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价值体现、风险挑战与发展路径探究
Exploring the Value Embodiment, Potential Risks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DOI: 10.12677/ASS.2023.122087, PDF, HTML, XML, 下载: 171  浏览: 325 
作者: 惠志宇: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李德钦:江南大学法学院,江苏 无锡
关键词: 文化文化建设时代价值风险挑战发展路径Culture Cultural Construction Value of the Times Risks and Challenges Development Path
摘要: 文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时代意义。新时代扎实推进文化建设工作对于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提升国民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以及助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创新性变革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与此同时,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也理应辨析并主动规避文化发展过程中潜在的掮客文化危害,“犬儒主义”文化的时代陷阱以及形式逻辑下文化观的思维泛化等方面的风险挑战,并采取相应的应对之策。为使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多的生机与活力,在积极寻求大众文化的普遍性与共识性的同时也要承认小众文化存在的现实及其合理性,多举措扎实推进中国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Abstract: Cultural construction has great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In the new era, the solid promotion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has an import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hancing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whole nation, improving the national sense of cultural acquisition and happiness, and promoting innovative changes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of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identify and actively avoid the potential hazards of fixer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trap of the era of “cynicism” culture and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thinking of culture under the logic of form, and tak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make culture more vibrant and dynamic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seek the universality and consensus of popular culture while recognizing the real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niche culture, and to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文章引用:惠志宇, 李德钦. 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价值体现、风险挑战与发展路径探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2): 639-644.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2087

1. 引言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显著区别之一在于其始终高度重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并且始终将其置于全党、全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谋划 [1] 。过往在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显著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以及团结凝聚力,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坚强思想保证以及强大精神动力 [2]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然发生变化,文化建设发展日益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生驱动力 [3] ,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亦由此渐趋成为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显然,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时代意义。与此同时,文化建设的发展谋划理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相契合 [4] 。为此,在明晰文化建设的时代价值追求及其在现实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困境及风险挑战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路径策略,进而扎实推进中国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 文化建设的重要时代价值

2.1. 增强全民族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首先,文化建设能够更好地践行“四个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而文化自信又是更为持久、广泛而深刻的自信,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起着引领性作用。文化建设从人出发,人民性是文化建设的根本立场,同新时代“四个自信”的价值旨归有着共同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其次,文化建设能够引发全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一方面,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居民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及其认知水平差异巨大,相应地也造就了不同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而另一方面,以文化人有其本质上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来源于教育规律的共通性,强化于文化本身对人的塑造性,植根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实践。新时期中国的文化建设,实际上是一种覆盖全员、全过程的以文育人,文化受众的广泛性也成为培养全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最后,新时期的文化建设不仅继承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智慧精髓,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文化,并且兼收并蓄地借鉴了一定的外来文化,据此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

2.2. 提升国民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文化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也是基于文化自信而产生的,也是文化建设的功能性显现。文化的获得感来源于人们对文化本身的一种自我意识与自我觉醒。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实体即主体、绝对即精神”的观点,文化作为一种诸多社会意识形式的集合,需要寓于一定主体之中,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主体本身具有的先天综合判断即先验的特质使文化育人从可能变为现实。人们的文化活动在自我意识之外,也不断地和外界产生一定的联系。在文化的指导下,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着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这种活动本身就能够孕育出幸福感。当对象性意识与自我意识辩证统一时,人们也就从文化领域中汲取了精神力量,从而加深了获得感与幸福感。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与民族的希望,青年群体有了文化强国带给他们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软实力为坚强后盾,就能够更好地塑造人格,理性看待社会的一些现象,自觉抵制价值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认清问题背后体现的主要矛盾,从而避免更多的盲从与迷失。

2.3. 促进意识形态领域的创新性变革

文化建设能够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创新性变革,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严峻,各领域的创新性变革方兴未艾,而文化建设在时代背景下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变局之中文化推动着人们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不变应万变,于变局中开新局。守正创新是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经之路,重点在于“守正”的决心与“创新”的方向。功利主义导向下人们都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获取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发展。资本逻辑在没有殖民扩张与战争侵略的现代社会,找到了工具理性这一载体,使其再度实现自身的增殖。以文育人就是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将原有的积极的一面更好地保存下来。创新的方向是指通过文化育人的方式方法上的创新,推动意识形态领域的创新。在环境的选择上,文化育人将不同类别的人划分为各个社群,以文化元素为纽带衔接的社群文化就是某种意识形态的统一体。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的完美契合,也是这个时代守正创新最好的注脚。

3. 新时代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人民获取文化知识的渠道更加丰富、方式更加便捷;与此同时,信息时代所裹挟的文化风暴并非都是积极向上、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那些负能量与错误的价值导向会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因此,正视文化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与现状,规避文化传播过程的风险,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才能取得理想效果。

