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兴起和不断发展,全球经济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为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也必须与时俱进。在当前数字化的大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亟需懂专业、懂技术、懂企业、懂社会的新时代商科人才 [1]。
“新商科”要求不同领域的跨界融合。当今世界,不同行业逐渐形成融合发展的趋势,新行业、新工作不断涌现,这也要求高校调整其人才培养模式,以构建满足时代发展要求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而本科生导师制是开展“新商科”建设,实现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举措 [2]。
本科生导师制,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牛津大学,往后的实践不断证明其是一种高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因而我国各高校也在不断推行本科生导师制。宁波大学从2012年开始,全面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导师制的实施,是我校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具体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大学生综合素质 [3]。
从实践情况来看,宁波大学本科生导师制仍存在着不少问题,本文就宁波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当前的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相应的优化措施,以促进“新商科”背景下商科人才培养的质量,从而为其他学院或高校提供参考与借鉴。
2. 现阶段本科生导师制的不足之处
笔者通过网上发放问卷的方式对宁波大学商学院在校学生进行调查,收到有效问卷261份,同时笔者邀请了2名专职老师,2名行政老师进行了访谈,得出本科生导师制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仍存以下不足。
2.1. 监督机制与奖惩机制不健全
目前宁波大学实施的本科生导师制度存在不完善不健全的表现之一为监督机制及奖惩机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健全,主要体现在对本科生导师指导与实施过程中少监管、效果无反馈。每年10月,学生通过“本科生导师管理系统”对导师进行评价,学生评价后并没有信息反馈,而且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导师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较重,且导师制缺乏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导师往往会疏于对学生的培养与指导 [4]。长久以来的结果导致本科生导师制流于形式。
2.2. 学生需求和导师指导内容不匹配
宁波大学的本科全程导师制,是贯穿本科生四年的一种导师制模式。学生采用大类招生培养模式,新生入学后进入阳明学院,学校根据“初次分配”的匹配原则,对新生依据“学院相同、专业相近”的原则系统自动分配导师,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存在缺乏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沟通与选择的现象。2022年,笔者在针对本科生导师制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大一新生对本科生导师制不完全了解,同时新生入学时并没有确定后续具体专业,此时学生的专业兴趣还没有表现出来,配备导师有一定盲目性。
对老生的导师选择,实行“二次选择”的匹配原则,每位学生有5个志愿依次单向选择导师,导师可在第一志愿名单中选择需求数一半的名额。2021年10月宁波大学商学院在校老生为1840人,导师181名,平均每位教师指导学生10人,有755名同学可以实现师生互选,剩余的未满足互选要求的学生和未填志愿学生,由系统进行自动匹配,师生互选率仅仅41%,由系统自动匹配的师生之间存在着需求与指导的不一致。
2.3. 导师角色定位模糊
笔者在导师制的调查中了解到,部分导师并不了解导师职责,不知道要“导”什么,怎么“导”。从《宁波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管理办法》的“本科生导师的工作职责”可看出,作为本科生导师,不仅要承担对学生进行学习上的指导的任务,还要承担对学生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心理疏导、就业指导等。这与学工办的辅导员老师和各班班主任在职责或角色上有一定的冲突,还会混淆学生对导师和辅导员、班主任的职责范围。因此,宁波大学现有的本科生导师制由于导师角色定位的模糊,产生了分工混乱、工作重复等现象,影响了导师制的实践效果。
2.4. 专业导师资源不足
从国际比较来看,斯坦福大学的生师比为3:1,普林斯顿大学为6:1 [5]。而从国内来看,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我国普通高校生师比为18.37:1 [6]。因此,师资力量的不足也使得我国施行本科生导师制的高校没有取得理想的指导效果。
