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交焦虑是指个体人际交往中产生紧张、忧虑等情绪体验(郭晓薇,2000),社交焦虑者逃避他人的目光,担心在社交情境中说出或者做出令人困窘和羞辱的言语或行为,约有16%的大学生具有社交焦虑问题(张倩等,2020)。研究表明,社交焦虑容易导致手机成瘾、攻击行为、抑郁等问题(吴晓薇等,2015)。因此有必要研究社交焦虑的产生机制,为缓解和改善个体的社交焦虑提供理论依据。
儿童心理虐待包括心理虐待和忽视:心理虐待是指对儿童有责任义务、关系密切的人持续地对儿童采取不恰当的养育行为,损害儿童的认知、情感、社会性的发展,虽然不涉及对儿童身体和性的接触(邓云龙等,2007)。研究表明:心理忽视和后来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有关系。依恋理论认为,个体与养育者形成的依恋类型会影响其“内部工作模式”,进而影响其人际互动行为(Bowlby, 1982)。经历过心理虐待的儿童可能会形成关于自我的破坏性的信念,这会导致不适应的自我、他人、自我–他人关系工作模式(Rogosch, Cicchetti, Shields, & Toth, 1995),而这些不适应的人际期望会导致儿童处于高焦虑情绪中(Liem & Boudewyn, 1999; Perry, DiLillo, & Peugh, 2007)。
已有研究揭示了儿童心理虐待和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但是儿童心理虐待如何影响社交焦虑尚不清楚,本研究试图进一步探究二者间的作用机制。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是个体尝试改变情境或通过认知解释使心理压力更具适应性(Lazarus, 1993),也就是个体根据调节行为或评估来降低压力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应对方式会影响个体适应性发展和身心健康。应对方式包括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问题应对是指处理引起情绪困扰的策略,情绪应对是指调节情绪的方法(Zhou et al., 2017)。前者被研究者称为适应性策略,后者称为非适应性策略(Khazem, Law, Green, & Anestis, 2015)。
儿童期虐待严重影响儿童发展,给儿童造成身心伤害,甚至会贯穿儿童一生。童年期心理虐待会形成多重脆弱性并表现出持续性,影响其他功能的后续发展,比如产生低自我价值感、更差的人际关系质量和内外化症状(Flynn, Cicchetti, & Rogosch, 2014),其中还包括应对方式的缺陷。研究表明,经历过心理虐待的儿童会使用更多的消极应对方式,如幻想、用食物解决忧伤,更少地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Thabet, Tischler, & Vostanis, 2004)。
消极的应对方式可能会产生社交焦虑。使用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焦虑和抑郁的发生频率较低,而消极应对方式的使用与焦虑和抑郁的发生频率呈高相关(Lewis, Byrd, & Ollendick, 2012)。应激CPT理论认为应对在压力事件中起关键作用,影响应激源产生的后果(Folkman & Lazarus, 1985),儿童期心理虐待伴随的长期压力可能会影响应对方式进而导致个体产生社交焦虑。
综上所述,研究拟构建童年期心理虐待、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变量之间的中介模型。针对模型中各变量的关系提出如下假设,H1:童年期心理虐待可以正向预测大学生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H2: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可以正向预测社交焦虑,H3: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在童年期心理虐待与社交焦虑间起中介作用(建设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被试
采取方便抽样法,对在校大学生利用问卷星进行抽样调查。发放问卷207份,其中男生95人(占45.9%),女生112人(占54.1%);独生子女89人(占43%),非独生子女118人(占57%);户籍地为城镇101人(占48.8%),户籍地为农村106人(占51.2%)。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问卷
采用邓云龙等(2007)的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量表,包括心理虐待、忽视分量表,含6个维度(责骂、恐吓、干涉;情感忽视、教育忽视、身体/监督忽视),共31题。采用5点计分(0 = “从不”,4 = “总是”),分数越高表明他感受的心理虐待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Cronbach α系数为0.94。
2.2.2.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由解亚宁(1998)以国外应对方式问卷简化修改而成,适合中国文化特点。该问卷有两个维度(积极、消极),共20个条目,采用四级评分,即从0 (不采取)~3 (经常采取),分数越高说明被试在面对困境时经常使用此应对方式,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本研究中问卷Cronbach α系数为0.81。
2.2.3. Leary社交焦虑量表(IAS)
采用Leary编制的社交焦虑量表来测量一般社交情景和他人及公众交流时的主观社交焦虑(Leary, 1983)。它包含15个条目,采用Likert五点计分方式,得分越高,个体在社交情境中感受到更多的焦虑。该量表信效度良好,本研究中其Cronbach α系数为0.70。
2.3. 数据处理
完成问卷发放、数据收集并剔除无效数据后,采用SPSS 22.0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可能产生共同方法偏差,故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根据前人建议,采用Harman单因素因子分析来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时共生成16个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18.86%的方差变异,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3.2. 童年期心理虐待与大学生应对方式、社交焦虑的相关分析
如表1所示,从总体上看,童年期心理虐待与大学生社交焦虑和消极应对之间全部呈现显著正相关,心理虐待和社交焦虑呈现显著性正相关(r = 0.256, p < 0.01),心理虐待和消极应对呈显著性正相关(r = 0.194, p < 0.01),消极应对和社交焦虑呈显著性正相关(r = 0.421, p < 0.01),心理虐待各分维度间呈显著性正相关,且大多呈现高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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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correlation of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coping style, and social anxiety
