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传统诫子诗文发展的关键期，这一时期有关“诫子”的文化作品篇目众多、内容丰富，文体形式多样。“诫”“敕”“令”“诏”“命”“书信”“诗”等各体是“诫子”内容创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其教育思想传播的主要手段，对这一时期“诫子”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于“诫子”文本资料，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诫子”的主要文体形式加以分析和说明，探究其形态表现和内涵变化。
Abstract:
The period of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as the key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Jiezi poetry and pros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ultural works about “Jiezi” were numerous, rich in content and diverse in style. “Jie”, “chi”, “ling”, “letters” and “poems” are important carriers of the content creation of “Jiezi” and also the main means of disseminating its educational idea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ural research of “Jiezi” in this period. Based on the text materials of “Jiezi”,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and explain the main stylistic forms of “Jiezi”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explore its morpho-logical expression and connotation changes.
1. 引言
汉魏六朝时代，是“诫子”文学创作发展的关键期。“诫子”作品创作一开始多为口头相传，而后由后人收集整理，以便记载传阅。这一时期，“诫子”文化在由口头走向文本形式的同时，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文体类型，这些形式大多以文章形式单篇流传于世，藉史籍、类书等文库得以保存。蔡雁彬在其硕士论文里概括：“所谓诫子书，从广义上说，是指以教诫子侄后辈为内容旨趣的各种家教类文献。从文体上看，它包括戒、敕、教、令、诰、命、书、疏等各体；从篇名上看，有‘诫子书’‘家诫’‘家训’‘遗令’‘遗命’‘家仪’‘门律’等多种名目；从形制上看，既有规范的书体形式，也包括各种口头教诫之言 [1]。”本文基于前人的相关研究，立足于“诫子”文本资料，在多方搜集、整理魏晋南北朝时期“诫子”作品的基础上，力图对“诫子”这类作品的创作文体进行系统地解释和阐发。
2. 先秦两汉“诫子文化”简况
从现有研究内容来看，以教化家族子孙为主要内容的“诫子”作品，是中华传统家训发展的重要内容。大多数学者将“诫子”归为“家训”的范围内，认为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正如霍松林先生定义家训：“中国古代进行家教的各种文字记录，包括散文、诗歌、格言等等，通常称为家训，它是古人向后代传播修身治家、为人处世道理的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我国古代长期延续下来的家长教育儿女的最基本的形式 [2]。”
“诫子”文化从产生、发展再到成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经过研究后发现，它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整理现存的先秦文献中，可以发现在这一时期的贵族之流己经意识到了家教的重要性，有关“诫子”的内容散见于各类作品中，据《左转·襄公三年》记载“寡人(晋悼公)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易·家人》指出：“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古籍文献中记录的有关诫子的内容较为丰富，已经形成了家、家长等概念，也明确了家训的创作者及受教育者 [3]。然而这一时期的“诫子”作品的创作还处在萌芽阶段，并不能算是成熟之作，其文献资料大多也都是由史官记录或后人追记，教育主体并没有自觉性，“教诫主体与诫子文献的写作者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 [4]。”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孕育探索着家教规律与原则方法，奠定了中华传统家训的文化基因，为后世传统家训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此后八百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直至两汉魏晋时期，家训中的许多概念基本产生，“诫子”作品的创作慢慢茁壮成长，文体形态也逐渐丰富多样，在两汉和魏晋时期各自都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诫子”作品，其创作“蔚然成风”，不仅对先秦家训文化萌芽的传承，还是对后世“家训”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3. 魏晋南北朝“诫子”作品文体形式
