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出于维持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必要，劳动是人类最基础的社会实践活动，劳动是必然的、一直存在的。换言之，由劳动和生产编织的历史就是人类历史，而人类历史就是劳动和生产方式不断变化的历史。马克思将社会分工定义为并存的劳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分工无非是并存劳动，即表现在不同种类的产品(或者更确切地说，商品)中的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 [1] 。人类最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形式就是分工。分工来源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是生产和交换活动的产物。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分工与资本主义时代存在较大差异，资本主义时代，工人个人意志完全服从于分工。分工也拥有了强制性的权力意蕴。
2. 资本逻辑下的分工
人的本质是生产劳动，劳动的总体形式则是分工。人类从存在时就开始劳动，分工现象则伴随着劳动的出现而出现。马克思指出：“到目前为止，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都是分工作为一切特殊生产活动方式之总体的分工，是社会劳动由其物质的一面，当作使用价值来看时的总体形式。” [2] 随着历史的演化分工不断地发展，且始终满足先进社会生产力的需求。现有学者已经归纳分工本质的五种观点：第一，生产力离不开分工。第二，分工意味着经济关系的形成，是生产关系的构成要素。第三，分工既不在生产力的范畴，也不在生产关系的范畴，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是生产力运动的一种基本形式。第四，分工是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第五，分工兼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属性，与两者都相关。
不同发展时代的分工的范围、程度、特征都有差别。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确立可将分工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分工以及资本主义时代的分工。马克思把分工的发展程度作为衡量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水平的标准。他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 [3] : p. 147)前资本主义时代，基于社会所处的产品生产阶段的变化，可以分析分工的发展程度与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与否将整个人类社会分为了两截，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人的生产不是为了交换和再生产，而是为了满足个体需要。该时期的分工较为模糊，人类劳动大多还处在简单协作的阶段。人口的数量还较低并且土地大多未开垦，基于此，这一阶段实行了原始的公有制，形成了仅限于家庭内部交换的自然分工。这个时期分工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特点为：主要是以年龄、地域、性别等自然分工形式存在，分工与简单协作联系在一起，而且协作具有偶然性、暂时性、非固定性。其次，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 [3] : p. 148)即奴隶社会，在这一时期，公社所有制与私有制相伴而存在，“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后来，一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同另一些代表乡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出现了”( [3] : p. 149)。随着社会发展，行业代表的利益出现了，城市内部也出现了手工业者与海外贸易商人的对立，城市与乡村冲突也出现了。之后，封建社会来临，此外，随着私有制的不断发展，财富集中形成的如地主、财主等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都出现了。社会进入了新的阶段，封建等级制度成为了社会的主流，贵族和地主占有了大量的土地，相对的奴隶和无地的自由人则只能被迫劳动，而城市手工业行会也在悄然产生，城乡对立进一步加深。分工导致的城市与农村的割裂进一步深化。
分工可以衡量生产力发展，人也因为分工形成了丰富的社会关系。分工决定了劳动者与各种生产要素的相互关系，也决定了劳动者与其他人的社会关系。这样的劳动者也被称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 [3] : p. 151)，而围绕这种关系形成了相应的关系，这种关系加总形成了国家及所有制国家及所有制。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的社会关系以人身依附为主，人们只能联合成为共同体改善生产力低下的状况。在那样的境况，人不存在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在中世纪，商品生产以不同的行业组织为生产形式，充分展现了这一时期社会分工发展的最高形态。不同的手工业行会组织在不断涌现，但个体生产劳动产生的产品只能在很小范围内进行交换和买卖。在广袤的农村地区，农民因为没有土地，只能依附于占据大量土地的地主，是一种依附关系，也正因此不得离开居住地，人身自由等其他权力也都因此受限。因此，该时期土地生产者的产品也很少进入商品流通领域。
