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伴随着经济繁荣、科技进步，我国社会竞争也日益加剧。对社会中绝大对数人来说，“知识改变命运、勤奋创造奇迹”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大众的普遍共识。因此，许多家庭在孩子还没出生就已经开始为孩子的未来打算，他们比较各种公民办小学、幼儿辅导培训班，力求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资源，致使社会教育内卷现象愈演愈烈，同时学生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双减”政策正是为了缓解这一社会现象，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才出现的，政策一出台，部分家长确实感觉到了压力的减轻，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家长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感觉内心的焦虑不减反增。“双减”的本质是为了均衡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但“双减”之后许多家长的焦虑反而有“升级”的趋势，有学者研究发现家长的教育焦虑会影响他们的教育行为。对作为家庭教育决策者的家长来说，他们的焦虑情绪主要是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建立“替代”进行传递，而课外补习、购买参考书等教育消费是最普遍的教育决策行为 [1] 。那么家长的焦虑为什么会导致他们教育行为产生异化？其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成因？值得我们去探究。
2. 文献综述
2.1. 教育焦虑
焦虑是人心理的一种情感反应，主要指的是人在发现潜在威胁的存在时，主观上所产生的紧张、忧虑、烦恼等负面情绪 [2] 。而教育焦虑已然成为当代家长的共性，它体现为家长在教育子女过程中由于教育成果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紧张、烦恼等情绪 [3] 。当前国内学者对教育焦虑产生原因的相关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认为教育焦虑的成因主要是因为教育功利化。比如崔保师，邓友超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家庭教育功利化的短视性、片面性等特点导致现代家庭教育产生异化，催生了超负荷的家庭教育方式，不仅造成父母的家庭教育焦虑，还导致子女难以实现全面发展 [4] 。杨磊、朱德全等学者持有相近的观点，他们指出现在中国的家庭教育内卷的问题其实正是家庭功利主义极端化下的全民教育焦虑，这种对子女的过度教育已然偏离了全面教育的本质 [5] 。对教育而言，适当的教育焦虑是需要的，这能够成为一种教育激励，但一旦教育焦虑超出一个度，教育焦虑反而会扭曲教育者的教育观，产生反效果。第二类研究认为教育焦虑的形成与家长的阶层担忧相关。钱洁、缪建东认为教育焦虑与阶级焦虑是相伴相生的，而教育焦虑的内在根源在于家长的本身的认知有限铸就的知行困境，这些都与家长的地位焦虑、存在焦虑紧密相连 [6] 。除了上述两类研究，也有学者认为教育焦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教育政策环境、自身教育行为和父母自我价值等三个层面的影响 [7] 。不仅教育焦虑的来源不同，不同学者对于教育焦虑表现形式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如吴信英提出教育焦虑表现在父母对子女学习成绩、就业前景、人生前途等方面的担忧 [8] 。高亚兵、胡晶晶等学者认为家长的教育焦虑可以归纳为健康焦虑、考试焦虑、就业焦虑 [9] 。张墨涵、梁晶晶等学者经过实际调研发现教育政策是影响家长教育焦虑的主要因素 [10] 。
2.2. 教育焦虑与教育决策
家长的教育焦虑贯穿他们的整个教育过程，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对子女过高的教育期待和过度的教育决策行为 [3] 。因此，正确且科学的教育决策行为对子女的健康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但归因于教育内卷、社会竞争等多方面的原因，当前的家庭教育行为大多都出现了异化。子女越来越成为家庭消费的核心，家长们不论经济水平如何都倾向于在能力范围内为子女寻求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11] 。究其原因，曾平生认为这些家长是受到了消费主义的影响，培训班、教育机构等教育产业竞争造成教育市场化趋势，增长了家长的教育焦虑心理，致使他们陷入盲目消费的误区 [12] 。举例来说，刘善槐研究农村家庭教育发现，伴随着城市化的进步，农村家长的教育焦虑水涨船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教育方式，如盲目地增加子女的课外培训负担，干涉子女的未来选择等等 [13] 。