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影响均显著，但受教育程度对老年群体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影响存在不显著的情况，并且年龄越小、户口类型为居民户口，老年群体的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越高，与既有研究结论相适。但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专科的老年群体却比本科及以上的老年群体的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更高，与既有研究结论存在差异。这可能是因为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对应数字鸿沟中的“使用沟”，它对于动手能力的要求更高，而本科及以上的老年群体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对动手能力上的要求低于专科的老年群体。
模型4显示，年龄、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对老年群体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影响均显著，并且年龄越小、户口类型为居民户口，老年群体的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越高，与既有研究结论相适。但是，只有受教育程度为专科及以上的老年群体的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才明显高于未接受教育的老年群体，与既有研究存在不同之处。这可能是因为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对于老年群体的学习能力要求更高，而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教育程度越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个人的学习能力更强。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数字鸿沟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更准确细致地测度了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融入水平，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的调研数据，在Stata软件中，通过描述性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完成了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现状及其间差异的描述与分析，得出研究结论：1) 身处长江经济带老年群体的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要高于非长江经济带老年群体的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并且居住在长江经济带地区的大部分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水平整体较高。2) 年龄越小、户口类型为居民户口、受教育程度越高，长江经济带老年群体的整体和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较高；年龄越小、户口类型为居民户口，老年群体的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越高，但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并没有实现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持续提升；年龄越小、户口类型为居民户口，老年群体的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越高，但是，只有受教育程度为专科及以上的老年群体的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才明显高于未接受教育的老年群体。
在此，本文也尝试提出提高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水平的一些对策建议：在地区层面，长江经济带地区应当继续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带动非长江经济带地区的整体发展，进而推动我国建成技术强国的进程；年龄层面，通过研究发现，高龄老人应当是我们重点关注的群体，应当重视适老化改造等系列工程建设；户口层面，研究中户口类型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我们要重视城乡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差异，努力实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教育层面，教育是数字化融入的门槛，同样是实现进阶性数字化融入的动力，应当重视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