3.1. 识辨掮客文化及其危害

“掮客”一词原指为买主与卖主之间签订买卖契约收取手续费或佣金的人。在现代社会,“掮客”文化与文化掮客主要体现为达成自身目的而兜售文化知识,使得文化逐渐发生异化,成为一种“文化商品”,进入了消费领域进行流通与牟利。因此,文化就逐渐成为了资本的附属品,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文化本身的“文化属性”衍生为普通商品的二重性。文化作为一个非功利性的思想认识工具,本身的内在价值意蕴就是帮助人们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往往被称作“高知”,其显著特征就是文化属性较高,拥有独立的人格与思想。商品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体现为价值与使用价值,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着世界的转型发展,一些社会上的主流媒体通过一些经济手段将文化附属于某个载体之中,文化就被打包成了商品进入了市场进行流通。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实现价值的增殖,而当“文化产品”被资本家所有时,便会发挥其内在的价值与力量,产生更多的资本。文化掮客充分利用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力与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与渴望的心理,将文化异化为“货币文化”、“逐利性文化”甚至“剥削性文化”,文化逐渐从属人性中分离出来,成为文化的“拜物教”,即文化被资本所奴役,最终导致掮客文化盛行。

第二,“掮客”视角下文化趋于同质化。文化同质化原本指世界各地的文化,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国际交流中相互模仿和融合,以至逐渐趋同的现象。“掮客”在对文化产品的交易过程中也不乏有相互吸收、相互模仿的行为,就像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斗争性原理,不同掮客的不同文化即矛盾双方会此消彼长,竞长争高,从而形成一种无意识状态下的“内耗”,实质上这种内耗是没必要也是没实际意义的。同质化文化本身并非一无是处,同质化文化的危害在于彻底的同质化。著名大众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在这种同质化文化的作用下,文化本身的价值会严重降低,文化带给人思想的启发性也就减弱了很多,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还是“掮客”视角下的文化掮客本身。

第三,文化掮客之间的“文化博弈”是对文化主体的二次伤害。“博弈论”作为经济学名词,在文化领域也时有发生。文化掮客在将文化异化与同质化的同时,不同的文化掮客之间也存在一系列的“文化博弈”,以此来追求文化带给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如果说文化掮客的行为对文化产生极大的危害,那么文化掮客之间的“博弈”便是对文化主体的“第二次伤害”。博弈的途径在于利用新兴媒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通过对人们心理的超越性认识与习惯性考量,打造出一套适用于己却无益于民的战略体系,并且在博弈领域屡试不爽。文化博弈给文化主体带来的伤害主要外化为使主体丧失了正确的判断与选择,被某一种博弈胜利文化理论所折服,在单一的文化领导权之下,其结果就是形成了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以及享乐主义,这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

3.2. 警惕“犬儒主义”文化的时代陷阱

“犬儒主义”也称为“昔尼克主义”,作为西方早期的哲学与伦理学范畴的概念,其内涵是主张以追求普遍的善为人生之目的,为此必须抛弃一切物质享受和感官快乐。古典犬儒所追求的这种超脱的、淡然的、独善其身的状态,与老庄哲学是非常相似的。在伦理学领域,主要研究人们的“善”与行为的“正当性”。人之初,性本善。善是每个人心中所拥有的民族禀赋或是潜在基因,但从文化育人的角度来看,真正的“善”应是理性扬弃后的“善”,还需要结合同时期的时代背景深入研究。

然而,现代社会的“犬儒主义”也逐渐聚合为一种文化形态,也就逐渐被不少人广为追捧。英国著名学者贝维斯认为,“犬儒主义”是后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而在国内的青年群体之中,常常会将这样的状态衍生为一种“躺平”,从而丧失了理想与追求。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类似的“躺平主义”仿佛是成为了“至善文化”的范式转化,主要是为了追求清心寡欲而无所作为。那么,这种行为层面的“范式转化”,究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还是对于文化本身的一种亵渎呢?

庄子说“外化而内不化”,要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情,做到内心的坚守,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并非毫不作为。文化育人的前提并非要采用“犬儒主义”的方式,文化育人过程所保持的谦卑与善良也是需要结合时代的需求与召唤,在政治与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文明体制下,文化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正确的方向引领,而非一味地对善的对立面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批判。文化向善所引发的歪曲事实的理解与失去理智的判断,才是文化盛行时代最大的陷阱。

3.3. 谨防形式逻辑下文化观的思维泛化

“形式逻辑”主要指在形式上符合逻辑的过程与方式,而且只是流于形式。这种思维模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比如在科技落后的古代社会,人类无法像鸟儿一样翱翔于天空,但形式上的飞翔启发了人们对飞行载体的研发,也就有了后来美国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壮举。再有欧洲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人们单纯地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的问题,瓦特率先改良了蒸汽机,促使了社会的转型与世界格局的变化。但是,文化观以及文化强国视角下的形式逻辑的弊端也显露无遗的,例如在对文化的追捧与传播的过程中,只注重获取文化的形式,导致内容上空洞、方向上单一或是毫无意义与价值可言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思维的泛化常常导致人们的惯性思维的养成,就像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时期,人们习惯了每天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状态,就使得这种行为难以改变,更是难言产生创新性、批判性思维。