经过上文的阐述，较为清晰地说明了，在奴隶及封建社会早期，人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而形成各自的分工，且产生的劳动产品仍停留在对个体自身有使用价值的阶段。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交往范围及需求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还有增长的交换的需求。人们为了获取不同于自己生产物品的使用价值的物品而需要进行交换，分工的需求出现了。“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 [4] : p. 29)刚出现这种情况，产品的互换是偶然出现的，用于此情况的产品也只占社会总生产的极小部分，而分工也完全是由于个体状况上产生的。商品的价值是为了使用价值而交换产生的。商品与产品的同在于：前者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即交换的分离，而后者的价值就在于使用价值。由此可以知道，由于生存的调教不同导致了分工，分工而使得生产产品不同导致了交换产生的可能，不同的使用价值是商品交换的目的，也是原因。“产品要表现为商品，需要社会内部的分工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开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已经完成。但是，这样的发展阶段是历史上完全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 [4] : pp. 158-159)这表明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仅仅是商品交换的繁荣度不同以及分工的所处阶段不同，并没有根本差别。只有当个体独立拥有劳动获得的产品时，才会产生其作为商品交换的可能。因此，商品的出现也是个体人身依附关系解体的表现并且代表着独立自由思想产生的可能出现了。成熟且多样的分工体系形成的表现是，各种商品的出现及商品交换的种类及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 [4] : p. 29)
作为商品的产品在逐渐地增加，作为商品的生产活动逐渐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社会分工程度逐渐扩大，且导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成了。资本主义及前资本主义时代都存在商品，他们的差别也不在于商品经济的繁荣程度，而是在于劳动力作为商品的情况出现。即“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5] : p. 164)。劳动力作为商品与资本有着天然的合作基础，为了获取使用价值的个体劳动不复存在，都变为了雇佣劳动。劳动不再是属于个体且不再独属，而成为一种普遍的商品，个体为了获取资本而劳动，不再是为了产品。这种转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的根本原因，也带来了社会关系的转变。在以人身依附关系为主体的社会中，劳动产品不属于个体而属于被依附者，而个体也没有需求，被依附者也因为拥有大量的劳动产品而又没有其他需求，因此这种劳动产品是存在自然形式即特殊性。但以雇佣为基础的社会，劳动者的产品不再有特殊性也不再产生使用价值，而是只有一般社会劳动，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取代了物带来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经济是以可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劳动者并不会产出供以使用的产品，而是通过提供一般社会劳动获取与劳动价值等价的货币，再获取生活资料。正因如此，分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得到了急剧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3. 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的分工特点
在前资时代，商品的生产不是主流，雇佣劳动也并不存在。但资本与劳动力商品的天然亲和性导致的联系，使雇佣劳动成为了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最大特点。分工使工人的产出变的单调，但是社会交往却扩大了其他方面的需求，价值只能通过交换取得，又扩大了交往的范围。也正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有价值增殖及社会物质生产的双重性质。
在资本主义时代，工场手工业聚集的目的是为了劳动的协作，提高商品生产的速率。马克思指出：“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5] : p. 206)利用资本的力量将大量的劳动力聚集起来，通过协作，将简单个人力量发展为集体生产力。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社会迫切需要一种能多时间内生产大量商品的新的生产形式，工场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无论是在同种手工业聚集的工场，或者是不同种手工业聚集的工场，分工在提高生产力、获取剩余价值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由此开始，工人劳动有了质的变化，工人逐渐不再单独产出手工业品，也慢慢失去了这种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工人专职进行某一具体的操作劳动，该劳动所需的生产资料以及产生的完成品或半成品则都交由资本家负责提供与协调。各种劳动操作逐渐都分离了，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种操作都分配给对该操作最娴熟的工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了固定的职能，直至固定下来，这种生产模式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并导致每种商品的生产划分为若干环节，整个操作的完成需要各环节局部工人一起完成。
