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汉文化圈以中国为中心，其文化影响着中国周边的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是同西方——基督教文化圈，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圈，印度——婆罗门教文化圈平起平坐的世界四大文化圈之一。处于汉文化圈的日本直到现在仍存在着汉字，但是汉字在古代传入日本之后，随着两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日语中的汉字意思和使用方法和中国已有所不同。在中文和日语中都存在着“上”、“下”、“前”、“后”、“左”“右”等表示方位的方位语，方位词是人类认知层面极为重要的空间概念，是世界上所有语言中都不可或缺的语言要素，因此在语言中关于方位的表达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亦是语言活动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部分，所以方位词的语言功能是不容忽视的。
中日双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各自具有不同的语言特点，即使方位词在中文和日语中属于同形近义词，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方位词在两种语言中无论是语义还是语法上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只有通过仔细的对比和分析方位词在不同语言中的语义和使用方法，学习者才能正确地使用。
至今为止，已有学者针对“方位词”的汉日对比做出了一些专门论述，例如，王佳(2020)利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汉语方位词中的“上”和“下”进行了考察，发现汉语的方位词虽然在形式上呈现出了对称分布的特点，但是其在使用频率、范围、原型义及隐喻义等方面存在着不对称现象，并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李云倩(2013)在汉日对比的基础上，对方位词中的“上”和“下”从语法和语义两方面在汉日双语中的用法进行了比较，明确在两种语言中“上”和“下”作为方位词的异同；祁俊岳(2019)从汉日方位词“前”的语源入手，解析在汉日双语中的“下”的语义、隐喻表现和惯用句用法有何异同点，并探讨两国方位词“前”字的语义差异形成的原因。
本文拟引用少纳言语料库和现代均衡语料库中的日语和作文的例句，来分析研究中日双语中方位词“下”的异同。
2. 隐喻的概念及其发展
2.1. 国外的隐喻理论及发展
关于隐喻的研究最初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时代，诞生于西方古典修辞学的母体之中。
通常认为处于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的亚里士多德是对于隐喻机制的理论研究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开创了系统性且全面性的系统修辞传统，也是第一个提出了隐喻机制偏离了字面性的语言，隐喻的修辞基础是相似性，其性质不是思维的而是语言的，并将全体词汇分割为了八大类别：缩略性、更替性、陌生性、当前性、隐喻性、装饰性、拓展性以及创新性。
作为亚里士多德理论后继者的古拉丁哲学家西塞罗(公元前103~前43)和昆体良(公元35~95)开创了大量的修辞学和哲学研究的先河。亚里士多德认为“明喻是隐喻的一个子部分”，而西塞罗则认为隐喻是一种压缩后的比较形式，将隐喻视为一种偏误性用法。昆体良与西塞罗的隐喻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隐喻可以再不同的语言之间自然的转换，即便是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也会倾向于频繁地使用隐喻，他们认为由于所持有的清晰度、美感以及使用隐喻的必要性是人们经常使用隐喻的原因。昆体良和西塞罗这一类的指称主义学者将隐喻视为发挥字面性阐释功能的一种衍生用法。
昆体良是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的修辞学家，他认为隐喻是将某物视为另一物，实际上就是用一个词去替代另一个词的修辞现象 他的这种对隐喻的界定的理论被称为“替代论”。他同样认为隐喻是对正常语言规则的一种偏离，隐喻功能是种附加的、可有可无的装饰。为了艺术的目的，语言可以被提炼到具有较强的力量，比喻即具有这种提炼的效果 [1]。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约翰逊和莱考夫等语言学者在隐喻研究上进一步突破了传统的“隐喻修辞观”，进一步提出了“隐喻认知观”，转而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隐喻进行了研究，这些学者们认为隐喻不单仅仅是一种人类文化中的语言现象，还是人类所持有的一种认知现象。