此外，他人带来的影响也会对家庭教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耿峰发现邻里家庭大学生子女比率的上升会激发家长的教育焦虑，对家庭自身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一影响存在城乡差异 [14] 。社会上优质的教育资源原本就是有限的，家长的紧张焦虑也有这一部分的原因，对子女未来的担忧、社会激烈竞争铸就的沉重压力等都使得家长教育行为产生异化扭曲，不仅加剧家庭经济负担，也进一步加重了子女的课业负担。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教育焦虑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功利化、阶层担忧、教育资源的不平等等原因。多数学者也认为教育焦虑与家长的教育行为有着相关性。但尚没有学者针对教育焦虑影响家长教育决策背后的成因进行探讨。家长的教育行为对子女的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对家长教育行为的生成逻辑进行研究有助于发现家长教育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提升家长的教育能力，具有研究价值。
3. 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3.1. 理论基础
有限理性是经济学的理论，但其对管理学也研究也具有深远影响。20世纪50年代，美国管理学家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首次提出了有限理性决策模型。西蒙认为“有限理性指的是把决策者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合理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 [15] 。通常情况下，人的理性受到诸如认知能力发展水平、非认知心理因素(包括情绪、动机和社会属性等因素)、内外环境等条件的限制 [16] ，难以达到完全理性的状态，因此，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决策的“最优”方案，而只是最“满意”的方案 [17] 。据此，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的核心“满意原则”，即让决策者感到满意的原则，他认为问题本身是近似的，其求解方法也是近似的，只能寻求某种近似的、但已经是足够好的、可以使决策者满意和放心的方案或策略 [18] 。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具有如下特征：一、存在难以避免的认知偏差，决策者不可能知道所有可能方案；二、存在动态的选择偏好，决策会受到决策者的习惯、价值偏好的影响；三、满意决策准则，决策者试图寻找的是综合考虑过后最满意的方案 [19] 。结合有限理性来看当前的教育环境，目前我国的“双减”政策实际上也并不是“最优”解，而是政策制定者有限理性下的“最满意”解。这一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当前中国家长的教育决策行为。因此，本研究将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家长的教育焦虑是如何对他们的教育决策行为产生影响的，并从有限理性的视角出发，探究家长教育行为产生的内生逻辑。
3.2. 研究设计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家庭教育决策行为，家长的教育决策的结果通常与教育投资相关，因此本文用“家庭教育成本”来表示这一变量，并设计了“您在子女教育上的花了很多钱”、“您的家庭教育支出在家庭消费总支出中占比很重”等6个问题。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得分越高则家长教育成本支出越高。
解释变量为教育焦虑，本研究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从社会大环境(如政策等因素)、周边环境(如他人的影响因素)以及家庭或个体自身等内部因素(如亲子关系、成绩等因素)认为教育焦虑可以划分为升学焦虑、成绩焦虑、亲子关系焦虑、比较焦虑(他人影响)、制度焦虑。设计了如“我经常担心孩子会落后别人”、“‘双减’之后，我感觉更加焦虑了”等问题。6个维度总计30题，总得分越高，表示家庭教育焦虑程度越高。
本文实证研究思路如下：首先，对升学焦虑、成绩焦虑等教育焦虑与家庭教育成本进行相关性分析，了解其相关性是否显著，观察教育焦虑中哪一个维度对家庭教育成本的影响最大；其次，结合差异性分析(方差分析)方法来研究教育投资行为是否存在学历、地区、经济水平上的差异。最后，结合有限理性理论来深入探讨家长教育焦虑影响他们教育决策行为的原因。
