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列文森对儒学思想具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其著作主要包括《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和《儒家中国及现代命运》。列文森的作品，以宽广的视野和深刻的洞见，探求近代中国社会的权利变迁，将思想和历史之间的发展线索作了一个深入的剖析与阐释。列文森对儒学问题的研究观点代表着美国关于中国学研究的主流趋势，虽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遭到学术界的质疑和批判，但其学术成果的重要性仍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基于此，本文梳理了列文森儒学思想研究的主要来源和基本观点，在把握列文森儒学思想论点的基础上，提出列文森儒学思想对当代的启示，以期为新时代儒学思想的改革创新提供参考借鉴。
2. 列文森儒学研究的思想渊源
2.1. 韦伯的儒学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术界的“韦伯热”深刻影响了列文森的儒学研究，韦伯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定义为“理性地发展” [1] 。在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发挥同其他国家一样的作用时，韦伯做出了以下重要论述，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的诸多观点与韦伯的相关论述不谋而合。韦伯的重点论述可总结为：第一，韦伯认为儒学缺乏改造世界的精神动力。资本主义精神内核强调进取精神和竞争意识，“儒家伦理”则认为人应当顺应和适应外在世界，以达到人与外部世界的和谐与统一的状态。这一对比说明儒家思想缺乏个人命运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充满冲突的紧张关系，因此缺少资本主义发展所强调的进取精神和社会变革的动力；基于此论述，列文森指出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欧美一样长期积累的科学传统，并且通过对明朝的文人画的分析来证明儒家文人存在反职业化的倾向。第二，韦伯认为出于官僚制度关系和宗亲纽带的强烈依赖性，中国传统社会习惯于将事物转化为以血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这就使社会总体的思考方式脱离了因果性和合理性。儒学思想中反对科学思想和理性追求的主张，阻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第三，韦伯以“君子不器”为例，认为这一观点反应了“儒教伦理”中反对专业化的思想，因而缺少工具理性；列文森则将韦伯的“君子人格”这一说法转化为“业余主义”，认为它阻碍了官僚制度的专业化和理性化，儒家官僚对工商业、科学和职业化的轻视，使商业精神、科学精神笼罩在儒家思想的阴影之下。
2.2. 费正清的史学观点
费正清是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列文森师承费正清，其儒学观点的形成较大程度上正是对费正清史学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关于费正清的史学观点，可总结如下：第一，费正清最著名的研究模式是“冲击—反应”模式，其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发展停滞状态，是因为缺乏外部势力的冲击，也就是如果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就不可能摆脱当下的困境。列文森继承了这一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并进一步认为中国只有仿照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才能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社会。第二，费正清认为中国之所以在现代科学领域落后于西方，是因为儒家文化以探究社会关系为核心，没有征服自然的科学性，这一观点也成为塑造列文森儒学思想的重要依据。基于费正清的史学观点，列文森认为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发展相悖，并且是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2.3. 犹太信仰
列文森是一名虔诚的犹太教徒，犹太教所体现的“精神性”品格深刻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列文森厌恶文化折衷主义，在处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上可以体现这一点。“犹太基督教”这样的并列式说法在当时已经受到很多犹太人的认同，但是列文森并不相信“犹太基督教”能够保存犹太教的特性，他指出：“这像是一张准许犹太教进入西方文化的门票，并且没有鄙视犹太教的价值观，但是这只是一张儿童票，而不是成人票，其后果将是消解犹太教的真实性。”并进一步认为犹太人必须通过民族历史的代代延续彰显犹太教，这是宗教信仰，而非文化偏好，它与文化多元主义无关 [2] 。列文森虽然一再重申并选择生活于犹太传统中，但作为历史学家，他深知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列文森对犹太传统的现代命运怀有深切的忧虑，并将其忧思融入儒学研究中。
列文森对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困境怀有某种同病相怜的感受。列文森对犹太教的信仰形塑了他对现代中国的理解，而他对中国的理解又反向强化了他对犹太信仰的态度。他对二者的忧虑意识循环往复，不断地相互加强。中国近代的每一代知识分子都试图弥补儒家传统与现代价值之间的“断裂”，而他自己同样处于犹太传统与现代价值相对立的困境之中。如果对于其他中国学家来说，中国研究是冷静客观的学问，但对列文森而言则成为对自身犹太文化困境的参照，他关注的不仅是儒教的现代命运，还包括犹太教的现代命运。
3. 列文森儒学思想的观点梳理与述评
3.1. 倡导“业余精神”
列文森引用了“君子不器”这一理论来强调儒家文化精神的“非职业”特征，也理解为“业余精神”。列文森认为由于传统教育和政治体制的限制，中国的文人艺术家都不是专家，渗透了业余精神，而缺乏“专业精神”；其进一步强调明清时中国的文人学士，在他们从事人文科学的研究时，是文化闲暇的代表人物，对进步和科学没有偏好，对商业和功利主义也缺少偏爱，认为明清时中国的文人学士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有学问，但他们对学问本身又持有“非职业”的偏见。由此可见，缺乏专业精神的根本原因是“官”的吸引。由于制度上的原因，“知识的审美标准实际上是官位” [3] 。
一方面，列文森的分析放在明清时代是有历史的依据的，明朝是中国由兴盛走上衰落而西方由落后走向强盛的重要历史转折期，而先人的“业余精神”和官本位的价值观对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大发展的时代洪流中掉队也是负有责任的。但另一方面，儒学定义下的“君子不器”有多种内涵，其中一种理解是君子的能力不应限于某一种行业，而应关注人类一般事物。如果只是局限在某一领域有用处，那便是成了器具，这一观点同列文森的看法是相同的。但是如果从另外一种定义出发，把它理解为：君子不是器具，在关注专业能力之外，更应有良心，有正义，有道德，有理想；知是非，明对错，这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由此可见，儒学在当代的发展，必须要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处理好“器”与“不器”的关系。
3.2. 传统与现代观点