灾难性的影响也由这种分工产生。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手工业这虽然也受到了各种限制，但是还拥有独立生产产品的能力，仍然可以作为独立的个体，各种工作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体的产品是独立可支配的。但是在手工业工场中的工作者则只能完成单个产品某个环节的工作，无法再单独生产产品，也就失去了独立自主性，失去了对自己劳动产品处理的权力。相应的只能通过资本家来获取自己劳动的利益。资本家掌握全部的生产资料，工人则成为完全的附庸，人被固定在某一特定的生产环节，成为他一生唯一的职业，这就是规训。因此，马克思指出：“简单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彻底地发生了革命，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 [6] 因为工场手工业往往采取流水线作业，即搭配好不同种工人按照相应的顺序在不同时间完成不同操作，这种工序是严谨的。工人的数量按照工场的要求进行配置，使生产能顺利完成。资本家为了生产只能按照一定的比例录取工人，即不论是扩大生产还是缩小生产规模都是成比例的，也是固定的。但是工人却只能从事单一的劳作，这种结构性的差异，导致工人完全处于被选择的被动局面。扩大生产而使得工人配合工场，但是缩小工场，工人就会失业。而工人又成为了仅满足单一生产操作的工人，无法从事别种生产活动，在这种潮汐之变中，就会陷入失业贫穷直至破产。
机器的出现则更是剧烈的改变了该时期社会分工的态势。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催生出了多样化的生产工具，为机器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机器出现之前，工场手工业仍然以熟练的手工业联合劳动为基础，这种生产使得工场的生产始终受到工人的技术基础的限制，也使得工人还拥有最后制约资本家的权力。随着以机器生产为主流的大工业生产的建立，工人丧失了全部的权力，完全沦为了资本及机器的附庸。随着机器的诞生，工人的生产能力被完全取代，生产不再属于工人，而工人则成为了机器的配件，只是为了机器的生产顺利。这种情况使大量的产业工人失去了工作机会，连工场手工业那种半附庸式的工作也荡然无存了。在大机器生产中，人类完全沦为了工具，主体性完全丧尸，工人的情况急速恶化。工场手工业工人一生都在使用特定的生产工具，从事某一环节的局部操作，而大机器工厂中的工人则一生都在为机器服务，他无法离开机器进行生产，机器与工人分离，机器可以寻求新的工人，而工人离开机器，将无法进行生产，也就是毫无价值，而无法产出产品又没有工作没办法获取工资，工人就难以生存了。还有，机器大工业生产使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彻底分离。大机器生产出现前，工场的生产还是取决于每一个工人在有限程度上的主观能动性与有限智力创造。但在大机器工业生产中，工人的主观性不再被需要，工人仅仅需要配合机器完成整个生产过程，使机器的连续性能得以保存。生产者不再是生产主体，机器才是生产主体，工人只是为了配合奇迹生产，对机器无法完成的小生产进行补充，没有任何创新性，完全沦为附庸。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再需要创造性，即智力的投入。这种生产方式在更深层次上加剧和固化了分工，长此以往，工人将永远成为资本家甚至机器的附庸，始终从事着单调乏味且可替代性极强的低级劳动。马克思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 [3] : p. 162)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时代，确实摧毁并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但取而代之的是更成熟的分工体系，是更消极的“进步”，也代表资本主义时代分工彻底的完成。
社会分工到工场内部分工的转换，并不是工人自主选择的，而是资本家创造出来的一种更能剥削工人且更能削弱工人主体性的模式，这种创新和发展并不符合人的发展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资本的需求。随着科技发展，机器大生产出现，机器成为主体更是唯一的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人彻底丧失主体性，沦为附庸。人成为了客体，被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随意掌控，也被物的力量控制，自由选择和自主意识荡然无存。人类只有通过自愿的情况下选择自由的劳动，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意志，也才能成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但机器化大生产的社会条件下，人只能被迫从事某一具体劳动，丧失自己的规定性和主体性，沦为动物性的存在，这也体现了该过程中人权力的丧失。
4. 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的分工的权力意蕴