从目前研究资料来看，魏晋南北朝“诫子”作品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这些作品由于历时久、来源早，个别散佚，藉史籍、类书得以保存，如《全三国文》《全晋文》《全宋文》等；一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单篇文章，以文章形式单篇流传于世，如《颜氏家训》等，大多数已有充分整理，也可作为参考。这两类来源几乎囊括了这时期全部的“诫子”作品，是本文资料的主要依据。
徐师曾所说“文章必先体裁，然后可论工拙” [5]，若要了解魏晋诫子文化的创作发展，必不可少对其文体表现的分析概括，张静在《先秦两汉家训研究》一文中提出“先秦家训主要表现为训诫活动，多为后人追记；至汉，以文献形式的家训开始出现，表现出家训著述的自学性。从文体看，先秦家训多以“铭”“诰”和语录形式夹杂于其他著作中，两汉家训文体更加丰富，书、训诫、诗等均己出现。纵观家训发展史，先秦家训总结的内容及规范多为两汉及后世所阐发和宣扬 [6]。”根据现有作品的统计归类，魏晋南北朝诫子诗人作品文体整理表1如下：
Table 1. Style list of Jiezi poets’ works i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表1. 魏晋南北朝诫子诗人作品文体表
3.1. “书”体式
古代“书”体文是涉及范围相对较广的一种文体，也是南北朝诫子诗文创作最多的一种文体(见表1)。早在先秦时期君臣往来的文书就被称为“书”，吴讷在其著作《文章辨体序说》中提及“书”体说：“按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日‘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盖议论知识，人岂能同？苟不具之于书，则安得尽其委曲之意哉 [5] ？”可见，“书”体涵义丰富，有用于朝奏谏言的官方文书，亦有朋友亲戚往来的私人书信。而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所云：“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 [7]。”可知不同时期，“书”体的具体指称也有所不同。
从“书”体的写作内容上来看，以“书”体为主所创作的诫子书属于私人书信类，但其文章内容又与一般书信有所不同。其一，“书”体诫子书没有私人书信以上下款称呼、开头结尾谦辞敬语这样的一般格式，文章无固定体制，形式灵活、开篇点题，从教诫缘由写起，或从写作者本身写起，如三国孙权《让孙皎书》：“自吾与北方为敌，中间十年，初时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谓五经也……” [8] 其二，进入正文，一些“书”体诫子书文章结构严谨，侧重道理阐发，如典型的代表诸葛亮，其《诫子书》首句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8]。”其文自由灵活而结构却不松散，首先给予期待，指出需要达到的目标，中间以排比句式阐明道理，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才、志、学之间的关系，结尾则感叹时光流逝，强调“静学广才，养德明志”的主旨，文章层次分明，阐述道理精辟透彻。其三，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指出：“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 [7]。”“书”体书写空间广阔，其内容多样，涉及生活的各方面，其语言“举人事以徴义，引成辞以明理”，内容中有对家庭成员的训诫及希冀，也有个人道德的追求，甚至是对世事世人的评价等，论证内容充实、说服力强。诸葛亮《诫子书》以气势非凡的排比辞理告诫子孙需要静学广才，养德明志，说理为主更容易让儿子领悟学习的重要性；陶渊明的《与子俨等书》中举自身的波折生活教诫诸子和睦处，叙事抒情相结合；羊祜的《诫子书》借身边日常中发生的事情来教诫警示人要忠信、笃敬、谨慎等等，以叙事为主……这些文章篇幅有长有短，写法灵活多样，情文相生，作者往往因需而作。对于“诫子”来说，“书”体则更多是通过摆事实、明道理以教诫子孙，方法相对舒缓，更易使人接受。
3.2. “令”体、“诏”体
刘勰《文心雕龙》有《诏策》篇专门梳理了“令”这种文体的发展演变：“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诘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于天，故授官赐胤。诘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敕戒。敕戒州部，诏告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 [7]。”由此可知，“令”是从在上古时期的天子所属的“命”(天子的话)演变而来。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进一步解释“令”：“七国之时并称曰令，秦法，皇后太子称令，至汉王有赦天下令，淮南王有谢群公令，则诸侯王皆得称令矣，意其文与制诏无大异，特避天子而别其名耳 [5]。”