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指出隐喻通常被看做是语言文字的特征，而不是思想和行为的特点，在大多数人看来，隐喻是一种诗意的想象和修辞多样性的策略，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人们的语言上还是思想和行为上，隐喻无处不在。隐喻的概念能超越语言和思维的一般的字面表达范围，延伸到被称为比喻性的，多彩的，诗意的，新奇的思想和语言的范畴。另外，二者还将隐喻分成了结构隐喻，方位隐喻以及本体隐喻三种类型。西方20世纪以来隐喻研究的总的特点是从宽视野和多视角的角度出发，并且表现出了多学科交叉融合，从传统的静态研究转为动态的观察和思考，并且发展迅速，这些特点在近三十年来表现得更为突出。
2.2. 中国的隐喻理论及发展
在中国古代早期，汉语里还没有专门的隐喻的概念，在各种文学作品或相关文献资料中出现的主要是“依”、“比”、“譬”、“辟”等表示比喻的字词，如先秦时期的荀子多次有过如下表达：
譬称比方。(《荀子·强国》)
譬称以喻之，分别以名之。(《荀子·非相》)
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荀子·正名》)
和荀子处于同一时期的墨子则有提到：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小取》)，认识到了“喻体”的实质其实是指的“他物”。
到了两汉时期，中国比喻理论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对经书的解读而服务，依然没有清晰的隐喻概念。当时主要关注的问题是要求使用比喻手法的人要善于寻找和发现不同客观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相同点，这一点与西方隐喻理论中的“相似点”理论类似。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中虽然没有提到隐喻，但是在谈到比喻时说到比喻有多种体现形态：或喻之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意思就是说声音，事物的形状样貌乃至于人的主观意念以及具体事实都可以是喻体的表现形式。
在唐宋时期，陈骙第一次提出了“隐喻”的概念，他认为“取喻之法，大概有十”，即直喻、对喻、简喻、隐喻、诘喻、博喻、虚喻、引喻。陈骙提到的隐喻实际上是相对于现代汉语修辞学中的“借喻”，而我们今天所说的“隐喻”实际上是类似于陈骙对比喻的分类法中的“简喻”。
而在宋朝以后，我国的隐喻理论发展就不再有重大突破。
到了现代，冯广艺(2000)提到，在继承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比喻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中国现当代比喻理论才建立起来，在研究比喻理论的方法上中国现当代较之古代已经有不少进步和革新。李胜梅(2013)对比喻的研究中认为，从比喻现象的交际角色看，有两种情况：1) “比喻自述”兼“比喻自评”，2) 比喻转述时的评论 [2]。
2.3. 中外隐喻概念发展史的不同
在西方国家公元前已有了学者开始对隐喻进行研究，并且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迎来了隐喻研究的热潮，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有不少学者出版了相关的著作，并出现了专门研究隐喻的刊物、研究机构和研究网站等。概念隐喻是西方隐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突破，给隐喻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对隐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隐喻认知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中国自古代修辞学从建立起到20世纪80年代对比喻的研究成果有很多，但对理论的研究却很少。中国的语言学刊物直到近年才出现了不少利用隐喻理论进行的研究，在中国修辞学界以前对隐喻仅仅局限于对相似辞格的对比及其对具体的作品的语言和修辞分析。林书武是中国最早介绍国外隐喻理论的学者。束定芳首次提出“隐喻学”的概念。
3. 对中日语言中对方位表达的分析
3.1. 时间隐喻
方位词[下]是表示之后的，即将到来的时间。人类依靠视觉系统感知物体、运动及其方位，但是，由于人没有时间感知能力，没有办法，因此只能使用某种工具来测量时间。在物理学中，时间和空间本质上是相同的，时间是由物体的运动来衡量的，例如天体的运动和钟摆的运动。对物体的运动的计量在于对空间中位置的移动测算，而对于时间的计量其实就是计算空间的距离。
Table 1. Tim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elow]
表1. 中日[下]时间对照表
可以看出在中文里表示时间轴上之后的时间，通常是用[下]来表示，而在日语中对应的表达方式则是用[来]和[後]比较多，见表1。
3.2. 方位引喻