思维泛化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力,主要体现为将“现实的人”转变为“单向度的人”。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棵会思考的苇草,思维能力是相比于动物而言人所特有的优势。人的高贵在于灵魂,在于思想层面的高贵。在当今社会的一些思潮的驱动下,只注重于形式逻辑的追求文化浸润会使得同时代的思想由具体的、个别的无限放大为一般的、普遍的纲领,文化传播上也会循规蹈矩地竞相模仿,说别人说过的话,文化逐渐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观。单向度的人在思维泛化的影响下也只会人云亦云,失去了精神再生产的生机与活力。

思维泛化还体现为对待文化观的教条主义与相对主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文化观的教条主义就是不知变通,孤立、静止地看待文化现象,形而上地接纳和吸收一切文化,并且只能接受单个方面、单一角度去理解,不能实现多元化的文化考量。文化观的相对主义是指认为一切文化都有其价值,对文化观的阐述也都有独到的理解。信息化极度膨胀的时代,文化的辨识度本身就很容易直线式地下滑,倘若对各种文化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式的趋势不加以否定,那么文化理性终究会被奉为圭臬,被封存在时代与历史的神龛之中。

4. 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径探寻

4.1. 统筹全局,寻求大众文化的普遍性与共识性

大众文化的普遍性与共识性是建立在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基础上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被人民群众所选择的大众文化,在目标导向与意识形态方面都必然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但是,大众文化也不仅仅是一些简单个体的数量堆积,在大众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也包含了一些个性的扬弃与共性的追捧。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的获得性文化,大众文化,必须经得起时代与历史的检验。当代大众文化愈发形成一种文化的潮流,也成为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功利导向下大众文化又在某种程度上被经济利益所征服,逐渐萧条和式微。而破局的关键,就在于要对整体布局把握和系统性、全面性地协调发展。文化强国需要统筹全局,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大众文化发展的方向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大众文化的坚实基础与制度保障。大众文化要克服自身的局限性,还需要打破传统对待文化随波逐流态度的思维方式,缩短与社会发展与群众心理之间的距离,使得大众文化具有更多的创新性与可行性,才能更好地求同存异,寻找最大公约数,最终获取普遍与共识。

4.2. 立足个体,承认小众文化的现实性与合理性

小众文化主要是少数人的文化,在某些领域也是少有人走的路。但是,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当代社会,小众文化能够立足于时代的潮流之中,也说明了一定的现实性与合理性,正如黑格尔所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也都是合乎理性的。罗素认为,存在即合理,小众文化的存在也就启发了我们要正确对待其发展态势。小众文化的个体性特征明显,从哲学角度来看,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小众文化的产生也固然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这也就足够证明小众文化有其现实性因素,来源于社会之中又映射了社会关系的存在。小众文化有时也是一种“意识流”文化的体现,即意识的流动性,个体的经验意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意识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从来不会静止不动,文化的意识流既包括清醒的意识,也包括了一些无意识状态的认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相对独立的“理性个体”,普罗泰格拉也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欧洲社会早期的“市民社会的形成”也是小众文化能够合理地被认同的必然结果。小众文化的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律,即从文化自发到文化自为,从文化自为又转变成文化自觉,最终升华为一种文化自信。从小众文化的发展路径来看,对于每一个具有文化理性的个体而言,都可以最终发展成为文化自信的拥有者,在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过渡阶段,也包含了自律与他律的碰撞,自律能够战胜他律,也就充实与丰富了文化自信的价值内涵。小众文化也不仅仅是精英主义的小众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正确导向下,文化的自我选择、自我内化,也是文化自身舍弃彼岸世界、立足此岸世界的终极关怀。

4.3. 多元质变,促进社会文化格局的矢量化发展

“矢量”作为物理学名词,原指有大小、有方向的物理量。那么在文化发展的格局下,社会文化格局的矢量性发展,就标志着文化的发展并不完全是数量上从一到多的横向增加,还要在文化的层次上、结构上以及社会影响力方向进行纵向的深入。多元质变,不是在量变的基础上有质的提升,而是要在质的飞跃上进行量的扩张。第一,无论小众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应该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需要主观能动的过程,是动态和静态的统一。文化强国就是要文化观上自强,将优秀文化传播出去,做新时代文化的主动参与者。第二,要处理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打造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化的优化升级,将文化发展作为毕生的事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只有拥有了更多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在国际上也就有了更多的文化话语权,这对于综合国力的增强与国家话语权体系的建立也有重要推动作用。第三,要打通文化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在文化强国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文化发展往往被“束之高阁”,并非文化距离民众太过于遥远,更多的是文化传播缺少关键性纽带与落实覆盖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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