在其看来，“令”本是为了避天子而进行的变名。《说文解字》徐锴曰：“号令者，集而从之。”可以看出“令”有发布命令，以上命下的意思，用“令”体创作诫子诗文，其意义便是以一种命令的严肃话语告诫后代，使其达到“令而从之”。从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作品来看，有如曹操这样的王侯所作《诸儿令》，也有如王祥一样的将相作《训子孙遗令》，用“令”作为文体进行诫子创作，有“遗令”“终令”“遗命”等。曹操《诸儿令》其一有言：“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儿，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 [8]。”明确表达出任用儿子是有原则性的，选择的是既慈孝又不违抗命令的，告诫其儿需择贤能，不徇私，这里的“令”就有命令训诫的涵义。
“诏”是与“令”相似的一种诫子文体，是由上古“命”转为“诏”。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按三代王言，见于书者有三‘曰诰、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诏歴代因之。……西山有云：王言之体，当以书之诰、誓、命为祖，而叅以两汉诏册。信哉 [5]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按周礼诸职凡言诏者，皆下告上之辞。”从上述界定中，可以看出，“诏”虽由“命”分化而来，多指先秦时代上级给下级的命令文告。秦汉以后，则专指帝王的文书命令，《史记·秦始皇本纪》记：李斯议：“臣等昧死上尊号，王曰：‘秦皇命曰制’，令为‘诏’，天子自曰‘朕’ [9]。”而诏书的内容相当广泛，据《堂大诏令集》载，大体上是朝廷的大型活动，或王朝更替，或皇室婚丧嫁娶，或任命、降黜官员时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凡以“诏”为形式的诫子作品，皆是帝王所作，如刘备《遗诏敕后主》作为遗诏，其内容教导后主刘禅需以德为主，多读书学习：“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 [8]。”而晋成帝《遗诏》则是突出“亲、仁”等思想(《全晋书·卷十·成帝》)，梁武帝《令皇太子王侯之子入学诏》下令让皇室后代入学，《徒临贺王正德诏》则是斥责贺王，后周武帝《遗诏》中则是指出要“薄葬”……这一系列的传作形式以“诏”为文体的诫子作品，其创作者为帝王，创作范围有面向帝王，也有面向整个朝廷，受众面广且由于所属帝王，才能被完整记载下来，流传至今。
3.3. “诫”体
两汉魏晋诫子书的主要文体之一就是“诫”体。“诫”体即表示教诫、警敕的一种文体，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按韵书(增韵)：‘诫者，警勅之辞。’《文章缘起》曰：‘汉杜笃作女诫。’辞已弗传。《昭明文选》亦无其体。今特取先正诫子孙及警世之语可为法诫者，录之于编，庶读者得所警发焉 [5]。”可知“诫”早期的文体意义是从警敕的本义发展而来。《淮南子》有：“‘尧戒’。诫，警也，慎也。”刘勰《文心雕龙》云：“戒者，慎也。禹称‘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极，汉高祖之敕太子，东方朔之诫子，亦顾命之作也。及马援以下，各贻家戒。班姬女戒，足称母师也 [7]。”从上述文章的的记录中可见“诫”与“戒”之本义密切相关，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诫”体倾向于戒敕，即警戒子孙不去做某件事，方法更为直接。
魏晋南北朝时期，“诫”体诫子书大多为“诫/戒xx”亦或是“xx诫/训”的标题样式，如李充《起居诫》、嵇康《家诫》、陶潜《诫子书》、王褒《幼训》等。从文体特征上看，这一时期“诫”体诫子书的标题具有非常明显的指向性和目的性，且由两部分组成：“道理阐述”+“教诫内容”，结构清晰、圆融，道理深刻入微，其形式灵活、诸体兼备，句子以散句、杂言为主，句式少长句、整体上以短句为主，偶有规整韵律，篇幅较两汉时期呈明显增长。如晋嵇康《家诫》：“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当量其善者，拟议而後动，若心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贰，耻躬不逮，期於必济……苏武之守节，可谓固矣，故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盛者也 [8]。”教诫儿孙要“立志高雅、守志不移”，既保持住高洁的情操，同时又突出自己的才藻横溢。文章篇幅较长，句式对仗整齐，排比句式罗列，行文辞藻华丽、整齐流畅，同时借用典故以作示例，给作品增添了一定的文学色彩和历史内涵。《全晋文·卷五十三·李充》记李充《起居诫》：“温良恭俭，仲尼所以为贵，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称美，圣德周达无名，斯亦圣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则亦圣人之一隅矣，而末俗谓守慎为拘吝，退慎为怯弱，不逊以为勇，无礼以为达，异乎吾所闻也。”文章开篇点题，指出“温良恭俭”是孔子所推崇，圣人的美好品德，又举“文王称美”之典故，强调“礼”的重要性，行文较少铺垫，开门见山、点明主旨，语言风格质朴简要、鞭辟近里。三国时期李秉的《家诫》：“昔侍坐於先帝，时有三长吏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并受诏。……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称括囊无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 [8]。’”文章通篇为问答之言，深中肯綮，强调“清慎之道”以垂示子孙。从训诫对象看，对于男性对象称为《诫子》，对家中女性成员通常又以《女诫》为题，如班昭《女诫》、荀爽《女诫》、蔡邕《女训》等，同时由于班昭、蔡邕等名士的提倡建议，才基本上建立起了中国传统女训的理论框架，“女诫”的概念才得以形成，而后世女诫皆受此影响。