3.3. 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家长教育决策行为的内生逻辑，本研究主要以上海市中小学家长为调查对象，在分析和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本次调查一共发放问卷210份，剔除无效问卷5份，有效样本共205份，问卷回收率为97.6%。问卷样本覆盖整个上海地区，包括了农村和城市的家庭，基本达到研究需要。本次分析利用spss25.0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信度分析，根据统计结果来看，升学焦虑、成绩焦虑、邻人压力、亲子关系焦虑、制度焦虑、家庭教育成本各维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899、0.890、0.880、0.861、0.857、0.885，各维度的α信度系数都大于0.7，可见各维度所对应的题目之间的一致性较好，量表的信度较好，回收的数据是比较可靠的，总体的信度系数为0.933，说明问卷总体可信度很高。同时，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得出，KMO检验的系数结果为0.911，KMO检验的系数取值范围在0~1之间，越接近1说明问卷效度越好，一般认为KMO大于0.8就适用于因子分析。根据球形检验的显著性也可以看出，本次检验的显著性无限接近于0，所以问卷的效度良好。通过统计结果可以得出，本次调查分布基本满足抽样调查的要求。其中，性别比例男性为52%，女性为48%。本次调查中，子女在初中阶段的家庭占59%，小学阶段的占42%，初中的样本量高于小学，具体人口属性特征详见表1。
Table 1. Frequency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1. 人口学变量频率分析
4. 分析结果
4.1. 教育焦虑各方面与家庭教育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从以上的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家庭教育成本同其他各个维度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上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且相关系数都是大于0的，所以都是正相关关系。这也验证了一点家长的焦虑程度越高，投入的教育成本就越高，教育投资行为也越频繁。从表2可以发现，家长教育焦虑的不同维度对家庭教育成本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升学焦虑和家庭教育成本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达到0.509，也就是说家长的升学焦虑对教育成本支出影响最高，这侧面反映出家长最为焦虑的是子女的升学问题，“孩子必须要有要的起点，以后才能一帆风顺，孩子绝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根植人心，最大程度地左右着家长的教育决策。其次是成绩焦虑，学习成绩与子女的升学息息相关，备受家长的关注。再次是亲子关系焦虑，如果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紧张，会使子女对父母的教育产生抵触，影响最终的教育效果。最后是比较焦虑和制度焦虑，这两者都属于外部的影响，比较焦虑是他人的教育方式所带来的影响，制度焦虑是教育制度的改变所产生新的焦虑，相比于其他压力，这两种教育压力所带来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也同样会影响家长的教育行为。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mily educational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表2. 家庭教育决策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4.2. 家庭教育行为的差异性分析
研究采用子女就读学段、学历水平、经济水平、地区等情况，分析其在家庭教育成本上的的差异性。
4.2.1. 基于不同学段的差异性分析
从上表(见表3)可以看出家庭教育成本在不同学段的差异情况，教育焦虑各个维度在学段上的差异显著性检验均大于0.05，由此可见家庭教育成本在子女学段上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家庭教育成本的投入不会随着子女学段的提升产生变化，而家庭教育成本与教育焦虑正相关，可以推断家长的教育焦虑是长期存在的，不会随着子女学段上升产生变化。
Table 3. Differences of family education costs among different students
表3. 不同学段的家庭教育成本差异
4.2.2. 基于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分析
根据表4的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家庭教育成本在城乡地区上存在显著，进一步观察均值可以看出农村家庭的家庭教育成本明显高于城镇。由此可推断，城乡地区之间原本就存在教育资源的差异，农村经济发展会落后于城镇，也因此农村家长为了让子女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多教育资源，倾向于给自己的子女投入更多的教育成本，尽力实现教育的平衡。
Table 4. Differences of family education costs in different regions