“下”通常是用来表示垂直位置的，汉语里还可以用“下”表示其他的位置。比如说还可以用“下”来表示“南”，比如说把“到南方去”说成“南下”。方位隐喻是有关于空间方向的隐喻，由空间方位词表示。例如，当用于表示数量、社会地位、心理状态、情绪、支配力、对与错的价值观时，则为非空间性体验提供了空间方向。
3.2.1. 数量隐喻
当方位词“下”用于表示数量时，就会产生一个隐喻用于表示数量减少或范围。数量的概念与方位词“下”有直接关系。比如说，随着天气的干旱，河流的水位下降，在这种原型性的物理事例中，量的变化作为其结果，实际上量的变化是人的视觉所能察觉到的变化。我们每天反复做着同样的工作，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数量和高度的对应关系，形成了[量少为下]这一相应的隐喻的经验基础，这种表达方式在中文和日语里都是一样的。
(1) 在疟疾发病最为严重的非洲，死亡率下降了三分之二。
(2)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29日公布，截至当日零时，香港新增7547宗新冠病毒阳性病例，连续五天取得下降。
(3) アメリカでは近年、日本とはぎゃくにガン死亡率が、年々低下している。
(4) 前場、日経平均は小高く寄ってじり安。昨日寄り付きの安値を一時下回ったあと下げ幅縮小。44円安の12807円で引けた。
在上面的示例中，如中文示例(1)到示例(2)，死亡率、病例数、GDP等都是由方位词“下”的数量隐喻表示的。如日语示例(3)到示例(4)所示，死亡率、价格和温度也由方位词“下”表示。在这方面，汉语和日语是一致的。从前面看，数量的概念最初没有方向，它通过方位词“下”给出方向。并且，中文和日语都使用方位词“下”来表示数量下降。
3.2.2. 社会地位隐喻
(5) 临贺公主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又闻此下人养他人奴为儿，而汝用为队主，抽拔何乃速。
(6) 凡自称于君，士大夫则曰下臣。
(7) 国家という四つの契機で考察したうえ、中世身分の基本構成を貴種―官人・武士―百姓―下人―非人として示す。
(8) しかしながら、進化論史上、最大の影響を及ぼしたのは、第二部の「人間と下等動物の関係について」である。
(9) これまで、この条は、もう一人の兼家の妻、時姫の下人と道綱母の下人たちの間での争論と解釈されてきた。
从上面的例子来看，中文的例子(7)~(8)中的下人和下臣等指的是身份地位较低的人。日语也一样，例(9)中的「下人」是身份等级的一种，这样，方位词“下”与较高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 [2]。
3.3. 范围隐喻
(10) 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使青壮年的文盲率降到百分之五以下。
(11) 400毫米等降水量下之下，在我国领土占五成弱，农业很难发展，称为干旱半干旱区。
(12) 其次，一种社会形态下的教育，无论就其思想、制度、内容、方法等方面来说，都与以往各个时代的教育有着继承的关系。
(13) 政治を直接担う組織を信頼している人は，半数以下である。
(14) 法務省としては、現行の出入国管理及び難民認定法の下においては、再入国許可制度は必要かつ合理的なもの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る。
(15) 七月八月の二カ月、友人の巴金や靳以、凌叔華の協力の下に私は袖をたくしあげて真剣に世間に体当りを開始した。
首先，在中文和日语里“下”都可以用于表示一个具体的数字范围，在用于隐喻时，中文例子的(12)的“在法律保障下”是抽象的概念，很难理解。根据存在的隐喻，把“社会形态”和“法律保障”作为容器来看的话，可以看作这是说明有关事物的一个方面。日语的例子(14)和(15)的「難民認定法の下」和「協力の下」也可以作为一个容器来看待，表示法律和合作的方面。从以上来看，无论是中文还是日语，方位词“下”都有范围的隐喻。由此可见，在汉语和日语中，方位词“上”跟在抽象概念后面，就可以表示事物的一个方面和范围。这种差别，在日语中“抽象概念 + の + 下”的构成也表示方面，但是在中文中好像没有这个表示 [3] [4]。
4. 结语
在中日两种语言中，我们专注于方位词“下”的隐喻表达，在二者中的表达方式和含义有相同的地方，但同时也对两者的差异进行了研究。由于人类有着共同的生活和社会经验，中日两种语言中都有方位词“下”的隐喻的常见例子。这表明，它可以成为支持不同语言之间认知上普遍存在的因素。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日语中“下”的使用频率比在汉语中的使用频率低，日语中“下”的表达除了是使用方位词还可以是省略方位词，可以直接在体词后面粘附格助词。在搭配使用的用途上，汉语中的“下”介词、动词、名词量词搭配使用；日语中的“下”则不能和介词搭配使用。
在汉语中“下”可以和卷、回、册、联、次、部等少数量词搭配，但是在日语中这样的用法很少见。在语法功能上，汉语中的方位词通常是其他词语后面构成短语共同充当句子成分，日语中的方位词可以和其他词组合在一起作宾语、主语、谓语、状语和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