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研究模式中，列文森把儒学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现代化理论源于西方，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由于西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持续的经济繁荣以及全球盛行的工业主义论调，现代化理论普遍认为：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必然道路，列文森的“现代—传统”二元对立模式就是在此思潮下产生的。
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传统中国社会确实弥漫着反专业化和反商业的气息，不具备科学发展的社会土壤，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和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决定儒学与现代化确实有对立的一面，如：列文森指出的儒家观念中的非职业性因素，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儒学文化对现代化的积极的促进作用。以日本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为例，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便开始了对儒家思想的集中批判，试图通过对旧的文化传统的抨击，来建立一个完全“西化”的新国家。但历史表明，即使在外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内在对儒学传统的摒弃双重背景下，日本传统文化的解体依旧是是非常缓慢而曲折的。“二战”战败后，日本实行的民主化改革主要仿效欧美，以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形成；同时，儒学文化也重回大众的视野。日本社会批判地继承了儒学中的部分伦理思想，把《论语》《孟子》等著作中的哲理，如忠孝、信义、和为贵、见利思义等加以改造和利用，运用于政治管理、企业经营、维护社会风气等社会环节之中，使之更符合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当今日本人在浅表的意识中或已忘记了儒教，但在‘信义’或‘诚实’这些涉及内在道德的实践方面，儒教道德依然存在。” [4] 实际上，儒家文化已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日本的民族精神紧密融合。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对现代化发展是起到内生性的积极作用的，要实现儒家文化的正向促进作用必须结合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的当下的政治经济需要取其精华。
3.3. “博物馆”说
列文森关于“博物馆”说的核心观点，是其认为儒学必将衰亡进而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该观点的形成主要源于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同时，列文森关于“博物馆”说的核心内容主要涵盖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该书始终横亘着“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并认为随着“西渐”的现代化进程，儒学在“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的主导下必然会走向衰亡。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传统文化必然会辞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不只是儒学，其他的宗教哲学亦是如此。对于传统文化应该进行创造性转化，将中国传统中某些因素重组或改造为推动变革的资源，并以此保持文化的认同 [5] 。因此，儒学既不会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也不会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更恰当的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
4. 列文森儒学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4.1. 挖掘儒家思想新的时代价值
结合传统的儒家思想和文化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进一步挖掘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列文森的儒学观点强调“博物馆”说，认为传统的儒学思想将会走向消亡，显然该观点是片面和不充分的 [6] 。然而，也反映出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背景下，需要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使其具有进步性和时代性。因此，应将儒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诸如将儒家传统的德育思想、勤劳俭朴思想和自强不息思想等内涵，切实与时代精神相融合，通过改革创新的方式赋予其新的发展动力，使其进一步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需求。在该过程中，既要对儒家思想中精华的部分进行传承，又要做到内容和方法上的创新，在新时代宏观发展背景下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创造性改造，彰显出儒家思想的发展性、实践性和时代性，将深度挖掘儒家思想新的时代价值，进一步应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建设的道路中。
4.2. 多方位培育具有现代儒学思想的复合型人才
在任何历史阶段和发展条件下，人才永远是保障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主体。列文森的儒学观点倡导“业余精神”，即引申出人在发展过程中的“器”与“不器”的问题，该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儒学思想研究者广泛讨论的话题之一 [7]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技术创新的迭代和国家发展需求的转变，新时代既需要具备“器”条件的专业化人才，也需要具有“不器”条件的综合型人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哲学关系。同时，根据前述分析，在挖掘儒家思想新的时代价值基础上，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发展要求，需要将人才发展的专业性和综合性纳入统一框架，多方位充分培育具有现代儒学思想的复合型人才。
4.3. 多渠道开辟儒家思想的传播方式
根据列文森在儒学研究中对“传统—现代”视角的论述发现，传统儒家思想在传播方式上较为单一，并且相对封闭 [8] 。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儒家思想不仅具备新的发展特征和思想创新任务，同时更需要驱动儒家思想在传播方式上的现代性转化。根据当前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背景，利用好“互联网+”的发展平台，通过建立专门的儒学思想分享网站、搭建儒学思想研究网络平台、邀请专家开展网络讲坛等方式，使改革创新后的儒家思想得以在社会层面上进行广泛传播，使得社会各阶层和各领域群众都能及时享受到新时代的儒家思想创新成果，以充分发挥新时代条件下儒家思想的价值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