表4. 不同地区的家庭教育成本差异
4.2.3. 基于不同学历的差异性分析
根据上表(见表5)分析结果可见，家庭教育成本在不同学历上存在显著差异，因为显著性检验结果小于0.05。进一步观察多重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以大专学历的家长为分界线，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家长以及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家长的家庭教育成本都高于大专学历的家长，而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家长的家庭教育成本也高于大专学历的家长。由此可见，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家长，也许他通过努力现在也能有不小的成就，但他也会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子女能考上更好地学校以弥补自己的遗憾。而学历高的家长也许本身就出生于书香门第，自然会更严格要求子女，希望子女也能紧跟家族的脚步，不落人后。
4.2.4. 基于不同经济水平的差异性分析
根据表6可见，家庭教育成本在经济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因为显著性检验结果明显小于0.05。根据多重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地位处于上层水平和下层水平的家庭的教育焦虑都要高于中层水平的。这不难理解，因为经济下层水平的家庭会渴望改变现状，通过投入更多教育成本去教育子女，通过子女的出人头地来实现将来的阶级向上流动。同时，上层阶级的家庭想要维持自己的阶级，也会加强对子女的教育 [20] ，而且通常上层阶级的家庭经纪上都更为富裕，也更愿意在教育子女上花钱。中层阶级家庭的教育成本支出要低于另外两个阶级，一方面中产阶级没有下层阶级那样迫切地希望子女成材的紧迫感，另一方面中层阶级也没有上层阶级家庭那样经济富裕。因此中产阶级的家庭教育成本支出没有另外两个阶级高，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教育焦虑。
Table 5. Differences in family education costs of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表5. 不同学历的家庭教育成本差异
注：其中1代表初中及以下，2代表高中或中专，3代表大专，4代表本科，5代表研究生及以上。
Table 6. Differences of family education costs at different economic levels
表6. 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教育成本差异
注：其中1代表上层水平，2代表中层水平，3代表下层水平。
5. 家庭教育决策行为的内生逻辑探讨
5.1. 个体能力的有限性
家长的教育决策行为受到其自身认知水平和个人能力的限制，而这一限制会进一步导致他们行为可行性范围存在局限性。家长个体能力的有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家长自身教育能力的有限性。除了教育学家以及从事教育行业的人员，没有哪个家长能说自己很擅长教育子女，家长自身的教育能力是有限的，且家长教育子女的过程受他们自身教育能力的限制会形成不同的教育方法，对子女的教育产生极大影响。例如部分家长认为教育子女应当顺从他们的天性，实行“放养式”教育，让子女自由发展；也有部分家长急于求成，实行“压迫式”教育，用各种方法逼迫子女学习；甚至也有部分家长奉行“棍棒式”教育，用体罚的方式教育子女，对子女造成极大伤害。不同的教育方式会培养出不同的人才，很难评价家长教育方式的好坏，但家长教育方式的选择无疑是受到家长的教育能力影响的。第二，家长学科教育知识的有限性。学校的教育更多仰赖教师，而家庭教育则依赖家长的教育。但是很多家长的文化知识是有限的。中小学的学科知识虽然是基础教育，但很多知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产生遗忘，导致家长不能很好地给予子女以教材知识的讲解和辅导。即便家长文化水平很高，学科知识丰富，也未必能很好地将知识传递给子女，做好指导教育工作的同时并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助长了国内的教育消费热，推动了教育培训行业的蓬勃发展，致使校外培训屡禁不止。第三，家长自身精力的有限性。家长一方面必须要努力工作挣钱以维持家庭收支；另一方面为了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获得升职机会，还必须不断学习提升自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用于辅导子女学习的精力是有限的。且如果家长在疲惫的状态下辅导子女学习，而子女又达不到期望时，便容易情绪激动，反而影响亲子关系。
5.2. 外部环境的复杂性