表1. 童年期心理虐待与大学生应对方式、社交焦虑的相关分析
注:***表示p < 0.001,**表示p < 0.01,*表示p < 0.05,下同。
3.3. 应对方式在童年期心理虐待和社交焦虑间的中介效应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三个变量间存在显正相关,为进一步探讨三个变量的关系,验证之前提出的中介效应假设,在控制是否独生子女等人口学变量的基础上,检验应对方式在童年期心理虐待和大学生社交焦虑间的中介作用,参照Hayes (2013)提出的中介变量的检验方法,进行Bootstrap中介变量检验,样本量选择5000,设置95%的置信区间,结果如表2所示,童年期心理虐待对消极应对和社交焦虑的预测效应均显著(β = 0.19, p < 0.01; β = 0.16, p < 0.01);消极应对对社交焦虑的预测效应显著(β = 0.38, p < 0.001)。Bootstrap检验表明,如表3所示,这一中介效应显著,95%置信区间不包含0 [0.015, 0.139],效应量为0.07,说明消极应对在童年期心理虐待和大学生社交焦虑间起不完全中介作用。
如表4所示,积极应对在童年期心理虐待和大学生社交焦虑间没有中介作用,积极应对完全标准化后间接效应为−0.0483,95%置信区间包含0 [−0.1, 0.0081],间接效应不显著,积极应对在童年期心理虐待和大学生社交焦虑间没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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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mediating test of coping style
表2. 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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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social anxiety in Bootstrap
表3. 消极应对在童年期心理虐待和大学生社交焦虑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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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social anxiety in Bootstrap
表4. 积极应对在童年期心理虐待和大学生社交焦虑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
4. 讨论
4.1. 童年期心理虐待、大学生社交焦虑与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发现童年期心理虐待与大学生社交焦虑显著正相关,再次证实了心理虐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与国内外诸多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Coates & Messman-Moore, 2014; 周永红,2016)。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指出,儿童会根据与照顾者的互动,自己的行为以及从互动中获得的反馈,来构建依恋对象的“内部工作模式”。父母不恰当的教养方式使儿童觉得不受重视,自我价值感变低,有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的经历的个体不容易与父母形成安全的依恋方式(Gumley, Taylor, Schwannauer, & MacBeth, 2014; Zimmer-Gembeck et al., 2017)。长此以往,有童年期心理虐待的儿童成年后会出现心理问题,包括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低自尊、人际冲突(Briere & Runtz, 1990; Messman-Moore & Coates, 2007)。研究表明,童年期经历和体验越多的情感虐待,自我价值感越低,不满意现实自我,易患内向和神经质人格,社交焦虑程度更高(何全敏,潘润德,&孟宪璋,2008)。
4.2. 消极应对在童年期心理虐待与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消极应对在童年期心理虐待和大学生社交焦虑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本研究发现童年期心理虐待和消极应对呈正相关,根据应对方式的相关理论,压力应对和个体自身特点与情境有关。儿童的身心受到家庭环境、父母的教养方式等情境因素影响,宽容,温暖与理解和解决问题等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关,而幻想、逃避等消极的应对方式和严厉、专制等教养方式正相关,父母的教养方越积极,孩子的应对方式也偏向积极(付梅,葛明贵,2016)。经历过童年期心理虐待的孩子,在情感上得不到父母的回应,并且还遭受父母的责骂、恐吓,进而产生消极的自我图式与应对方式,而一些研究也证明了遭受到虐待的儿童的应对策略对理解虐待性事件和社会适应及其重要(Runtz & Schallow, 1997)。消极应对可以正向预测社交焦虑,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同(Roohafza et al., 2014)。压力与应对的认知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可解释的概念框架。根据该理论,压力情境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个体如何评估压力,并且评估结果对身体健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个体资源不能应付压力情境的时候。当个体控制感相对缺乏时,个体更偏向于使用消极应对,横断研究表明,不适应的应对方式,如回避和心理问题呈现正相关(Aldwin & Revenson, 1987)。Aldwin和Revenson (1987)发现,不适应的应对可以显著预测心理苦恼和更差的心理健康水平。经历过童年期心理虐待儿童长期处于压力过大的生活环境中,个体对消极负性信息变得敏感,在观察自己与外部世界时,容易产生否认、回避、反刍、压抑等消极应对,同时,研究表明,高反刍思维的人有更多的消极观念,从而导致更多的社交焦虑情绪(Hilt & Pollak, 2012)。俞俊洪(1993)的也研究表明,与正常人相比,有较多的童年期虐待经历的个体易患社交恐惧症,因为经历过童年期心理虐待的个体自尊和自我评价低,较多的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同时对人际产生不信任和不安全感。
5. 结论
1) 童年期心理虐待对大学生社交焦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2) 消极应对在童年期心理虐待与大学生社交焦虑的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童年期心理虐待对大学生社交焦虑有直接的影响,也通过消极应对方式对大学生社交焦虑产生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