3.3. “敕”、“箴”、“诗”
“敕”作为一种文体形式，一方面《后汉·光武纪注·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诫敕者，谓敕刺史太守 [10]。”作为帝王的诏书，如诏敕，《新唐书·百官志一》：“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冊，天子用之 [11]。”告诫地方官的命令，如齐武帝《敕庐陵王子卿》用来责备王子卿；另一方面“敕”不仅是对地方官进行告诫，它也被应用在长辈对晚辈的告诫之中，有谨慎修持、纠正之意，以身作则，如崔光《疾甚敕子姪等》：“谛听吾言。闻曾子有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启予手，启予足，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于此，史功不成，殁有遗恨。汝等以吾之故，并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报国。修短命也，夫复何言。速可送我还宅 [8]。”用来告诫晚辈子侄要勤勉报国。
“箴”又称“箴文”、“戒”、“规”，是指一种具有规戒性质的韵文，其引申之义则有警示、劝诫、针砭之意。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按许氏《说文》：‘箴，诫也。’《商书·盘庚》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盖箴者，规诫之辞，若针之疗疾，故以为名。东莱云：凡作箴，须用官箴王阙之意。大抵箴、铭、赞、颂，虽或均用韵语而体不同，箴是规讽之文，须有警诫切劘之意。有志于文辞者，不可不之考也 [5]。”昭明太子《文选》中将箴列于诗、颂之后，其位居第三，用于“补阙”之意。由此可知箴文是以规劝、告诫为内容而作的文章，而箴言训子也被用于历朝家训之中，两汉时期有扬雄的《州箴》、《箴砭》等著名作品，魏晋时期有司马攸《太子箴》、王廙《妇德箴》等。
“诗”体，先秦起便有“诗训”的优良传统，诗歌总集《诗经》中记录不少有关家训内容的诗歌，《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家训传播和教育的重要载体，是家训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中国古代十分重视诗歌本身具有的“诗教”性，亦将诗歌作为训诫感化的重要思想武器，有学者认为“家训诗歌是把训诫内容写成诗让子孙反复咏读，以达到训诫目的的诗歌。”在传统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其语言准确简练、生动形象、意味深长，其内容不论叙事、抒情、哲理或是议论皆可入其中，其表达可书面记录，亦可吟咏歌唱，经过文人墨客不断加工完善的创作，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是一种兼容的艺术表现。如潘岳《家风诗》：“绾发绾发，发亦鬓止。日祗日祗，敬亦慎止。靡专靡有，受之父母。鸣鹤匪和，析薪弗荷。隐忧孔疚，我堂靡构。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 [12]。”从诗歌的艺术风格来看，一诗歌用典手法精妙，虽然篇幅短小，但字字珠玑，浑然天成；二诗歌语言清新浅近、晓畅明白，全文不用奇字难典，亦不晦涩难懂，也不靠辞藻堆砌，言辞简洁明净，情深且意切，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文学》引孙绰评：“潘文浅而净。”魏晋诫子诗全文皆用四言、或五言(应璩讥切时事之作《百一诗》乃五言二十句)且没有杂言现象，整体上音律比较和谐，在篇章结构上层次分明。魏晋诫子诗为数不多，然而其深厚的情感寄托，深刻的教育思想和“诗训”的创作形式在唐宋两代家训诗的繁荣发展中功不可没。
4. 总结
家训文化凝结了几千年来中华传统家庭智慧的精华，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诫子”作品是构成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重要部分，其中蕴含的思想内涵丰富，是家风及家训传承的重要载体，对中华家训文化的承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推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是古代诫子书发展的关键期，这一阶段诫子作品数量比先秦两汉时期更加丰富，思想教育深入透彻，其文体形式在发展中逐渐丰富完善。吴承学先生《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中说：“文体形态是人们感受世界、阐释世界的方式之一，它是历史的产物，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意蕴 [13]。”他认为文体形态可以帮助人们去认识、感知它背后所包含的深刻文化意蕴，而对魏晋诫子作品的文体形态探究，在探究魏晋时期家训的思想内容、文学特征以及社会历史价值中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