个体的理性行为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家长的教育行为很多时候也会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刺激，产生非理性的教育决策。首先是周边环境的影响，周边环境包括周围的邻居、学校的老师、其他的同学家长等等。在个人能力的限制下，家长出于对子女成绩的担忧，会选择请教教师如何更好教育子女；或者通过网络、家长会等途径去学习其他成功家长的教育经验。因此，家长的教育行为会受到其他人教育经验的影响。其次是地区差异的影响，城乡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方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让“望子成龙”的农村家长们更倾向于让子女去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地方学习。城市家长同样希望去竞争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择校热”、“摇号热”的热潮久久不退的原因也在于此。最后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一方面，社会竞争激烈，一份好的学历文凭对子女的未来发展有着巨大的帮助，高学历不仅意味着高收入，也代表着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在高考“指挥棒”的效应下，社会对人才的评价多与成绩、分数挂钩，这不但激化了教育焦虑，也影响着学校和家长们的教育方式。虽然当前国家实施了“双减”政策，要给中小学生减负，但是制度带来的改变反而引发了家长更深的焦虑，家长存在“孩子学习松懈会被赶超”、“孩子多出来的时间不知如何安排好”、“限制校外培训后该怎么辅导孩子学习” [21] 等担忧，这些情绪都会影响家长的教育行为。政策要给学生减负，但如果当前社会高考“指挥棒”效应不减的话，未来学生要面临的就是学校“减负”、家庭“增负”，“减负”难以真正实现。
5.3. 从众的“模仿”行为
个人的理性行为会受到外部情境的影响，一个理性的人进入群体当中，很容易会陷入非理性的状态。人是合群的，所以在群体中人更倾向于附和别人，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做出模仿别人的行为。良好的家庭教育关系着子女的身心健康，然而现在很多家长过分依赖学校教育和校外培训，在子女的教育上很多时候是盲目的听从学校老师的想法和建议，缺乏主动性。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家长教学能力不足和自身精力的有限性，对家庭教育的不自信让家长更加依赖外部助力，例如给子女购买辅导书籍、报培训班、扩大社交网络寻找优质的家教等教育消费行为，这些行为同时也是家长教育焦虑的外在表现。而焦虑这种负面情绪具有高度的传染性，会随着群体的紧密互动快速传播，影响其他人决策的准确性，进而个体的理性越容易屈服于从众心理，行为更趋向非理性。即便有的家长明白自己子女的成绩其实并不需要额外的培训辅导，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教育焦虑情绪的渲染，也会担忧子女的成绩被其他学生赶超，进而也跟随其他家长的脚步给子女报培训班。简言之，家长们的教育行为在教育焦虑情绪——“他们都报班了，我家孩子绝不能落后”、“我家孩子成绩不错，但多报个班也不亏”等——的影响下，处于一种有限理性甚至非理性的状态，加上受到群体情境的影响，屈服于从众心理，采取的对他人教育行为的模仿，所做出的决策只应对当前状况的“满意解”，而非“最优解”。家长的教育决策虽然有助于缓解他们的教育焦虑，但是却给子女增加了额外的学业负担，也终究无益于子女的个性化发展。
6.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发现家长的教育焦虑会导致家庭教育决策行为的异化，结合有限理性认为家长的教育焦虑受到个人认知能力限制和外部复杂环境的影响，导致其教育决策产生异化，最终演变成“从众的模仿行为”，这也是多数家长的教育决策行为的内生逻辑。此外，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受研究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对教育焦虑的划分可能无法涵盖教育焦虑的所有方面；另一方面，本研究范围局限于上海地区，所得研究成果可能存在一定地区限制，无法代表所有地区。未来研究可以扩大范围收集样本进行差异比较。
针对当前社会的教育焦虑问题，提出建议如下：一、政府应当要做好政策的宣传引导工作，安抚好家长们的情绪。让广大家长充分了解“双减”政策的内涵意义，并积极宣传落实政策所能带来的益处，推动政策尽快落实；二、学校应当要加强“双减”后的家校有效沟通，形成协同教育共识。学校可以面向班级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有针对性的教育学生推进家校协调育人工作的展开。三、家庭要提升科学育儿能力。家长们必须要转变思想观念，不能让成绩成为评价子女的唯一标准。要让教育回归育人本位，顺应孩子的天性，注重培养开发孩子的潜能和兴趣。教育不能拘泥于当下，而是要着眼长远，通过家校社多方共同努力，来打造一个更加和谐、健康、平等的教育环境，才能实现未来教育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