以宁波大学商学院2021年本科生导师制生师情况为例,2021年10月商科学生2449人(包括大一大类招生归属商学院指导学生609人),符合本科生导师资格的专职教师为150人,每位导师指导10~17人;专职辅导员和行政管理人员30人,每位导师指导1~13人,本科生导师制的生师比为13.6:1。
导师在从事教学、科研和行政辅助工作的同时,需额外承担数十名本科生的指导工作,这会导致导师对学生的指导质量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而且,“术业有专攻”,每个导师擅长的专业领域不一样,若要求所有导师既能指导学生的学业、创新创业、学科竞赛,又能指导学生的思想、考研就业、实习实践等,不仅是增加了导师的负担,而且往往最后也达不到最佳的指导效果 [7]。这样的后果就是本科生导师制严重走样,甚至成了形式主义。
2.5. 学生缺乏主动性
在导师制中,导师和学生都是主体,学生的参与度和态度也是影响导师制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从收集到的本科生导师制问卷调查样本中,我们发现师生互动的频次比较少,学生仍然处于被动的状态:假如导师没有主动联系学生,学生也很少主动联系导师,只有个别对科研或竞赛感兴趣的学生才会主动寻求导师的指导。
现行的本科生导师制缺乏对学生的约束和考评机制,致使学生缺乏主动性。例如,在学生评奖评优或者入党评价时,导师没有话语权也无法对其产生约束力 [8]。学生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学生认为是否参与导师指导不会对自己的学习生活产生影响,甚至觉得导师制可有可无。
3. “新商科”背景下的商科专业本科生导师制模式选择与优化
本科生导师制虽源于西方精英教育理论,其在我国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但在高等教育不断趋向大众化的今天,其蕴含的教育模式有助于国内高校“双一流”建设、“四新”建设等。因此,有必要探索构建符合国情、校情的本科生导师制模式,同时,这也是“新商科”背景下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举措。
3.1. 多学科交叉本科生导师团队模式
由于“新商科”的主要特征是不同领域的跨界融合,目前宁波大学的本专业教师担任本科生导师的模式,与“新商科”育人理念和培养目标有所偏离。本科生导师制应该打破学科和专业壁垒,建立全校性的“大导师制”,在当前以专业为基础的导师制基础上,适当增加跨专业导师,从而形成一个多学科融合的科研创新团体。团队中跨专业学生共同合作与发展,实现团队内优势互补,该培养模式可以提高团队的创新能力,学生通过接触不同学科知识,拓宽知识面和思辨广度,有助于团队在学术上获得更多创新成果 [9]。此外,不同学科交叉融合也有助于提高团队内每个学生的个人素质。
3.2. 学生社团本科生导师模式
2019年,宁波大学商学院尝试着对现有的本科生导师制进行改革试点,由专业教师结合专业实践教学的需求,结合学生的兴趣与特长,培育组建了一系列学术型社团。有课程兴趣为导向的——“保险学苑”活动小组,有竞赛为导向的——大学生经济管理案例兴趣社团、统计调查兴趣社团,还有以深造为导向的——出国申研交流协会等等。经过三年多的建设,各学术型团队成果突出,人才培养质量显著上升。学术型社团本科生导师模式,能有效解决导师指导的盲目性,能有效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从而提高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笔者认为本科生导师制要遵循学生需求原则,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围绕学生学习兴趣、知识基础和人才培养目标,引导学生自主组建团队,如竞赛团队、创业团队、考研团队、留学团队、就业团队等,同时老师“给自己贴上标签”进行精细化分类,将导师分为科研型、创业型、竞赛型等类型,并将导师信息向学生公示,师生进行有效的双向选择,实现本科生导师与学生精准匹配。实践证明,实行学生团队本科生导师制,能满足当代大学生的多样化需求,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3.3. 分级分类设置本科生导师制
针对生师比偏高、专业导师资源不足、学生需求多样化的现实特点,可多渠道优化导师队伍,实行分级分类本科导师制。
从调查问卷中了解,我们发现新生入学后第一年本科生导师制并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成效,这与现行的大类培养模式及学生成长规律有关。
由于从高中到大学需要一定的适应期,因此,大一年纪的本科生导师应该聘请与新生具有相近心理年龄的学生导师担任。比如本校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他们有着新鲜的经历,能更有效地帮助新生解决在学习生活、个人情感、人际交往等各方面的问题,从而缩短他们的适应期 [10]。
大二、大三学生专业方向已经明确,也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学习基础,学生可根据兴趣和需求,选择进入不同的学生团队,选择不同类型的导师,更好地满足学生在科研、竞赛等不同方面的个性化需求。
大四学生面临毕业、就业和深造,学院可在专业导师的基础上,利用校友资源聘请优秀校友担任兼职导师。以就业为目标的学生可由校友担任导师,校友导师可以从职业生涯规划方面对学生进行针对性指导,让学生提前了解和适应就业岗位,利于学生早日适应社会。
4. 结语
本科生导师制作为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形式,面临“新商科”人才培养新要求和新标准,亟需探索与构建符合国情、校情的本科生导师制制度。具体地,以学生需求为导向,提升学生科研创新能力为目标,从完善本科生导师制制度、加强导师培训、健全考评激励机制等方面做出努力,最终培养出具有跨学科交流能力的复合型本科人才,为“新商科”建设保驾护航。
基金项目
2022年宁波大学教研项目:“新商科”背景下本科生导师制优化路径探析(JYXMXZD2022043)。