权力的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政治经济制度发展而改变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同时，主导的权力形式更迭也开始并逐渐完成了“从政治权力转变为财产权”。资本市场或者说商品经济市场的发展，从根本上更新了权力的内涵。权力从作为一种“死亡威胁”式的君主权力转换为通过干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类似“扶植生命”的现代权力。资本主义分工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人被迫与其生产资料逐步分离，被剥夺了独立生产的能力，也失去了尊严。与此同时，为了维持机器化大生产的运行，人又被重新嵌入资本与市场的体系之中，无产者无法自主地选择从事的行业，而是被强行改造为贴合机器化大生产的雇佣工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分工还处于社会分工的阶段，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条件、特长、技能选择所从事的行业。这时的人还拥有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劳动的方式、地点、时间等，这是人的生命权利也是一种主体性的体现。资本主义分工形成后，工人被强制性地赋予了一种新的主体性：承认“财产”的权利，人则只有靠自己的劳动时间获得这种“财产”的权利。这种劳动时间不再是彰显其生命本质的生活时间，而是成为了用来参与经济交换以获取利益的商品。
资本主义分工发展的过程就是人被剥夺其生命权力，强制赋予新主体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被叫做“劳动力商品化”。在工场手工业分工时期，劳动过程的主导者是工人，生产方式是由劳动者的自身生产习惯所决定的，资本家的生产意向需要适应在市场中所能寻找到的劳动力。在这一时期，劳动对资本的关系表现为“形式上的从属” [7] ，被雇佣的劳动者是劳动的商品占有者，资本家则是货币占有者，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对于工人而言，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变革，生产工序主要还是由自身的经验和技术主导，只是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如生产原料与生产工具)与自身相脱离，属于劳动雇佣者；劳动成果不再属于劳动者，而属于劳动雇佣者。虽然如此，劳动者的劳动与劳动者仍发生了分离，劳动不再属于劳动者而属于雇佣者，这样就产生了物质性的从属，尽管这种从属在形式上是自愿的，但还是导致了生产过程中工人与资本家地位逐渐变化。
与“形式上的从属”相比，劳动对资本“实际上的从属” [8] 发生在机器大工业分工时代，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出一种符合自身增殖需求的崭新生产方式。所有劳动者都必须服从于这一生产方式，而这种服从本身就是一种劳动者权力的丧失，劳动者同劳动工具一样成为了资本的附属物。劳动力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导致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剥削与支配加剧。劳资双方的地位极度不平等，“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的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 [9] 。劳动者不仅失去了劳动生产的主导地位，也失去了掌控自己时间与空间的基本权力。
时间是人类从事任何活动的前提，作为价值概念，时间以其极端的稀缺性评判着人类活动的终极意义。人在任何时间选择任何活动方式，是人的基本权力。但在资本主义分工确立后，“按照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时间与金钱是平等的，时间属于稀缺商品。并被赋予了动态加速的能量，与工业进步的观念密切结合。” [10] 劳动者为了生存获取货币，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时间，资本家就占有了工人的时间，以此实现了对工人的压迫与奴役。雇主完全掌握着工人的生活工作节奏，通过精确的作息时间表把个人时刻固定在生产机制上。资本家以货币或其他形式的奖惩使人们形成了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生活习性，劳动者的生活时间服从生产时间，也就是整个生命沦为了资本增殖的工具。个人时间与劳动时间相互影响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也失去了决定自我时间的权利，主体性也丧失了。
与时间类似，劳动者失去决定劳动时间的同时，也丧失了决定自己工作空间的权力。常态化的工厂就是资本最普遍最典型的权力布置空间，这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封闭空间。“工厂”的历史形式就是资本家将从事不同种类的手工业工人联合在一起的场域，伴随着愈加精细的分工方式，该场域成为了规训劳动者的封闭生产空间。可以将整个工厂看作是一整台机器，而人是机器的一部分。“工厂”代表着在生产过程中资本重新界定劳动主体的主体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资本权力表现为具有规训性的权力。随着机器的广泛应用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分工模式的确立，这种工厂内部的权力逐渐向外渗透，人们被纳入各种形式的工厂之中，每一个个体都被细微的权力网络所束缚。资本权力的规训力弥散于社会之中，渗透在日常的各个层面，从而使人们生活的地方都成为资本权力宰制下的空间。
5. 结语
工人时间和空间权力的丧失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分工带来的权力转变。随着时空与权力形成了同构关系，每一个个体都必须接受资本权力的规训，这种规训力也是资本权力运作的表现。资本充分利用生产时间及生产空间规训工人的肉体和灵魂，以管理、监督、罚训等手段对每一个个体进行改造，人彻底失去了主体性，被迫接受资本的改造和支配。这种支配是逐渐加深的，工人首先成为“机器附属物”，丧失了自身的创造性，个体的生命基质被剥夺，工人变为了局部、畸形工人；继而，“局部工人”与“主体性工人”形成竞争关系，工人阶级的凝聚力和对资本的反抗力被分化。最终，工人被迫沦为资本权力的共谋者，既对资本生产有用，又对资产阶级顺从，这也是资本权力塑形的新主体，资本权力也彻底控制了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